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新羅的繁榮與西海

[韓]申瀅植著 馮立君譯

一、序言

所謂西海，是指北起渤海灣、西朝鮮灣，南至中國東海北部，聯系韓半島和中國大陸東部的內海。而在韓國古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西海，主要是指除渤海灣之外，經過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聯系上海以南的杭州灣的寧波（明州）和韓半島的海域。到統一新羅的后半期為止，韓中兩國的交流主要是利用西海的北半部。中國的先進文物及西域的文化等通過黃海傳入的同時，也開始了三國的勢力通過西海向海外擴展的時代。不可否認，西海是韓國古代國家成長過程中不可忽視的文化空間。

西海從大陸的韓民族的移動開始就與韓半島有密切的關系①金庠基：《韓·濊·貊移動考》，《史?！?（1948年）以及《關于東夷和淮夷、徐戎》，《東方學志》1，2（1954年，1955年）；《東方史論叢》（1974年）。。后來，通過西海與韓半島的直接交流在漢武帝的入侵之后正式開始，隋唐與高句麗的沖突也是在西海岸激烈展開的，但目前真正意義上的以西海為中心的研究卻還未出現。不過，通過金庠基的開拓性研究②金庠基：《關于古代的貿易形態和羅末麗初的海上發展》·《麗宋貿易小考》，《東方文化交流史論考》，乙酉文化社，1954年。和賴肖爾（Reischauer）的對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分析考察③Edwin O.Reischauer，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New York, 1955.以及金文經的關于在唐新羅人的一系列研究④金文經：《在唐新羅人的集落及其構造》，《李弘植博士回甲紀念 韓國史學論叢》（1969年）和《赤山法華院的佛教儀式》，《史學志》1，1967年。，開始了對黃海的重要性的塑造。通過李永澤的具體化的航運研究⑤孫兌鉉、李永澤：《遣使航運時代相關研究》，《韓國海洋大學論文集》人文篇16，1981年。，孫兌鉉和金在瑾的海運與船舶研究⑥孫兌鉉：《韓國海運史》，韓國海員船舶問題研究所，1982年。金在瑾：《韓國船舶史研究》，首爾大學出版部，1984年。，積累了對西海多角度的研究成果。

可是這些研究不論是在對西海重要性的認識上，還是對其歷史意義的認定上，都不過是附帶的或僅涉及一部分內容而已⑦以西海為中心展開的韓中關系史論文，可參閱：全海宗：《韓中朝貢關系考》，《東洋史研究》1，1966年。申瀅植：《關于羅唐間的朝貢》，《歷史教育》10，1966年。崔根默：《百濟的對中關系小考》，《百濟研究》2，1971年。徐榮洙：《三國與南北朝交涉的性格》，《東洋學》11，1981年。等等。，因此對以西海為中心的歷史所具有的政治、文化的意義的解釋還不充分。這正是本文寫作的理由。

筆者以先學們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將三國時代初期開始到統一新羅后半期的9世紀上半葉張保皋登場為止作為對象，考察圍繞西海的交涉問題。特別是聚焦于把握西海在韓國古代史的展開過程中的意義問題，多角度地分析三國的成長與西海的關系。尤其是在追查統一新羅對唐交涉關系①申瀅植：《統一新羅的對唐關系》，《韓國古代史新研究》，一潮閣，1984年。的過程中確認當時的航路，通過求法僧②權悳永：《三國時代新羅求法僧的活動和役割》，《清溪史學》4，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87年。和使節的具體名單著眼于探明西海的歷史性格，因此可將本文看做是拉開西海岸時代序幕的第一頁。

二、西海對于韓國古代國家的政治意義

韓國古代的西海在我國的政治、軍事、文化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韓半島和與中國大陸相接的遼東、遼西地方諸民族的互動，漢族與塞外民族間持續不斷的爭戰，韓中兩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通過西海來完成。特別是使臣、留學生、求法僧等通過西海頻繁的往來，中國的先進文化和西域的文化也通過此地傳入。因此西海作為兩國間文物交流的通路，充分發揮了促進我們的文化發達起來的橋梁作用。

西海的文化意義與其政治、軍事上的重要意義都很大。中國勢力向北方內陸的深入被阻止時，黃海便成為其侵略通路并進而威脅韓半島。漢武帝的侵略和隋唐的討伐高句麗等都是這樣。同時和百濟的進出遼西、張保皋的海上活動等一起，使西海率先成為我們國家進出海外時代前進的路徑。因此西海是我國安危與發展的關鍵，左右了我們民族的興亡盛衰。

特別是西海的政治重要意義還在于它是延續國家起源和建國神話的組成部分。準王的南遷，沸流的彌鄒忽定著，王建祖先的活動都是在西海岸完成的事實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有關西海岸的最早記載是準王的南遷。

侯準既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攻奪。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③《三國志》卷30，韓。

古朝鮮的流民南下開啟了三韓新的歷史，④關于準王的南遷地，《帝王韻記》、《應制詩注》視之為金馬（益山），金貞培也支持這一認識（《準王與辰國和三韓正統論諸問題》，《韓國史研究》13，1976年，第15頁）。不過，李丙燾則將其比定為廣州的京安（《“韓”名稱的起源與辰韓的性格》，《韓國古代史研究》，1976年，第251-253頁），千寬宇比定為稷山（《三韓的國家形成》下，《韓國學報》3，1976年，第127-128頁）。西海在與中國有關系以前在韓半島內部人員、文化的交流上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西海成為我們民族血統的紐帶和確保文化同質性的媒介。然而西海真正的政治意義要從中國大陸與韓半島的關系開始尋找：

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仆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⑤《史記》卷115，朝鮮列傳。

元封二年（前109）漢武帝為進攻古朝鮮派遣楊仆從齊（山東半島）出發渡過西海（渤海）攻擊右渠王。這一渡海事件是韓中之間通過西海最早的沖突（交涉）。這一事件的結果是滅亡了古朝鮮，同時它也反映出西海的重要性。

三國時代西海的政治意義在于與陸地相接的高句麗相比，百濟、新羅絕對只能通過海路。

1.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馬韓）

2.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辰韓）①《晉書》卷97，列傳67，四夷。

這種事實與材料所表明的早就開始的通過西海三韓與中國的通交，以及在《三國志》中弁、辰用鐵與韓、濊、倭等進行交易的記載都是利用西海完成的。而我們民族（韓半島）利用西海力圖達到吸收中國文化和與中國政治共存。

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②《三國志》卷30（魏書），東夷30（韓傳）。

這一事件的結果導致西海成為中國侵入的通道。盡管如此，因為西海在韓半島地緣政治上的地位，三國克服波濤的險阻為吸收先進的文化和確立東亞秩序源源不斷地向中國派出了使臣。

而且對于與中國大陸接壤的高句麗來說，與其利用復雜的陸路，不如像424年高句麗長壽王越過遼東一樣③這里的“逾遼越?！比菀桌斫鉃椤岸蛇^遼河和渤?！保ā吨袊烦r傳（譯注1）》，1987年，第394頁）。然而，表示渡江時并沒有用“逾”字的用例，當時的形勢下長壽王也不可能渡過遼河從契丹、柔然盤踞的渤海灣一帶前往宋朝。因此，“逾遼”是從遼東或其南端的卑沙城直接南下使用了既有的航路。，渡海到宋朝貢：

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詣闕獻方物，遣使慰勞之。曰：“皇帝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纂戎東服，庸績繼軌，厥惠既彰，款誠亦著，逾遼越海，納貢本朝?！雹堋端螘肪?7，列傳57，蠻夷東夷（高句麗）。

這是東川王時代為牽制北魏而與吳的第一次通交的延續，是為牽制北朝（北魏）而聯系南朝（宋）。與之類似，西海在韓中政治對立時期當然也發揮了調停作用。西海與三國政治上的成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統治西海的國家也會獲得繁榮。百濟的經略遼西、高句麗擊退隋唐水軍以及張保皋設置清海鎮都是這種反映。這三件事是韓國古代史上三國各自最具代表性的海上活動。這些事件分別是三國壓倒中國勢力、獲得西海制海權并具有顯示了國力的意義的事件。

因為掌握了西海航路是各國政治軍事生存的關鍵，所以三國為此沖突不斷。

延興二年，其王余慶始遣使上表曰：“臣建國東極，豺狼隔路，雖世承靈化，莫由奉藩，（中略）后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沉于海，雖未委當，深懷憤恚?！雹荨段簳肪?00，列傳188，百濟國。

義慈王三年冬十一月，王與高句麗和親，謀欲取新羅黨項城，以塞入朝之路，遂發兵攻之。羅王德曼遣使，請救于唐，王聞之罷兵。⑥《三國史記》卷28，百濟本紀6，義慈王三年。

上引材料說明百濟的余慶（蓋鹵王）因入朝路被高句麗阻隔而將后者比喻成豺狼、長蛇，新羅因航路遭到高句麗、百濟的切斷而向唐朝求救。西海的對中通路成了國家興旺的關鍵。以下事件就是這一事實的證明。

真德王二年冬,遣伊飡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朝唐。（中略）詔授春秋為特進，文王為左武衛將軍。還國詔合三品已上燕餞之，優禮甚備。春秋還至海上，遇高句麗邏兵。春秋從者溫君解，高冠大衣，坐于船上，邏兵見以為春秋，捉殺之。春秋乘小船至國。（《三國史記》卷5）

金春秋在真德王二年（648）入唐并留下其子文王為宿衛，①申瀅植：《新羅對唐交涉中的宿衛》，《歷史教育》9，1966年；申瀅植，前揭書，第354-364頁。在獲得唐朝對征伐百濟時的協助之后的歸國途中為高句麗海上巡邏兵所阻。先是，金春秋在善德王十一年（642）進入高句麗請求援兵時還要求高句麗返還給新羅竹嶺西北之地，他與淵蓋蘇文對答機智并成功從高句麗逃脫。這次高句麗水軍意欲擊殺金春秋就是源于此。然而根本的是切斷新羅的對唐航路即金春秋的歸唐之路、阻止羅唐間的聯系，同時還搶掠關于唐朝援助新羅的外交（出師）文書。

因此在北方占據遼東的國家，如果又在南方統治西海，就將左右東亞的勢力版圖。因此高句麗東川王以后努力控制西安平的結果就是為了確保遼東，同時還出臺了確保進出西海的關口卑沙城的政策。②新舊《唐書》將卑沙城稱作沙卑城（《舊唐書》卷199，列傳149上，高麗；《新唐書》卷220，列傳145，高麗），《資治通鑒》（貞觀十九年）稱為卑沙城，《三國史記》既有卑沙城（寶藏王四年），也有卑奢城（嬰陽王二十五年）。高句麗與隋唐的對決到最后要堅守由玄菟城、蓋牟城、遼東城和安市城連結的遼河東岸，采取了死守其南端的安市城，固守大陸與海洋間的據點卑沙城的戰略。卑沙城和韓半島上的黨項城的意義一樣，都掌握著進出西海岸的通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結果真興王以后繼續出現的高句麗對新羅對中航路的阻礙，是力圖在國際上孤立新羅的政策的一部分。

再者，從新羅的航路是通過高句麗沿岸的既有路線來看，新羅需要開辟一條從黨項城出發經過德物島再向西的新航路，而6世紀末以后新羅從百濟手中奪取了已開辟的西海直通航路后在某種程度上也確保了這一路線，因為這條不必經過高句麗沿岸的直通路，真德王二年的海上事件就是高句麗方面仍計劃對新羅新航路予以阻撓的事件。

6世紀末以后，新羅獨自的對隋航路的開辟與確保使得其后引領日本的遣隋唐使和學問僧歸國等成為可能。特別是真平王五年（583）設置掌握舟楫之事的船府署反映了積極的海上進出。

五年，春正月，始置船府署，大監、弟監各一員。（《三國史記》卷4）

日本的前期遣唐使所主要利用的所謂新羅道（北路）的“南陽灣—長山串—大同江口—鴨綠江口—旅順—廟島群島—蓬萊”之路③山尾幸九：《遣唐使》，《日本古代史講座》6，學生社，1980年。在漢代以后也是被廣泛利用的路線，高句麗對其持續不斷的擾阻使新羅承受很大的負擔。而且從南陽灣一直向西橫跨西海的路線還具有航海危險，因此最小限度的利用從南陽灣出發過德物島走高句麗沿岸，而從黃海道西端近海出發選擇橫穿至山東半島的最短航路的可能性更大。①孫兌鉉、李永澤：前引論文，第27頁。這一條比已有航路縮短了一半的航路是在與百濟和新羅的競爭中開辟的。6世紀中葉新羅從百濟手中奪取了這條西海岸航路以后使之得到了利用。這條航路是武烈王七年（660）為征伐百濟的蘇定方的出征路，與從萊州“隨流東下”②《三國史記》卷5，太宗武烈王七年五月條。的記載一致。7世紀以后在張保皋時代其被廣泛利用的程度達到了頂點。從當時能夠利用季風的新羅人的航海技術③Edwin O.Reischauer，前揭書，第295-299頁。和很高的造船水平推知，根據天氣從新羅海岸直接橫渡西海的情況是存在的?！对鲅a文獻備考》說明豐川—赤山路是最短的航線，大概這條航路6世紀下半葉以后已經開辟。④《增補文獻備考》卷177，交聘考7，辛酉以后航海路程。同時，因為由新羅控制了航路，百濟只能多次與高句麗聯合對此進行阻撓。新羅卻因與百濟、高句麗對抗而掌握了跨越西海的航路，從而能夠在外交和政治上超過百濟、高句麗，并使帶領日本學問僧、遣唐使成為可能。⑤田村圓澄：《新羅使考》，《朝鮮學報》90，1977年，第70-72頁。

1.（舒明）四年秋八月，大唐遣高表仁送三田耜，共泊于對馬。是時，學問僧靈云、僧旻及勝鳥養、新羅送使等從之。（舒明十一年）秋九月，大唐學問僧惠隱、惠云，從新羅送使入京。⑥《日本書紀》卷23，舒明天皇四年秋八月條，舒明天皇十一年九月條。

2.是月（齊明四年七月），沙門智通、智達奉勅，乘新羅船往大唐國，受無性眾生義于玄弉法師所。⑦《日本書紀》卷26，齊明天皇四年秋七月條。

上引《日本書紀》中也可以看到日本的遣唐使、學問僧完全依靠新羅船只渡過西海的記錄。

中國大陸與韓半島、日本間的頻繁的交流自然而然開辟并固定了一條航路。首先元封二年楊仆攻擊路線是“從齊浮渤?！?，《宋書》的“逾遼越?！笔菑倪|東半島南端（卑沙城）南下直線通向山東半島的所謂“老鐵山水道航路”⑧孫兌鉉，前揭書，1982年，第29-30頁。

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末島、烏湖島三百里。北渡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二百里。東傍海壖，過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駝灣、烏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過烏牧島、浿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德物島，千里至鴨淥江唐恩浦口。乃東南陸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⑨《新唐書》卷43下，志43，地理7，嶺南道。

上述記載中韓之間很早就開辟的航路，就是從登州出發過烏胡島通向遼東半島南端的卑沙城的水路。尤其是其中的烏胡島作為唐朝征伐高句麗時的軍糧貯藏地，也可見當時航路的重要性。⑩《舊唐書》卷199上，志149上，東夷（高麗）載：貞觀二十二年“萊州刺史李道裕運糧及器械，貯于烏胡島，將欲大舉以伐高麗。未行而帝崩?！薄度龂酚洝罚ň?2，寶藏王七年）與此記載略同。理解這條航路可參看以下材料：

唐置羈縻諸州，而四夷之與中國通者甚眾，其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營州入安東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①《新唐書》卷43下，志43，地理7，嶺南道。

即，從遼東半島到登州的航路在當時稱作高麗渤海道。有鑒于此，《宋書》“逾遼越?！敝械摹坝膺|”或可看做渡過遼河，②《中國正史朝鮮傳（譯注1）》，第394頁。而從楊仆的“浮渤?！钡牡顷懙卦诹韬雍涌趤砜?，衛滿朝鮮應在河北省至遼寧省一帶。③《中國正史朝鮮傳（譯注1）》，第84頁。然而登州航路的順序是大榭島—龜歆島—末島—烏胡島—卑沙（奢）城，④《資治通鑒》貞觀二十二年四月甲子條。此時的渤海指稱的并非現在的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沿岸之遼東灣與萊州灣構成的渤海灣，不能忘記事實上它還包括連接遼東半島—廟島群島—山東半島的所謂渤海海峽。因此，史籍記載中的“浮渤?！币欢ú皇嵌蛇^凌河、遼河河口之意。筆者認為這條航路既稱為高麗渤海航路，應是麗隋、麗唐戰爭時期隋唐水軍進擊路線的水路，也是開元二十一年（733）渤海、靺鞨進攻唐朝登州的路線。

貞觀二十二年，萬徹又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率甲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入鴨綠水百余里，至泊汋城，高麗震懼，多棄城而遁。⑤《舊唐書》卷69，列傳19，薛萬徹。

以上是貞觀二十二年（648）薛萬徹率領水軍進攻高句麗的內容。這條航路經萊州—卑沙城—泊汋城一直到浿江口。不過唐軍所計劃的第四次、第五次征麗航路是從登州橫渡到椒島，⑥那波利貞：《朝鮮支那間の航路及其推移に就て》，《內藤博士頌壽紀念論叢》，1930年，第302頁。從當時的航海技術水平來看可能性很大，但好像沒有利用得很充分。出于隋唐王朝建立后頻繁派遣使節和擺脫高句麗阻礙的需要，百濟、新羅兩國當然要有新的航路。

可是新羅獲得漢江流域后并不急需積極的對中接近，開辟獨立的航路也是不切合實際的。對新的航路的欲望首先在百濟產生了?！昂舐勀耸峭跞藖斫党紘?。長蛇隔路，以沉于海，雖未委當，深懷憤恚?！雹摺度龂酚洝肪?5，蓋鹵王十八年條?？梢妬碜愿呔潲惡０兜淖璧K是百濟更大的問題 。

謹遣私署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余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投舫波阻，搜徑玄津，托命自然之運，遣進萬一之誠。冀神祗垂感，皇靈洪復，克達天庭，宣暢臣志，雖旦聞夕沒，永無余恨?！雹唷段簳肪?00，列傳88，百濟。

在茫茫大海上將命運交給上天，如果到達中國朝廷的話，還可能幸運的免于一死。從下面的材料中可以看見百濟開辟新航路的考驗。

（1）五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余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⑨《北史》卷94，列傳82，百濟。

（2）百濟王既聞平陳，遠令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跡淳至，朕已委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后，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①《隋書》卷81，百濟。

（1）是遷都熊津之后橫穿西海航路計劃的失敗，（2）是遷都泗沘以后百濟欲開辟新航路遇到的困難。

貞觀十六年，義慈興兵伐新羅四十余城，又發兵以守之，與高麗和親通好，謀欲取黨項城以絕新羅入朝之路。②《舊唐書》卷199上，列傳149，東夷（百濟）。

考慮到貞觀十六年（642，義慈王二年）與高句麗一起欲掌握通過黨項城的航路的事實，③參閱《三國史記》新羅本紀（卷5）善德王十一年（642）、百濟本紀（卷28）義慈王三年（643）的記載。這時主要考慮利用的道路應是黨項城—椒島—赤山一線。百濟某種程度上要開辟橫渡西海的事實和遣隋唐使的頻繁派出，④從624年三國接受唐朝冊封開始至660年為止，三國對唐外交以百濟與新羅最為激烈。這在某程度上是通過入唐航路確認的。同時在隋的使臣裴清利用百濟的南路（相對于高麗渤海航路）到達倭的記載中也可以看到。

隋文林郞裴清奉使倭國，經我國（百濟）南路。（《三國史記》卷27，武王九年三月）

這條橫越西海的航線在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也有清楚的表述。他在838年入唐時渡過了濟州島以南的東中國海，847年的歸路則正是利用了赤山航路。⑤Edwin O.Reschauer，前揭書，（地圖部分）。因此，新羅在真興王以后一面確保了黨項城，一面壟斷由百濟開拓的航路，并將其作為與中國之間的通道使用。這條赤山航路是200公里左右的豐川（椒島）—赤山浦的直航路，它是新羅人的官方入唐路線⑥金文經：《在唐新羅人的集落及其構造》，《古代韓中關系史研究》，三知院，1987年。。實際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有圓仁九月二日正午從登州出發，四日早晨抵達熊州海岸的記載。⑦《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這條西海航線在之后的高麗初期與北宋的文物交流中被廣泛利用。⑧孫兌鉉，前揭書，1982年，第85頁。

這樣固定下來的赤山航路就是筆者所說的新羅航路，它成為之后統一新羅時期頻繁的朝貢使及渡唐留學生的入唐路，也是武烈王七年（660）蘇定方率領征伐百濟的軍隊繞過山東半島沿岸的萊州—登州—赤山，進入黃海而沒有直接去伎伐浦的航路，

六月十八日，定方發自萊州，船艦千里，隨流東下。二十一日，王遣太子法敏，領兵船一百只，迎定方于德物島。（《三國史記》卷5，太宗武烈王七年條）

可知的是當時的航路經過了德物島。而且，到當時為止中國政治、文化是偏重于以渭水盆地為中心的中北部，所以中國并沒有開辟南方航路的很大必要。上述新羅航路利用的是征伐高句麗的請兵使劉仁軌攜來唐朝皇帝敕旨的地方和宿衛金三光⑨申瀅植，前揭書，第361頁。到達的地方，而且也就是在這里出現了黨項津。⑩《三國史記》卷6，文武王八年六月條。

西海發揮了韓國古代史上在國家繁榮和文物交流方面的橋梁作用，對其航海路線的掌握是國力強盛的象征。因此統治黃海的國家就能統治東亞世界。

三、三國的發展與西海

1.高句麗的成長和西海

高句麗北方與中國大陸相連，因此與百濟、新羅相比西海對其重要性略小?？墒歉呔潲悶榱诉M出南方，利用控制中國三國以及南北朝勢力間的矛盾沖突，很早就對西海岸予以關心。這在廣開土王碑文“永樂六年丙申，王躬率水軍，討伐殘國。攻取壹八城、臼模盧城、各模盧城、干氐利城、□□城、關彌城、牟盧城、彌沙城、古舍蔦城、阿旦城、古利城……”①關于關彌城的位置，李丙燾比定為朝鮮時代水軍節度使兼三道統御使本營所在的喬桐島（《國譯三國史記》，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283頁及381頁），樸性鳳將其看作是江華島（《廣開土好太王期高句麗南進的性格》，《韓國史研究》27，1979年，第9頁）。近來，金侖禹則將其比定為坡州郡炭峴面城東里鰲頭山城（《關于廣開土王的南下征服地一考》，《龍巖車文燮教授花甲紀念史學論叢》，新書苑，1989年，第102頁）。其確切位置是漢江、禮成江、臨津江河口的江華灣周邊的江華島、喬桐島、席毛島或金浦半島一帶的某座城。中有所體現。結果有高句麗統治西海國家的好勝的意味。

后者在為牽制魏而與吳通交上，為牽制北魏企圖與宋·梁·陳等交涉的事實中有明顯表現?？墒歉呔潲悋@遼東地方與內陸的中國勢力持續沖突，西海的政治意義比起濟羅來不是那么絕對。

高句麗自身的地理上的困難也很大，向北方扶余、向西方遼西的進出引發的與中國的對決，還有向南方樂浪的逐出是更緊迫的問題。然而最重要的是西進和南進的中間據點的進出。因為這一地區不僅是滋養中國勢力的要沖，而且還是向西海擴張的前進基地。同時，因為從中國渡西海進入韓半島的時代必須經過登州－卑沙城－西安平，不可忽視鴨綠江河口一帶的政治·軍事的重要性。

高句麗對進出西安平的關注可見的最早記載始于太祖王九十四年(146)。

秋八月，王遣將襲取漢遼東西安平縣，殺帶方令，掠得樂浪太守妻子。（《三國史記》卷15，太祖王九十四年）。

太祖王襲取了連接南滿洲和韓半島的要沖西安平以確保進出遼東的前進基地，并開始牽制韓半島內的中國郡縣（樂浪、帶方）。高句麗對西安平的爭奪持續到“東川王十六年，王遣將襲破遼東西安平” （《三國史記》卷17）。于是受到了刺激的魏，為應對韓半島內的本國郡縣的危機，以毌丘儉、王頎的出兵侵入作為報復。②箭內亙：《三國時代的滿洲》，《滿洲歷史地理》1，1913年，第221～223頁。所以趁西晉末的政治混亂高句麗襲取西安平非但沒有阻礙從韓半島驅逐中國郡縣勢力，而且還促進了高句麗向西、北的擴張政策。③李龍范：《高句麗的膨脹主義及與中國的關系》，《古代韓中關系史研究》，三知院，1987年，第180頁。隨后，美川王十二年（311）對西安平獲得支配權，十四年攻滅樂浪，十六年攻破玄菟城一直到二十一年（320）使遼東得以確保。

高句麗進出遼東和大同江下游一帶的結果確保了奪取西安平和浿江口兩個西海進出口，從而為新的擴張提供了可能。后來廣開土王從國內城向鴨綠江西進以后，從西安平沿西海南下沿著既有的“高麗渤海航路”經由椒島—關彌城—彌鄒忽一線越過漢江下游而能夠進攻漢城。特別是永樂六年攻取的關彌城、古利城、句牟城、彌鄒忽等58城大部分在黃海道南部京畿道北部的平原地帶及忠清道西海岸一帶，事實上高句麗在統治西海岸的單純意義之外還掌握了田作中心的谷倉地帶，這一貢獻使高句麗獲得了劃時代的發展。①樸性鳳，前引論文，第19頁。而且對既有西海航路的控制阻止了百濟的對中外交，因此百濟不得不與之圍繞關彌城展開激烈的爭奪?！度龂酚洝肪?8對廣開土王元年（392）占領該地的意義進行了說明：“其城四面峭絕、海水環繞?！薄栋贊炯o》中也將關彌城看做其進出西海的門戶，因而有辰斯王在其周邊設置關防等設施上傾注了心血以及辰斯王八年被高句麗攻陷的記載。②《三國史記》卷25阿莘王六年夏五月“王與倭國結好，以太子腆支為質”以后，十二年春二月“倭國使者至，王迎勞之特厚”，腆支王五年、十四年，毗有王二年“倭國使至”等出現了與倭國頻繁的通交記事。因而廣開土王能輕易地通過西海進攻漢城，使百濟為克服這種困難而試圖走與倭國通好、與新羅結盟之路。③《三國史記》卷25毗有王七年（433）秋七月“遣使入新羅請和”，新羅本紀卷3訥祇王十七年（433）秋七月“百濟遣使請和，從之”以及十八年“百濟王送馬二匹，秋九月又送白鷹，冬十月王以黃金明珠報聘百濟”。

與之相同，高句麗通過韓半島的西安平的南進因掌控了西海岸一帶而使這條航路的安全和百濟南遷成為可能?？墒窃谂c南朝的交往中卻難以利用山東半島沿岸的北魏海岸線。

孝文時，光州于海中得璉遣詣齊使余奴等，送闕。孝文詔責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于舊邦，繼絕世于劉氏。而卿越境外鄉，交通篡賊，豈是籓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舊款，即送還籓。其感恕思愆，祗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雹堋侗笔贰肪?4，列傳82，高句麗的內容與《三國史記》（卷18長壽王六十八年條）“魏光州人于海中得余奴等送闕，魏高祖詔責王曰‘道成親弒其君，竊位江左……’”記載相同?！獬?，光州又于海中執得梁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劍珮，及使人江法盛等，送京師。⑤《北史》卷94，列傳82，高句麗。

高句麗的全盛期長壽王（413-491）時代通過與北魏為首的燕、宋、南齊、晉等南北朝的等距離外交，擔當了東亞秩序的一極。5世紀中葉統一了長江以北的北魏、塞北的柔然、中國的南朝、東北亞的高句麗這四強形成了一種勢力均衡。⑥盧泰敦：《高句麗漢水流域喪失的原因》，《韓國史研究》13，1976年，第54頁。針對這一形勢，長壽王進行了兩面外交。長壽王一方面對魏外交共45次，另一方面與宋南齊等南朝也保持著緊密的關系，從而維護了高句麗在東亞的國際地位。⑦申瀅植：《三國史記研究》，一潮閣，1981年，第104頁。一直到6世紀中葉突厥擊破柔然打破勢力均衡的時代為止，高句麗一直進行兩面外交。高句麗頻繁的對魏外交在國際上獲得了對遼東統治權的認可。從而排除了妨礙其進出西海的因素。高句麗在長壽王以后與梁、陳的外交得以延續，而至少到新羅占領黨項城為止一直統治著西海。

589年隋朝的統一威脅了統治著滿洲一帶的高句麗，并引起了導致東亞勢力的大變動。加之此前真興王奪取漢江流域及其獨立的外交政策，促使百濟高句麗提前阻止新羅的對中接近。高句麗和隋朝之間與突厥、契丹等形成新的勢力關系，特別是為限制高句麗，隋朝的當務之急是收復遼東。遼東地方不僅包括高句麗的新城、玄菟城、蓋牟城、安市城、遼東城、白崖城等主要城池，還因為西海岸的出口卑沙城是高句麗的西北要塞，那么兩國圍繞遼東問題的對立就不可避免了。即，如材料所示：

（1）榮留王二十四年，帝（唐太宗）曰:“高句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凋瘵未復, 吾不欲勞之耳?！保ā度龂酚洝肪?0）

（2）寶藏王四年三月, 帝（唐太宗）至定州, 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仇，高句麗雪君父之恥耳?！保ā度龂酚洝肪?1）

（1）說的是唐太宗如果進攻遼東，高句麗將殊死堅守，唐軍另遣水軍直取平壤。結果遼東作為決定高句麗命運的關鍵要地，其南端將受到來自西海的攻擊。（2）說的是隋唐征伐高句麗的目標是恢復中國的領土遼東。然而事實上因為高句麗堅守著連接遼河東岸的玄菟城、蓋牟城、遼東城、白巖城、安市城的邊界線，并且遼東半島南端的卑沙城也在高句麗的掌控之下，所以隋唐的當務之急是占據水軍通道卑沙城。加之平原王在陳亡之后“理兵積谷，為拒守策”，①《三國史記》卷19，平原王三十二年條榮留王十四年（603）修筑從扶余城到渤海（即卑沙城）的千里長城以守備遼東，因此隋唐選擇了通過西海的最后一戰。因此，隋煬帝在612年（嬰陽王二十三年）征伐高句麗，讓陸軍渡過遼河，讓來護兒通過海路直攻平壤。嬰陽王九年（598）周羅堠所率水軍從山東萊州出發“泛海趨平壤城，亦遭風船多漂沒”②《三國史記》卷20，嬰陽王九年夏六月條。在橫渡西海過程中已經有了失敗的意味。因此嬰陽王二十五年（614）“來護兒至卑奢城，我兵逆戰，護兒擊克之，將趨平壤”（《三國史記》卷20），通過既有的高麗渤海航路先過卑沙城可直接抵達平壤。其后，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征高句麗時，“命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領將軍常何等率江、淮、嶺、硤勁卒四萬，戰船五百艘，自萊州汎海趨平壤。五月，張亮副將程名振攻沙卑城，拔之?！雹邸杜f唐書》卷199上，列傳149上，東夷（高麗）。張亮、程名振率領的水軍經過萊州—卑沙城北進，攻陷卑沙城的同時唐朝陸軍從側面東進予以支援。唐軍的戰略是為滿足隋朝以來征伐遼東的夙愿：

1.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④《新唐書》卷220，列傳145，東夷（高麗）。

2.太宗又命江南造大船，遣陜州刺史孫伏伽召募勇敢之士，萊州刺史李道裕運糧及器械，貯于烏胡島，將欲大舉以伐高麗。⑤《舊唐書》卷199上，列傳149上，東夷（高麗）。

結果唐朝最終的征服高句麗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水軍對西海的利用。即，

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城四面懸絶，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摠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城陷，男女八千口沒焉。（《三國史記》卷21，寶藏王四年條）

邊界要塞卑沙城是高句麗西邊最大最重要的城池。而八千余名城民和寶藏王四年（645）五月卑沙城的陷落給了高句麗以致命的打擊。接下來，高句麗沒有延續遼東城的陷落，最后堅守住了安市城，這是因為守住了第二卑沙城——鴨綠江入口的泊汋城。

萬徹又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率甲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入鴨綠水百余里，至泊汋城，高麗震懼，多棄城而遁。追奔百余里，于陣斬所夫孫，進兵圍泊汋城。其城因山設險，阻鴨綠水以為固，攻之未拔。①《舊唐書》卷69，薛萬徹傳。

材料所說是貞觀二十二年的事實，而泊汋城作為與“四面峭絕”的卑沙城一樣“固山設險”的戰略要沖，最終阻止了唐朝水軍的企圖。經登州到卑沙城、泊汋城的這條航路是始于麗隋戰爭時的來護兒、周法尚，以及麗唐戰爭中張亮、程名振、王大度、薛萬徹、牛進達、李海岸、常何、左難當、冉仁德、劉英行、張文干、龐孝泰等所走的水上通路。唐代的名將們試圖通過西海對高句麗進行的征討都失敗了。由此推知，高句麗的勢力在東亞擴張的5～7世紀，西海確實是屬于高句麗的水域。

2.百濟的發展與西海

百濟面臨西海，北方先后有帶方、樂浪和高句麗，其國家成長中西海占有重要地位。溫祚王時代的記載中，樂浪、靺鞨的入侵已經到了使它不得安寧的程度。

王謂臣下曰：“國家東有樂浪，北有靺鞨。侵軼疆境，少有寧日。今妖祥屢見，國母棄養，勢不自安，必將遷國?！保ā度龂酚洝肪?3，溫祚王十三年條）

1～3世紀間的《三國史記》本紀的記錄中關于新羅、百濟歷代王的記事充滿了兩國沖突的事實，意味著百濟初期的成長過程的困難很多。②申瀅植，前揭書，第193頁。百濟的地理條件是聳立著車嶺、蘆嶺、小白山脈等大山，分布著貫通東西國土的漢江、錦江、榮山江等大河，實際上構成了陸路交通的很多障礙。③李明揆：《百濟對外關系相關一試論》，《史學研究》37，1983年，第77頁。然而，百濟的海外擴張的背景，與其說是在這種地理的環境中，不如說是在作為古代東夷文化圈的傳統之根本上的一種文化基礎中。④金庠基，前引論文（1974年）。渤海和黃海沿岸的中國東部地方，不僅能與百濟人的開拓，而且能與統一新羅人的進出和王建先代的活動聯系起來。⑤參考樸漢卨：《關于王建世系的貿易活動》，《史叢》10，1965年。

因此，百濟不得不冒著萬難險阻向西海進發。

1.近仇首王五年，春三月，遣使朝晉，其使海上遇惡風，不達而還。⑥《三國史記》卷24。

2.今任臣使，冒涉波險，尋其至效，宜在進爵，謹依先例，各假行職。⑦《南齊書》卷58，列傳39，蠻東南夷 東夷（百濟）。

3.延興二年，其王余慶始遣使上表曰：“臣建國東極，豺狼隔路，雖世承靈化，莫由奉藩，瞻望云闕，馳情罔極。（中略）投舫波阻，搜徑玄津，托命自然之運，遣進萬一之誠。冀神只垂感，皇靈洪覆，克達天庭，宣暢臣志，雖旦聞夕沒，永無余恨?！雹佟段簳肪?00，列傳88，百濟。

4.百濟王既聞平陳，遠令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跡淳至，朕已委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后，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②《隋書》卷81，列傳46，東夷百濟。

上述史料說明，百濟西海航路的困難實際上到了承擔著“自然之運”的程度。而且，下面的史料還可以看到，百濟南遷以后，沒有獨立的海上航路，因為使用了既存的“高麗渤海航路”而遭遇高句麗的阻遏。因此，百濟甚至將高句麗稱為長蛇、豺狼。百濟急于開辟自己的獨立航路。

1.文周王二年，三月, 遣使朝宋，高句麗塞路，不達而還。（《三國史記》卷26）

2.東城王六年，秋七月，遣內法佐平沙若思，如南齊朝貢，若思至西海中，遇高句麗兵，不進。（《三國史記》卷26）

原本百濟從建國初期開始就與西海岸有很深的關系。首先“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隋書》卷81，列傳46）說明百濟從最初就與海上勢力有關。特別是與建國傳說的沸流國和彌鄒忽（仁川）有關，③盧重國：《百濟王室的南遷與支配勢力的變遷》，《韓國史論》4，1978年，第24頁。優臺、沸流系的古爾王不僅是仁川的目支國的支配勢力，而且還應注意到其勢力圈包括京畿道、忠清南道海岸的海上勢力。④千寬宇：《目支國考》，《韓國史研究》24，1979年，第28-29頁?！度龂酚洝罚ň?4，古爾王三年）的“王獵西海大島”或“襲取樂浪邊民”等意味著利用西海的軍事活動，責稽王與汾西王的被殺結局也不會與海上勢力無關。百濟的海上進出是其國家發展的一部分，為此為了確保航路而展開了北進政策。

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臺將二萬余人，與（幽）州（玄菟）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余級。⑤《后漢書》卷85，東夷列傳75，句麗。

以上史料說的是太祖王率馬韓、濊貊軍隊攻擊了玄菟郡。對于此時的馬韓，金富軾認為是復興的馬韓。⑥《三國史記》卷15，太祖王七十年條。李丙燾則將記載看做是誤傳。⑦李丙燾，前揭書，第43頁。然而鄭寅普和盧重國都將其認定為百濟，⑧鄭寅普《朝鮮史研究》（1947）第61頁、盧重國前引論文第41頁都將馬韓看做百濟。從而能將其作為百濟的海外經略來掌握。不久，太祖王七十年王率領馬韓（百濟）和濊貊進攻了遼東。

1.十二月，王率馬韓、濊貊一萬余騎，進圍玄菟城。扶余王遣子尉仇臺，領兵二萬，與漢兵并力拒戰, 我軍大敗。

2.七十年, 王與馬韓、濊貊侵遼東，扶余王遣兵救破之。（《三國史記》卷15）

對此，鄭寅普《百濟己婁王的遼海出兵》一文說,百濟己婁王為了與高句麗的太祖王以及新羅的和平而克服內部的憂患①《三國史記》（新羅、百濟本紀）1—3世紀的記錄充斥著以蛙山城為中心對新羅和百濟的沖突。對此千寬宇以南下的辰國系“對伯濟戰”作為解釋（《三韓的國家形成》（上），《韓國學報》2，第4頁），本人以蛙山城為中心的沖突新羅的西進作為解釋（前引論文，1984年，第193頁）。,渡海向遼東擴張：

不能避開馬韓而遺恨的百濟，隨后懷著向遼海故土直進的決心。（中略）獨自汲汲于羅濟的國交聯合。②鄭寅普，前揭書（下），第62-63頁。

此后百濟的海上擴張在古爾王時代獲得很大進展。古爾王自己作為平定目支國的辰王統治著京畿道、忠清道、海岸地區，③千寬宇，前揭書（1979年），第28頁。從而有可能再次進出西海。東城王十三年（246，古爾王二十年），以毌丘儉對高句麗的入侵為契機，古爾王進攻了樂浪海岸：

魏幽州刺史毌丘儉，與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王遵，伐高句麗，王乘虛，遣左將真忠，襲取樂浪邊民，茂聞之怒，王恐見侵討，還其民口。（《三國史記》卷24，古爾王十三年條）

對此，鄭寅普以《半島內漢族勢力的一掃》為題論述了通過海道對遼海附近的潛取之后，高句麗“逐退魏寇”的重大影響。④鄭寅普，前揭書，第167頁。

下面的史料顯示百濟的西海進出在古爾王之后變的更為正式，

1.古爾王三年，冬十月，王獵西海大島，手射四十鹿。

2.責稽王……高句麗怨。王慮其侵寇，修阿旦城、蛇城，備之。

3.汾西王七年，春二月，潛師襲取樂浪西縣。

4.阿莘王六年秋七月，大閱于漢水之南。七年九月，集都人，習射于西臺。（《三國史記》卷24）

通過狩獵來進行徹底的軍事訓練和統治的確認，⑤金瑛河：《新羅時代巡守的性格》，《民族文化研究》4，1979年，第212-236頁。以此增加戰斗力并阻止高句麗的南進。由此帶方在高句麗入侵時曾向百濟求助（責稽王元年），到汾西王七年進攻樂浪西邊的時候也就會出現所謂“遼西爭霸之始”。⑥鄭寅普，前揭書，第199頁。然而，因為當時與百濟的西海進出有所不同的困難以及來自大陸的高句麗、靺鞨的持續南侵的威脅，辰斯王二年（386）從開城附近的青木嶺到海洋之間的關防沒能設置完成。

這一關防的要塞關彌城在辰斯王三年（387）靺鞨人的入侵以后受到了威脅，并在辰斯王八年（392）陷落。因此，關彌城的失陷成為百濟國家的危機，史料提及阿莘王在此后傾注心血予以恢復但以失敗告終。

秋八月，王謂武曰：“關彌城者，我北鄙之襟要也。今為高句麗所有。此寡人之所痛惜，而卿之所宜用心而雪恥也?！彼熘\將兵一萬，伐高句麗南鄙。武身先士卒，以冒矢石，意復石峴等五城，先圍關彌城，麗人嬰城固守。武以糧道不繼，引而歸。（《三國史記》卷25，百濟本紀3，阿莘王二年）

百濟的西海進出的代表事例是遼西的進出。不過，與此有關的國內文獻唯一的證據是崔致遠的記錄（《三國史記》卷46列傳6《崔致遠傳》）：

高麗、百濟，全盛之時，強兵百萬，南侵吳、越，北撓幽、燕、齊、魯，為中國巨蠹。

這并非百濟直接占領中國大陸東北地方的記錄，因為“南侵吳、越”明確指的是中國本土。與此有關的記錄在中國文獻中的實例列舉如下：

1.百濟國，本與高驪俱在遼東之東千余里，其后高驪略有遼東，百濟略有遼西。百濟所治，謂之晉平郡晉平縣。①《宋書》卷97，列傳57 ，蠻夷 東夷（百濟國）。

2.是歲，魏虜又發騎數十萬攻百濟，入其界，牟大遣將沙法名、贊首流、解禮昆、木干那率眾襲擊虜軍，大破之。②《南齊書》卷58，列傳39 ，東南夷 東夷（百濟國）。

3.其國本與句驪在遼東之東，晉世句驪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吳，自置百濟郡。③《梁書》卷54，列傳48，諸夷 東夷（百濟）。

4.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余里，晉世句麗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④《南史》卷79，列傳69，夷貊下，東夷（百濟）。

5.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俊使于陳。戊寅，以百濟王余昌為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⑤《北齊書》卷8，帝紀8，后主、幼主。

6.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晉時句麗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 平二郡。⑥《通典》卷185，邊防1，東夷上（百濟）。

7.晉時句麗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⑦《文獻通考》卷326，四裔考3（百濟）。

8.孝宗永和二年正月，初，夫馀居于鹿山，為百濟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設備。⑧《資治通鑒》卷97，晉紀孝宗永和二年。

從以上記載可見，百濟實際上確實是在4世紀進出了中國的山東、遼西地方。這種遼西進出并不是通過既存的高句麗航路進出中國，如果沒有開辟了獨立的西海直通航路這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筆者認為這一航路是在4世紀末5世紀初葉開辟的。

對于遼西進出，韓鎮書等持否定論，⑨參見《海東繹史》續篇卷8，地理考8，百濟。但是在丹齋申采浩以后我國學界大部分都予以承認。首先，申采浩認為百濟占領的并非中國的山東、遼西一帶，而是敘述了對扶余的占領。⑩申采浩：《朝鮮上古史》，《丹齋申采浩全集》上（螢雪出版社，1972年），第194-195頁。

鄭寅普也在《遼西晉平的開置》中提出了他的主張，繼承了申采浩的觀點。

百濟最終領有柳城、北平之間地，設郡名為晉平而治之。（中略）今錦州、北鎮、寧遠、朝陽、昌黎等全境……?鄭寅普：《朝鮮史研究》，首爾新聞社，1946-1947年，第206-209頁。

安在鴻也認為進出的時間在近仇首王、辰斯王時期特別是在近仇首王時期。①安在鴻：《百濟史總考》，第255-256頁。金庠基繼承了先學的這種先驅性的業績，百濟為了牽制高句麗向遼東的擴張，在近肖古王末年（東晉末）進行了遼西經略。②金庠基：《關于百濟的遼西經略》，《白山學報》3，1967年，第137頁。方善柱也主張百濟從360-370年間進出遼西、華北地方之后到577年北齊滅亡為止一直統治該地。③方善柱：《百濟軍的華北進出及其背景》，《白山學報》11，1971年，第22-24頁。反對這一觀點的李明揆一方面將百濟的大陸進出說成是商業和軍事等方面的活動并行的大陸活動，另一方面又將此看做是在五胡十六國的混亂期百濟對在大陸的貿易或居留民地域的成立和維持的保護。④李明揆，前引論文，第98-99頁。

關彌城的陷落（392）以后國力枯萎的百濟，在漢城被攻陷（475）之后急劇沒落，此后東城王、武寧王、圣王時代的中興都試圖恢復以往的國力?？墒钦媾d王十四年（553）新羅在漢江流域下游設置新州，將黨項城收入囊中，兩國間發生沖突，百濟的對中通路在高句麗掌握之下，因為當時利用了沿著黃海道沿岸的海岸線北上，然后在椒島附近西進的航路。百濟在熊津遷都（475）以后實際上已喪失了對中航路，新羅受到內陸連續不斷的挑戰以及高句麗對海路的封鎖都是來自大國的挑戰。文周王二年（476）和東城王六年（484）分別向南朝宋和齊派遣的使臣都遭到了高句麗的阻礙。⑤《三國史記》卷6，文周王二年三月條載：“遣使朝宋，高句麗塞路，不達而還?！?東城王六年七月條載：“遣內法佐平沙若思，如南齊朝貢，若思至西海中，遇高句麗兵，不進?！币虼?，文周王以后歷代國王對故土的恢復以及西海通路的確保都不能不傾注心血。東城王、武寧王、圣王時代百濟與高句麗、靺鞨沖突的記事整理如表1。

表1 東城王、武寧王、圣王時代的對北方關系

26年1月28年1月28年3月獨山城被侵（高句麗、穢）攻擊高句麗道薩城金峴城被侵（高句麗）新羅軍支援

由表可見，這一時期百濟既進行了對高句麗的主動進攻，也對入侵予以反擊，從而牽制了高句麗。而且這一時期與南朝齊、梁的通交較為頻繁，①申瀅植，前揭書（1981年），第137頁。雖然西海橫斷航路是安全的，但有必要開辟新的航路。因此武王九年（608）隋朝使臣裴清對倭出使利用的是南路②《三國史記》卷27（武王九年三月條）載：“遣使入隋朝貢。隋文林郞裴清奉使倭國，經我國南路?！倍且酝男铝_航路具有深意。特別是自文周王二年（476）和東城王六年（484）高句麗的西海妨害事件以后，直到武王二十七年（626）隋航路遮斷為止的五十余年間并沒有受到高句麗阻礙航路的記載。由此推測百濟與南朝之間有可能開辟了新的航路。不僅如此，威德王三十六年（589）中國的一艘戰船漂流到躭牟羅國（耽羅），③《北史》卷94，列傳82，百濟。意味著存在近海的航路。④孫兌鉉、李永澤，前引論文，第7頁。而且，從真平王九年（587）大世、仇柒的海外亡命事件來看，經南海岸的黑山島橫渡中國東海，經由舟山列島從明州登陸的航路已經開辟了。⑤山尾幸九，前引論文，第209-210頁。并且，這條航路沒有航海上的危險，統一新羅以后特別是張保皋對其進行了充分的利用。⑥孫兌鉉、李永澤，前引論文，第21頁。

吾將乘桴泛海，以至吳、越，侵尋追師，訪道于名山。（中略）[大世、仇柒]遂相與為友，自南海乘舟而去，后不知其所往。（《三國史記》卷4，真平王九年）

然而，6世紀末隋朝的登場使百濟的對中關系遇到新的難關。這一難關就是為了與在北方新興起的隋朝通交，卻不能使用既有的新羅航路。由此百濟不得不再次遭到高句麗、新羅的阻礙。結果對百濟與在黃河流域繁榮昌盛的隋唐之間的交流不利，進而加速了南遷后百濟國力的衰退。不過，百濟在這種困難的條件下與隋唐展開的外交中竟然達到了與高句麗、新羅相近的遣使次數，由此可見當時外交競爭的意味。

表2 三國對隋唐外交的比較

真德王武烈王9（2）5（1）

據表2可見，三國對隋朝的外交中，在地理上居于不利位置的百濟反而最先遣使；①百濟是最早向隋朝遣使入朝的國家。即，百濟在隋朝建立（威德王二十八年，581）后就派出了使臣。高句麗是在590年（平原王三十二年），新羅是在594年（真平王十六年）才分別得到隋朝的冊封。從在與唐朝的外交中（660年以前）絕不落在后面的遣使次數能夠看出三國間激烈的外交使者的競爭。尤其是三國向中國靠攏的政策在唐朝的建立后更加得到促進。600年（武王四十一年，嬰陽王二十三年， 善德王九年）三國同時要求到唐朝的國學入學，而且唐朝在同一年（624）冊封了三國國王，②申瀅植，前揭書，1984年，第314頁?？梢姰敃r的國際形勢。然而隨著7世紀以后新羅國家的成長，百濟的西?；顒尤找嫠ヂ?。這意味著其國力的衰退以及王權的弱化。

3.新羅的大發展和西海

位于韓半島東南端的新羅自然和西海沒有關系，赫居世八年的“倭人行兵欲犯境”以后，除百濟滅亡之后的白村江戰役外，新羅的海洋交涉大部分與東海岸的倭國有關。

新羅通過西海最早的對中交流是西晉武帝太康元年（280）的入貢。③千寬宇將《三國志》卷30的辰韓的辰王看作新羅的沾解王。隨之將太康元年（280）解為味鄒王十九年。然而新羅國家成長過程中遇到了與倭和百濟的沖突問題④申瀅植，前揭書，1984年，第285頁。，通過西海岸與中國的交往是在百濟使臣的帶領幫助下才勉強完成的⑤《三國史記》（新羅百濟本紀）中沒有新羅使臣隨百濟使臣入朝（梁）的記載，不過《梁書》（卷54，列傳48東夷新羅）、《文獻通考》（卷326，四夷考3，新羅）中載有“隨百濟獻方物”。。

法興王八年，遣使于梁貢方物。（《三國史記》卷4）

這條短短的記錄說明了新羅渡過西海到達中國（梁）的事實。以此可窺見當時新羅國家的成長，在那一時期的航海技術水平下沒有百濟的幫助與中國的交往有多困難。根據是法興王八年（521）對梁朝貢以來到真興二十五年（564）為止四十余年間完全沒有與中國來往。因此，真興王二十六年的入陳具有特別的意義。真興王十四年（553）占領了百濟的東北邊境（漢江下游地區）并設置新州后，給高句麗和新羅都帶來了相當大的變化。

1.陽原王七年秋九月，突厥來圍新城，不克，移攻白巖城。王遣將軍高紇，領兵一萬，拒克之，殺獲一千余級。新羅來攻，取十城。（《三國史記》卷19）

2.惠亮問曰：“沙彌從何來?”對曰：“某新羅人也?！保ㄖ新裕?惠亮法師對曰：“今,我國政亂，滅亡無日，愿致之貴域?！保ā度龂酚洝肪?4，居柒夫）

首先，高句麗方面外有突厥持續不斷的進犯，內有安原王時代的外戚抗爭⑥李弘植：《日本書紀所載高句麗關系記事考》，《韓國古代史的研究》，新丘文化社，1971年，第158頁。和陽原王時代頻繁的政亂⑦《日本書紀》卷19欽明紀六年條載：“是歲高麗大亂，凡斗死者二千余人?！币约半S之而來的國難，結果導致漢水流域喪失。⑧盧泰敦，前引論文，第35頁。另一方面，在新羅國力急劇增強和王權空前提高的前提下，①真興王（540-576）在位三十七年間曾三次改元。這代表著國家意識和王權的威嚴，十二年的開國表示親政，二十九年的大昌是對外夸示國力，三十三年的鴻濟是強大王權的象征（申瀅植：《新羅史》，梨花女子大學出版部，1985年，第110頁）。通過黨項城確保了新羅航路。因此，真興王二十六至三十二年之間對陳的連年朝貢成為可能，奪取高句麗水上航路姑且不論，真平王五年（583）設置船府署也可看做是其尋求的對策。

因此，新羅在真興王二十五年（564）后展開了活躍的對中外交，表3可見真平王代（579—632）的智明以下九名求法僧從海路往來于中國，從開始對唐交往的真平王四十三年（621）到百濟滅亡為止，新羅派出遣唐使比百濟、高句麗都更頻繁，這是掌握西海航路帶來的結果。

貞觀十六年，義慈興兵伐新羅四十余城，又發兵以守之，與高麗和親通好，謀欲取黨項城以絕新羅入朝之路。新羅遣使告急請救。②《舊唐書》卷199上，東夷·百濟。

在這樣的困難下，善德女王（632—647）和真德女王（647—661）分別（與唐朝）互派了11次使臣，可見7世紀以后所謂新羅航路是在新羅的統治之下的。

表3 新羅的求法僧

表4 三國的對唐交易品

三國的對唐外交在新羅的主導和控制下，三國展開活躍的外交交涉，彼此間在從朝貢使的挑選到方物的內容上展開各種各樣的競爭。特別是始于在廣義的外交中以冊封為前提達成協議的朝貢，派遣了告哀使、進賀使、謝恩使、請兵使、謝罪使等各種形態的入朝使臣。①申瀅植，前揭書，1984年，第315-321頁。加之由新羅展開的宿衛外交既是統一三國的肇因，也為吸收盛唐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②申瀅植，前揭書，第352-390頁。因此，三國將遣唐使的資格提高到王子一類的高層人士，凸顯了對唐外交的重要性。即高句麗榮留王二十三年（640）二月世子桓權，寶藏王六年（647）王子、莫離支任武，以及寶藏王二十五年（666）的太子福男分別被作為使臣派遣。③《三國史記》卷20及卷22。

百濟也在武王二十八年（627）八月向唐選派了國王的侄子福信，新羅在真德王二年（648）、四年、五年也是分別派遣出了金春秋和金仁問、金文王父子，可見對唐外交的比重。對此唐朝將刑部尚書沈叔安和職方郎中陳大德、散騎常侍朱子奢、司農丞相里玄獎等分別派往高句麗和百濟，表示對他們外交上的關心。在這種外交的競爭下，朝貢伴隨著進貢與回賜的多樣化與內容的豐富，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需求。

然而，新羅很快計劃用對唐外交來克服本國危機之路，在真平王以后摸索出新的對中接近政策。真平王時期掌握大權的金龍春和金舒玄具有密切聯系，他們和金春秋、金庾信家族結成姻親關系后，新貴族得到極速成長。④申瀅植，前揭書，1984年，第115頁。這兩大家族推舉善德王（632-647）對內方面主張對濟·麗強攻政策，對外方面積極促進親唐的政策。特別是以大耶城的悲?。?41）為契機，兩大家族緊密地團結在一起，金春秋在開始三角外交的同時，整頓毗曇之亂（647）后擁立善德女王（647-654）而排擠了舊勢力。接下來真德女王在位的八年間是武烈王系的政策試驗期，⑤真德女王時代實施的代表性政策有（1）設置執事部（廢除稟主）；（2）啟用新賀正禮；（3）新設左理方府；（4）宿衛外交的促進等。這可以說是武烈王登場的“整體作業”。也是金春秋、金庾信等新貴族展開積極的對唐外交的時期。那就是金春秋及其兩個兒子（金文王、金仁問）所進行的宿衛外交。

可是這一時期包括宿衛外交在內的對唐外交為摸索向三國統一的過渡，可以看到采納唐正朔年號和唐朝服制等屈辱的表現①真德王二年請奉正朔、中華衣冠制度，四年進獻太平頌，使用永徽年號等。，但那不過是新羅策略手段的表象而已。新羅通過這種外交手段可以從唐朝獲得援兵和支持。由表5可見，真德女王當時的實權者金春秋親往對唐外交的第一線，而獲得了征伐百濟的計劃和“援兵確約”，文王作為宿衛被留下。特別是到他的兒子法敏當時被選拔為遣唐使，他們都成為統一的主角，由此可估計出當時入朝使的身份與地位。唐朝派往新羅的太常丞張文收（真德王八年）和含資道總管劉德敏（文武王元年）等人也受到了禮遇。

表5 新羅的遣唐使（統一以前）

可是統一前，羅唐關系結果因征伐高句麗、百濟成為中心而使旨在推動兩國的軍事合作及實施作戰計劃的使節往來得以實現?！度龂酚洝分杏刑瞥娫谡鞣グ贊昂笸鶃碛谖骱５膸讉€事例②參見《三國史記》卷5，卷6，武烈王七年，文武王三年、八年；《舊唐書》卷83，蘇定方傳載：“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定方自城山濟海，至熊津江口?！保ㄔ瓡氖ё?，今據文意標入，并有微調?！g者）：武烈王七年（660）六月十八日從山東萊州出發的蘇定方的軍隊僅用了三天就橫渡西海到達德物島，由此似乎可看出所利用的赤山航路是出于戰術考慮的。德物島作為這條航路中間的轉折點，接下來這條航路順著韓半島沿岸北上從白翎島和椒島近海向西①《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43，豐川都護府）中的琵琶串是“禁商船之通上國者”的地方來看，可知豐川海岸的椒島是寄港地。。因此文武王十年劍牟岑主導的高句麗復興并向南進軍的航路顯然是從浿江口－椒島－白翎島－史冶島（德積島）②李丙燾，前揭書，第103頁。一直抵達赤山航路的南端。

百濟滅亡后，扶余豐和福信等人發起復興運動在加林城崛起的時候，“仁軌乃別率杜爽、扶余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雹邸杜f唐書》卷84，列傳33，劉仁軌?？梢姲捉瓚鹨鄣膽K狀。之后，西海上的軍事行動到文武王十六年（676）的伎伐浦海戰為止暫時處于冷卻期。

征服百濟的羅唐聯合軍很快計劃征伐高句麗。這時郭待封率領的水軍④《新唐書》卷220，列傳145，東夷·高麗。從山東半島東端的城山出發東進越過椒島向浿江口發動進攻。這時水軍不僅從側面協助陸軍，為攻陷平壤，在軍糧和物資的支援上也給予很大幫助⑤《三國史記》卷22，寶藏王27年。。

結果新羅在6世紀中葉確保了漢江下游地區，同時在某種程度上還掌控著通過黨項城的對中航路并持續受到高句麗一側的破壞。然而高句麗北方頻繁的叛亂和突厥等的威脅使其國家遭受巨大磨難，新羅因而在6世紀末統治了大部分赤山航路。因此，求法僧、使節頻繁地往來，三國最密切的對隋唐的接近成為可能。而且，不顧百濟、高句麗對入朝之路的阻礙，新羅積極的對唐外交的成功打開了通向統一的外交之門。當然，這種變化是能夠確保西海航路安全的政治、軍事的成長的基礎。

四、統一新羅的繁榮與西海

西海在征伐麗濟時作為支援唐軍的通道，使唐羅之間的合作得以完成。百濟滅亡之后應唐朝方面的要求，新羅為頻繁地輸送軍糧蒙受了巨大的損失。⑥《三國史記》卷7，文武王十一年，答薛仁貴書。

此時，倭國船兵來助百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為漢前鋒，先破岸陣。（《三國史記》卷7，答薛仁貴書）

由材料可見，似乎到白江之戰為止，兩國間的合作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完成。然而高句麗滅亡后，唐朝的領土野心也逐漸暴露，

文武王十年六月，高句麗水臨城人牟岑大兄，收合殘民，自窮牟城，至浿江南，殺害官人及僧法安等。向新羅，行至西海史治島，見高句麗大臣淵凈土之子安勝，迎致漢城中，奉以為君。王處之國西金馬渚。（《三國史記》卷6）

新羅政府沉迷于接受劍牟岑的歸化，在金馬渚封安勝為“少高句麗王”等反唐政策中。由于新羅這種支援與協助，文武王十一年的《答薛仁貴書》中凸顯了兩國間的不和諧關系。即，新羅政府查明唐朝借口征伐倭國修理兵船而實際上蓄謀進攻新羅，卻對此懶于理睬。文武王八年為履行與唐朝間的約定，新羅水軍北進并提前到達水谷城，得知唐軍首先回撤后新羅軍隊也撤退了。這時文武王“遣大監金寶嘉入海，取英公進止”（《三國史記》卷7，答薛仁貴書）之后，金寶嘉從海路抵達位于遼東的李勣陣營觀察其動靜，可見合作的體制其實已經破裂。不過，金寶嘉北上之路也是劍牟岑經浿江口—史治島南下的、一直以來被當成新羅航路的路線。

與之相同，由于新羅不僅積極吸納、融合百濟高句麗遺民，而且為從唐占領區逃出的很多遺民提供避難地以弱化唐朝的進攻力量①John C.Jamieson，《羅唐同盟的瓦解》，《歷史學報》44，1969年，第2頁。，羅唐間的對立變得更加尖銳了。然而正如材料所表現的那樣，

儀鳳二年九月，洮河道行軍大總管中書令李敬玄、左衛大將軍劉審禮等與吐蕃戰于青海之上，王師敗績，審禮被俘。上以蕃寇為患，問計于侍臣中書舍人郭正一等，咸以備邊不深討為上策。②《舊唐書》卷3，儀鳳二年。

當時唐朝因吐蕃叛亂等問題而使對韓半島的軍事行動也不盡如人意，③申瀅植：《三國統一的歷史性格》，《韓國史研究》61·62，1988年，第69頁。而駐屯平壤的唐朝陸軍將領劉仁軌、高侃、李謹行等率領契丹、靺鞨軍隊進攻了積城、七重城和買肖城一帶，而水軍在薛仁貴的指揮下則包圍了伎伐浦一帶。

1.冬十月六日，擊唐漕船七十余艘，捉郎將鉗耳大侯，士卒百余人，其淪沒死者不可勝數。級飡當千功第一，授位沙飡。（《三國史記》卷7）

2.十二年九月，遣級飡原川、奈麻邊山及所留兵船郎將鉗耳大侯、萊州司馬、本烈州長史王益、熊州都督府司馬禰軍、曾山司馬法聰，軍士一百七十人，上表祈罪。（《三國史記》卷7）

3.十六年冬十一月，沙飡施得領兵船，與薛仁貴戰于伎伐浦，敗績。又進，大小十二戰，克之，斬首四千余級。（《三國史記》卷7）

以上記錄是兩國在文武王十一年到十六年間在西海上發生的沖突事件。材料1是唐朝的輸送軍糧米的船只阻擋了陷入孤立境地的高侃軍隊的前進道路。高侃在文武王十一年九月和蕃兵一起從平壤進犯帶方并通過禮成江口進出于西海之上，同時唐朝水軍通過該地的錢浦、碧蘭渡④《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4，開城府，上。為唐軍補給軍糧。文武王十一年十月新羅破壞了其補給線打擊了唐軍士氣，十二年七月在西門大破高侃和李謹行軍。材料2是為打擊唐軍激昂的士氣，采取了懷柔、招降使郎將鉗耳大候、萊州司馬法聰的措施。材料3是文武王十三年的買肖城勝利使唐水軍覆沒，這是由于唐軍在陸戰海戰中的決策失誤導致的。⑤李鐘學：《新羅三國統一的軍事學的考察》，《軍史》8，1984年，第196-197頁。伎伐浦勝利則是新羅水軍掌握了制海權而使唐軍喪失斗志的事件。

事實上，文武王十一年聽到所謂唐兵支援百濟軍的傳聞后，新羅大阿飡真功守備甕浦，十三年九月大阿飡徹川出動一百余艘兵船鎮守西海，此外新羅軍隊與唐軍在臨津江邊界展開一系列大會戰，①文武王十一年十月六日捕獲唐朝的運送船七十余艘，劫獲郎將鉗耳大侯等一百余人以后，包括十二年七月高侃、李謹行麾下的數千人，十三年九月九次激戰的兩千余人，十五年九月的一千四百余人（獲四十余艘船），新羅軍在大小十八戰中共斬殺六千余人。為確保禮成江口的江華灣直接展開戰斗。最終，新羅出于守護麻田島和江華島的考慮切斷了伎伐浦的海路。因此唐朝將入唐宿衛的金仁問請出來，以劉仁軌、李弼、李謹行等人展開的報復反擊的計劃反而失敗了。新羅王為炫耀伎伐浦的勝利，三個月后在講武殿南門觀覽了弓射，不久又將船府從兵部中分離出來，開始強調船楫之事。②《三國史記》卷7，文武王十一年。

從文武王八年（668）派遣了金欽純、良圖為謝罪使到孝昭王八年（699）入唐朝貢為止，兩國實際上處于斷交狀態。文武王十一年（671）兩國爆發正面沖突，因百濟、高句麗遺民的處理和領土的紛爭，戰爭一直持續到文武王十六年。戰后，經過神文王、孝昭王激烈的感情對立期，③神文王時期唐朝皇帝的冊封使先來，對此并未派遣謝恩使，十二年唐使來到新羅要求更改太宗廟號，僅在六年有一次入朝使。孝昭王時期，唐朝首先派遣了冊封使，新羅也派遣了一次遣唐使（申瀅植，前揭書，1984年，第327-328頁）。兩國在玄宗時代（712～755）和圣德王（702～737）時代建立了正常的關系。經過孝昭王時代的過渡期，兩國在圣德王二年（703）確立了親善的關系，兩國進入文物交流為主的時期。這時的西海因為不存在第三國，其作為兩國間的交通路發揮了文化發展的橋梁作用。

統一新羅通過西海的對唐交涉促進了韓國歷史上最活躍的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圣德王在位的三十六年間出現了46次外交關系記事，而且還出現了朝貢、賀正、謝恩、宿衛、宿衛學生等外交使節的多種類型。如此頻繁的派遣外交使臣如同長壽王對北魏的外交一樣是國力增強和王權強化的表現。真平王四十三年到新羅末為止的三百余年間新羅派出的使臣橫渡西海達150多次，由此可見對唐外交的重視和重要。因而，新羅對遣唐使的選拔也是慎之又慎，其代表性人物見于表6。

表6 統一新羅的遣唐使

金欽質 王弟 圣德王25年（726）金榮 副使 圣德王34年（735）金相 大阿飡（王弟） 圣德王35年（736）金隱居 伊飡 惠恭王3年（767） 請求冊命金俊邕 大阿飡 元圣王5年（789） 侍中·即位（昭圣王）金彥升 大阿飡 元圣王6年（790） 上大等·即位（憲德王）金力奇 哀莊王9年（808） 請求冊命金陸珍 大阿飡 哀莊王10年（809） 謝恩金昌南 伊飡 憲德王1年（809） 告哀金憲章 王子 憲德王2年（810） 獻金銀佛像金張廉 王子 憲德王9年（817）金柱弼 憲德王14年（822）金能儒 興德王6年（831） 溺死金大廉 興德王4年（829） 傳入茶種子元弘 阿飡 文圣王13年（851） 傳入佛經·佛版金富良 阿飡 景文王2年（862） 溺死金胤 王子（蘇判） 景文王9年（869） 謝恩金處誨 兵部侍郎 真圣女王7年（893） 溺死金榮 倉部侍郎 景明王7年（923） 帶領金幼郎金岳 倉部侍郎 景明王8年（924）張芬 兵部侍郎 景哀王4年（927） 帶領樸術卿（后唐）金日出 執事侍郎 敬順王6年（935） 帶領李儒（后唐）

表6可見，統一新羅實行積極的外交政策，遣唐使選拔王族遠親級飡以上的人，①文武王九年入唐的祗珍山很可能是與磁石有關的技術人員。并選定比新羅末期官等更早一些的官職為主的人物。特別是由于入唐使的往來使交易的物品比三國時代更加多樣化了。即，新羅的進貢物到7世紀為止以金、銀、銅、牛黃、布木、人參為主，8世紀時以果下馬、牛黃、美發、海豹皮和朝霞綢、魚牙綢為主。而由9世紀輸出的金銀制佛像、佛經等也可發現新羅手工業工藝的發展。而回賜品如歷法、最勝王經、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圖、紫袍和錦綢帶、道德經、佛經、茶種子等也多種多樣。②申瀅植，前揭書，1984年，第336-338頁。

統一新羅活躍的對唐外交在借助發達的航海技術與先進船舶的同時也更進一步促進了開辟新航路。

（1）王聞玄宗在蜀，遣使入唐，溯江至成都朝貢。③《三國史記》卷9，景德王十五年。

（2）帝在蜀，遣使溯江至成都朝正月。①《新唐書》卷220，列傳145，東夷新羅。

（3）十一年十一月，其入朝王子金士信等遇惡風，飄至楚州鹽城縣界，淮南節度使李鄘以聞。②《舊唐書》卷199上，列傳149上，東夷新羅。

以上材料暗示了8世紀中葉以后新羅探索經韓半島南端渡中國東海而行的新航線的內容。（1）說的是景德王十五年（756）新羅使臣聽說唐朝皇帝（玄宗）在蜀的消息渡過沂江，③沂江在今淮河以北、山東半島南部，由此可知新羅使臣從韓半島出發向西直行抵達淮河下游的事實。（2）實際上是《新唐書》的記載，（3）是新羅使臣金士信④關于金士信，《三國史記》卷10憲德王元年（809）作為持節使歸國，并無遇難的記載。遭遇臺風后漂到楚州鹽城，《增補文獻備考》卷171“交聘”還提到憲德王九年（817）的入朝使金張廉遇到暴風后漂至明州附近。在這些記載中，他們的航路不是既有的北方航路而很有可能是從黑山島出發一直向西行的航路。這條路線由黑山島漸向西南渡過中國東海經舟山群島由明州—杭州上岸，到張保皋時代這條路線得到很大發展?？墒墙y一新羅后期以前仍然主要利用新羅航路。日本的情況也和新羅一樣，橫跨中國東海時伴有很大危險。

7世紀出使中國的大使們總是沿著韓國海岸去中國，那是可以看得見陸地的航線。但是到敵對的新羅王國統一韓國的時候，日本不得不躲開韓國海岸而試圖冒著更多風險直接從北九州西行去中國。⑤Edwin O.Reischauer，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p.60.

統一新羅對唐交流活躍的根本的原因是航海和造船技術的先進性。據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載，他在836年八月十七日第一次試圖出航的時候，當時日本的船勉強算是“沙船”的水準，所以是在九州沿岸很難抵達唐朝的一種原始程度。⑥Edwin O.Reischauer，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p.61.對當時日本的航海技術，賴肖爾（Reischauer）這樣寫道：

在那些海上，指南針還沒有被使用，沙船的時代是只能在風中航行。最糟糕的是日本人好像沒有在他們那個世界航海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氣象學知識。⑦Edwin O.Reischauer, 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 p.60.

日本的沙船被記載為一種平底的帆船。中國和新羅沙船一樣，⑧金在瑾，前揭書，第57頁。而中國的沙船是以平底、多桅、方頭方艄、⑨周世德：《中國的沙船考略》，《科學史集刊》5，第48頁。有出艄而無船頭為特征，⑩J.Need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4， p.391.可見新羅的船舶也應帶有這樣的特征。當時日本的航海者們大部分都得到了新羅人的保護和引導，?金文經，前引論文，第275頁。并且圓仁的歸國也是在新羅船員的帶領下完成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1，開成四年三月三月十七日條：“十七日，運隨身物載第二船，與長判官同船。其九只船，分配官人，各令船頭押領，押領本國水手之外；更雇新羅人諳海路者六十余人，每船或七或六或五人。亦令新羅譯語正南商可留之方便，未定得否?！比毡镜某暿惯x拔中金正南、樸正辰等新羅譯語。能夠看到當時的航海技術之高。?關于新羅當時領先的高超航海技術可參閱Edwin O.Reischauer, 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 p.97.特別是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可見日本的航海技術連季風和海洋的特征都不了解，只停留在依靠佛陀和神道的水準上。①Edwin O.Reischauer, 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 p.69.

高超的航海與造船技術為8世紀以后的對唐交往帶來了全新的轉折期。與在國王和中國皇帝大部分的更迭之后派遣的朝貢使不同，圣德王時代開始出現的賀正使具有更多的吸納唐文化的目的。實際上賀正使在圣德王十三年（714）至惠恭王十（774）年的六十年間是以祝賀新年的使節存在的。表7中可以看出圣德王為紀念與唐朝友好關系的建立，一般在朝貢使之外還派出攜有賀禮的使節。②申瀅植，前揭書（1984年），第339-340頁。派出了告哀使、謝恩使、進賀使、謝罪使、陳慰使等，特別是宿衛外交促進了統一新羅與唐朝外交上的“白頭偕老”。

表7 統一新羅的賀正使

統一前的宿衛在金春秋的主導下派出了金文王、金仁問、金三光三人，他們后來成為統一三國的主角。到景德王時代派出的金因為止共派遣了16人。③申瀅植，前揭書（1984年）；卞麟錫：《唐宿衛制度所見對唐關系》，《史叢》11，1966年。

表8 統一新羅的宿衛

（651）金三光 大阿飡 文武王6年（666） 3年 （大阿飡）左武衛翊府中郎將 征伐濟·麗金德福 大奈麻 文武王14年（674） 1年 傳入歷書金守忠 （ 阿飡）圣德王13年（714） 3年 傳入文圣王圖金嗣宗 圣德王27年（728） 2年 果毅 請求宿衛學生入學中代金志滿 圣德王29年（730） 1年 太仆卿 文物交流金思蘭 圣德王32年（733） 1年 太仆員外卿 討伐渤海金忠信 圣德王32年（733） 1年 左領軍衛員外將軍 討伐靺鞨金志廉 圣德王72年（783） 1年 鴻臚少卿 謝恩金獻忠 哀莊王7年（806） 1年 秘書監金士信 憲德王1年（809） 1年 冊封副使下 代金昕 憲德王17年（825） 1年 伊飡 太常卿 國相·請求宿衛學生入學金義琮 興德王11年（836） 1年 伊飡 侍中·謝恩金忠信 僖康王2年（837） 11年 文物交流金因 沙飡 景文王10年（870） 1年

表8可見，其原始出處的“夫四夷稱臣納子為質”（《冊府元龜》卷966）是從質子的角度說的，①Lien-ShenYang，“Hostage i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 1960, pp.43-57.梁起錫：《關于三國時代人質的特征》，《史學志》15，1981年，檀國大學。而實際上其作為羅唐兩國間的外交溝通者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都發揮了巨大作用。②參見申瀅植，前揭書（1984年）。

這里關注的不僅是新羅的遣唐使、賀正使、宿衛等在唐活動，還有他們歸國后顯著的成績。①圣德王三十二年作為宿衛入唐的金忠信寫作了金信忠（末松保和：《新羅の郡縣制，特にその完成期の二·三問題》，《學習院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21，1979年，第67頁）。確然如此，則他分別在孝成王時期擔任侍中、景德王時期擔任上大等，而且是景德王時期政治改革的主力（李基白：《景德王時期斷谷寺·怨歌》，《新羅政治社會史》，一潮閣，1974年，第219頁）。作為入唐使人物大部分活動的表現整理在表9中。

表9 統一新羅入唐使的活動

表9可見新羅的入唐使人物中出現的國王有金春秋、金法敏、金俊邕、金彥昇等四人。另外，出現的金文王等九人成為宰相，可見入唐使節是晉升最高官職之路。他們通過在唐生活增長見識，拓展實踐，以其在唐朝廣泛的外交活動為吸收唐朝的政治、制度、文物，從而為開發新羅文化發揮了巨大作用。深險的西海的波濤賦予他們偉大的雄心，而艱難的航程磨練了他們不屈的意志。

統一新羅的對唐外交中不可忽視渡唐留學生的作用。②申瀅植，前揭書（1984年）；李基東：《新羅下代賓貢及第者的出現和羅唐文人的交往》，《全海宗博士花甲紀念論叢》，1980年；金世潤：《關于新羅下代渡唐留學生》，《韓國史研究》37，1982年。新羅人將唐朝視作歷練學問、轉變身份和出人頭地的地方。因此，

1.新羅用人論骨品，茍非其族，雖有鴻才杰功，不能逾越。我愿西游中華國，奮不世之略，立非常之功。（《三國史記》卷47，列傳7，薛罽頭）

2.崔致遠年十二，將隨海舶入唐求學。其父謂曰：“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保ā度龂酚洝肪?6，列傳6）

3.元圣王九月，以子玉為楊根縣小守。執事史毛肖駁曰：“子玉不以文籍出身，不可委分憂之職?！笔讨凶h云：“雖不以文籍出身，曾入大唐為學生，不亦可用耶?！蓖鯊闹?。（《三國史記》卷10）

史料1為轉變身份，2為贏得學問而渡過西海，3則出現了入唐求學成為官員提拔的標準這一點。因此，被嚴格的身份社會所束縛的新羅人為揚名而不顧航海的危險性。

當時新羅船舶的容納量和航海技術的優越性被廣泛認定，而關于其具體的載重能力則沒有具體的資料。不過，從“登州人馬合吉乘高麗小船，海岸管押將盧昕以下七十人交易”的記載，①《冊府元龜》卷999，外臣部，瓦市?？梢姾筇魄逄┰辏ǜ啕愄媸吣?，934）高麗船舶的輸送能力達到七十人，這一時期七十多人雖然不能確定就是一只船的承載量，而新羅時代的數量則可以計算出來。特別是模仿隋唐樓船、兵船和沙船的新羅對它們從根本上進行了新的開發的可能性很大。憲康王十一年（866）宿衛學生崔慎之（彥溈）入唐時，包括八名留學生、大首領祈綽等八人，小首領薛恩等兩人在內共十八人乘坐一艘船出發。②《東文選》卷47，狀遣宿衛學生首領等入朝。如果是這樣的話，包括船長和數名船員應該達到了可容納二十人的能力。

文武王十二年遣原川等拜表謝罪，進貢銀三萬三千五百分，銅三萬三千分，針四百枚，牛黃百二十分，金百二十分，四十升布六匹，三十升布六十匹。（《三國史記》卷7）

從中可以計算出新羅船舶的容載量，特別是景文王九年七月金胤作為謝恩使入唐時，除同行有三名留學生之外還攜帶有馬匹、金、銀、鴛鴦等三十三種方物。③《三國史記》卷7，景文王九年條。筆者認為三十余種方物都放在一艘船上，能容納如此大體積的載物說明其運輸能力是很超群的。金云卿以來的宿衛學生④所謂宿衛學生，最初的記錄是文武王十五年九月的“薛仁貴以宿衛學生風訓之父真珠伏誅于本國，引風訓為鄉導來攻泉城”（《三國史記》卷7）中的金風訓。此后“允中庶孫巖，性聰敏，好習方術，少壯為伊飡，入唐宿衛，問就師，學陰陽家法”（《三國史記》卷43，金庾信下）提及金巖擔任宿衛，實際上也是宿衛學生（申瀅植：《宿衛學生考》，《歷史教育》11、12，1969年）。但是，到長慶元年（憲德王十三年，821）金云卿考取賓貢科的時候才開始正式稱之為宿衛學生。被確定為五十二人的名單。⑤李基東，前引論文，第634頁；金世潤，前引論文，第161頁。他們被記錄在《東文選》卷47的《奏請宿衛學生還藩狀》中，從中可見，因為要選聘使節出國歸國，所以他們必然是通過西海往來的人。⑥《東文選》卷47，奏請宿衛學生還蕃狀。

與之相同，與新羅的政治家、外交官和知識分子們通過西海往還唐朝一樣，唐朝的相應人物也是通過西海來往的。除文武王九年（669）法安請求磁石、文武王十一年琳潤傳達薛仁貴的抗議書之外，渡西海而來的具有代表性的唐朝使節如表10所示。

表10 唐朝持節使

魏曜歸崇敬蓋塤韋丹元季方崔廷源寂胡歸厚贊善大夫倉部郎中戶部郎中司封郎中兵部郎中職方員外郎太子左諭德太子右諭德景德王2年 （743）惠恭王4年 （768）宣德王6年 （785）元圣王14年（798）哀莊王6年 （805）憲德王1年 （809）興德王2年 （827）景文王5年 （865）冊封景德王冊封惠恭王冊封宣德王冊封昭圣王冊封哀莊王冊封憲德王冊封興德王冊封景文王

表10所示，唐朝的持節使（冊封使）無一例外地是具有御史中丞（正四品）級別的人物，①唐朝的持節使歸崇敬是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此外韋丹、元季方、崔廷、源寂、胡歸厚等全都是兼御史中丞（正四品）。御史中丞是掌管刑法、典章、糾正之事（《新唐書》卷48，百官3，御史臺）的官職，選拔時很慎重。特別是這些人物中還有唐代的大文豪和碩學之士。②李基東，前引論文，第635頁。歸崇敬是留下20卷文集的學者，而韋丹、元季方、源寂等人都是《唐書》為之立傳的巨儒。③歸崇敬、韋丹、元季方的傳記分見《新唐書》卷164、卷197（循吏）、卷201。

事實上，唐朝這種姿態至少是有將新羅看作是“君子之國、仁義之鄉”的認識。從真德王二年（648）金春秋入唐緊急請求援兵時并請求“請詣國學，觀釋尊及講論”以來真德王四年的獻進太平頌、神文王二年的設置國學以及圣德王十六年為表示忠義而傳入文宣王圖等來看，新羅只是接受唐給予的“文化之國”的稱呼而已。因此，唐朝在接待新羅使臣時特別對入唐使授予了相應的官職。④申瀅植，前揭書（1984年），第332-339頁。而且，分別在朝廷和內殿宴請圣德王十三年二月和十月入唐的新羅使臣金守忠等。⑤《三國史記》卷8，圣德王十三年?；莨蹙拍旰褪昱汕驳氖构澰谔瞥⒌难佑⒌畋唤右娨脖憩F了對新羅很高的禮遇。⑥《三國史記》卷9，惠恭王九年、十三年。唐玄宗在731年（景德王三十年）給景德王的詔書中表達了唐朝對新羅的立場：

所進牛黃及金銀等物，省表具之。卿二明慶祚，三韓善鄰，時稱仁義之鄉，世著勛閑之業。文章禮樂，闡君子之風。納款輸忠，效勤王之節，固藩維之鎮衛，諒忠義之儀表。豈殊方憬俗可同年而語耶？（《三國史記》卷8）

因安祿山叛亂和玄宗在成都蒙塵時（景德王十五年，756）新羅使臣不辭辛勞前去朝貢，玄宗賜以“使去傳風教，人來習典謨，衣冠知奉禮，忠信識尊儒，誠意天其鑒”的五言詩就很好地展現了唐朝這一立場。⑦《三國史記》卷9，景德王十五年。因此，皇帝給前去冊封孝成王的邢譸的敕書中，也有新羅的學問、知識水準和中國一樣的認識，

帝謂璹曰：“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國。以卿惇儒，故持節往，宜演經義，使知大國儒敎之盛?！保ā度龂酚洝肪?，孝成王二年）

這當然使唐朝在選拔遣新羅使時做到了慎重。

然而，當時西海航路上的困難使羅唐兩國具有完全相同的遭遇。與憲德王九年（817）的金張廉在航海途中遭遇暴風漂流到明州海岸等事件①《新增文獻備考》卷171，交聘考1。相同，也有遣唐使在歸路中溺水而亡的事件：

1.興德王六年七月，入唐進奉使能儒等一行人回次溺海。（《三國史記》卷10）

2.景文王二年八月，入唐使阿飡富良等一行人溺沒。（《三國史記》卷11）

3.真圣王七年，遣兵部侍郎金處誨如唐納旌節，沒于海。（《三國史記》卷10）

在大歷初作為吊祭、冊封使而橫渡西海的歸崇敬也遇到了這種海難事件，“海道風濤，舟幾壞，眾驚，謀以單舸載而免，答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雹凇缎绿茣肪?64，列傳189，歸崇敬。揭示了遭受海難的困境中被忽略的事實。然而，在羅唐之間西海航路上的萬般磨難下，兩國的交流仍在繼續。

五、結語

西海在韓國古代史展開過程中的政治、軍事、文化發達等方面起了絕對的作用。特別是因為西海是中國大陸或韓半島勢力向海外擴張時期的必經之路，對它的統治就成為掌控東亞各勢力的關鍵。然而西海的歷史地位在這種政治特征之外作為漢文化與西域文化向韓半島和日本列島傳播以及三國文化向中國傳播的橋梁所具有的意義也不可忽視。因此，西海作為中國大陸與韓半島間的緩沖地帶，對其統治權體現著兩民族的擴張政策和力量。因而維持對西海的制海權的高句麗能阻止隋唐的侵入，統一新羅能排擠唐朝在韓半島的勢力，而且為了他們的共存，利用西海促進了東亞的繁榮。

本文的要點整理如下：

第一，西海航路到6世紀初期為止主要利用連接唐恩浦（黨項城）—德物島—椒島—浿江口—鴨綠江口—卑沙城—登州的高麗渤海航路（所謂老鐵山水道航路）。這條航路在漢武帝入侵以后，成為隋唐軍隊征伐高句麗，渤海對登州的攻掠以及劍牟岑南下的航路，百濟和日本使者也通過這條路線和中國交往?？墒前贊牧鍪遣煌ㄟ^高句麗沿岸，因而有開拓橫越西海的航路的需要。那是一條由唐恩浦—椒島（也做白翎島）—赤山連接的水路，6世紀中葉為止一定程度上為百濟所利用。然而這條航路6世紀中葉以后在新羅的統治下作為所謂的新羅航路使，其與隋唐間的活躍的交流成為可能。

第二，雖然西海對于高句麗國家發展的意義并不大，但通過這條北方航路能夠利用南北朝的對立，并能夠阻止隋唐軍隊的入侵。那是因為其中的卑沙城是和泊汋城一樣的守備海岸的要沖。與之相比，西海對于百濟具有在國家發展上絕對重要的意義。而且，為克服高句麗新羅的挑戰，百濟也有進出西海的必要。從這里使得百濟的遼西經略成為可能，因而也促進了其獨立自主地開拓橫渡西海的航路。然而6世紀中葉以后漢江流域的喪失以后，百濟因西海主導權轉移到新羅手中而使國家的中興遭受挫折。再加上新羅乘高句麗政局混亂之際掌握了西海的制海權，通過促進與隋唐之間的積極外交，能夠統一并自然地謀求政治、文化的發展。

第三，統一新羅因擊破唐朝水軍而掌握西海制海權之后確保了航路，借助于先進的造船與航海技術利用西海維持了與唐朝的親善和共存關系，從而建設了未曾有過的文化發展和東亞和平。在這一過程中，求法僧（學問僧）、留學生（宿衛學生）、商人們利用西海往來，其中金春秋、金法敏、金俊邕等四位入唐使后來成為國王。另外，金文王、金義琮等九人成為宰相，唐朝持節使歸崇敬、韋丹、元季方等也是當時的大文豪。

在韓國古代史的發展過程中，西海從文化空間上發揮了很大作用。因而韓中兩國為了西海支配權不斷沖突，因為那是成為東亞霸主的捷徑。然而，8世紀初期～9世紀初期近一個世紀的羅唐兩國利用西海取得了政治與文化的共存，也促進了文物的交流與國際的繁榮。特別是圍繞西海的對立與緊張，帶來了東亞的不安定與戰爭，由此我們得到的歷史教訓是，努力創造合作與共存關系的時代，才能帶來東亞的和平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