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正史方術類傳的成立與演變

正史方術類傳的創始大抵在漢晉之際，在此之前的《史記》中雖有《扁鵲倉公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但并未將善于卜筮、風角、遁甲等方術的人物合為一傳。[1]我們所考察的方術包括了數術和方技兩大類?！稘h書·藝文志》對方技和數術有所區分，數術下分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方技下分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端囄闹尽返姆诸惔篌w沿襲劉歆《七略》，其中數術是通過一系列手法預測未來的手段，而方技主要是醫療養生之術。漢以后方術的門類增加，方術的含義也更豐富，參見李零：《中國方術考》，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班固《漢書》中亦無方術類傳，前漢方士也都隨事而述了。而諸家有關后漢史事的史籍中記載方士較多的當屬謝承《后漢書》，范曄編纂《后漢書·方術列傳》時對謝承書頗多采用，但由于原書散佚，我們仍無法斷然認為謝氏《后漢書》有方術類傳。流傳至今的漢魏南北朝正史中，最早的方術類傳是陳壽《三國志·魏書·方技傳》。其后有范曄《后漢書·方術列傳》、魏收《魏書·術藝傳》。南朝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并無方術類傳。余皆為官修成于唐，這些唐代官修前代史[2]（宋）王溥撰：《唐會要》卷63《史館上》，“修前代史”條，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1090—1092 頁。，北朝諸史中皆有方術類傳，稱為《藝術傳》，僅李百藥《北齊書》仍稱《方伎傳》，同樣成于唐代的《晉書》中方術類傳亦稱《藝術傳》。南朝諸正史都無方術列傳。同為李延壽所編，《北史》有《藝術傳》而《南史》無，其原因耐人尋味。方術傳的產生和這一傳統延續的背景和原因如何？[1]坂出祥伸先生曾指出：《三國志·方技傳》與《后漢書·方術列傳》確立了正史編纂體例中方術類傳的地位。方術類傳誕生后，在整個中古“方術”一詞的概念發生了擴大?！逗鬂h書》之后正史的撰者意圖將數術限制在禮的秩序中。詳參氏著：《方術傳的立傳及其性質》，載《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04—220 頁。本文擬對中古方術類傳的產生和演變進行考察，并力圖就其中所呈現的時代背景、南北差異等做出適當解釋。

一、《三國志·魏書·方技傳》與方術類傳之肇始

要考察方術類傳的產生，我們首先要關注流傳至今成書最早的陳壽《三國志·魏書·方技傳》。孫鴻博在他的《〈三國志·方技傳〉研究》一文中已經關注到陳壽自身的學術背景對他修纂史書時采擇傾向的影響[2]孫鴻博認為，陳壽書本無類傳，為方術之士獨辟一傳的原因有以下幾種：動亂的社會環境使得人們追求長壽，試圖預測未來，方術之士的出現與此有關；曹操唯才是舉的政策，將方士利用并控制起來，使他們有機會進入史傳；陳壽對方術的理解淡薄，無法將他們做出更細致的劃分；陳壽個人的學術背景。參見孫鴻博：《〈三國志·方技傳〉研究》，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這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提示，但他僅追溯到陳壽的老師譙周，事實上從陳壽的學術背景，我們可以窺知整個巴蜀地區漢魏以來的學風。我們知道，東漢光武帝之興起和立國頗重視、利用圖讖，東漢時代居于主流地位的今文經學，也帶有濃厚的讖緯迷信色彩。后來古文經學在民間流行起來，但仍然煩瑣，不能擺脫今文經學的弊端。到漢末經學與仕進的關系瓦解之后，學人開始對經學表示厭棄，在此背景下，為了適應新的社會背景和政治需求，學術從經學向玄學發展。[1]詳參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1—77 頁。巴蜀地區與外界交通不便，使之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和獨立性。在漢末新思潮興起并席卷北方之際，巴蜀地區保留了更加傳統的學術風氣，直到漢末動亂的移民潮流，外來人口深刻影響了蜀地的學風。

陳壽的老師譙周，《三國志·蜀書》有傳，傳稱：“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乳L，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視也?！盵2]（晉）陳壽撰：《三國志》卷42《蜀書·譙周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027 頁。譙周的父親通諸經及圖、緯，他本人亦頗曉天文。在其本傳中不乏解讀圖讖、預測未來的記載，比如：“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版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湮缯咧^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庇秩缢A測自己的壽命：“五年，予嘗為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后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芍芤孕g知之，假此而言也?！盵3]《三國志》卷42《蜀書·譙周傳》，第1032—1033 頁。從陳壽的描述來看這似乎是他親所聞見，值得注意的是，陳壽謂“疑周以術知之”，可見這是他眼中的“術”。但是在他眼中這種“術”與方士帶有巫術性質的卜筮是不同的。譙周預知未來的“術”是儒學的一部分，而不是方士的占卜技藝。再看他的《方技傳》對方士的評價，他說：“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盵1]《三國志》卷29《魏書·方技傳》，第829—830 頁。言語之中并無貶損方士之意，對他們所持的技巧是贊許的。他還說明自己作傳的意圖乃“廣異聞而表奇事”。

另外，陳壽又將當時蜀中知名的學者同為一傳，即《三國志》卷42《蜀書·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與譙周同傳的學者有：杜微、周群、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郤正，他們中有6 人是蜀地本地人，4 人是從中州[2]這里的中州士人也包括荊州學派，泛指秉持中州士學術傳統的士人，參見胡寶國：《南陽士與中州士》，載《北大史學》第3 輯，1996年。由于各種原因遷居蜀地的士人。本地6 人中又有4 人傳承蜀地的學術，2 人曾前往荊州游學，實際上屬于中州士的學術傳統。沿襲益州當地學術的多師承楊厚、任安、董扶一派（表1）[3]《三國志》卷42《蜀書·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1019—1042 頁。，而董扶其人見于《后漢書·方術列傳》，這一方面表明蜀中學術多尊今文并保持早期形態，另一方面也表明到了范曄的時代，已經不將今文經學能解圖讖、占卜的學者與善卜筮、頗有巫術色彩的方士進行區分了。

表1 《三國志》卷42 所見蜀中諸學者的學術淵源與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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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中學術以今文經學為主，帶有讖緯迷信色彩，這一點諸多學者已經指出[1]相關成果有卿希泰：《有關道教發源于四川的幾個問題》，《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4 期；楊更興：《兩漢巴蜀經學略論》，《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2 期；夏增民：《儒學傳播與漢魏六朝文化變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陳壽自己也在《尹默傳》中說：“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睗h末以來鄭玄等人主導的古文經學興起之后，被遷居蜀地的中州士人帶到巴蜀，然而，這并沒有迅速改變蜀地的學風，顯然，益州學風在譙周的時代還沒有完全轉變，東漢的官學仍然堅持今文經?！兑娌筷扰f傳》載益州刺史董榮曾命人為譙周畫像，置于州學，以為楷模。[2]《三國志》卷42《蜀書·譙周傳》，第1033 頁。學風的轉變還須經歷一系列制度在蜀地推行的過程。

這樣看來陳壽作《方技傳》的初衷可能是接觸到曹魏史料之時將這些術士單獨列出合為一傳。他一方面沿襲司馬遷《史記》之《日者列傳》、《龜策列傳》、《扁鵲倉公列傳》的撰寫體例，廣異聞而表奇事，另一方面還區分了傳承今文經學讖緯迷信的學者與通曉巫術的方士。

事實上從兩漢的學術特點來看，方士與儒生的關系本就錯綜復雜[3]關于兩漢學風可參見顧頡剛：《漢代學術史略》，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學問之間相互攀扯，難以完全劃清界限。西漢立國初期，黃老之學興盛，漢武帝時雖然儒學獨尊地位得以確立，但是漢代多位皇帝熱衷于求仙長生、治病以及求后嗣，一直以來方士也被朝廷利用，兩個群體勢力此消彼長，學說相互比附，迎合統治需要。漢代官學以今文經學為主，西漢后期經學摻雜讖緯成分，糅合陰陽五行，帶有迷信色彩。[4]研究兩漢經學的著作有很多，代表性成果有（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周予同注，中華書局2008年版；（清）皮錫瑞：《經學通論》，中華書局1954年版；蒙文通：《經學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劉師培：《經學教科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等。研究讖緯的有鐘肇鵬：《讖緯論略》，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陳槃：《古讖緯研討及其書錄解題》，臺北“國立”編譯館1991年版；〔日〕安居香山：《緯書と中國の神秘思想》，平河出版社1988年版。這種傾向不是到讖緯大規模出現才開始的，而是諸如公羊學一早就提出了災異論[1]皮錫瑞先生指出：“經學有正傳，有別傳。以《易》而論，別傳非獨京氏而已，如孟氏之卦氣，鄭氏之爻辰，皆別傳也。又非獨《易》而已，如《伏傳》五行，《齊詩》五際，《禮·月令》明堂陰陽說，《春秋公羊》多言災異，皆別傳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則孔子刪定《六經》，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陰陽五行為宗旨?！稘h·藝文志》，陰陽五行分為二家。其后二家皆竄入儒家，此亦有所自來，古之王者恐己不能無失德，又恐子孫不能無過舉也，常假天變以示儆惕……故后世之言數術者多托于《易》?！币姟督泴W通論》，第18 頁。，只是王莽以后陰陽五行災異圖讖對經學的影響更加深入，所以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造成了經傳讖緯之學與數術的混雜?！稘h書·藝文志》集中體現了西漢的學術特點。比如，《漢書·藝文志·六藝》中錄有《雜災異》、《災異孟氏京房》等明顯具有陰陽災異論色彩的別傳，并在提要中說明：“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盵2]（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30《藝文志》，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03 頁。即借《易》以察天命。而《數術·五行》下亦錄有《務成子災異應》、《十二典災異應》一類書，《蓍龜》下更錄有多種卜筮之書，同樣帶有預測未來的性質。又說：“蓍龜者，圣人之所用也?！兑住吩唬骸ㄌ煜轮獌?，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龜?！盵3]《漢書》卷30《藝文志》，第1771 頁。將蓍龜之術與《易》攀扯在一起。又如，《六藝·禮》下錄有《明堂陰陽》、《數術·五行》中有《太一陰陽》、《蓍龜》中有《周易明堂》[4]《漢書》卷30《藝文志》，第1709、1767、1770 頁。，都可見各派學術之間攀附竄入的現象。學術間的相互攀扯也造成了后世對今文儒學者與術士的混淆。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兩漢儒學，尤其是今文經學，與陰陽五行黃老之學相互攀扯雜糅。王莽以后及東漢前期讖緯之學在國家的鼓勵下大行其道，東漢后期漸漸為學者所厭棄。古文經學在民間興起，于北方率先得到傳播。此時的巴蜀地區仍然保持著較為傳統的學術風氣，外來士人對巴蜀學風有一定影響，但是畢竟影響有限，不同的學派并存。陳壽即是在這樣的學術風氣熏染下成長起來的學者。晉初陳壽修纂《三國志》時，將曹魏時期活躍的方士合為一傳，上承司馬遷《史記》之《日者》、《龜策》、《扁鵲倉公》諸傳，“廣異聞以表奇事”。他注重區分今文經學者和精通巫術占卜的術士，而到了范曄已然難以區分（如他將蜀地董扶也列入了《方術列傳》，后文還會提及，這里暫不展開論述）。

二、《后漢書·方術列傳》所見魏晉雜傳的編纂與方術類傳之關系及其他

陳壽之后劉宋時期范曄撰《后漢書》亦設《方術列傳》[1]比照唐修《晉書》與湯球之舊《晉書》輯本，王隱所修《晉書》也有可能存在方術類傳。（清）湯球輯：《九家舊晉書輯本》，《二十五史別史》，齊魯書社2000年版。，然而范氏《方術列傳》存在種種問題，如不區分今文經學者與術士，且其《方術列傳》的最后幾位傳主事跡頗具神異色彩，歷來受到譏評。劉知幾批評范曄《方術列傳》人物采擇不當，認為他為左慈、王喬等人立傳采用了類似《搜神記》的荒誕記載，是全書的敗筆。[2]（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5《採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6 頁?！逗鬂h書·方術列傳》自冷壽光之后，徐登、費長房、劉根、左慈、計子勛等諸傳均帶有濃重的神異色彩，其中更摻雜漢以后的郡縣名，因而被質疑非范手筆，而是后人所補。[3]（清）王先謙撰：《后漢書集解》卷82 下《方術列傳》，中華書局1984年影印本，第962 頁。對此，陳寅恪先生指出：范氏與天師道有關，此傳全部出自其手，不必懷疑。[4]參見陳寅?。骸短鞄煹琅c濱海地域之關系》，載氏著：《金明館叢稿初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8 頁。吉川忠夫先生則認為，范曄對人物的采擇和劉知幾的批評恰好表現出南朝人與唐人觀念與學風的差異，在南朝人看來，《搜神記》、《神仙傳》等書的記載與史傳中的記載并無差別，《隋書·經籍志》將它們歸入雜傳類就證明了這一點，劉知幾批判這些記載荒誕是觀念轉變的結果。[1]〔日〕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王啟發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134 頁。那么，《后漢書·方術列傳》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史料來源是什么，其中有作者怎樣的取舍傾向？

“術士”中地位較高、影響較大的人物多有獨立的傳記，如楊厚、張衡、郎顗、襄楷、蔡邕等，凡類傳中所載多為地位稍低的人物?！逗鬂h書·方術列傳》中記有數十人，這些人物的事跡很可能參照了成書更早的幾種《后漢書》和大量雜傳?！逗鬂h書·方術列傳》所載人物及其可能的史源見表2[2]表中信息來源于范曄：《后漢書》卷82《方術列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703—2754 頁。：

表2 《后漢書·方術列傳》可能的史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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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所載人物的籍貫來看，大多數來自稍偏遠地帶而非核心地區，以巴蜀、汝南、濱海地區為多，這些地區的學風可能偏向于保守，故仍傳承今文經與圖讖之學。從《方術列傳》的史源來看，華佗及以上多采自成書更早的謝承《后漢書》、《東觀漢記》及大量雜傳，這些雜傳多是郡書、別傳，如《汝南先賢傳》、《益部耆舊傳》、《會稽典錄》、《華佗別傳》等。自冷壽光以下則采自諸如《搜神記》、《神仙傳》、《漢武內傳》類的雜傳。這類雜傳具有濃重的神異色彩，《神仙傳》、《漢武內傳》與道教關系密切。由此可見范曄所參史料絕大多數是成書于魏晉的雜傳。據《隋書·經籍志》載：《益部耆舊傳》為陳壽所著，成書時間當在魏晉之際；《華陽國志》為晉人常璩所撰；《汝南先賢傳》為魏周斐所撰，范曄時可利用此書，則可認為此書成書于曹魏時期；謝承為孫吳武陵太守，氏著《后漢書》成書時間大致也在魏晉之際；《東觀漢記》最終成書大約在東漢末；《風俗通義》亦成書于東漢；《會稽典錄》是晉人虞預所撰；《楚國先賢傳》是晉人張方撰；《海內先賢傳》為魏明帝時撰。[1]（唐）魏征等撰：《隋書》卷33《經籍志二》，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974—982 頁。再看范曄所參照的幾種神仙傳記：《搜神記》干寶所撰，《神仙傳》葛洪所撰，《漢武帝內傳》舊題為班固撰，《隋書·經籍志》不著撰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同目提要》卷142《子部五十二·小說家類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7—3628 頁。謂為魏晉時人所為，《列異傳》魏文帝所撰。這些神仙傳記也大都成書于魏晉時期，且與天師道有密切關聯。由此可知范氏《方術列傳》與魏晉雜傳有一定淵源。

另外，如前文所述，坂出祥伸先生已經注意到了后漢術士社會地位沒有過去認為的那么低下，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即范曄對秉持傳統漢代今文儒學的學者與術士未加嚴格區分。這與社會風貌的變遷當然也有關系。唐長孺先生在討論東漢的大姓名士時曾經以北海膠東公沙一族為例，指出北海公沙氏是東漢典型的地方大族，而公沙穆是公沙一族中所出的“名士”，名士世為州郡僚佐。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后漢書·方術列傳》中的術士多有地方任官經歷。同時唐先生還指出，大姓名士通過察舉跨出地方，察舉征辟的名目繁多，人選大都出自這一群體。[2]唐先生在論述東漢察舉時也使用了范曄在《后漢書·方術列傳》中的評語，范曄認為這些名士“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詳參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載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5—52 頁。范曄這樣的處理方式實際上是將這部分大姓名士也歸于術士了。

《后漢書·方術列傳》所載不少士人都有今文經學背景。諸如：楊由，少習《易》，為郡文學掾；李郃，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游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段翳，習《易經》；廖扶，習《韓詩》、《歐陽尚書》；汝南高獲師從歐陽歙，歐陽歙卻是列入《儒林列傳》的學者。又如不入方術傳而另有傳的楊厚，從其事跡來看頗具后來所認為的方術色彩，但李賢注引《益部耆舊傳》載其父楊統“曾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1]《后漢書》卷30 上《楊厚傳》，第1048 頁。。楊厚本人家傳圖讖之學，而《益部耆舊傳》卻說楊氏“代修儒學”。甚至《后漢書·儒林列傳》中也有類似士人：“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余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盵2]《后漢書》卷79 下《儒林·景鸞傳》，第2572 頁。并沒有因為景鸞“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而被收入方術傳。蓋讖緯本儒生造作，亦有神秘色彩，容易與數術混淆，這類學者也易與術士混淆。

我們認為：首先，《后漢書·方術列傳》中所載諸人影響力顯然不及張衡、襄楷、蔡邕等人，他們多來自較偏遠的巴蜀、南方和濱海地區。史料來源則是盛行于魏晉時期以標榜鄉里為目的而修撰的各種郡書、家傳以及神仙傳記。這類傳記的產生與當時人物品評風氣有關，胡寶國先生在研究了魏晉之際郡書后指出：這類郡書多產生于落后地區，在士族政治興起的年代，這些落后地區只能以眾多先賢證明其價值，并與產生了著名士族的地區抗爭。[3]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45 頁。這就可以解釋《后漢書·方術列傳》中所載的方士何以大多來自較落后的地區，以及范曄接觸到的魏晉時期的郡書中何以記載著諸多本地先賢，使得這些影響力較小的士人的事跡被整合編纂在類傳中。同時，這些地區學風保守，落后于魏晉之新時代精神，故既少著名士族，又有傳統學問中具有的圖讖迷信色彩，因之被歸于方術類傳。其次，從地域上看，巴蜀地區是五斗米道活躍之地，而濱海地域與天師道的聯系，陳寅恪先生早已指出?！逗鬂h書·方術列傳》自冷壽光以后諸人傳記大多采自神仙傳記，這種采擇傾向應是因為范曄與天師道有密切關聯。陳寅恪先生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一文中的推論是正確的。

通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方術類傳與魏晉雜傳間的關聯，同時我們也注意到，記載術士的類傳最早出現于陳壽的《三國志》，謝承《后漢書》中可能也存在這類列傳[1]現存謝承《后漢書》佚文顯示，謝書有多條與范曄《后漢書·方術傳》所載人物及事跡相近。見周天游輯注：《八家后漢書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187 頁。，那么這類列傳的產生可能就在魏晉之際。胡寶國先生認為魏晉雜傳多出現于東漢，興盛于魏晉，而衰落于南朝。[2]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第140 頁。仇鹿鳴：《略談魏晉的雜傳》，《史學史研究》2006年第1 期?？呐d起恰與方術類傳的出現時間相近。由此，方術類傳的產生伴隨著郡書、神仙傳記等雜傳的編纂，在東漢至魏晉時得以延續。由于學術風氣的轉變，范曄難以區分擅今文讖緯之學的士人和擅巫卜的術士，致使東漢部分儒學背景的士人也被歸入方士類傳。

三、南北朝及唐初修史與方術類傳的延續與演變

繼范曄書之后而有方術類傳的正史是魏收《魏書》，但在《魏書》中不為“方術傳”而名曰“術藝傳”。觀魏收之《術藝傳》與范曄之《方術列傳》所載人物有明顯不同，其特點表現在部分方士的神秘色彩有明顯弱化而專業色彩增強，更接近于“巫醫百工之人”，向科學技術靠攏，雖然沒有完全脫離迷信色彩，但較之前代變化較大?！段簳ばg藝傳》中所載方士有些做過太史令，掌國家天文歷法，有的為皇室提供醫療，有些成為官方控制的建筑工匠、文字學家、數學家等。試舉幾例：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術數，知名于時。為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于參合，獲崇，后乃赦之。太祖愛其伎術，甚見親待。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歷象日月星辰。遷中書侍郎，令如故。[1]（北齊）魏收撰：《魏書》卷91《術藝·晁崇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943—1944 頁。

晁崇因善天文數術被拜為太史令，又造渾儀，掌天文。又如：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式少專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乃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殄寇將軍、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特除奉朝請，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2]《魏書》卷91《術藝·江式傳》，第1960—1961 頁。

江式精于文字學，能為古字，書諸殿門榜題。這些人進入史傳大概主要有以下兩方面因素：首先，他們曾活躍于國家權力的中心，其事跡自然也容易在官方話語中留下痕跡。其次，也與魏收的修史筆法有關。魏收在《術藝傳》序言中說：“蓋小道必有可觀，況往圣標歷數之術，先王垂卜筮之典，論察有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遂廣。工藝紛綸，理非抑止，今列于篇，亦所以廣聞見也?！彼J為這些技藝“有可觀”，并且注重沿襲前史體例，增廣異聞，這和陳壽在《三國志》中的編纂意圖相似。東漢以后，諸多統治者為了維護社會穩定，鞏固統治，都為禁止圖讖歌謠努力。魏晉以來學術也發生變化，玄學興起，經學衰落，使東漢時期帶有迷信色彩的以緯釋經的學術理路逐漸失去影響力。

《周書》、《隋書》皆為唐人所修纂，與魏收所處時代不遠，體現出相似的傾向。如《周書·藝術傳》載：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進，仕魏為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于魏帝。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有鐘、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及冀儁而已。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戶。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余言，行于世。[1]（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卷47《藝術傳》，中華書局1971年版，第848—849 頁。

從趙文深傳中記載來看，他可謂是一位書法家、文字學家，而他的父親則是北魏皇室的御用醫生。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修史重視史書“明勸誡”的作用?！敦懹^政要》載：“貞觀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后《漢史》載錄楊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禆于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盵2]（唐）吳兢編著：《貞觀政要》卷7《文史第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 頁。魏收時顯然已有了這一傾向，他在《術藝傳》評論中說：“陰陽卜祝之事，圣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于是者不能無非，厚于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于俗，習伎巧而必蹈于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盵1]《魏書》卷91《術藝傳》，第1972 頁。生生之業皆可稱為“藝術”，值得鼓勵，但不可以奇詭迷信之術危害統治穩定，這是這一時期史家意圖對后世的“勸誡”?！段簳芳疤瞥跛薇背T史皆有此考慮，《周書·藝術傳》、《隋書·藝術傳》史臣論與《魏書》傾向幾乎一致?！端鍟に囆g傳》序言也稱：

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蚝氲酪詽鷷r，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蜃儊y陰陽，曲成君欲，或假托神怪，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后來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采其尤著者，列為《藝術篇》云。[2]《隋書》卷78《藝術傳》，第1764 頁。

行文至此，我們尚未提及李百藥《北齊書》，因為《北齊書·方伎傳》在北朝諸正史中顯得十分特殊。北朝諸史中方術類傳皆題為“藝術傳”、“術藝傳”，僅《北齊書》題為“方伎傳”，所載部分人物與北朝諸史中接近科學技術、排斥巫術迷信的趨勢不一致，如下例：

由吾道榮，瑯邪人。少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長白、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游鄒、魯之間，習儒業。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為人家庸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呪禁、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罉s仍歸本部，隱于瑯邪山，辟谷，餌松術茯苓，求長生之秘。尋為顯祖追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俄值國廢，道榮歸周。隋初乃卒。又有張遠游者，顯祖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顯祖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即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1]（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卷49《方伎傳》，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674 頁。

傳中所記少好道法，入瑯邪山修道，辟谷，服食煉丹，修長生之術，顯系道教修行之法。其中原因有待進一步探明。但我們知道今本《北齊書》殘缺嚴重，后人以《北史》、《高氏小史》等書補之，《方伎》一傳也是后人所補。[2]參見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籍舉要》，載氏著：《唐書兵志箋正（外二種）》，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6—60 頁。細觀此傳可以發現，其序言部分和傳記內容體現的編纂意圖不盡相符?！侗饼R書·方伎傳》序云：“《易》曰：定天下之吉兇，成天下之亹亹，莫善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圣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后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并錄之以備《方伎》云?！盵3]《北齊書》卷49《方伎傳》，第673 頁。李百藥《北齊書》本自其父李德林之書，李德林與魏收時代相近，故其論調與魏收相似可以理解，但《北齊書·方伎傳》內容的神異色彩較其他北朝正史為重?！侗饼R書》此卷非原文的問題唐長孺先生在中華書局點校本?？庇浿幸沧⒁獾搅耍骸鞍创司砬坝行?，后無論贊，序較簡短，不像《北齊書》本文原貌。錢氏《考異》卷31 認為經后人刪節，或《北齊書》此卷已亡，后人以《高氏小史》補?！盵1]《北齊書》卷49《方伎傳》，第681 頁。

《晉書》也是由唐人修纂的，其編纂意圖和北朝諸史相似，《晉書·藝術傳》云：“詳觀眾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于斯。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盵2]《晉書》卷95《藝術傳》，第2467 頁。但由于兩晉至唐初年代久遠，修纂時是以臧榮緒《晉書》為藍本，參考諸家舊《晉書》而成，加之十六國史料混亂，故《晉書·藝術傳》的內容較為駁雜，且具有早期方術類傳的神異風格。今觀諸家舊《晉書》輯本，疑王隱書中或有方術類傳，唐人修史以之為本，廣搜其他史料加以擴充。[3]（清）湯球輯：《九家舊晉書輯本》，《二十五史別史》。兩晉時期雜傳編纂尚未衰落，方術之士的資料也容易獲得。

反觀南朝諸史皆無方術類傳，術士的事跡再次變為隨事而述。究其原因，南朝與北朝社會風貌差異較大，南朝沿襲魏晉以來的學術風氣，方術本身也被上流社會接受。僅以《搜神記》、《異苑》、《幽明錄》等小說為例，《隋書·經籍志》將它們歸入史部雜傳類[4]《隋書》卷32《經籍志二》，第980 頁?！杜f唐書·經籍志》同，《新唐書·藝文志》將其列為子部小說家。，與先賢耆舊傳、家傳、神仙傳記等為一類，蓋以之為信史?！端焉裼洝返淖髡吒蓪氁簿幾脒^晉朝國史，《幽明錄》撰者為劉義慶，出自劉宋皇室，與《世說新語》、《徐州先賢傳》的編集者為同一人。[1]劉義慶門下聚集著一批知名文士，如鮑照，這些書的編集多半是由他們負責。參見〔日〕興膳宏、川合康三：《隨書經籍志詳攷》，汲古書院1995年版，第374、406 頁。據姚振宗考證唐修《晉書》多采《幽明錄》，可見中古時人并不將其看作傳奇小說，而多看作真實存在的事件。參見氏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20，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輯：《二十五史補編（第四冊）》，開明書店上?？偟?936年版，第343 頁。這更加證明了這類帶有神秘色彩的事跡在南朝具有普遍信仰基礎，皇室與上層也不例外。在南朝人眼中，神異事跡與官方記載并無二致，遂不單獨開列。且南朝時今文圖讖之學早已為玄學代替，不存在儒學背景的士人與方士混雜現象，術士地位本來不高，無從在官方正史中單獨有傳。

由此可見南北朝及唐初修史對方術類傳的處理方式。北朝諸史中都有方術類傳，稱為《藝術傳》，撰者的編纂意圖在于承襲前代史書體例，同時又廣異聞、明勸誡。南朝人對神異事件多信而不疑，故術士、僧人、道士事跡都在正史中隨事而述。由于不存在今文圖讖之學與數術的混雜，南朝術士社會地位低，不似東漢名士，無從單獨有傳。

四、結論

中古正史方術類傳的成立與演變，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較為清晰的脈絡，可以說與中古時代整體的學術文化風貌變遷、史學編纂的發展、地域差異等皆有關聯。大體而言，我們將其歸納為如下三個方面。

首先，方術類傳產生的時間大抵在魏晉之際，流傳至今的正史方術類傳肇始是陳壽《三國志·魏書·方技傳》。陳壽是巴蜀人，師承巴蜀大儒譙周。巴蜀地區由于地理環境封閉，又遠離王朝的政治中心，東漢以來學風趨于保守，流行今文經學，學者多通天文圖讖，譙周也不例外。漢末移民的遷入影響了巴蜀地區的學風，接近中州地區學術風格的古文學派和蜀地傳統今文學派并存，陳壽在此學術環境中成長。到他修纂《三國志》時，接觸到曹魏時期留存的史料。曹操的舉士政策和對民間術士的控制政策使他的身邊聚集了一批方士，陳壽將這些方士的事跡收集并合為一傳，上承司馬遷《史記·日者列傳》等的編纂體例，欲以廣異聞而表奇事。由于陳壽上距東漢時代不遠，且生于今文經學盛行的巴蜀地區，因此他尚能區分東漢擅長今文經、圖讖、天文、陰陽五行的儒學學者和掌握民間巫術的術士，而范曄編纂《后漢書·方術列傳》時則多有混淆。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范氏書《方術列傳》中有不少是具有儒學背景的東漢大姓名士。這是因為從東漢至南朝學術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玄學興起，經學衰落，東漢時帶有讖緯迷信色彩的今文經學已經失去影響力，加之統治者們為了維護穩定紛紛禁絕民間制造謠讖，這種學術漸漸不被學者熟悉?！逗鬂h書·方術列傳》看似方術種類頗多，但其中一部分在東漢卻屬于儒學范疇，只是學術風氣演變過程中儒學里這種迷信色彩的部分逐漸被剔除。南朝學者對兩漢學術不能完全分辨不是個別的現象，阮孝緒在《七錄序》中批評王儉《七志》曰：“王（儉）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改為陰陽。方技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為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系，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技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名?！北砻魍鮾€時學者對東漢學術門類也有所混淆。他還說：“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為經典。今則從之?！盵1]（唐）釋道宣編集：《廣弘明集》卷3 阮孝緒《七錄序》，《大正藏》第52 冊《史傳部四》，河北省佛教協會2008年影印本，第109 頁。足見南朝士人崇經典，排除讖緯迷信?！端鍟そ浖尽肥烦嫉囊欢涡蜓詫嶋H上概括了漢代以來讖緯之學的變化，茲不憚繁，備錄于此：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比粍t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于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于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氾歷樞》、《含神務》、《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并為讖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圣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后，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于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逾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秘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1]《隋書》卷32《經籍志一》，第940—941 頁。

其次，魏晉雜傳的編纂與方術類傳的興起有很大關聯。魏晉以來士族政治興起，先賢耆舊傳及郡書修纂流行起來，這類雜傳記成為后來方術傳的重要史料來源，使得那些影響力不大的士人得以進入正史的記載。同時《搜神記》等神仙傳記、《博物志》等小說、道教內傳、高士傳的修纂也開始流行，這些傳記成為《后漢書·方術列傳》后半部分的重要史源。我們已經知道正史類傳中記載方士的類傳最早自陳壽《三國志》而始，謝承《后漢書》中很可能也有方術傳，兩書的成書年代大致都是魏晉之時，這與先賢傳、郡書、神仙傳記的興起時間相一致。上述雜傳的編纂在南朝衰落，南朝諸史中亦無方術類傳，諸多神異事件都散入人物傳記中隨事而述了。

最后，北朝及唐初修前代史中的北朝部分多承襲了方術類傳的體例，這時的方術類傳名曰“藝術傳”，所載部分人物神秘色彩弱化，專業色彩增強，近于“巫醫樂師百工”之流。且自魏收起就有這樣的傾向：一方面承襲前代史書體例，以增廣異聞為目的，一方面以明勸誡為目的，引導人們專于生生之業而不是擅造謠讖危害國家穩定。隋以后正史皆為官修，這種明勸誡的傾向更加明顯。至于南朝諸史中為何都無方術類傳，其原因在于，在南朝人眼中，神異事件與嚴肅的史傳記載并無區別，甚至在貴族皇室階層也具有普遍信仰基礎，因而在正史中這些事件被隨事而述。也因為南朝時讖緯今文學早已衰落，不存在將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儒者與術士混淆的情況，而地位不高的術士[1]比如《南齊書·祥瑞志》有一則關于南朝相墓工的記載：“武進縣彭山，舊塋在焉。其山崗阜相屬數百里，上有五色云氣，有龍出焉。宋明帝惡之，遣相墓工高靈文占視，靈文先與世祖相善，還，詭答云：‘不過方伯?！酥^世祖曰：‘貴不可言?！垡獠灰?，遣人于墓左右校獵，以大鐵釘長五六尺釘墓四維，以為厭勝。太祖后改樹表柱，柱忽龍鳴，響震山谷，父老咸志之云?！边@種南朝術士具有工匠性質，地位也不高。（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18《祥瑞志》，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352 頁。關于六朝時代的巫術，宮川尚志先生有較全面的研究，參見氏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第十三章“六朝時代の巫俗”，平樂寺書店1964年版，第336—365 頁。也無從在正史中有單獨的傳記。南朝諸史與北朝諸史的差異反映了南北史書編纂史料采擇上的不同傾向，這顯然也折射出南北方文化間的差異。[2]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華書局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