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畫像石裝飾性藝術特征初探

周博（連云港市東方工藝美術研究院，江蘇 連云港 222000）

一、裝飾性是漢畫像石的共性特點

漢畫像石與商周時期青銅器、南北朝時期石窟藝術以及唐詩宋詞一樣，系當時重要的記述作品，其意義非同一般，是我國的歷史文化珍寶。漢畫像石是漢朝時期的工匠們雕刻的裝飾性、敘事性的石刻作品，主要應用在墓室祠堂以及作為建筑的裝飾構件。其題材上主要包括典章禮制、神話傳說、風土人情等多個方面的內容。漢畫像在藝術形式上來說，其因循了春秋戰國和秦朝繪畫的典雅古樸之風，逐漸形成了中國繪畫根基和規則。

漢畫像石遺存下來的總量之多及漢畫像石所表達的內容之豐富，是秦漢時期極其珍貴的美術史料。藝術家們以刀代筆，以石代紙，創作出了眾多震驚天下的石刻藝術作品。依據資料記錄，畫像石萌生于西漢昭宣時代（始于公元前81年），在新莽時期（公元8年-公元23年）有所發展，至東漢時期其規模又更為龐大。

漢畫像石作為建筑裝飾構建，主要用在墓室、祠堂、陵闕等磚石室的墻面。畫像石題材豐富內容多樣，既有神話傳說、歷史典故，又有反映農耕、宴會、戰爭、雜耍、狩獵、生產、行車、祭祀、歌舞、建筑物等現實場景的描繪，還有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動物植物等自然場景的描繪，以及幾何圖形、線條錢幣等用來裝飾的文理圖形。風格淳樸又不失優雅。

漢畫像石雖然看似粗笨，卻反映出秦漢時期藝術廣袤的胸襟、深沉的氣韻。這是一種富有生命力的藝術，給人以雄偉壯闊的氣勢，正因如此，其藝術成就令之后的藝術很難超越。由于畫像石采用了我國傳統繪畫技法，因此對我國傳統雕刻技藝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使這類雕刻有了獨特的技藝風格，而石雕作品比用墨彩繪制出的壁畫保持的時間要長久得多。

漢畫像石不僅對于研究漢代社會的規章制度、經濟生活、典故傳說、風俗習慣、藝術思想等，這類藝術對于探究漢代建筑、器物、生活、觀念、習俗等方面都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漢畫像石不僅在美術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也是重要的考古資料。漢畫學這門學科形成較早，在明清朝代就已經有不少人從事漢畫像石的研究工作，漢畫像石中所蘊含的裝飾性特點更是研究人士所關注的重點之一。

二、漢畫像石四周邊飾的幾何圖案

從繪畫角度看，漢畫像石在形象塑造方面是十分注重以神寫形，強調形神兼備的構圖理念的。邊飾圖案是漢畫像石構圖的一大特點，幾何圖形是漢畫像石規律性極強的一種藝術裝飾形式，這些紋飾具有夸張性、扁平化、組合化、純粹化、韻律感、理想化等各種形式?？梢哉f在漢畫像石的藝術成分中，邊飾的幾何圖形是漢畫像石構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與畫面中的主體內容共同組成了相得益彰的畫面效果。幾何形邊飾在漢畫像石中使該項藝術更加靈活、生動，和整體性，也使其表現出更趨完美的藝術效果。

漢畫像石是一種平面的裝飾性極強的藝術作品，畫面邊飾圖案工整協調，幾何條紋與線面的使用非常普遍。早在新石器時期陶罐上的幾何圖案在點線面的應用上已經相對成熟,漢朝在畫像石上的幾何圖案繼承了商朝應用在青銅器上的幾何圖案，比如龍鳳紋等。漢畫像石在幾何圖案的應用上豐富多樣，圖案的組成變換靈活。不管用何種方式以及用在何種部位，其既可以簡單也可以復雜，既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搭配組合。常見的幾何圖形有楔形、波浪形、之字形。紋理有水紋、回形紋、云紋等。這些幾何圖形或紋理裝飾在畫像的邊框周圍，其自身就帶有裝飾性，同時還能將漢畫像內容襯托出來，提升漢畫像圖案的裝飾性并且可以與周圍環境相融合，而不會讓畫面顯得過于突兀。漢畫像石四邊的幾何圖形隨著漢畫像石應用的成熟而不斷演化，逐漸成熟，其帶給漢畫像石的裝飾性意義非常重要。

幾何形圖案極具藝術價值，本身較為抽象的形狀又能給人以美的感受，如果結合特定的形狀或紋理，其裝飾的同時又能傳達出某種特殊的信息。如：

三角紋[1]：三角形是墓室藝術形態中最具靈性且能起重要作用的“神秘符號”，三角紋在漢畫像石的邊緣幾何圖形中運用最為普遍圖案之一。其在墓室中可以突出祭祀意義，是墓室圖案中的一種神秘“密碼”。

繩索紋[1]：繩索象征著互相交錯盤結，代表緊密、纏繞。這是一種來源于日常的圖形，象征著扎實、牢固與安全。用繩索紋作為邊緣幾何圖案，可以帶給人安全感，同時又有種交織的抽象美。在意識形態方面表現出人們的團結精神。繩索紋在漢畫像石中也是一種使用較多的圖案。

水波紋[1]：不論農耕、牲畜甚至是人自身都是離不開水的。水的清澈，水的漣漪、波浪等都給人以動態美。在畫像石的幾何紋理的運用上水波紋也是使用較多的，也反映出漢時的人對水動態美的欣賞甚至是對水的崇拜。

漢畫像石邊框幾何裝飾圖形在當時隨著墓葬形式的普及而發展，畫像石邊框幾何圖形的裝飾性作用也隨之更加重要。如陜西出土的部分畫像石裝飾圖形所占比例一度超過了主畫面的面積。而徐州及其周邊地區出土的漢畫像石，由楔形矩形等組成的幾何紋理互相重疊拼接形成大面積的幾何圖案，由這類規則的簡單幾何圖案組成的帶狀圖案層層圍繞漢畫像石邊框。這種形式在徐州及其周邊出土漢畫像石中非常普遍。在東漢晚期的山東地區出土的漢畫像石中，這種類似的幾何圖形組成的條狀圖形圍繞漢畫像石的情況更加普遍，極大地突出了畫像石主要圖案部分，也增強了畫像石的裝飾性特點。也正是因為這些簡單重復的幾何圖形讓此處出土的漢畫像石成為相同年代漢畫像石中的典型作品。這種幾何圖形紋理不僅起到對畫像石的裝飾作用，又為漢畫像石主題內容的層次關系劃分了清晰的界限，成為畫像石上極其重要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三、漢畫像石的分布及構圖形式

漢畫像石畫像磚在我國有非常廣泛的分部，出土數量最多的主要有四大地區:

(一) 魯西、魯南、蘇北、皖北地區；

(二) 豫南、鄂北地區；

(三) 陜北以及晉西北地區；

(四) 四川、重慶地區。

基于地域文化的不同，畫像石的題材、風格、構圖、工藝、特征都各有差別，但是不管以何種方式的分類，題材上還是大同小異的，無外乎:現實生活，神話傳說，歷史故事，祥瑞圖案、裝飾圖案等幾個大分類。

山東漢畫像石畫的代表性祠墓主要是濟南孝堂山郭氏祠、嘉祥武氏祠和沂南漢墓。

郭氏祠也是按照中國人的習俗坐北朝南建設，是石結構單檐懸山頂兩開間房屋，面闊4.14 米，進深2.5 米，高2.64 米，雖然建筑面積不足10 平方米，卻罕見的全部采用大青石砌筑而成。祠堂的正面立著三根八棱石柱，石柱將石室分為兩間，中間的八棱石柱和北墻之間有一個三角石梁支撐屋頂。祠的石頂兩邊都鋪了整塊巨大的石板，石板上面雕刻有建筑結構造型的圖案。八棱石柱及連檐上則雕刻著錢幣紋、楔形紋、水紋等非常具有漢朝特征的幾何圖形。祠堂的里外墻面都有壁畫，在祠堂內總共刻有三十多組用陰刻形式刻畫的畫像，表現形式以陰雕為主，一小部分使用了用凹面雕刻。雕刻手法嫻熟，畫面考究制作精細。畫面內容大多描寫墓主人的生前記事以及一些與日常生活有關的車馬出行、宴會餐飲、戲曲舞蹈、打獵競技等畫面，再有就是歷史典故如“孔子見老子”、“胡漢戰爭”、“周公輔成王”、“泗水撈鼎”等，以及神話傳說諸如伏羲女媧、雷公與風伯和羽人神靈等。畫面的內容豐富構圖巧妙，配合畫像石四周的幾何圖形相搭配，極大地突出了裝飾性與觀賞性。

嘉祥武氏祠出土的畫像石主要記錄最多的是歷史人物故事以及儒教等相關內容。最典型的代表性歷史故事比如“荊軻剌秦王”、“泗水撈鼎”等。而伏羲女媧這類神話傳說的形象主要表現的是男女陰陽，即“異質同構”與生命的循環等。主要以淺浮雕的形式用陰刻線來表現人物面部以及服飾圖案等。而人物的形象大多采用45度角，大多只雕刻形象的輪廓，往往有類似剪紙的藝術效果。浮雕表現手法非常能體現當時的時代特征。而歷史故事場景的畫面相互穿插排列，其邊緣幾何圖案用來分隔不同區域以及起到裝飾的作用。整體畫面表現幾乎沒有留空，故事畫面以橫向或縱向有序排列，畫面空間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河南南陽出土的漢畫像石也非常有特點，該地區的畫像石最主要表現的是墓主人的日常生活和各種神仙形象，除了歷史故事之外南陽的漢畫像石還有很多天文占星相關的內容。南陽畫像石采用的雕刻技法除了使用陰雕和淺浮雕之外，非常有特色的是采用了大量斜線作為底紋，這些斜線底紋充斥在大量淺浮雕圖案下方。使用陰雕走線簡練地描繪人物形象等，不僅簡單生動、線條中更透露出一種豪放古樸的氣勢，形成了南陽漢畫像石特有的表現形式和獨特的風格。

徐州作為劉邦的故鄉，徐州的漢畫像石展現出的畫面也獨具該地區風格特色，其畫面構圖飽滿豐富,場面雄偉,主畫面中經常用朱雀、植物、鳥紋、云紋等填補裝飾空白處。雖然畫面人物較多，場景雄偉，但因為構圖巧妙有序而顯得滿而不亂，其通過對主畫面點綴圖形的映襯下，使畫面僅僅有條而又生動多變，使整個畫面飽滿生動，成為該地區漢畫像的一大特色。

徐州地區的漢畫像石多使用整塊石板進行雕琢，其圖案分隔形式獨具特色，將整塊石面分割成行、劃分出格，并利用各種物體的造型安插其中，不僅另畫面銜接緊湊飽滿，還巧妙的使用畫面中各種素材，加以鳥、云等紋理的穿插與分割，使畫面僅僅有條，滿而不亂。將不同主題與畫面結合在一起，充分的體現了漢朝時期對于“天人合一”理念的詮釋。如邳州出土的《仙人漁獵圖》，這塊畫像石將畫面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面表現神仙人物等想象的超現實場景惟妙惟肖，而下面則表現漁獵這種現實世界的真實場景。畫面利用分隔不同畫面內容的組合使兩組題材同在一副畫面內，上下兩幅畫面都是用了大量的橫向線條作為裝飾，這些線條不僅讓畫面更完整，也讓畫面雜而不亂疏密有秩，豐富了畫面內容使之更趨于飽滿。雖然互相獨立的兩幅畫面因此得到統一，裝飾性也進一步得到了加強[7]。

將雕刻藝術與繪畫藝術相結合的藝術表現形式是徐州漢畫像石的一大特色，工匠對雕刻技法的熟練運用使石刻巧奪天工，線雕的形式將淺浮雕與陰雕線刻等雕刻技法的大量運用,讓石雕的畫面中帶有繪畫特色的獨特藝術效果。石雕中人物及動物的表現都使用線條的方式，突出物象的特征,線條的表達更接近于繪畫，令畫面獨具特色。徐州的畫像石與其他地區出土的畫像石相比制作水平更高一籌，細節的描寫也更加細膩,不僅讓畫面生動形象，也可以進行恢弘場景的描寫，并且畫面飽滿繁雜卻不亂，裝飾性特點突出。

四、“以形寫神”更好的體現了漢畫像的裝飾性特點

漢畫像石是雕刻藝術與繪畫藝術相互結合的產物,石雕的表現形式也必然會受到繪畫藝術形式的影響，漢畫像石完美地體現了中國傳統繪畫中“以形寫神”的藝術準則，同時，傳統工藝美術的裝飾性原則得到了充分展現。

秦漢朝時期繪畫藝術方面主要包括：宮殿、寺廟、道觀、墓室壁畫以及帛畫等幾大方面。而漢朝時期建立起了我國繪畫以及傳統美術特定的民族風格，是我國美術發展十分重要的時期。我們今天還能熟知的陳敞、毛延壽、劉白、樊育等一批非常著名的漢代畫工，全在于漢朝的統治階級對繪畫藝術的高度重視，才讓這樣多優秀的作品聞名于世，并影響了世界對中國繪畫藝術的認知。

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的出土，以及山東臨沂全雀山九號漢墓出土的彩繪帛畫，彌補了存世漢朝繪畫作品的空白，更成為漢代繪畫極其重要的實物資料，讓西漢繪畫的實際情況有了重要的考證。而馬王堆墓中出土的彩繪帛畫最具代表性，其用筆大膽嫻熟，線條繪制均勻有力，印證了“高古游絲描”的絕世畫工。其主要使用礦物顏料繪制，色彩沉穩而厚重，絢麗跳躍卻諧調不亂。構圖疏密有致，畫面結構均勻且平衡，寫實與寫意相結合，畫面主體得到突出加強，靈變而連貫，是至今所發掘出土最早的重彩工筆畫。馬王堆漢墓中還出土了三件較為獨特的帛畫作品。其中“氣功強身圖解”中，人物并排陳列展現出不同的健身姿態，人物形象穿著各異。另兩件則展現有車馬、儀仗隊列、漢初人們觀念中的宇宙圖景、天上日月并輝、鳥獸玉璧等。構圖上吸收先秦、楚國的藝術內涵，用俯視的視角繪制車馬儀仗隊伍，這是目前所發現最早的記錄現實生活的大型繪畫作品。從漢朝的相關作品的繪制手法來看，漢朝作品已從秦朝的寫實風格開始了轉變，逐漸演變成寫意的形式。畫面上對于人物刻畫已不在于“真實”，而是轉變成對繪畫內容內在精神層面的表述，這就是繪畫的神韻。

徐州地區出土的畫像石中就有很多畫面都很好的展現了物象的神韻。比如徐州青山泉出土的“紡織圖”中,畫面上的織女雖然模糊不清，無法看清面貌神態,但卻可以從人物扭身接過幼孩的動態中展現出母親對幼孩的慈愛。而茅村出土的漢畫像石“車馬出行圖”中馬的姿態矯健瀟灑有神，有一種健壯與雄厚的美感。這些畫像石并沒有特別突出刻畫寫實與細節的重點,全都是些概括簡略的描繪,甚至不強調比例關系,可這種簡略陰雕的走線雕琢,卻完美地表現出物體的神行態勢，這種藝術的表現手法極具感染力。

漢畫像石在處理形與神的關系方面是別具匠心的，它不在意形的準確性而是更多地關注物象的內在神韻,對人物的表現，多以動作來傳情達意,畫面表現突顯了概括性、剪影性、裝飾性的特點，因此創造出了很多意味深長的藝術形象，中國傳統繪畫顯著的美術特征得以體現。

漢朝正是我國歷史中富強鼎盛的朝代，在幅員遼闊的土地上各族文化的互相影響出現了許多杰出的思想家及風云人物，新思想，新文化，新的藝術觀念的不斷涌現，于是乎，大批著名的藝術大家也應運而生。他們所展現出的藝術天賦與創造力，賦予了漢朝的畫像石獨特的藝術魅力。這樣一個時期所創作出的畫像石，無論其做工，思想內涵和創作理念以及創作形式，無不沖擊著我們的感官。漢朝時期人們積極樂觀的精神風貌以及豐富的文化與特殊的表現手法都鋪賦在畫像石中，讓我們認識了漢朝時期人們的方方面面，更是讓我國藝術史在世界舞臺上奔放出絢爛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