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區矯正制度深化之進路研究

譚祺昱　鐘銳

[摘要]社區矯正作為一種社會化刑罰執行制度，在引入我國的十余年間，無論是理論層面還是實踐經驗都有了較大提升。文章認為在《社區矯正法》即將出臺，該制度面臨深化推廣的今天，圍繞矯治核心，確立以社會化社區為基本依托、以有效管控為基本保障、以符合高效矯治原則的矯治項目為基本內容的“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的發展進路，是促進社區矯正制度化、法治化根本方法之一。

[關鍵詞]社區矯正；社會化社區；有效管控；矯治項目

一、選題背景

社區矯正制度自2003年在我國首次試點以來，引起學界和實務界的熱烈討論，甚至出現“社區矯正研究熱”的現象。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關于擴大社區矯正試點范圍的通知》；2011年社區矯正首次入刑；2016年公布《社區矯正法（征求意見稿）》，社區矯正制度在立法層面已逐漸完善。因此社區矯正在我國發展到今天，研究重點已不再是引進此項制度的立法重要性，也不是照搬國外經驗完善配套措施的必要性，而是在制度即將全面鋪開與深化之前，結合我國國情，緊緊圍繞矯治這一核心機能，確定社區矯正制度深化之進路。

對此，筆者將其總結為“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耙粋€中心”即是以犯罪矯治為中心，而中心目標的實現必須奠基于三個基本要素：以具備社會化功能之社區為基本依托，以兼具執法和管理屬性的有效管控為基本保障，以符合高效矯治原則的矯治項目為基本內容。三個要素缺一不可，且各自發揮著獨特作用，只有將其有效結合，才能真正發揮犯罪矯治的作用，保障社區矯正工作順利展開。

二、社區矯正制度深化之進路分析

（一）以具備社會化功能之社區為基本依托

在社會學中，社區被定義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倍軌蝮w現社區矯正內涵的社區除社會學意義中一定數量人群在特定地理空間上的積聚這一特征外，還需要體現共同意識和利益，存在密切社會交往。具體來講，社區矯正實現犯罪矯治的基本途徑就是以具有凝聚力的共同意識來影響和改變犯罪人之價值觀，并在密切的社會交往中幫助犯罪人學會在這一價值觀指導下進行社會化生活。一個社區的客觀存在并不必然代表其具有了保證社區矯正核心矯治機能的社區化特征，細究我國現有的社區狀況，需清醒認識到，缺乏共同意識和密切社會交往的社區并不少。這是我國從不發達的農業國家轉向高速發展的工業國家所不可避免的。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人口的跨區域流動成為常態，移出社區出現社區空巢，移入社區則出現社區結構承受能力嚴重超載?？粘采鐓^中人員的不足使之喪失對共同意識的主導能力，而超載社區由于外來人員的增多使得沖突性和反社會性價值觀嚴重沖擊甚至替代傳統的公序良俗與行為規范，且移民所面對的低收入、高壓力以及文化多樣性的居住生活環境也不利于社區成員間進行密切的社會交往。這兩種情況均會大幅破壞社區的功能性要素，使其難以勝任作為社區矯正之社區的角色。

社會解組理論也以該現象為研究樣本，指出高密度人口的頻繁流動會帶來劇烈的社會結構變動，進而導致社區系統原有的正常運作機制被破壞。當一個社區出現社會解組征兆時，作為社區基本特征的共同意識與價值觀就會逐步消失，同時社會組織本身的結構破損導致社會共同生活的交往密切大幅降低，社區獨特的犯罪矯治功能就此喪失。

因此，在社區矯正制度的建構中，應對進行矯正的社區網點進行考察，對社區普通成員及時進行教育和引導，積極實施社區改造與社區建構。只有具有積極共同意識和存在密切社會交往的健康社會化社區才能對提升犯罪人社會化能力有所裨益。

（二）以兼具執法和管理屬性的有效管控為基本保障

熟悉域外文獻的研究者可能會注意到，域外研究社區矯正制度的文獻近年來已鮮有直接使用“community correction”這類術語，取而代之的關鍵詞是“強化監管項目”（Intensive supervision pro-gram）或者“中間刑罰”“intermedia sanction”。術語的變化體現的是在同樣制度體系內出現的一個關鍵性演變：現代社區矯正制度比之傳統制度更加需要對接受矯正人員的“有效管控”。有效管控，又稱危險控制，指根據法院的判決和社區矯正機構的判斷，通過設立不同強度的管控，科學地降低服刑人員的人身危險性。

有效管控理念是在“矯治無用論”后發展起來的。最初的社區矯正的出現是基于對監禁環境之反社會特性的批判，而在這一理念指導下，社區矯正因過于降低對矯治人員的監控強度而導致再犯率升高，被質疑為“矯正無用”。在此經驗教訓下，社區化刑罰執行中加強了管控，突出懲罰性的要求，社區矯正也就逐漸演變為所謂“中間刑罰”。即一方面比監禁刑之強制性有所弱化，但同時又比純粹的社區刑罰執行手段增加對自由的限制。實證研究證明，有效管控理念的加入并非如一些學者批判的那樣，是對社區化犯罪矯治的一種歷史倒退，其犯罪矯治的效果反而遠遠好于傳統模式。

歐美社區矯正制度以此思想為指導創設了強化監管項目模式（Intensive Supervision Program）。在這一模式下，矯治對象的行動自由處于一種介于全面監禁和完全自由之間的一種中間狀態，并通過在這一中間狀態中被有效引導參與矯治和社會化，逐步改正其不良思維與行為模式，最終成功復歸社會。該模式要求項目初期必須保證矯正工作人員與矯正對象的高頻率接觸，一方面接受行為監督，另一方面可以被引導著接受有針對性的行為矯治。隨著項目的推進，接觸頻度逐步降低，并最終實現完全的社區化人身自由。以美國為例，美國以印第安納州為開端，多個州及地方政府刑事司法系統對此進行了實踐，并取得較好效果。

我國社區矯正制度中規定了對管制、假釋、緩刑、暫予監外執行以及其他法律規定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受有效管控的啟發，罪行的輕重不一，刑罰的梯度不一，管控的干預力度也應當有所差異。這促進了矯正對象加強對自我行為的約束，有利于執法人員在矯正初期對行為的直接干預。同時，隨著矯正初見成效，相應地降低監控強度，一方面給予矯正對象以充分信心，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對社區機制之安全保障有較大沖擊。endprint

另外，筆者認為有必要強調，這里提出的有效管控概念兼具執法與管理屬性。一方面，社區矯正工作人員需要以強力執法權為后盾來保證接受矯正人員不至于回到社區后放任自流，這就要求賦予執行社區矯正工作的司法行政機關具有實際意義，不必借助其他司法機關援手的強制手段和行政裁量權力；另一方面，社區矯正工作人員還必須具有高水平的項目管理能力，使其可以有效地為其所主管的多名不同背景、不同矯治需求、不同改造進度的矯治對象提供量身定做、因地制宜和行之有效的矯治服務，科學掌控矯正進程，大幅提高社區矯正項目的成功率。

（三）以符合高效矯治原則的矯治項目為基本內容

一個社會化功能完整并擁有真誠接納罪錯者回歸意愿的社區，加上可以保證對犯罪人有步驟、有針對性展開矯治工作的有效管控，作為社區矯正之核心的犯罪矯治工作就一定能獲得成功嗎？縱觀犯罪矯治的發展史，該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即使具備上述兩個要素，如果不能提供具有實際矯治效力的矯治項目，社區矯正也只能是空洞的制度框架，而不能為罪錯者回歸社會提供任何實質性的幫助。

歐美犯罪矯治理論與實務在經受了“矯治無用論”的洗禮之后，通過堅持以實證主義犯罪學理論為指導，以實證主義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為武器的發展思路，得以迅速恢復活力，走上理論與實踐雙豐收的高速發展通道。其成功經驗毫無疑問應是我國努力發展適應21世紀刑事司法現實需要的矯正體系的重要參考。而歐美成功的發展經驗中，最具核心價值的成果，就是其通過對犯罪矯治基本規律高度總結后提出的高效犯罪矯治原則體系。

高效矯正理論的核心是一系列用于指導和衡量矯治措施有效性的理論假說，安德魯斯等人稱之為高效矯治原則。在其理論的不同發展時期出現過不同表述，主要可概括為三個主要原則：

第一，需要原則（The Needs Prrinciple）。社區矯正應圍繞服刑人員的“矯正需要”展開，服刑人員“矯正需要”的差異決定對其進行矯正的方式和內容不盡相同。經前文論述已知，犯罪性是導致犯罪的根本原因，那么如何消除犯罪性因子則顯得尤為重要。而矯正需要措施正是針對已知的致罪和致再犯預測性因子（predictors of crime and recidivism）進行干預，其中已知靜態因子包括年齡、犯罪史、家庭因素等；動態因子包括反社會人格、同情心、人際關系等。

第二，風險原則（The Risk Principle）。所謂風險原則是指，矯正工作應立足對接受矯正人員的人身危險性的高效率消除，在質和量上應向高危險個體傾斜，重點并優先為高危險個體提供矯正服務。服刑人員的人身危險性，包括再犯可能性及脫離管控可能性等，奧當涅（ODonnel）、邦塔（J.Bonta）等人的研究顯示，有效管控的力度應根據服刑人員的人身危險性來調控。服刑人員危險大，則管控力度應加大；服刑人員危險小，則管控力度應減小。如對低度危險的服刑人員實施強度較大的矯正，極有可能矯枉過正，而若對高度危險的服刑人員實施強度較小的矯正，則其再犯可能性將不能有效降低。

第三，反應原則（The Responsivity Principle）。即矯治工作中應當針對服刑人員的需要以及接受能力而制定矯正項目，力圖矯正措施與被矯正者的需要之間無縫銜接，達到普遍性反應（general respon-sivity）效果。一般認為，矯正的對應包括一般反應與特別反應?！耙话惴磻敝赋C正項目應與服刑人員的需要相一致，“特別反應”指矯正項目應與服刑人員的性格相一致。

研究發現，達到對應效果的矯正項目多數都應用了行為學派心理學以及社會學習理論的系統性的技巧與工作原理。與之相對，過于隨意的、口頭的以及追求被矯正者所謂“頓悟”為工作方向的矯正手段往往效果平平，其中以懲罰為基本要件的行為干預手段所能引發的被矯正者對應度最低，相應的矯治效率也最為低下。由此可見，相對應的矯正項目效果顯著，而千篇一律的矯治設計只會適得其反。

綜上，在推進矯正研究與實踐時堅持高效矯治原則是歐美當代社區矯正能夠重獲認可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國社會、文化、經濟狀況有其特殊性，這一理論中具有普遍性指導意義的內容對發展我國自己的社區矯正體系有極高的參考價值。而當前我國很多地區的基層社區矯正工作開展的現狀是缺少具備堅實理論基礎，經過實踐檢驗，能夠切實達到人身危險性降低的成熟犯罪矯治項目，最終導致社區矯正只能是一個空泛的制度框架，缺少操作性內容，對于接受矯正人員再犯率的降低沒有真正幫助。這一現狀如果不能得到改善，將很難避免重走歐美犯罪矯治界“矯治無用論”的老路。

三、結語

總而言之，在當今中國社會，首先，并非所有的社區都天然適合社區矯正，唯有具有積極的共同意識和存在密切交往的社區能為服刑人員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因此社區矯正工作的開展必須以具有這種社會化機能的社區為基本依托；其次，不強調懲罰不代表要同時弱化監管，根據罪行的輕重給予服刑人員不同力度的有效管控，并合理掌控矯正進程可為罪錯者回歸社會創造具引導性的外部條件，作為社區矯正的基本保障，也是制度深化時必不可少的考量；最后，矯治措施的確立應當立足于通過高效矯正項目降低服刑人員的人身危險性。而矯治措施是否真正有效，要給予科學的評估。應著力構建符合“需要原則”“危險原則”和“反應原則”這些經過檢驗的高效矯治原則的體系化矯治項目，并將這些項目作為社區矯正工作開展的基本內容。因此，遵循以犯罪矯治為中心，以社會化社區、有效管控以及高效矯正三原則為內容的矯治項目的三個基本點為社區矯正的發展進路，社區矯正制度在未來的深化與推廣之中，就能更加適應中國社會的變革與發展，實現社區矯正的制度化、法治化、本土化。

[責任編輯：岳文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