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釋“江左世族無功臣”

五朝政治從東晉到南朝，雖一脈相承但也出現重大變化，最為突出的是外掌軍事、內主朝政的門閥與皇權分庭抗禮局面的消失，從而使所謂士族從政治的參與者乃至主宰者一變而成為旁觀者。前人在論及南朝士族保家門、不忠于政權時往往以此為論，而這一切的核心最終又落腳到士族對軍權的喪失，從而使其失去主宰政治的基礎。

南朝時期，士族長期控制某一特定都督區的局面未再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宗王出鎮，政權也因此擺脫了門閥內控朝政、外掌軍鎮的局面，但這在五朝軍事區域與政治區域分離的格局下造成不利影響。在政權士族化的背景下，士族不再控制軍事，直接造成內外政治上的脫離，這也是南朝政治不斷重現軍鎮入主的一個重要原因。目前關于士族對軍事控制的喪失問題，蘇紹興在《論“江左世族無功臣”》一文中有所涉及[1]載氏著：《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版。，而以日本學者川勝義雄研究較為突出[2]川勝義雄在《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徐谷芃、李濟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三編第一章“劉裕政權的成立與寒門武人——從與貴族制的關聯來看”中對此有較為深入的研究。，但是他的主要關注點在宋初以前，對于南朝的狀況涉及不多。大體上對士族離開軍鎮的問題目前仍然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面，與此同時對都督區的研究也層出不窮，但兩者的研究保持并行不悖、互不相關。

隨著南朝研究的不斷推進，對于軍事區域豪強的研究也在不斷展開，這或恰可為士族失去軍事控制權的問題打開另一窗口，從而為更全面地了解士族不出鎮問題創造契機，以及由此衍生的士族龜縮于建康，南朝政權對都督區控制失靈的狀況都能獲得有益的補充。

一、南朝士族的出鎮情況

進入南朝后，士族在都督區的控制層面急劇下降，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如東晉時期殷浩、褚裒的北伐在南朝近乎沒有出現，如謝氏、庾氏、桓氏長期控制某一都督區的情況也銷聲匿跡，從而在武力的掌控上士族完全陷入低谷。趙翼明確提出了“江左世族無功臣”，感慨南朝政治中淪落為寄生群體的士族：

而所謂高門大族者，不過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導、謝安，柱石國家者，不一二數也。次則如王弘、王曇首、褚淵、王儉等，與時推遷，為興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雖朝市革易，而我之門第如故，以是為世家大族，迥異于庶姓而已。此江左風會習尚之極敝也。[1]（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54 頁。

趙翼在歷數東晉及宋齊梁陳各代武將后做此評述，雖所論跨五朝，重點卻在南朝，認為世族保家門的思想直接影響其對國家的態度。同時他將世族無功臣的原因歸咎于士族自矜家門地位，保持乃至提高家族社會地位的動機。雖然這一判斷或存在問題，但畢竟注意到南朝政治中存在這樣的特點。

一般認為劉裕對士族的排抑最終使其喪失了軍事的掌控權，積習相染，終于使其失去了主兵的能力。江左政局從東晉到南朝，皇權權威陡然獲得提升，劉裕在軍事層面對士族的排抑已達成共識[1]川勝義雄認為，劉裕對士族的排抑在劉宋一朝得到了貫徹，且寒門將帥在豪族崛起以前就已然取代了士族在軍事上的地位。參見《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第231—237 頁。，但事實上在文帝以后似乎有所調整。

（張）永既有才能，所在每盡心力，太祖謂堪為將。（元嘉）二十九年，以永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威將軍、冀州刺史，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2]《宋書》卷53《張茂度傳附子永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511 頁。

張永為吳郡吳人，其父張茂度，家族為吳郡赫赫有名的朱張顧陸之一，本為文臣，宋文帝使將兵，且督王玄謨等宿將北伐。西晉官吏升遷遵循相對嚴格的內外資制度，亦即官吏在京任職積累與外地任職經歷積累相結合。[3]詳參周文?。骸段鲿x官吏升遷與資位秩序》，《學術研究》2013年第5 期。這一制度在此后東晉南朝似乎被沿襲，“太祖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昇明）二年冬，征為都官尚書，領前軍將軍，以第四子寧朔將軍晃代為豫州刺史”[4]《南齊書》卷27《劉懷珍傳》，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503 頁。。時間在劉宋后順帝昇明二年（478），這就決定了所謂建康士族在仕途上的發展多必須具備一定的外任經歷。劉宋的這一體制恰反映與其排抑士族外任的矛盾，故簡單從皇權排抑角度理解士族對軍權失控限于片面。

關于五朝之都督區定型和分布，嚴耕望已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冊中有所歸納，事實上士族出鎮情況在南朝仍零星出現，甚至有荊州、雍州、豫州等大鎮。關于這段歷史時期的都督任免狀況，目前只有嚴耕望的歸納可資利用，清萬斯同所做之《晉方鎮年表》、《宋方鎮年表》、《齊方鎮年表》中均只載刺史，而于都督卻絕無關注?，F據嚴耕望所做之歸納，參以考證，將南朝出鎮之建康士族列舉如表1。[1]南朝之揚州都督區，因其不掌軍事，且地處京師，已為清望之職，歷來多由宰相兼領，故除宗王外多由士族掌管，不在本文所論之外鎮都督之列。

表1 南朝出鎮之建康士族

續表

此表中如王玄載、柳世隆等皆為外鎮地方士族，不屬建康士族一列，劉湛雖為宋文帝后期重臣，卻不能嚴格歸入建康士族，明山賓為梁朝經學大家。南朝從文武特點看，士族與文臣可歸為一類[1]《南齊書》卷29《呂安國傳》載：“（呂安國）有疾，征為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官也?！笔聦嵣衔奈渲衷谀铣艽蟪潭壬媳憩F為士庶之別。，因諸人皆非武將，而列于此。

大體從以上可知，士族在南朝仍然在不斷出鎮，但其在軍事控制上的確走向低谷，于是出現另一種解釋，即南朝士族自身才能的下降，使其最終失去了對軍事的統御。誠然長期建康出仕，使這一群體在獵官取向上出現文質化的轉變，但泛言這一群體整體素質的下降卻有失偏頗。張永的領兵雖然未能造就軍事上的成功，但也證明士族并非完全被排斥在軍事之外。事實上張暢的事跡恰反映士族群體仍偶有具備杰出軍事才能者：

時燾親率大眾，已至蕭城，去彭城十數里。彭城眾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眾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欲以車營為函箱陣，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郁洲，自海道還京都。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更集群僚謀之。眾咸遑擾，莫有異議。暢曰：“若歷城、郁洲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腳，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為諸宜，豈有舍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汗公馬蹄！”[1]《宋書》卷59《張暢傳》，第1599 頁。

瓜步之役是北朝對南朝威脅最大的一次，誠然劉宋在此一役中遭受重創，江淮之間經濟全面破壞，但東面的幾個重要據點卻均未陷落。在兵臨城下之際，大將沈慶之提出棄守彭城，而在此過程中僅張暢一人力排眾議，持議果決，最終確保彭城不失，展現出杰出的軍事見解。

此時張暢任安北長史，事實上南朝的建康士族出任都督府僚佐的事例俯拾即是，加以內外資制度，士族外任情況并不鮮見。且南朝時期由宗王出鎮進化到幼王出鎮，行事一職逐漸成為常態，分為行州事、行府事及行府州事，近乎成為實際的都督府長官。兼此職者多為都督府長史，士族仍然在頻繁介入都督府軍事領域，據以上統計更有大量出任都督府長官的經歷。單純從才能及政權的排抑上解釋稍顯牽強，那么就需要從都督府層面介入，是否因為地方上出現了一定的變化，促使士族在這一領域無法發揮自身的影響，最終使其失去了對這一地區的統御能力？而東晉到南朝，基層最大的變化莫過于豪族逐步走上歷史舞臺，從流民帥到豪族，這是江淮流域基層最突出的變化。流民團與豪族雖都具備濃厚的軍事色彩，但外來寄寓與本土主宰在政治欲求上存在很大的區別。

二、都督區豪強的上臺與士族的謝幕

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豪強出現的時間，大體在東晉中后期。其中最為耀眼的莫過于譙國桓氏，從桓溫到桓玄，這一家族走過了一段最為典型的從建康低等士族向地方豪強轉變的歷程。[1]朱子彥在《論東晉王朝桓氏家族與西軍關系——兼對禁軍與北府兵的側面考察》（《學術月刊》2003年第8 期）。一文中即提出桓氏家族的地方區域色彩，另徐芬《再論桓楚政權的性質——以桓玄荊州軍事勢力為切入點》（《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 期）進一步將桓氏定位為荊州勢力。隨后江淮流域及山東半島的土著豪強便如雨后春筍般崛起，他們擁有強大的軍事基礎，長期出任地方官吏，在都督府僚佐與地方太守層面逐步嶄露頭角，而這對于南朝都督府結構的改變極其顯著。學界對于南朝豪族的研究相對豐富[2]韓樹峰《南北朝時期淮漢迤北的邊境豪族》（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一書對南朝豪族的發展狀況進行過全面的考察。日本學者狩野直禎《后漢末地方豪族の動向——地方分權化と豪族》（載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編：《中國中世史研究》，東海大學出版會1980年版，第43—68 頁）一文探討了東漢后期的地方豪族與地方分權。北村一仁長期關注“荒”與“淵藪”地域，對于豪強的崛起提供了新的視野，詳參《南北朝期“淵藪”の地域的分布とその空間的特徴》，《東洋史苑》第71/72 卷；《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亡命”——以社會側面為中心》，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2 輯，武漢大學文科學報編輯部2005年版；《在南北朝國境地域的同姓集團的動向和其歷史意義》（載牟發松主編：《社會與國家關系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一文對邊境的豪族問題有較多關注。，對這一群體的大體發展情況已有初步認識，這里不擬再次探討豪族的產生狀況，而將視角集中在豪族的崛起與士族在軍事領域的謝幕之間的聯系上。

士族逐漸退出軍鎮的現象自東晉后期就已出現，東晉時最具影響力的兩個軍鎮為京口軍鎮與荊州軍鎮，荊州軍鎮的建立幾乎與東晉政權同時，以京口為中心的北府兵的建立則前后分為數次。[3]參見田余慶《北府兵始末》（載《秦漢魏晉史探微》，中華書局2004年版）一文。東晉孝武帝時，王恭和殷仲堪在這兩個軍鎮基礎上前后兩次舉兵，最終以無法控制軍鎮勢力而喪生，從而拉開了南朝士族逐漸退出軍鎮舞臺的序幕。

自楊佺期被滅，東晉南朝最后一支流民武裝消失。地方豪族已不同于此前的流民，他們擁有鄉里基礎和強大的私人武裝，在地方有極高的人望[1]關于豪強在地方的影響力及人望，谷川道雄在《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中華書局2002年版）一書中有詳細論述。，并且擁有強大的家族力量，依賴這些優勢他們可以在極短時間內組織規模龐大的私人軍隊。具有如此背景的豪族，擁有更高的政治訴求，對出仕的渴望與流民帥完全不同，他們在地方上的仕途雖平坦，但進入建康途徑的隔絕主要原因仍然在士族，從而使矛盾顯得較為集中。至若自身有極大野心的桓玄，更不會恭受建康士族的領導。長于治民而短于治軍的建康士族，一旦涉及軍事，便會為豪族所棄，自晉末終南朝，士族出鎮舉兵遂無一例成功。

前文統計之士族出鎮數人中，袁顗與殷琰皆于宋明帝初年介入軍事，而均以失敗告終。就殷琰事跡而言，據《宋書》本傳載，殷琰自最初任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臧質反時，任豫州從事中郎、廬陵內史?！瓣百|反，棄郡奔北皖。琰性有計數，欲進退保全，故不還都邑。事平，坐系尚方，頃之被宥?！盵2]《宋書》卷87《殷琰傳》，第2204 頁。據《通鑒》卷131“宋明帝泰始二年”條，尚穿插有右衛將軍柳光世，“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奔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第4099 頁）。此后再次被任豫州別駕，而至泰始元年（465），出為都督豫州諸軍事時，遂不旋踵而為豫州土豪所制，受挾舉兵。

太宗泰始元年，以休祐為荊州，欲以吏部郎張岱為豫州刺史。會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建武將軍、豫州刺史，以西汝陰太守龐道隆為琰長史，殿中將軍劉順為司馬。順勸琰同子勛。琰家累在京邑，意欲奉順，而土人前右軍參軍杜叔寶、前陳南頓二郡太守皇甫道烈、道烈從弟前馬頭太守景度、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龐天生、前睢陽令夏侯季子等，并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人，無以自立，受制于叔寶等。太宗遣冗從仆射柳倫領軍助，驃騎大將軍山陽王休祐又遣中兵參軍鄭瑗說琰令還。二人至，即與叔寶合。叔寶者，杜坦之子，既土豪鄉望，內外諸軍事并專之。[1]《宋書》卷87《殷琰傳》，第2204 頁?！顿Y治通鑒》卷131“宋明帝泰始二年”條（第4099 頁）、《建康實錄》卷14《列傳》（第544 頁）亦載此事。

殷琰都督豫州過程大抵如是。按，他既為明帝所任，在危急局勢下本欲借其在豫州的影響穩定這一都督區，并最終在豫州事件平定以后也獲得了諒解，并未因此遭受懲處。此段史料反映兩個問題：一為土豪勢力強大；二為殷琰無部曲私兵，這是自東晉末年以來士族出鎮所遇到的共同問題。此事豫州土豪參與者涉及杜氏、皇甫氏、龐氏、夏侯氏，其后更有裴季、鄭墨、柳倫等，據韓樹峰分析，此數族皆為豫州豪強。[2]詳見韓樹峰《南北朝時期淮漢迤北的邊境豪族》第三章第二節“‘義嘉之亂’中所見豫州諸豪族”（第80—89 頁）。更為重要的是，挾制殷琰的四族人物此時皆已無職，這樣他們起兵的基礎，則完全依賴家族勢力及在地方的影響。[3]《宋書》卷50《長沙王道憐傳》載：“時鮮卑侵逼，自彭城以南，民皆保聚，山陽、淮陰諸戍，并不復立?！边吘尘用裼捎陬l繁臨敵，臨時組織能力極強，多訓練有素，散則為民，聚則為兵，而其組織又往往以大族為號召。同書卷84《鄧琬傳》載：“ 初，淮南定陵人賈襲宗本縣已為劉胡所得，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之言之建安王休仁，休仁版為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南齊書》卷25《垣崇祖傳》載垣崇祖啟明帝北還召募亦相似。此類事例極多，故地方豪族于本地募兵，在南朝已成慣例。殷琰此前兩度任豫州僚佐，據《宋書》卷7《前廢帝紀》，泰始元年（465）正月前廢帝登基之初，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時[1]按帝紀未載休祐都督豫州諸軍事，據《宋書》卷72 本傳，休祐“都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第1879 頁），自是加督無疑了。而據《宋書》卷8《明帝紀》，明帝永光元年，“都督南豫豫司江四州揚州之宣城諸軍事”，似乎豫州都督又是劉彧。但據殷琰所任，長史為軍府僚佐，休祐都督豫州軍事應該可以確定，《明帝紀》載“又徙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第152 頁），則應是休祐先任豫州刺史，隨后明帝徙任后乃加督，而此一系列遷轉皆在短時間完成，具體難以考證。，殷琰即為長史、南梁郡太守，至十二月休祐入朝，乃行府州事。他在豫州的幾經任職，說明于明帝即位、天下盡叛的背景下，似乎難以找到主掌豫州更為合適的人選?！扮責o部曲，門義不過數人，無以自立” ，沒有強大的部曲為后盾，這是南朝士族出鎮所面臨的通病。督府常備軍主體隨府遷轉幾乎成為常態，士族到任后，乃不得不依賴地方豪強組織軍隊，相對于單弱的士族都督，地方土豪的力量異常龐大，遂使控制出現問題。

豫州舉兵時，“淮西人前奉朝請鄭墨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起義于陳郡城，有眾一萬”[2]《宋書》卷87《殷琰傳》，第2206 頁。。鄭墨此時亦無職位，而能于瞬間組織如此龐大的軍隊，他在地方的影響力可見一斑。杜叔寶諸人之勢力自然與此相當?！笆窃?，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去壽陽三百里?！盵3]《宋書》卷87《殷琰傳》，第2206 頁。其中無杜叔寶，則他應該正領兵守壽陽城，其兵力自然不下數千，此后杜叔寶為劉順諸人運糧時，乃以五千精兵護送可知。[4]《宋書》卷87《殷琰傳》，第2206 頁。而壽陽守兵自然不會傾巢出動，故杜叔寶最初挾制殷琰舉兵時，諸人勢力應不下兩萬人。以單身出鎮之士族，統治具有如此力量的地方豪強，殷琰固然于軍事未見所長，反思之，縱然他具備非凡統御能力，恐亦無法應付如此局面。晉末南朝，士族出鎮，所遇情況大抵相似，以單弱之自身力量，應對強大的地方豪強力量，其統治本身就潛藏著嚴重危機，與士族個人能力固然相關，但這種歷史的大背景才是主要的原因。

同一時期袁顗之出鎮，所遇之情況與此相似。按袁顗的出鎮，雖然本傳言其為避難外出[1]詳見《宋書》卷84《袁顗傳》，第2148—2153 頁。另《建康實錄》卷14《列傳》（第539 頁）亦載。，而實乃前廢帝使之以結外鎮軍事力量為援，這一點呂思勉早有論述[2]呂思勉云：“（袁）顗之出，乃廢帝所以樹外援，觀下節自明，然則廢帝非真疏顗，顗之征遄，亦非所以避廢帝；灼然可見矣?！保ā秲蓵x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3—414 頁）。袁顗由吏部尚書任上遷雍州都督區，與殷琰相同的是他們都沒有強大的部曲。然而這時雍州形勢與豫州不同，府下首將劉胡雖然驍猛卻并非豪族[3]《宋書》卷84《劉胡傳》載：“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以為名?！贝酥胁⑽囱云涓缸嬷论E，則其為寒人無疑。，且袁顗本為廢帝結外援而出，至鎮遂岌岌于軍事[4]《宋書》卷84 本傳載：“既至襄陽，便與劉胡繕修兵械，纂集士卒?！保ǖ?150 頁）又曰：“與鄧琬款狎相過，常請間，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眾知其有異志矣?！庇趧＜盎蕶?、天下思亂時，袁顗與劉胡遂不謀而合。故因此得順利統領襄陽兵力。，與殷琰雖各為其主，但其事近乎相同。戰事一起，乃以劉胡為前驅，自率重兵后繼。最終為劉胡所棄，究其因據《宋書》本傳乃歸咎于士族陋習?！邦壉緹o將略，性又怯橈，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盵5]《資治通鑒》卷131“宋明帝泰始二年”條，第4114 頁。此事《宋書》袁顗本傳亦載。此處尚有疑問，自鄧琬事跡可知：

琬性鄙暗，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并賣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群小橫恣，競為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6]《宋書》卷84《鄧琬傳》，第2135 頁。此史料《通鑒》卷131“宋明帝泰始二年”條（第4106 頁）亦載。

以鄧琬之行為，相較于袁顗，士族習氣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然濃湖對峙時，卻并無劉胡與之不和的記載，且劉胡在軍事不利的情況下隱瞞袁顗而退兵，卻仍然繞道尋陽，告知晉安王子勛兵敗之事。[1]此事《宋書》卷84《鄧琬傳》及《通鑒》卷131“宋明帝泰始二年”條（第4120 頁）均有記載。盡管他有推脫責任謊報軍情之嫌，然仍不失對尋陽軍府起示警作用。按戰場在鵲頭，位于長江南岸，屬南豫州境內，其位置約在今安徽省銅陵市偏北，自此地過江，沿大別山北面取道襄陽，其距離比溯江而上，經尋陽、沔口北上縮短近一半。而劉胡所領本為步兵，水路交通非其所長[2]《宋書》卷84《鄧琬傳》載：“劉胡率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既而謂其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斗。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為也?！保ǖ?142 頁），且其最終被殺于石城。胡三省注云：“此竟陵之石城，今郢州長壽縣是也?！盵3]《通鑒》卷131“宋明帝泰始二年”條，第4122 頁?？梢娖渥罱K目標仍然是取道襄陽，那么他取道襄陽卻逆江北上，自然出于示警尋陽的目的。鄧琬之風習遠甚于袁顗，而最終劉胡棄袁顗卻未棄鄧琬，可見風習的不同并不是主要原因。劉胡叛走后，袁顗尚有部眾兩萬人：

及劉胡叛走，不告顗，顗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飛燕，謂其眾曰：“我當自出追之?！币蛴侄葑?。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人步取青林，欲向尋陽。[4]《宋書》卷84《袁顗傳》，第2152 頁。

劉胡乃襄陽驍將，袁顗之所以能夠統領襄陽兵卒，皆因劉胡之故，到此時既與之分道揚鑣，麾下兩萬人自亦不能服其率領。此時以兩萬之眾，孤身逃命，忙忙若漏網之魚，究其原因，亦由其自身勢力單薄造成。乃轉而投戍主薛伯珍。按河東薛氏遷于襄陽后遂成地方大族[1]韓樹峰在《南北朝時期淮漢迤北的邊境豪族》第四章第一節對此有涉及（第125 頁）。，此薛伯珍即為襄陽駐軍之戍主，自應出于此族。而其所領之數千人，自亦為其私人部曲，勢敗孤身之袁顗，最終仍命喪薛伯珍之手。于袁顗與劉胡分途之際，襄陽地方勢力之態度此時昭然若揭。[2]《宋書》卷74《臧質傳》載：“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竺超民之徒，咸有富貴之情，愿義宣得，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又勸獎義宣?！保ǖ?915 頁）對于雍州襄陽一帶的豪族，陳琳國在《論南朝襄陽的晚渡士族》（《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4 期）一文中有較多關注。張琳對雍州之中下層豪族亦有相當探討，見《南朝時期的雍州中下層豪族》（《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6 期）一文。

南朝自齊以后，士族舉兵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數齊武帝時期雍州都督王奐事件。此事造成的影響并不大，但于北朝卻相當重要，它直接導致王肅北奔，據陳寅恪研究，對北魏的禮制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3]此事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二“禮儀”中有深入論述。據《南齊書》本傳，其祖父為王僧朗，父王粹，出繼從祖父王球，乃五朝高門瑯琊王氏后裔。據《南齊書》卷3《武帝紀》，王奐永明九年（491）出為雍州刺史[4]此事《通鑒》卷137“齊武帝永明九年”條，記載相同，但據《南齊書》卷49 本傳，“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第849頁）?！赌鲜贰肪?3 本傳亦載其“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38 頁）?！锻ㄖ尽肪?37《列傳五十·王奐》亦載此，與《南史》不異（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166 頁中）。據《南齊書》卷45《安陸昭王緬傳》，他于永明年間出鎮雍州，“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第794—795 頁），直到九年死于任上。按此處史料明顯有誤，據《南齊書》卷15《州郡志下》，竟陵郡屬郢州而非荊州，據《南齊書》卷3《武帝紀》，出鎮在永明八年，那么安陸王緬與王奐所轄區域完全相同，按此似乎可以推斷王奐接任安陸王緬督雍州。而據《南齊書》卷40《隨郡王子隆傳》載：“（永明）八年，代魚復侯子響為使持節、都督荊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保ǖ?10 頁）且直到十一年才解雍州都督，則隨郡王子隆與王奐督區有交叉，《南史》卷44《隨郡王子隆傳》載其“為都督、荊州刺史”（第1113 頁），據《南齊書》卷40《晉安王子懋傳》，他十一年出鎮雍州，督區與王奐完全相同，亦為雍州刺史。按王奐舉兵時齊武帝僅遣五百人征討，且最終其舉兵時亦只聚兵千人，約其并未都督雍州軍事，那么他就應該是以鎮北將軍開府。他既與寧蠻府長史劉興祖之間矛盾激烈，應該也擔任了寧蠻校尉。雍州為蠻區，寧蠻校尉亦有統兵職權，且此時雍州督府為隨郡王子隆兼領，督府設于荊州，那么雍州在軍事上就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永明十一年因與寧蠻府長史劉興祖不和，遂將其下獄處死。[1]究其齟齬細節，據《南齊書》卷49《王奐傳》載孔稚珪奏事：“興祖與奐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興祖啟聞，以啟呈奐，奐因此便相嫌恨?！保ǖ?39頁）乃因軍情問題而起?！赌鲜贰肪?3 本傳、《魏書》卷98《島夷蕭道成傳》亦有論述，《通志》卷137《列傳五十·王奐》、《太平御覽》卷830《資產部·針》（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704 頁）引《南史》皆載此事?？字色曋畯椲罆纤坪踹€指出了另一個原因：“毀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保ā赌淆R書》卷49《王奐傳》，第850 頁）王奐與劉興祖的上書不存，其內容不得而知，按陳顯達為齊之開國功臣，王奐在與劉興祖各自申辯之時，何來余暇“誹訕朝事”，此概為齊武帝欲加之辭而已。齊武帝因此遣軍捕拿，戰事一起，王奐乃因軍隊嘩變被殺。究王奐舉兵之細節，頗可看出南朝士族出守軍鎮實力之有限?！赌淆R書》卷49《王奐傳》載：“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齋仗五百人收奐。敕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卑?，齊武帝所遣呂文顯、曹道剛所率領僅五百人，盡管會合鎮西司馬曹虎[2]時任鎮西將軍的為隨郡王子隆，軍府設于荊州，鎮西司馬自荊州軍府領兵前往，其所領人馬自不會過多。，其總兵力亦只約在千人左右。而王奐此時為寧蠻校尉，負責對雍州蠻用兵，所統之兵雖不比雍州都督多[3]嚴耕望在推算荊州兵力時，依據將吏數額，以十倍得軍隊總數，見《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131 頁。據其結論：“雍、郢皆非大州，其州府佐吏亦有千數百人也?！保ǖ?33 頁）按，嚴耕望在軍府駐軍數字的推算上應存在很大問題，這據梁武帝起兵時情況可知，但雍州在南朝乃大鎮，其駐軍規模上自不在少。，其常備軍亦不在少數，而以此區區千余人即前往軍鎮征討督將，亦從側面反映士族出鎮在軍鎮勢力之弱小。事實上，王奐在抵抗臺軍時，所集結之力量亦極有限?！埃ㄍ鯅J子）彪輒令率州內得千余人，開鎮庫，取仗，配衣甲，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盵4]《南齊書》卷49《王奐傳》，第850 頁?？偙χ磺硕?，其中大部分仍為部下豪將所統。王奐最終的敗死乃與雍州軍府及地方勢力直接相關：

（王）彪遂出與虎軍戰，其黨范虎領二百人降臺軍，彪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卻之。奐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于城內起兵攻奐。奐聞兵入，還內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1]《南齊書》卷49《王奐傳》，第850 頁。

其中可以肯定的是，王奐并無私兵部曲，盡管此前他屢次外任。[2]《南齊書》卷49《王奐傳》載：“世祖即位，征右仆射。仍轉使持節監湘州軍事、前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為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初省江州軍府?！保ǖ?48 頁）在任江州刺史之前，他雖然出鎮湘州軍鎮，然在江州任上，取消了軍府設置，且士族外任本不善于招攬部曲，即使他在湘州時積累有部曲，此時恐亦被遣散。其子最初集結以抵抗臺軍的千余人，乃臨時武裝而成，在臨陣時即有二百人倒戈。隨后土人遂大規模進攻襄陽城，按此“土人”，自應為雍州之地方大族率領之部曲，王奐的舉動首先即遭到雍州之地方勢力的強烈抵抗。而襄陽城中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也隨即嘩變。據《南齊書》卷57《魏虜傳》，黃瑤起至永泰元年（498）魏孝文帝親征沔北時，任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據其任王奐司馬已有八年之久，約可推測，此前他一直任職襄陽一帶，可知他本為襄陽一系將領。而裴叔業為寧蠻長史，恰與王奐同年，“（永明）九年，為寧蠻長史、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率部曲于城內起義”[3]《南齊書》卷51《裴叔業傳》，第870 頁。。然而他此前在豫州屢任軍主，此所謂“部曲”，自然皆其舊部。這樣王奐以孤身出鎮，于府內幾至無兵可使，又不能綏和雍州之地方大族，于軍事驟起之際，乃只得束手待斃。

王奐身為建康高門，在出任雍州之前，屢次外任，自非絕無才干者。本傳稱：“奐無學術，以事干見處?！盵1]《南齊書》卷49《王奐傳》，第848 頁。至于王奐并無學術之說，恐亦有失偏頗，其子王肅入北后對北朝之禮制建設貢獻極大，且其家學淵源極深，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二《禮儀》中對此有相當考證，雖不能直接推論王奐之造詣，然亦絕非毫無學術者。更指出了他在才干上的杰出，在任湘、江二州之后乃出任重鎮雍州自有其原因。而在武帝的討伐詔書中更是隱約可見其才干：“逆賊王奐，險诐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內懷兇慝，貽戾鄉伍，取棄衣冠。拔其文筆之用，擢以顯任，出牧樊阿，政刑弛亂?！盵2]《南齊書》卷49《王奐傳》，第851 頁。在討伐之時，武帝仍提出“拔其文筆之用”，可見其并非如本傳所言“無學術”，盡管在他出任之初，齊武帝曾對王晏說：“奐于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盵3]《南齊書》卷49《王奐傳》，第849 頁。其在鎮并非因篤信佛家獲敗。

此中較為突出的是王奐舉兵時所依賴的人物，一為其子王彪，一為其婿殷叡。王彪在鎮并無職銜，孔稚珪稱：“彪私隨父之鎮，敢亂王法，罪并合窮戮?！盵4]《南齊書》卷49《王奐傳》，第850 頁。則王彪為私自隨父至鎮可知，于王奐抵抗臺軍時，遂一切軍務皆依王彪舉措，乃成為王奐之得力助手?！赌淆R書》王奐本傳載：“奐子彪素兇剽，奐不能制?！眳s不見其兇剽事跡，或以其嫻于軍事，不同于建康士族，而遭此惡語。殷叡之出鎮為王奐所推薦，“奐為雍州，啟叡為府長史”[5]《南齊書》卷49《王奐傳》，第851 頁。。這樣殷叡乃以長史身份隨王奐出鎮。武帝討伐王奐時以王彪為辭，卻并未提及殷叡。[6]《南齊書》卷49《王奐傳》載武帝討伐詔書云：“（王奐）第三息彪矯弄威權，父子均勢?！保ǖ?51 頁）

女婿殷叡懼禍，謂奐曰：“曹、呂今來，既不見真敕，恐為奸變，政宜錄取，馳啟聞耳?！眾J納之?！瓓J門生鄭羽叩頭啟奐，乞出城迎臺使。[1]《南齊書》卷49《王奐傳》，第850 頁。

終王奐舉兵前后看，整個過程，穿插其間為其出謀劃策者僅為王彪、殷叡及門生鄭羽數人。而王奐被殺后，“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2]《南齊書》卷49《王奐傳》，第850—851 頁。。則王奐所攜之鎮的尚有另外兩子，然在舉兵過程中并未見其事跡，換句話說，王奐起兵時所任者僅為其至親數人，并未見到雍州一系將領的介入。

殷琰、袁顗、王奐皆于軍鎮舉兵，然所面臨之情況各不相同，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此中固然不免個人原因[3]齊武帝時之房法乘即為一例，詳見《南齊書》卷58《東南夷傳》（第1009—1019 頁）?！顿Y治通鑒》卷137“齊武帝永明八年”條亦載此事（第4302 頁）。，但這時軍鎮的形勢早已注定了他們的結局，地方勢力的空前強大，已非東晉初年散亂的流民可比。降及南朝，兵戶制度逐步崩潰，兵募的興起更助長了都督府軍隊的地方化[4]有關南朝兵戶衰落與兵募興起的情況，詳參陳玉屏：《魏晉南北朝兵戶制度研究》，巴蜀書社1988年版。，高門士族由于并無私兵部曲，整個軍鎮的形勢就非孤身出鎮之士族所能彈壓，此中個人能力尚在其次。

三、南朝士族出鎮背景

五朝自東晉建國江東，最初乃以流民為重要軍事成分，而流民于國破家亡之時南下求生，更為東晉提供了相對充足的后備力量。但是在早期之流民團中，就已呈現出另一現象，即一旦內部結成穩固聯系，則必不易為外來勢力所統領，前期之祖逖軍團、郗鑒軍團、劉胤軍團情況皆如此[1]詳見《晉書》各人本傳。，其中尤以郗鑒軍團最為突出，田余慶在《論郗鑒——兼論京口重鎮的形成》[2]載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中有深入探討。這種軍事單位的特點到了晉末南下流民減少后，遂逐漸為另一種形式——地方豪強勢力所取代。對于南朝豪族的界定較為明確，一般將長江流域及北部在鄉里擁有強大勢力及影響力的地方豪強歸為豪族，而長江各鎮南部山區俚獠蠻越等族活動區域的地方豪強則被界定為酋豪或蠻洞力量，南朝在陳以前這類性質的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似乎并不大，這里要討論的主要還是江淮地區的豪族問題。

東晉后期較為重要的流民武裝，即是由謝氏建立的北府兵。前賢早已指出，北府兵的組建過程為募將而不募兵，然兵士的來源仍然是徐兗一帶的流民無疑。這種先集將后集兵的做法，使得謝玄諸人至淝水之戰能夠始終穩固地控制這支軍隊。然而謝玄退出后，到王恭出鎮，北府兵已經是征戰十余年的集團，其內部已形成緊密聯系，并發展出獨立意志，王恭因此不能穩固地控制這支軍隊。川勝義雄指出：

成為劉裕起兵基礎的北府軍團，最初從北方的流人集團出發，作為東晉貴族的傭兵發揮了作用，同時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牢固團結。在這中間，謝玄招募的勁勇之士的存在不可忽視。淝水之戰以后，他們逐漸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開始顯示出了不以貴族意志所動的姿態。[3]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第231 頁。

正是這樣的變化使士族終于失去了對這支流民武裝的控制。經歷桓溫和劉裕主持的兩次土斷，進入南朝，這些昔日的流民都逐漸轉變為地方豪族或為地方豪族所取代。其中以青齊、雍州一帶的豪族特點最為突出，前人論述已豐，這里不再贅述。與王恭出鎮幾乎同時的殷仲堪，在荊州遇到了新情況：一為在地方擁有強大影響力之桓氏，一為受地方勢力擠壓尋找出路的楊佺期武裝，搖擺于其間而自身并無力量的殷仲堪，最終乃與王恭殊途同歸。

南朝地方豪族的力量相對于東晉更為突出，而這種力量的崛起為士族出主方鎮掌控軍事豎起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读簳肪?9《劉坦傳》載梁武帝舉兵南下時：

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謂眾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用武士，則百姓畏侵漁；若遣文人，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城，軍民足食，則無逾老臣。[1]《資治通鑒》卷144“齊和帝中興元年”條亦略載此事（第4485 頁）。

其中指出的重要一點即文人“威略不振”的現實。[2]《梁書》卷13《范云傳》載齊明帝時其為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保ㄖ腥A書局1973年版，第230 頁）始興尚屬內郡，其地方豪族即已如此猖獗，北面邊鎮可知。而以劉坦在湘州的影響力，出任后仍然受土人進攻，幾近難于立足。[3]詳見《梁書》卷19《劉坦傳》，第300—301 頁。這已經是充分考慮各種結果后的選任，卻仍出現這種局面，何況湘州為江南豪族力量并不突出的地區，若涉及徐兗雍豫地區，其地方力量之強大，控制之艱難，更甚于此地?！巴圆徽瘛背蔀槭孔宄鲦傋畲蟮碾y關?！读簳肪?3《長沙嗣王業傳附弟藻傳》載：“出為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時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民焦僧護聚眾數萬，據郫、繁作亂?！盵1]益州軍鎮是鎮兵歷來皆為都督攜帶之部曲，即所謂“東兵”，此點李文才在《南北朝時期益梁政區研究》第二章“劉宋時期益、梁（南秦）二州刺史人選情況研究”中有論述（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12 頁）。湘州、益州地居長江南岸，到南朝齊末其軍鎮雖然設置穩定，但是軍事力量卻遠不及江北諸鎮。而其地因不接邊境，地方大族的武裝力量也相對薄弱，然仍非文人所能穩定執掌。

北面軍鎮地方勢力之強大遠非內地諸鎮可比，《南齊書》卷27《劉懷珍傳》載：“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數千人，士人怨之?！盵2]《南齊書》卷27《劉懷珍傳》，第499—500 頁。據此可知青齊一帶之豪族皆家有部曲，此所謂門生，僅為私兵之另一稱謂。劉懷珍一次獻出一千人的兵力，自然絕非其全部私兵。因江夏王義恭的舉薦，劉懷珍進入建康，出任直閣將軍后貢獻千人私兵，而青齊因地處邊境，平民習于戰事，此私兵之戰斗力自然極強。孝武帝收集青齊私兵以充宿衛，一方面自然是削弱地方豪族力量，另一方面可以從中得知，豪族私兵之精銳程度過于建康之宿衛兵。到梁代時，其規模有增無減，《南史》卷61《陳慶之傳》載：“出為北兗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事。會有祅賊沙門僧強自稱為帝，土豪蔡伯寵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盵3]《梁書》卷23《陳慶之傳》亦載此事（第1500 頁），但其中并未提及土豪蔡伯寵事跡。據此史料，攻陷北徐州之軍隊，其主體即為蔡伯寵之勢力，土豪力量乃至可以攻陷州鎮。豫州和雍州地方豪強的實力前文述殷琰、王奐事時已有所涉及。宋孝武帝時，王玄謨以武將出鎮雍州，因土斷而與地方豪族驟起沖突，僑居于此的河東柳氏乃欲起兵攻之。[4]詳見《資治通鑒》卷128“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條，第4031 頁。王玄謨，文帝以來一直為朝中大將，都督雍州尚遇如此處境，士族可知。大明五年海陵王休茂以雍州刺史舉兵，更直接為土人誅殺[1]詳見《宋書》卷81《劉秀之傳》，第2075 頁?！赌鲜贰肪?《宋本紀中第二·孝武帝紀》記載此事時，指出為其參軍尹玄慶所殺，大約此人亦為雍州土豪（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5—67 頁）。，其力量之大可知。梁武帝舉兵時，韋叡“有眾二千，馬二百匹”[2]《梁書》卷12《韋叡傳》，第851 頁。，曹景宗、康絢、柳惔等雖數目不等，而皆各遣部曲隨軍?！读簳肪?1《處士·張孝秀傳》：“少仕州為治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為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眾，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張孝秀為南陽豪強，而于南陽地方豪族中，門第并非一流，其歸隱之后仍有部曲數百人，乃至遠近居民“赴之如市”，可見其力量之集結程度。[3]對于大族私門集結平民的事跡，毛漢光在《中國中古社會史論》第四篇“中古士族性質之演變”有一定的敘述（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2002年版，第77 頁）。雖然他未以此眾用于軍事，但正如前文所述，邊境居民皆嫻于戰斗，以張孝秀次等豪族，尚能集結如此規模部曲，可知在邊郡豪族聚集部曲乃普遍現象。而在南朝境內非揚州區域，豪族聚兵事例史書不絕[4]梁末侯景之亂時期，乃更為猖獗，《陳書》卷8《侯安都傳》、卷9《侯瑱傳》、卷10《程靈洗傳》、卷31《任忠傳》等都有聚兵記載（中華書局1972年版）。，地方勢力出現這種形式的集結，乃使孤身出鎮的士族行使權力的空間受到嚴重限制。

到梁末侯景之亂時，這種在基層小規模的集結，遂演變成眾多的割據勢力?！蛾悤肪?5《陳寶應傳》史臣曰：

梁末之災沴，群兇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強，恣陵侮而為大。高祖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常。曇朗奸慝翻覆，夷滅斯為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敦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蓋以德懷也。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淮南，有為帝之志，勢非庸、蜀，啟自王之心。

這種在基層一直埋藏的隱患遂獲得全面暴露的契機。北面軍鎮之徐、兗、豫地區，或因侯景打擊，或已淪陷，未能展示其地方豪族的力量，而雍州則隨岳陽王詧舉事，故此時脫穎而出的皆為南部州郡的豪強。周文育出征余孝勱時，雖擁大批軍隊，仍不敢輕取土豪熊曇朗。[1]詳見《陳書》卷8《周文育傳》，第137—141 頁。地方勢力趁政權混亂之機，發展到極致。

豪族勢力的崛起，特別是邊境豪族，私兵固然起到相當作用，然而這種形式的大族，往往宗族的勢力也相當龐大，這也是他們能在短時間內集結兵力的重要原因。南朝史書中頻頻出現豪族將領結同族為兵的事跡，目前對于南朝各地區的豪族研究已相對較為完備，故這里不擬多置文墨。大體南朝境內之地方豪族特別是邊境豪族，一直都保持相當勢力，特定時期數族相連則可進攻州鎮。在這樣的背景下，州鎮的鎮將欲穩定一方，乃至于全身保命，都必須有一定的個人勢力為基礎，而這恰又是建康士族所缺少的。

南朝之出鎮將領皆攜有大量軍隊，一為組成軍府兵力之核心，組織軍鎮防務，一為彈壓地方豪族，奠定他們在軍鎮統治的基礎。東晉末年，劉道規鎮守荊州時，桓謙舉兵，“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盵2]《宋書》卷51《宗室·臨川烈武王道規傳》，第1437 頁?！锻ǖ洹肪?51《兵四》亦載（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870 頁）?？芍獎⒌酪幗枰詮棄号衍姷闹黧w力量乃其出鎮時所率領的部曲?！端螘肪?8《沈文秀傳》載：“景和元年，遷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時帝狂悖無道，內外憂危，文秀將之鎮，部曲出屯白下……”則沈文秀出鎮亦攜大量部曲，在其后舉兵反抗宋明帝時，遇到與王奐同樣的局面。

（劉）彌之青州強姓，門族甚多，諸宗從相合率奔北海，據城以拒文秀。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瑯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并起義。文秀司馬房文慶謀應之，為文秀所殺。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陷之，乘民從弟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領向青州所治東陽城。[1]《宋書》卷88《沈文秀傳》，第2222—2223 頁?！督祵嶄洝肪?4《列傳》亦略載此事（第546 頁）。沈文秀遭到青齊土豪進攻之事跡《資治通鑒》卷131“宋明帝泰始二年”條有較為全面的記載（第4112 頁）。

沈文秀同樣遇到地方勢力的圍攻，卻得以應付自如，當地大族房文慶的內叛亦未能成功。青州之地方大族根深蒂固，沈文秀借以作戰的軍隊自然皆為其攜帶出鎮的部曲，最終劉伯宗戰死，青州豪強的起義皆被其擊潰。非但如此，宋明帝所遣之臺軍也是圍困孤城，一籌莫展?！疤谇睬嘀荽淌访魃畷?、東莞東安二郡太守李靈謙率軍伐文秀。玄邈、乘民、僧暠等并進軍攻城，每戰輒為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余?！盵2]《宋書》卷88《沈文秀傳》，第2223 頁。此中固然有沈文秀個人軍事才能的原因，但擁有相當規模的部曲卻為必備條件?！读簳肪?6《徐文盛傳》：

父慶之，天監初，率千余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眾，稍立功績，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為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群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后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

徐文盛所遇之情況，雖并非因豪族，然蠻夷亦屬地方勢力一列，而他最終穩定控制該地區，其后盾仍然離不開他所統帥的舊部曲千人。

士族由于種種原因，在軍鎮多無收集部曲的舉動[1]士族在鎮不能收集部曲，其主要原因在于，一般他們并非臨敵將領，一旦收集私兵，即會遭到建康政權的懷疑，《宋書》卷2《武帝紀中》載司馬休之事跡即如此（第27—48 頁）。并且士族多居官建康，偶有外任，其亦以建康為心理歸宿，故多不熱衷于建立私兵。毛漢光在《中國中古社會史論》第四篇“中古士族性質之演變”中指出：“在東晉南朝時期，就士族整體而言，也有偃武就文的傾向?！保ǖ?0 頁），故若殷琰、王奐雖屢屢外任，仍然未能組建一支相當規模的私兵化部曲。宋文帝時范曄等謀反，乃欲遠結廣州人周靈甫，以借助其私兵。[2]詳見《宋書》卷69《范曄傳》，第1819—1831 頁。建康之士族，無私兵部曲乃普遍現象，相對于沈文秀，沒有部曲的士族在出鎮之后，或雖志趣不同卻被裹挾舉兵，若殷琰；或雖志趣相同，卻在形勢急轉時遭到拋棄，若袁顗；或直接被地方勢力進攻而束手待斃，若王奐。

建康之高門于史料中所得，亦多有部曲、門生，此類群體與上文所說之部曲、門生不同，對此類人唐長孺有較為集中的論述。[3]參見氏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客和部曲》，載《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版。此類群體一般分為兩種類型，一為私家勞力[4]若《宋書》卷67《謝靈運傳》中所載其開山浚湖之門生（第1734—1777 頁）。此類依附群體在吳會士族中較為普遍。，與武將之戰斗兵力不同；另一種則以此作為宦途捷徑而已。

（徐湛之）門生千余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1]《宋書》卷71《徐湛之傳》，第1844 頁。

（顏竣）多假資禮，解為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2]《宋書》卷75《顏竣傳》，第1966 頁。

可以看出此類門生與劉懷珍之門生的不同，建康之士族的門生、義故，多為依附群體。相對于士族，南朝之武將亦有門生，然這一類型的門生乃與前文之劉懷珍的門生大體一致?！端螘肪?9《范曄傳附孔熙先傳》載徐湛之語范曄等：

臧質見與異常，歲內當還，已報質，悉攜門生義故，其亦當解人此旨，故應得健兒數百。質與蕭思話款密，當仗要之，二人并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思話三州義故眾力，亦不減質?？ぶ形奈?，及合諸處偵邏，亦當不減千人。[3]《宋書》卷69《范曄傳附孔熙先傳》，第1822 頁。

此類依附群體自亦屬私兵性質，與私家部曲不異。[4]《南齊書》卷24《張瓌傳》所載之部曲亦屬此類性質（第453—455 頁）?？傊?，同樣作為依附群體，南朝的士族與地方豪族乃至武將所擁有的部曲、門生、義故等存在性質上的不同，前者主要是充當勞力或者是結交人士需要，而后者則主要充當私人兵力。

自東晉后期，荊州軍府和以流民為主的北府兵便已擺脫了士族的控制，以此為分界，進入南朝，士族在軍鎮區域不再扮演重要角色。其原因是多重的，關于其自身軍事能力的降低前人早已論述，這里主要探討士族與地方豪族在軍鎮區域力量對比上的懸殊。一方面是地方豪族的個人勢力和家族勢力的強大，另一方面出鎮士族自身力量的薄弱，最主要體現在他們出鎮后沒有強大的部曲為后盾。而這樣他們連軍鎮的常備軍亦難以穩定控制，在南朝政局變亂頻繁之際，出鎮士族、鎮府將領、地方豪族利益上乃各有異同，而在軍事行動中這種矛盾遂不斷激化，無不以士族的失敗而告終。地方豪族力量的壯大，尤其邊境軍鎮力量的復雜，使得終日以文學相尚、清談為務的建康士族，已經不可能控制這一區域。士族失去對軍鎮的控制，在南朝政權不斷士族化過程中，影響甚大，建康政權只有以宗王出鎮來加強對軍鎮控制，而在對宗王的限制過程中明顯取消了軍鎮的作用。從此在南朝軍事區活躍的都只能是異姓武將，在建康政權不斷衰弱時，他們在軍鎮半獨立的狀態日趨顯著。

四、余論

南朝政治與東晉最大的不同在于士族退出軍事，其中原因固然眾多，前人述及政權排抑、才能下降、世俗輕武等不一而足。這些固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這一結果，但基層鄉里以及軍府層面的改變卻一直被忽視。

南朝承東晉格局，財稅對揚州的依賴甚至得到加強，江北地方豪強對戶口的蔭蔽基本保持被優容的狀況，《宋書·州郡志》所載大明八年戶口簿，江北各地戶口與揚州各郡對比懸殊，這固然一定程度上反映經濟的不平衡，但或許也可認為這一區域人口隱冒情況之嚴重。豪強在這一背景下不斷壯大，私兵規模突出，遂使得鎮守非寒人武將抑或領禁軍出鎮之宗王不能實現，一無私兵、二無禁軍隨從的士族遂逐漸失去了對這一區域的掌控能力。

南朝雖然沒有出現東晉“荊揚之爭”那樣一支獨大的都督區情況，但都督府的建制與結構更加完善，更兼豪強出仕為清途所隔，遂使其在軍府層面大量積壓。固然南朝的歷史推動力在都督區，但都督府在一定程度上逐步為豪強掌控，他們的政治欲求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乃至主宰整個都督府的取向，成為南朝最為不穩定的因素。川勝義雄所提出的寒門武將取代士族，隨后才是豪強的崛起[1]〔日〕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第223 頁。，是不全面的，在南朝的軍事區域，寒門武將本身就是豪強群體。軍事拉鋸區域普通編戶非依賴地方豪強無以生存，邊境這樣特殊的地域產生了特殊的鄉里基層結構，在此基礎上建構了特殊的都督府，面對動輒數千乃至上萬人私兵的僚佐與下屬，且擁有強烈的仕途欲求，孤身出鎮的士族無力控制乃至扭轉他們的意向。故當外任成為士族不可避免的經歷時，他們不過以僚佐的形式在各都督區敷衍經歷，偶爾成為都督區長官亦不過雍容而已。這片區域的群體已經成長出自己的意識與欲求，他們不再是南下求食與求安的流民，更不能安于唯士族馬首是瞻的處境，這或許才是士族離開軍事、失去對軍事區域掌控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