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與詩意
——簡評詩歌藝術與譯作文化

李依莼（云南民族大學，云南 昆明 650000）

前段時間讀盧永譯編版的《普希金詩集》，就譯者與原著的問題同朋友產生了分歧。我將其中《我曾愛過您》一詩的兩個譯本并示，認為顧蘊璞所譯版本音韻不足、詩意較弱，因而沒有劉文飛一版譯得出色。朋友則持相反觀點，認為詩是一種不可言說的神秘意味，強加韻律并不見得更好。而翻譯度太過也有風險：比如林少華譯的《挪威的森林》，有人就認為我們看到的村上春樹只是林少華理解的村上春樹——經過譯者潤色的作品，其可讀性或許會超越原作。

我并非完全否定他的看法，但有些觀點仍然與其相去甚遠。首先，詩歌最早出現是為了用吟唱的方式傳承故事，原始詩歌詞句多重復，目的既是為了強調，也是為了朗朗上口便于傳誦。古代詩歌嚴守音律結構，創作出的詩詞即是歌詞，是能被伊人懷抱琵琶低吟淺唱的念白。自白話詩運動以來，胡適、劉半農等人開始打破舊體詩格律，把詩的精神內核看作最重要的因素。但這并非完全否定了詩歌音韻的必要性，沈尹默的《三弦》就是一首因詩歌節奏的音樂美而聞名的詩歌作品：“一低墻，擋住了子彈三人，但不能隔離三弦鼓蕩的聲音?！睒O富畫面感同時也給人以豐富的音樂美感。

后世關于詩歌的韻律和內容孰者為重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打著內容重于形式的旗號提倡取消詩的節奏律韻，導致口水詩泛濫成災，寫詩變得沒有難度，詩歌自降身價，似乎只要是"分行的文字"就足以成詩。詩歌“反叛”了詩歌，失去其獨有的魅力。另一方面，也有人矯枉過正地把格律置于首位，甚至認為韻律才是詩歌的靈魂。后一種觀點固然不可取，但口水詩現象也不容姑息，我雖贊同內容比形式重要，但詩歌畢竟是一種特別的文體，韻律是它的源起和不可取締的重要因素，單就詩歌這種體裁而言，我認為其韻律的重要性足以比肩內容，否則便與散文無異了。

另外，關于文學作品再創作的問題，羅蘭·巴特曾說過一句話，叫做＂作者已死＂。他認為，作品完成之際作者就已經死亡，剩下的文化創發工作歸屬于讀者。也就是說，一部作品的創作是分成兩個階段的，作者完成第一階段，讀者完成第二階段，而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作者的意圖在第一階段就已經結束，不能再對讀者產生影響了。

譯者既是讀者也是作者，這就形成了兩個循環：他譯的時候是自己理解的作品，而一旦完成就又與他無關，變成讀者理解的作品了。因此并不存在譯者對原作造成影響的問題——當我們讀譯作時，我們讀的就已經不是“作者所作”，而是“譯者所譯”了。

而關于譯作可讀性超越原作的問題——首先我完全不認為這是一件壞事，有不好的地方就應當加以完善，流芳百世予人影響的是作品，而不是作者單薄的名字。其次，譯者不同的確會讓作品產生不同的感覺，因而出版社才不會因為同一本書已被譯過就拒絕發行另一個譯者的譯本，研究某本書的學者必定會既讀原版也讀所有譯版，譯版的價值并不僅僅只是原版的字幕，也體現了譯者的文學素養、思想深度及對作品的理解。

因此，我所謂的譯作優劣，并不是指誰譯得更貼近原作，而是作為文學作品哪個能給人更大的精神享受、引發更多的思考和感觸。鄭振鐸所譯的《飛鳥集》之所以受到極高贊譽，是因為他的語句是很能給人以一種氣氛和意味的，不只能帶給人美感，也能引人思考。誠然，泰戈爾的作品本身就是美的和深的，但正如我們曾在網絡上頻頻頻頻看到的“英譯古詩”，已經完全失卻了古詩的韻味，沒有了美感，更遑論思想上的深邃和啟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