漢唐時期族名“貉”在東北亞的族群指涉及其演變——以歷史語言和文獻記錄為中心

“貉”是中國古代北部區域的一個族名，東漢許慎撰寫的字典《說文解字》，釋貉字為“北方豸種”[1]參見《說文·豸部》貉字注。所據版本為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 頁。。字亦有異體作“貊”[2]《集韻·陌韻》下“貉貊”同條，釋曰：“（貉）或從百?！保ㄚw振鐸校：《集韻校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7 頁）又，《康熙字典·豸部》“貊”條：“本作貉?；蜃黪??！保h語大詞典編纂處整理：《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7 頁）。在先秦的傳世文獻中，已能見到貉族的身影?！对姟ご笱拧ろn奕》：“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薄吨芏Y·夏官》：“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閭、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薄吨芏Y·秋官司寇》所載刑官之類又有“貉隸”。鄭玄注“貉”曰：“征東北夷所獲?！庇秩纭赌印ぜ鎼邸罚骸拌彏辇堥T，以利燕、代、胡、貉?！苯允瞧渥C。秦漢時期，朝鮮半島的濊貉（貊）為人所熟知，以迄于晉代。西晉末葉中央威權解體，導致中國對遼東及朝鮮半島地區的掌控力衰落。隨著樂浪、帶方諸郡的淪陷，濊貉也逐漸從歷史記載中消失。然而，有關“貉”的族稱及其族群指涉，依靠各種語言變體在后世六朝隋唐的中國和域外仍有進一步的存留與演化。筆者擬就貉系族群的稱謂與演變歷程做一專題探討，以期對東北亞族群發展史有所裨益，并以此就正于方家。

一、“貉”的語音形式與異體“貊”的產生

“貉”這一族稱出現極早，但在后世，其異體“貊”反而成為書寫的主要字形。那么，上述情況是如何發生的，其歷史脈絡究竟為何，頗可做一番追溯。值得注意的是，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僅收有“貉”字，而無“貊”。就今存的出土文獻來看，由豸、各兩個構形部件組成之“貉”同樣在周代以來的金石刻銘與簡帛當中屢見。例如西周早期的伯貉卣、貉子卣銘文中分別有（集成[1]“集成”指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華書局2001年版。其后數字為該書所錄《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編號，本文引用的字形出現在對應編號的原刻中。下同。5233）、（集成5409）；春秋時代貉銘文作（集成4659）；戰國以降的包山楚簡與睡虎地秦簡中亦有（荊門包山二號墓87 號簡[2]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50 頁第2行。）、（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195 號簡[3]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 頁第7 行。）等形，此時線條化的趨勢已經較為明顯。與之相對，傳世文獻中常見的別體“貊”在甲金與簡帛文字中則無一見。[4]出土文獻有西周鼎銘文，其首句言“隹（惟）王伐東尸（夷）”，文中有“……伐，孚貝”，張亞初將字隸定為（見《集成》2740），并在其旁加注括號，認為即后世貊字。按，此字屬左右結構，左部從肉無疑，右部所從究為何形，諸家說解與隸定多有不同。舊多釋為從鳥之；郭沫若認為該字從肉從象，“殆即豫州之豫”；陳秉新等隸定為，認為是貂之古字（郭說參見歐波：《金文所見淮夷資料整理與研究》，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183 頁。陳說參見陳秉新、李立芳：《出土夷族史料輯考》，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 頁），可見《集成》在此處考定的“貊”并非通論。加之鼎銘文之疑似“貊”字在其他器銘中似未見載錄，屬于孤例，與貉字出現的數量、分布范圍、可辨識度不具有可比性。釋讀者大概看到銘文前有東夷的記錄出現，難免對字形的說解帶上主觀因素。因此筆者認為將此處之視作貊的古形是缺乏依據的?？芍墩f文》無“貊”，不論是當時尚未造出“貊”字，抑或許慎不以“貊”形為正，均有其久遠的時代依據。實際上，即便考察今本《史記》、《漢書》與《三國志》、《后漢書》的記錄，亦可見到“貉”與“貊”在字頻分布上的迥乎其趣。茲將筆者所統計的結果列表1如下[1]所據版本分別為中華書局《中華經典古籍庫》收錄的電子版（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東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西晉）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1982年版；（南朝宋）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原書正文注疏中出現的貊、貉字不計在內。：

表1 “貉”與“貊”在部分史籍上的字頻分布

其中，《史記》、《漢書》主用“貉”字，《三國志》、《后漢書》主用“貊”字的分布狀況是非常明顯的。結合古文字、《說文解字》和上述諸史的撰著年代可以推測，新字“貊”的出現及其對表族稱的“貉”完成書寫替換，大約發生在東漢后期至魏晉?！妒酚洝?、《漢書》中寥寥幾處“貊”字，極可能是后人在傳寫中錯誤地追改造成的（今傳周秦典籍中所出現的“貊”，亦應做如是觀）。那么，“貉”字既然自周代以來已成一固定的書寫形式，歷秦漢而不變，何以到魏晉之時會出現異體“貊”，并在較短的時間內就逐步取代前者成為

通用字形呢？筆者認為，這是與該字的漢語上古音舊讀發生演變密切相關的。檢《說文》“貉”字釋義：“北方豸種。從豸，各聲?！钡覀儚闹泄彭崟稄V韻》所標注的該字“莫白切”音注[1]《廣韻·陌韻》陌小韻陌字：“莫白切?！毕潞邆€同音字，貉字隸之。見余廼永：《新?；プ⑺伪緩V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510 頁?？芍?，其中古聲母為明母*m，與《說文》所言聲符“各”（《廣韻》古落切[2]《廣韻·鐸韻》各字音注，第506 頁。，中古聲母為見母*k）的讀音相去殊遠。這種現象往往反映該字在上古時代原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復輔音聲母。而實際上，“貉”在歷史語言學界的上古擬音正有作*mɡra:ɡ 的形式。[3]參見鄭張尚芳：《上古音系》所附《古音字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頁。書中第四章第五節“前冠式復聲母”曾以《說文》釋貉引孔子言“貉之為言惡（惡，鄭氏擬音*qa:ɡ）也”的聲訓，擬貉的上古音為*m-qra:ɡ（見《上古音系》第147 頁），與《古音字表》的音值略有出入。按，貉字的聲干如果為清塞音聲母[q]，那么按照鄭氏的理論（參見本文相關注釋），鼻冠音大多無法吞沒后接的清聲干，結果是其自身脫落，該字現代讀音會更傾向演變為hé。而這一讀音所對應的本字在《說文·豸部》中記為“貈”，釋為“似狐，善睡獸”，是一種動物。傳世書籍常假貉為貈，漢魏時貉的本義又由新出異體字貊來承擔，遂導致貉字久假不歸，出現音義匹配的歧互。鄭氏的構擬或也因此受到一定影響。實際上，上古時代的聲訓與通假在本字與訓釋字的讀音方面既有音同，也存在大量音近現象，此處似不須拘泥于“惡”字清聲母*q 擬音的一致。書末《古音字表》所列的*mɡra:ɡ，將聲干轉擬為*ɡ，表明作者已意識到相應問題，并做了糾正。唯是正文尚未及更改，故筆者做推論如是。據研究，上古漢語的復輔音在先秦時期為一常態，此后歷秦漢逐漸衰微。復輔音現象可見的下限在劉熙《釋名》與經師高誘、服虔、應劭等人所處的漢魏迭代之際[4]參見吳錘：《〈釋名〉聲訓研究》，上海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李超：《高誘注中音注反映的漢末聲母特點論析》，《漢字文化》2008年第6 期；裴宰奭：《服虔、應劭音切所反映的漢末語音》，《古漢語研究》1998年第1 期。，但此時已表現出后世以單聲母為主體的格局。自魏晉以下，相關漢語語音史的研究論著則一致認為，當時的

二、“貉”的早期指涉、泛名特征與貉系族群

兩周金文雖有“貉”字及與之有關的周王賞賜內容，但均未明確揭示出“貉”的地望。而早期傳世文獻的記述，則可以補充這方面的缺失。前引《詩經·大雅·韓奕》，敘西周后期韓侯受周宣王之命，在追、貉（貊）等族的附近重建了韓國。據此，如果“韓”的地望得以推知，則貉族的聚居地也可知曉。呂思勉曾征引漢魏學者鄭玄、王肅、韋昭與清代考據家俞正燮等人的不同說法，分析過“韓”的地望，認為其地當在河西（今陜西省韓城市一帶）。[1]參見呂思勉：《中國民族史兩種·中國民族史》，第六章“貉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124 頁。按，《中國民族史》一書最初刊于1934年，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楊寬則綜合《左傳》杜注與江永《春秋地理考實》的觀點，認為“韓”在河東，并進一步推論其確切位置在今山西省河津、汾河以北方向。[2]參見楊寬：《西周史》，第五章“附錄：韓侯所在地望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0—602 頁。相關文字原刊于《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4 期，題作“西周春秋時代對東方和北方的開發”。此外，史家還有第三種“河北說”。[3]參見楊寬：《西周史》，第五章“附錄：韓侯所在地望考”。從先秦史實來看，貉人在廣闊的華北一線均有分布的記錄，如《荀子·強國》謂“秦北與胡、貉為鄰”[4]（戰國）荀況：《荀子新注》，北大《荀子》注釋組注解，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61 頁。；《史記·匈奴傳》言“趙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5]《史記》卷110《匈奴傳》，第2885 頁。，同書《趙世家》有“休溷諸貉”[6]《史記》卷43《趙世家》，第1795 頁。；《燕世家》又稱“燕外迫蠻貉”[7]《史記》卷34《燕召公世家》，第1561 頁。?？梢姴坏俄n奕》中韓國的所在尚存分歧，與之相對應的“貉”的具體活動地域在當時文獻中也并不容易辨明。然而自戰國秦漢以降，“貉”的指涉范圍總體上愈發偏向河北乃至遼東，則是一種事實。如《漢書·高帝紀上》載漢四年（前203）八月：“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盵1]《漢書》卷1 上《高帝紀上》，第46 頁。而同時代其他地區已不能見到貉人活動的實錄。究其原因，鄭玄箋前引《韓奕》時已提及：“其后……貉也，為狁所逼，稍稍東遷?！眲t可推知東周以后原先較廣泛分布于華北的貉人，受狁（匈奴）浸盛的影響，逐漸東移。抑或所謂的貉人“東遷”，實質上是伴隨中原與匈奴兩大文明崛起的歷史背景，其活動范圍不斷受到壓縮乃至吞沒[2]呂思勉已經注意到了燕政權的興起與貉族地域在不同時代的變化，并指出：“貉族居地，初在燕北。其后則在遼東之外。蓋當燕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東五郡時，為所迫逐出走也?！保ā吨袊褡迨穬煞N》，第124 頁）則秦、趙之貉，除與華夏同化之外，其中一部分恐也經歷過這樣的迫徙歷程。唯是秦趙北境鄰接草原匈奴諸部，貉人如果北遷，顯然難以像燕地的同胞那樣擁有較多的轉圜余地。，最終便只能局促于東北亞一隅。但大概也是由此之后，貉系族群開始了較為穩定的發展時期。

如前所述，貉人在先秦時期曾散布于秦、晉、燕之北境，到了漢代，隨著其活動范圍的東移，漢人筆下的“貉”便也全部集中于河北、遼東乃至更遠的朝鮮半島。相應地，漢人意識形態中的貉族，也就成了東北方異民族的特指。這一點除了東漢鄭玄注《周禮》之貉為“東北夷”外，許慎《說文》釋貉為“北方豸種”，又于羌字下釋曰：“南方蠻、閩從蟲，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倍斡癫米ⅲ骸磅舨吭票狈?、此云東者，謂東北方也?！盵3]參見（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羊部》“羌字”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147 頁上欄。推論至確。根據兩《漢書》所載，在漢代的世界中，東北方向的異族主要有高句麗、夫馀、濊貉、沃沮、鮮卑、肅慎（挹婁），以及朝鮮半島南部的三韓部落。高句麗不載于前史，是西漢時興起的東北新部族。然據《漢書·王莽傳》：

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于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馀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馀、穢貉復起，此大憂也?！泵Р晃景?，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庇谑呛讶擞高?，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1]《漢書》卷99 中《王莽傳中》，第4230 頁。

西漢（新莽）人在已知高句麗（驪）族名的情況下，仍在政府內部往來文書與公開詔令中稱其為“貉”或“穢（濊）貉”[2]濊貉在兩《漢書》中屢見（濊或作穢、薉，貉或作貊），往往連稱?！稘h書》卷64 下《嚴安傳》：“略薉州?！碧祁亷煿抛⒁龝x人張晏曰：“薉，貉也?！保ǖ?813 頁）又，《史記》卷110《匈奴傳》：“破并代以臨胡貉?！碧茝埵刎懰麟[：“貉即濊也?！保ǖ?885—2886 頁）據今人研究，濊與貉原先當為二族，自貉系族群東遷之后，濊貉始指居于濊地的貉族。兩族長期融合，在稱謂上逐漸固化為一個復合詞，加之此后貉人內部的分化，又衍生為東北亞多個新興族群的通稱。參見楊軍：《穢與貊》，《煙臺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 期。，而毫無不自然之感。[3]這種高句麗（驪）與貉（貊）自由換用的情況在可見的記載中至少延續到東漢和帝時期?！逗鬂h書》卷4《和帝紀》：“元興元年（105）春……高句驪寇郡界……秋九月，遼東太守耿夔擊貊人，破之?！保ǖ?93—194 頁）而六朝時代稱高句麗為“貊”的情況，見于《南齊書》卷58《高麗傳》：“永明七年（489），平南參軍顏幼明、冗從仆射劉思敩使虜（引者按，虜指北魏）。虜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偽主客郎裴叔令曰：‘我等銜命上華，來造卿國。所為抗敵，在乎一魏。自余外夷，理不得望我鑣塵。況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酌饔种^虜主曰：‘二國相亞，唯齊與魏。邊境小狄，敢躡臣蹤！’”（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1009—1010頁）與漢代記載所不同的是，這里的“貊”出現于外交場合，且語境中狄、貊互換，有用典以示輕蔑的意涵，故已難斷定其在實際使用中的指稱性質。聯系同書《夏侯勝傳》：“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循，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薉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盵1]《漢書》卷75《夏侯勝傳》，第3156 頁?！缎倥珎鳌罚骸笆菚r，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盵2]《漢書》卷94 上《匈奴傳上》，第3773 頁。這些西漢前期的東北亞史錄中，皆不見高句麗字眼。唯獨在一朝總結性的《地理志》中才出現相關記錄，其中一條載有：“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盵3]《漢書》卷28 下《地理志下》，第1658 頁。將高句麗置于習見的朝鮮、濊貉之后。如此看來，高句麗當是從貉族一系中分化出來的新族群。[4]有研究者將西漢始見的高句麗同周代史書《逸周書·王會解》中的周初東北部族“高夷”聯系起來，認為高句麗即是高夷的延續。但這種看法以純粹的推測居多，似不足為據。相應的質疑可參見孫煒冉、李樂營：《“高句麗”與“高夷”之辨——高句麗名稱的由來和演變》，《史志學刊》2015年第5 期。相應地，《后漢書》之《高句驪傳》稱“句驪一名貊”[5]《后漢書》卷85《高句驪傳》，第2814 頁。，正驗證了這一推斷。而以高句麗為主要參照物，《后漢書·濊傳》稱：“（濊人）耆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盵6]《后漢書》卷85《濊傳》，第2818 頁?！稏|沃沮傳》：“（沃沮）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盵7]《后漢書》卷85《東沃沮傳》，第2816 頁。又，《三國志·高句麗傳》：“東夷舊語以（高句麗）為夫馀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馀同?！盵8]《三國志》卷30《高句麗傳》，第843 頁。此外，高句麗與夫馀二族還擁有相似的東明（朱蒙）始祖神話傳說，此點早為學界周知，筆者不擬于正文贅述，故附帶提及。同書《夫馀傳》：“今夫馀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馀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以也?！盵1]《三國志》卷30《夫馀傳》，第842 頁。由此，我們便可以將上述的濊貉、高句麗、夫馀、沃沮系聯為一個具有密切歷史淵源的族群集團，而“貉”這一詞匯正是冠于它們之上的族系總稱。

其實，檢視先秦史籍，已經可以看到“貉”作為華夏之外諸方異族泛稱的萌芽?！墩撜Z》之《衛靈公》篇載“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2]《論語》，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33 頁。之辭，《禮記·中庸》有“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3]《禮記·中庸》，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31 頁。之句；《荀子·勸學》亦謂“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4]（戰國）荀況：《荀子新注》，北大《荀子》注釋組注解，第2 頁。原注“干越夷貉”四字均以頓號點斷，細繹之，此處泛指意味更濃，亦不需斷開，故在引用時做了改動。。其中蠻貉（貊）、夷貉中的“貉”，作用顯然是與同為方位異族名號的蠻、夷連類，構成一種表達“非華夏族群”含義的復合詞。從上述先秦用例來看，中原地區對“貉”的稱呼帶有一定的歧視意味，這與夷、蠻、戎、狄的用法相似。然而，這種歧視多表現在具體語境的渲染當中，或許只反映了周代華夏人群在與周邊民族的比較中所持有的文明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具有后起的時代特性，往往不一定反映語意的原初面貌。[5]參見韓昇：《東亞世界形成史論》，第一章第二節“‘華夏’意識和‘夷狄’觀念的形成”，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4 頁。此外，如果我們要探尋“貉”一詞在稱述相應族群集團時最初是否帶有貶義，也可以從這一稱述是他者強加抑或本族自稱的關鍵上進行追溯。有關此點，筆者準備再從歷史語音入手做一探討。本文在第一部分已就貉字異體“貊”的產生及其對前者的書寫替換討論了漢魏之際“貉”的語音演變（即由復輔音詞轉變為單輔音詞）。值得注意的是，在緊承曹魏的晉代張華所著《博物志》中，出現了名為“密吉”的北狄族群?！吨尽分^：

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密吉，四曰箄于，五曰白屋。[1]參見（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35《冊魏公九錫文》李善注引張華《博物志》，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501 頁。

有關“五狄”所指，更早則有《爾雅·釋地》“八狄”邢昺疏引漢李巡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盵2]（東晉）郭璞注，（唐）邢昺疏：《爾雅注疏》卷7《釋地》，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200 頁。邢昺提及李巡所注《爾雅》本在“八狄”一句后尚有“五狄在北方”，而傳世本無，李氏實際注的是“五狄”，故得此解。兩相比照，可知《博物志》的“箄于”蓋是“單于”之誤，其余匈奴、濊貊、白屋除順序外也均一致。只有漢代人較為熟悉的“月支（氏）”在《博物志》中被改為“密吉”?？梢娺@是張華時代的新信息。無獨有偶，在西晉滅亡不久的北方拓跋氏部落集團東界，也出現了所謂“勿吉”的國族名。據《魏書·序紀》：

平文皇帝諱郁律立……二年，劉虎據朔方，來侵西部，帝逆擊，大破之，虎單騎迸走。其從弟路孤率部落內附，帝以女妻之。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馬將有百萬。[3]（北齊）魏收：《魏書》卷1《序紀》，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9 頁。按，崔鴻《十六國春秋》卷37《前秦錄五·苻堅中》（載《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史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史部第15 冊，第591 頁上欄）載有一道苻堅詔書，稱：“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云中?！贝颂幹八黝^”即拓跋鮮卑，而東賓、西引的句式與前書西兼、東吞非常相似，只是以“濊貊”代替了“勿吉”。不知是十六國時期尚存貉/貊古音遺留，遂使苻堅以勿吉為濊貉，還是僅僅由于詔書承用故往的文學語典習慣，將東北諸族泛稱為濊貉。由于難下定論，姑存此待考。

特別是，“管道＋調控中心”模式既可用于國家、省市等大區域天然氣管網的管控，更適用于小區域天然氣管網的管控，特別是資產極其復雜、難以理清的市區縣以及城市燃氣企業的天然氣輸配管網，在實現公平公開、統籌調配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證現有體系的連續性、穩定性，釋放多方主體競爭活力。

“勿”與“密”在中古早期同為重唇音明母*m 字，二者顯然是針對同一詞匯的音近異譯?！缎蚣o》提及的拓跋郁律是北魏開國之君道武帝拓跋珪的曾祖，郁律二年即東晉元帝大興元年（318）。按《魏書·勿吉傳》：“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盵1]《魏書》卷100《勿吉傳》，第2219 頁。又據《三國志·挹婁傳》：“挹婁在夫馀東北千余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古之肅慎氏之國也?！盵2]《三國志》卷30《挹婁傳》，第847—848 頁。肅慎是傳說中周代東北方的部落，先秦史籍《國語》稱：“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肅慎氏貢楛矢石砮?！盵3]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卷5《魯語下》，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04 頁?！度龂尽分詫⑥趭湟曌髅C慎的延續，便是因為挹婁人“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4]《三國志》卷30《挹婁傳》，第848 頁。?！段簳窡o挹婁，而檢視其自北魏孝文帝以后的帝紀中，勿吉國亦常向北魏朝貢楛矢，在太和十二年（494）八月還有進獻石砮的記錄。姑勿論遠古時代的肅慎氏，單就前述二書所記的時、地與基本生活方式而言，“挹婁”與“密吉”/“勿吉”代表的應是東北亞同一或相近族群在漢魏與西晉北朝兩個不同時期的譯名。有學者業已指出，挹婁在漢魏時代臣屬于夫馀，其進入中原王朝納貢也需要多次的“重譯”，夫馀在這一時期顯然應當充任主要的譯介者。換言之，“挹婁”之名來自于夫馀人對這一族群的稱呼。密吉、勿吉分別見載于晉代書籍《博物志》與尚處于草原時代的拓跋氏編年史中。張華雖籠統地提及“北方五狄”，卻并未明示密吉的所在，蓋是由于其人博學而輾轉接收到當時某些零碎的北方部族信息。至于勿吉之譯，首見于尚未完全華夏化的拓跋鮮卑，且據《魏書》，鮮卑人早期與勿吉接壤，了解其地理形勢與言語風俗當不甚困難，故而后者的譯名應是源于拓跋氏在雙方的接觸中所使用的稱呼。[1]參見程尼娜：《漢至唐時期肅慎、挹婁、勿吉、靺鞨及其朝貢活動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 期。因此，短時間內的異譯重出，便可從譯介來源的不同中找到解釋。其中，“密吉”、“勿吉”在隋唐又先后存在“靺羯”、“靺鞨”的異譯。[2]參見李玲、東青：《也談“靺鞨”名稱之始見》，《北方文物》1997年第2 期。我們將這四譯的中古音[3]本文的中古音采用李榮的構擬，并對部分原書中權宜的符號做了改寫，以符合國際音標。參見李榮：《切韻音系》，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128、150—151 頁。做對比如下：

靺羯*mɑt ki?t

靺鞨*mɑt ?ɑt

從中可以發現，這一族稱漢譯的兩個音節中，韻母部分的對音多有參差，因此顯得較為模糊。聲母部分除最晚出現的譯字“鞨”外，均表現前一字的聲母為*m，后一字的聲母為*k。即便就鞨字的聲母*? 而言，它與*k 的發音部位也同屬舌根，相去不遠，或是受到翻譯的時、地因素影響造成的小歧異。此外，兩個音節都帶有*-t類塞音韻尾，表明該譯音的語源應具有短促的發音特征。再綜合首、次音節前的輔音分別為*m、*k 類，詞語本身帶有短促閉音節形式這兩個特征，我們就頗須注意“勿吉”與上古音形態為*mɡra:ɡ 的“貉”一類早期詞匯的關聯。就歷史語言學理論而言，同種語音形式在不同地區的演變往往存在速度與方式的差異。[1]語言學家徐通鏘曾指出：“語言，特別是語音，它的發展是很有規律的，而這種規律的作用又受到一定的時間、地域、條件的限制，使同一個要素在不同的方言或親屬語言里表現出不同的發展速度、不同的發展方向，因而在不同的地區表現出差異?！眳⒁娛现骸稓v史語言學》，第四章“歷史比較法（上）：客觀根據和擬測步驟”，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72 頁。按，勿吉人的語言與漢語固然不是親屬語言乃至方言的關系，但本文提及的貉/勿吉這一族名詞匯由于向外借出的原因，成為兩種語言中共存的要素，因此同樣可以從歷史比較法的規律性與不平衡性角度來進行比較分析。例如今中亞哈薩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交界處有一條著名的塔拉斯（Talas）河，其在漢代被譯為都賴*ta: ra:ds 水[2]《漢書》卷70《陳湯傳》：“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保ǖ?013 頁）蒲立本（E.G.Pulley Blank）提及：“（都賴水）為康居北面的一條河流名……高延（De Groot）考為塔拉斯河（Talas），無疑是正確的（De Groot1921，p.229；參見Dubs1957，p.29，n.20）?！保ㄒ浴布印称蚜⒈荆骸渡瞎艥h語的輔音系統》，潘悟云、徐文堪譯，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32 頁）余太山亦認為此處之都賴水對應于塔拉斯河，參考余太山：《大宛和康居綜考》，《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 期。，唐代由于漢語語音的演變，遂轉譯為怛羅斯*ta(t) las(ie)[3]怛羅斯或作怛邏斯、多羅斯。（唐）杜佑《通典》卷185《邊防序》：“高仙芝伐石國，于怛邏斯川七萬眾盡沒?！保ㄖ腥A書局1992年版，第4981 頁），今譯則進一步轉變為“塔拉斯”。今西藏的拉薩（Lhasa）地區，在唐代譯音為邏些*lɑ sɑ[4]藏語原詞對應“些”的音節并無i 介音，此處“些”字當音《廣韻》蘇箇切，而非常用的寫邪切。邏些或作邏娑、邏逤等，《舊唐書》卷196 上《吐蕃上》謂：“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為邏些城?！保ㄖ腥A書局1975年版，第5219—5220 頁），同樣由于音變的關系，今譯則已轉為“拉薩”。東北亞地區的“貉”系族群或也因保留類似較古的語言形態，當這一原始詞匯再度被引入中古漢語時，便產生了“勿吉”的新譯名。此外，有關貉在先秦與漢代典籍中常作東北族系泛稱的現象已如前述，“勿吉”既然是經與其接壤、外交上不存在復雜的役屬關系但此后又入主中原的鮮卑人用漢語音譯的形式直接引入華夏社會的，那么它便更有可能代表漢魏時代被稱為“挹婁”的族群集團更廣泛意義上的自稱。在可推知的語言系屬方面，盡管《三國志》、《魏書》稱挹婁/勿吉人“形似夫馀，言語不與夫馀、句麗同”、“言語獨異”，但考之“貉”在西周即已見載史冊并綿延至漢的泛名記錄，中古東北亞廣闊腹地內的多個族群或在更為悠久的時代有過交流聯結的歷史[1]按《魏書》卷100《豆莫婁傳》：“豆莫婁國，在勿吉國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舊北扶馀也……或言本穢貊之地也?！保ǖ?222 頁）則是勿吉以北更有貉系族群，而其與南部之扶馀同源的記錄也說明了東北亞早期各族之間遷徙、流動的復雜性。，“貉”作為共同的族名記憶，便是這種交流的歷史遺存。此外，有關挹婁、勿吉何以改換，筆者亦注意到《魏書·勿吉傳》中的一條記載：

（勿吉）其傍有大莫盧國、復鐘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爾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后各遣使朝獻。[2]《魏書》卷100《勿吉傳》，第2221 頁。

其中的“庫婁”國，中古音*kho lu。挹婁據《三國志》，既然源于漢代的舊譯，則當參考它們的上古音*q?b ɡ·ro。漢代復輔音較之上古典型時期的兩周，已大為退化，“婁”字是否仍保留最前的弱音素[ɡ]頗有疑問，很有可能弱化為*ro，因此可以將挹婁的漢代音形式修正為*q?b ro。與北魏時代的“庫婁”對音做比較，除婁聲相近外，挹、庫的聲母*q、*kh 分屬小舌與舌根部位的塞音，它們的主元音*?、*o 又同在舌面后半高以上的位置，具有音近相通的可能。加之無論挹婁抑或庫婁，皆為外族名詞的音譯，本就存在潛在的多語言轉換和時代的差異因素，因此綜合分析上述信息，所謂勿吉近旁的“庫婁國”，極有可能便是早先的“挹婁”。之所以發生外界對其稱名的轉換，其一大略如前所述——源于譯名來源（夫馀、鮮卑）本身的不同；其二則是這一地區的部族集團應當本就有歷史悠久的“勿吉”（貉）這一通名，漢魏時代該地眾多部族之一的挹婁部或因曾經稱雄許久，故而得以專擅其名長達數百年。而在西晉至北朝之際，該部實力浸衰，具有更深歷史底蘊的族系通名“貉”遂得以借鮮卑政權的音譯，再度出現在漢地的史籍當中。[1]《新唐書》卷219《黑水靺鞨傳》稱唐代之靺鞨“又有拂涅、虞婁、越喜、鐵利等部”（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179 頁），其中的虞婁（*?io lu）又可能是北朝“庫婁”之后在唐代的音譯。

由此言之，貉及其中古譯名“勿吉”、“靺羯”最先當為東北亞廣闊地帶各族群集團的自我通稱。這一通稱既風行東北亞南部的夫馀、高句麗地區，又見于北部的挹婁地區，可見其所具有的泛稱特性并非純粹出于華夏人群的稱謂習慣，更重要的原因當來自遠古時代其內部的自我認同?！昂选闭艘曌鬟@一認同的標識與歷史遺存。

三、《三國史記》“”即濊貉考

朝鮮高麗王朝時代金富軾所撰寫的《三國史記》，載有名為“靺鞨”的族群。其首次出現的時間可以遠溯至公元前37年[2]〔高麗〕金富軾著，孫文范等?？保骸度龂酚洝肪?3《高句麗本紀1·始祖東明圣王》：“時朱蒙年二十二歲，是漢孝元帝建昭二年（前37）……其地連靺鞨部落，恐侵盜為害，遂攘斥之，靺鞨畏服，不敢犯焉?！保治氖烦霭嫔?003年版，第175頁），與中國史書中首見的靺鞨譯名相比，早了約六百年。有關于此，歷來已有不少研究進行過探討[3]詳見楊軍：《朝鮮史書〈三國史記〉所載“靺鞨”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 期。，其中看法大致有三：（1）認為《三國史記》中的靺鞨即中國史書中的靺鞨或其前身勿吉、挹婁、肅慎。（2）認為是中國史書中的沃沮。（3）認為是中國史書中的濊貉。筆者基本贊同第三種看法——實際上僅從高句麗、百濟、新羅本紀同時提及靺鞨在其接壤的鄰境這一事實來看，只有漢代的濊貉人符合這一地理區位。[1]高句麗與靺鞨連境之例見詳見前文，百濟、新羅北界與靺鞨為鄰分見《三國史記》卷23《百濟本紀1·始祖溫祚王》：“二年（前17），春正月，王謂群臣曰：‘靺鞨連我北境，其人勇而多詐，宜繕兵積谷，為拒守之計?！保ǖ?75 頁）同書卷1《新羅本紀1·祇摩尼師今》：“十四年（125），春正月，靺鞨大入北境，殺掠吏民?！保ǖ?5 頁）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版）兩漢時期相關地圖，濊貉分布在高句麗之南、三韓（后演化出百濟與新羅等國）部落之北，今朝鮮半島中部偏東地區。同時，由于《三國史記》常有直接抄錄兩《唐書》、《資治通鑒》等原文（有時稍加改動）的現象，書中出現的這部分隋唐時期靺鞨記錄自與中國史籍所言的靺鞨無異。因此第一種看法此時亦可參酌。需要指出的是，筆者所專注的“靺鞨”資料，系指金富軾抄綴中國史料之外的朝鮮本土記載[2]金氏在《三國史記》中移錄中國史料往往較少改動，因而易于辨明來源。而在中國史書中無記載或與中國史書記載相矛盾的那部分記錄，往往可能源自朝鮮半島本土的歷史資料。參見李大龍：《〈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史料價值辨析——以高句麗和中原王朝關系的記載為中心》，《東北史地》2008年第2 期。，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靺鞨絕大多數情況下當指濊貉無疑。濊貉人可以簡稱為濊或貉，其名有專稱與通稱之別（二者之間的關系參考本文相關注釋，此不贅述）?！度龂酚洝酚涊d的這一族群往往有確指，應屬專稱。貉與靺鞨之間的語音相近關系，筆者已在前文通過比對證明?！度龂酚洝肪?4至37 的《地理志》，記有不少三國古地名與相應的統一新羅時代景德王（742—765年在位）新改地名，其中，除了將混雜漢、朝鮮半島諸語言因素的舊有地名改為一致的漢語意譯外[3]參見C.I.Beckwith（白桂思），Koguryo, the Language of Japan’s Continental Relatives,Leiden·Boston: Brill, 2004, pp.50-92。，也不乏在音譯式的地名方面因中世朝鮮語的一些漢語借詞音停留在上古層次、與隋唐音區別過大而做出改動以適應時代的現象。其例如百濟烏山縣改為孤山縣、加乙乃縣改加知奈縣，高句麗德殷郡改德近郡，新羅古縣只沓縣改鬐立縣等。[1]參見宋兆祥：《〈三國史記〉地名反映的上古知組和章組問題》，《語言研究》2008年第2 期。同樣，朝鮮半島諸國可能滯留了與“貉”的上古層次相近的語音形式，由于在中古時期依字發聲，讀來近似隋唐王朝所習用的“靺鞨”，遂造成統一新羅時代以后三國舊史中的“貉”或“貊”字幾乎都被與時俱進地轉寫為“靺鞨”。

值得注意的是，濊貉人在西晉末年的亂世中，與一同陷落的樂浪、帶方諸郡類似，不久就幾乎消失在中國的史書實錄中。[2]南朝四史、《魏書》均無濊貉的具體記載，即是其證。隋唐之后所修《隋書》、《北史》，始又有“貊國”的記錄，詳見下文。有鑒于此，歷來以為濊貉大概也在晉代以后一段時間為高句麗所吞并，不再保有其獨立地位與名號。[3]苗威《貊人史跡探微》提及《三國史記》記錄的漢晉時期最后一條貊人史料在292年（文章載中國朝鮮史研究會編：《朝鮮·韓國歷史研究》［第15 輯］，延邊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9 頁）。大概基于史書不傳的原因，《中國歷史地圖集》自東晉十六國時期后，不再于朝鮮半島標注濊貉（貊）族群。然而，《三國史記》中零星的幾條記載，卻與傳統認識不符。其一為《高句麗本紀·陽原王》：

四年，春正月，以濊兵六千攻百濟獨山城。新羅將軍朱珍來援，故不克而退。[4]《三國史記》卷19《高句麗本紀7·陽原王》，第238 頁。

與此相呼應，同書《百濟本紀·圣王》亦稱：“二十六年，春正月，高句麗王平成與濊謀，攻漢北獨山城。王遣使請救于新羅，羅王命將軍朱珍領甲卒三千發之。朱珍日夜兼程，至獨山城下，與麗兵一戰，大破之?！盵5]《三國史記》卷26《百濟本紀4·圣王》，第316 頁。由于此戰百濟、新羅聯軍獲勝，百濟的記錄更為詳細。按高句麗陽原王四年、百濟圣王二十六年即南朝梁太清二年（548），此時已進入六朝后期，半島史籍猶記高句麗與濊人通謀攻擊百濟，則是濊貉雖為高句麗所并，其政治上的獨立性恐怕仍舊較強，故而并未消泯其名號。自晉末已失載數百年的貉人也重現于稍后的隋唐文獻中?！端鍟ぐ贊鷤鳌纺┪草d有：“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國云?！盵1]（唐）魏征：《隋書》卷81《百濟傳》，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820 頁?！侗笔贰ぐ贊鷤鳌匪浥c其略同。因此可與《三國史記》相互參證。濊貉人的最晚兩條記錄，見于《新羅本紀》與《金仁問傳》。其一為《新羅本紀·太宗武烈王》：

五年……三月，王以何瑟羅地連靺鞨，人不能安，罷京為州，置都督以鎮之。[2]《三國史記》卷5《新羅本紀5·太宗武烈王》，第73—74 頁。

同書《地理志》中，亦呼應稱：“太宗王五年，唐顯慶三年，以何瑟羅地連靺鞨，罷京為州，置軍主以鎮之?！盵3]《三國史記》卷35《地理二·溟州》，第433 頁。按何瑟羅州的所在，即今韓國江原道江陵市，此地正與漢代的濊貉活動地域相重合[4]新羅和高句麗早期都有稱作“北溟”的地名，分見《新羅本紀》之南解次次雄、《高句麗本紀》之大武神王時期。高句麗大武神王是在討伐與其緯度相近的扶馀國時見到了一位“北溟微賤”之人，并用以為將。由此看來，二國早期史的“北溟”實際上均是就其國界北端而言的泛指，并非同地。然新羅之“北溟”當與后來高句麗南部政區的何瑟羅州相鄰近，故新羅得其地后改為溟州。按《三國史記》卷1《新羅本紀1》南解次次雄十六年（公元19年）：“春二月，北溟人耕田得穢王印，獻之?！保ǖ? 頁）同書卷35《地理二》“溟州”條引唐人賈耽《古今郡國志》云：“今新羅北界溟州（即原高句麗何瑟羅州），蓋濊之古國?！保ǖ?33 頁）亦是此地為濊貉人區域之一證。，而絕不可能為唐代史籍所習稱之靺鞨諸部所據，因為靺鞨、新羅二者之間還隔著一個國土腹地廣闊的高句麗?！吨尽分幸阎^新羅武烈王金春秋五年即唐高宗顯慶三年，則是658年尚有濊貉人存在。且“人不能安”與“置都督（軍主）以鎮之”的記載，反映了濊貉人至此仍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武裝力量。此后再經三年，《金仁問傳》又載：

大王嘉尚仁問功業，授波珍餐，又加角干。尋入唐宿衛如前。龍朔元年，高宗召謂曰：“朕既滅百濟，除爾國患，今高句麗負固，與穢貊同惡，違事大之禮，棄善鄰之義。朕欲遣兵致討。爾歸告國王，出師同伐，以殲垂亡之虜?！盵1]《三國史記》卷44《金仁問傳》，第508—509 頁。

按，龍朔元年（661）時如高宗詔書所示，百濟已被唐羅聯軍所滅，朝鮮半島上僅余高句麗與新羅。然而詔書中卻稱“高句麗負固，與穢貊同惡”，這不能不令人注意?？贾袊芳?，《舊唐書·百濟傳》曾載有與此時代相近的兩國文書記錄：“（永徽）六年（655），新羅王金春秋又表稱百濟與高麗、靺鞨侵其北界，已沒三十余城?！盵2]《舊唐書》卷199 上《百濟傳》，第5331 頁。此處與高句麗、百濟聯軍攻新羅北界（即何瑟羅州一帶）之靺鞨，顯然指的是濊貉。這是當時新羅人在與中國交往中將漢代以降之貉轉寫為靺鞨的實證。但據《北史·勿吉傳》與兩《唐書》的靺鞨諸傳，唐人意識里的靺鞨種落，當然不會包含這一群居處于高句麗南界、新羅與百濟北界的貉人?！栋贊鷤鳌分砸喾Q之為靺鞨，不過源于對前文金春秋“表稱”的援引。這也說明了分裂數百年后重歸一統的唐代中國雖然對于東北邊疆族群的認識較之以往更為豐富，卻對濊貉的存在及其在朝鮮半島與靺鞨混稱的現象一時不甚了了，因此才會不加審度地加以引用?；剡^頭來看《金仁問傳》中的高宗詔書，耐人尋味的是當唐人再度接收到類似信息后，并未簡單沿襲，而是主動做出了糾正，將其改回漢代書契以來常見的“穢貊”[1]按，高句麗在抵拒唐軍時曾有引靺鞨兵為助的記錄，詔書中的穢貊似也有可能是靺鞨的代稱。然詔書文辭稱述高句麗、百濟均未以用典的形式做指代，何以至唐人習用的靺鞨時反而稱其為穢貊呢？筆者檢核唐代諸書，目力所及，發現唐人言穢貊者極少。偶有數例（散見于《通典》、《初學記》等書），亦多是援引漢晉時代的舊文。至于唐人以穢貊指代靺鞨的現象，則更無一見。有鑒于此，此穢貊大體即對應前代之濊貉，應無疑義。，可謂非常允當。再聯系前引唐修《隋書》中“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國”這樣新出現的歷史信息，便可知這一改動并非率意偶為，應當是建立在唐廷對東北亞區域認知逐步深入的基礎上的。

由此，我們得以了解濊貉部族自漢晉以來迄于隋唐，實際上并未消泯，它在被高句麗吞并以后，一直保留其獨立地位與上古時代延續而來的族名語音形式，乃至與高句麗政權的存續相始終。直到統一新羅時代到來后，濊貉才徹底地成為一個歷史概念。

四、余論

源自上古時代的族稱“貉”，其指涉范圍以及在漢唐時期東北亞地區的演變、存續狀況俱如前述。貉這一語音形式與其后世變體貊、勿吉、靺鞨等所代表的族群，在上古綿亙中古時代的舞臺上持續了千余年。筆者注意到，這一稱述在越早的時代，總體通行的程度越高。自高句麗、夫馀等族迎來了文明的曙光之后，似乎不再傾向于以“貉”來代表自身；原就不屬于“貉”的朝鮮半島南部新羅、百濟國家，更未見在文明化以后將自身同“貉”聯系起來?！昂选奔捌渥凅w，最后只在臣屬于高句麗的濊貉、遼東更北之地較為落后的勿吉/靺鞨諸部落集團中得以存續。這應即周代以來“華夷觀”所表達的生活方式與文化認同心理在華夏邊緣人群的投射。[1]王明珂曾以民族史研究的邊緣理論入手，探討過古代族群在資源競爭中如何借助歷史記憶來維護或重塑族群邊界的現象，并認為這往往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參見氏著：《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第三部分“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87—320 頁。此外，作為早期東北亞地區的一個具有廣泛共通性的族類名號，“貉”內部各族群之間固然在歷史淵源、語言系屬方面存有便于尋覓的紐帶，但其中也包羅了歷來被視為不同系統、缺乏交流的異族（例如遼東北部所謂肅慎族系的靺鞨與南部的夫馀、高句麗等，通常即不被視為具有共同淵源），這些問題尚需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究。本文謹就歷史語言與歷史文獻兩個方面，對貉的稱名與貉系族群在后世的演化做了較為初步的考察，更深入的發現尚有待于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考古學等多學科在今后的探索與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