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和平：艾森豪威爾政府對蘇政策的調整

樊百玉

冷戰時期，主要的兩場局部熱戰即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分別發生在杜魯門政府和約翰遜政府時期，中間隔過了艾森豪威爾政府，這不是偶然。艾森豪威爾政府極力避免大規模戰爭的發生，維持了美蘇關系的和平態勢，學界常以“追求和平”(waging peace)來概括其外交政策。*這方面的主要論著西方學者的作品參見Victor Rosenberg,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1953-1960:diplomacy and cultural exchange during the Eisenhower presidency,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5; Robert R. Bowie and Richard H. Immerman, Waging Peace: 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Strate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aki Dochrill, Eisenhower’s New-Look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1953-1961,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中國學者的作品參見石斌：《杜勒斯與美國對蘇戰略(1952—195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鄭羽：《從對抗到對話：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的蘇美關系》，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等等。然而，“追求和平”并不等于美蘇關系的緩和，批評艾森豪威爾政府的人認為，斯大林的去世改變了冷戰的氣氛，美蘇關系“一張白紙從頭寫起”并非完全不可能，但由于美國對蘇聯制度根深蒂固的敵視和對蘇聯對外政策意圖由來已久的猜疑，雙方的緩和被推遲。*Klaus Larres and Kenneth Osgood, eds., The Cold War after Stalin’s Death: A Missed Opportunity for Peace?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6；石斌：《杜勒斯與美國對蘇戰略(1952—1959)》。事實上，到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美國對蘇戰略的調整主要體現在對冷戰的長期化、常態化處理，因此突出了可控“和平”的必要性。這種調整在新政府執政初期就已顯現，本文就此展開論述。

一、美蘇關系不是戰爭關系

艾森豪威爾政府對蘇政策的調整是建立在前任杜魯門政府的冷戰政策基礎之上的。1945—1952年是美國冷戰政策的形成時期，冷戰從無到有，從歐洲到亞洲，從1948年的柏林危機到1950年的朝鮮戰爭，杜魯門政府的對蘇遏制政策不斷升級。1950年4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NSC68)以其所代表的“全面遏制”思想，奠定了美國在該時期乃至整個冷戰時代外交政策的基礎，被歷史學家認為是“其后二十年間美國進行冷戰的藍圖”。*Walter LaFeber, American, Russia, and the Cold War,1945-1966,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8, pp.90, 97.該文件認為，蘇聯現在“對自由制度的進攻是世界性的，在當前權勢極化的情況下，自由制度在任何一個地方的失敗就是它在所有地方的失敗”。*Robert R. Bowie and Richard H. Immerman, Waging Peace: 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Strate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2.戰爭存在著真實的可能性。*約翰·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時殷弘、李慶四、樊吉社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第106頁。在遏制手段上，美國排除了將外交作為改變蘇聯看法的可能，并表示，在蘇聯制度改變之前，美蘇矛盾不可能以談判的方式解決。*NSC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FRUS, 1950, vol.Ⅰ, pp.234-292.這樣到杜魯門政府末期，美國兩黨在對蘇問題上形成共識。他們都認為蘇聯是美國的主要對手、美國全球政治影響力的競爭者和軍事上潛在的敵人，蘇聯追求世界性的統治地位，其目標和政策基于一種根深蒂固的與美國意識形態的敵對。*石斌：《杜勒斯與美國對蘇戰略(1952—195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20—121頁。美蘇發生戰爭的危險很大。1952年初的情報評估認為，到年底，蘇聯雖然不會冒著巨大損失甚至制度被毀的風險發動全面戰爭，但全面戰爭的危險還是存在的，它很可能由蘇聯挑起，而又被限制在特定的地區。*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January 8 1952,FRUS，1952-1954, Vol.8,pp.954-961.

然而到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情況發生了變化，美蘇雖然繼續維持了敵對關系，但是這種敵對并不被認為是戰爭關系。還在1952年底，即將上任的艾森豪威爾在談到財政預算問題時指出，“如果俄國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全球戰爭，或者是我們自己錯誤地陷入這種悲慘的境地，那么現在這些以安全名義堅決要求偌大軍費的人們將被歷史視為具有遠見卓識之士，但是據我所知，這些人根本不可能掌握比我更多的秘密或其他重要情報。今天戰爭的可能性并不比兩年前大(指朝鮮戰爭)，也沒有一個人能斷定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底蘇聯故意挑起戰爭的可能性要比現在大”。*羅伯特·H·弗雷爾：《艾森豪威爾日記》，陳子思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年，第286頁。艾森豪威爾個人的論斷與其二戰經歷有關，1945年8月在他訪問莫斯科時，莫斯科在戰爭期間被轟炸的慘狀讓他印象深刻，他認為斯大林等人不會為了擴張而訴諸戰爭。*Robert R. Bowie and Richard H. Immerman, Waging Peace: 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Strategy, pp.46-47.

至于朝鮮戰爭的發生，艾森豪威爾認為，真正應該反思的倒是美國自己。既然當時的杜魯門政府已經做出了美蘇之間存在戰爭關系的判斷，但美國卻并未就此做好戰斗的準備?！侗贝笪餮蠊s》雖于1949年4月簽訂，但改進西歐防務的措施卻遲遲沒有到位。當時北約組織成員國部隊的兵力少、裝備差，直到朝戰爆發時，杜魯門總統才會見了時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自己。艾森豪威爾受任北約盟軍總司令，任務就是加強北約防御，以備斯大林聲東擊西，即蘇聯表面在朝鮮挑起戰事，實則攻擊西歐。*羅伯特·H·弗雷爾：《艾森豪威爾日記》，第237頁。朝鮮戰爭爆發時，當時美國駐軍日本的美國陸軍師卻遠沒有做好戰斗準備，麥克阿瑟突感措手不及。此外，杜魯門政府既便預見到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在對戰爭的防范上也準備不足。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后來的討論中認為，“斯大林所犯的唯一嚴重的錯誤就是朝鮮戰爭的發生，但這也是可以原諒的，因為朝鮮戰爭爆發前，美國總是表示出對朝鮮發生什么事情都漠不關心的態度”。*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89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June 28 1956, FRUS, 1955-1957, Vol.24,pp.118-123.1950年1月12日，國務卿艾奇遜在全國報業俱樂部發表演說時，將韓國排除在了美國太平洋“環形防線”之外。4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時，向斯大林保證美國不會參與在朝鮮半島發生的戰爭。正如朝鮮戰爭專家沈志華所言，如果斯大林考慮到蘇聯的決策將導致美國的干涉，整個事情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種樣子了。*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1—182頁。對于艾森豪威爾政府來講，朝鮮戰爭的教訓不是如何為戰爭的發生做好應對，而是如何通過加大自身的遏制力量避免戰爭的發生。

實際上，艾森豪威爾政府上臺伊始就為美蘇關系定下了基本的論調，一方面，美國不認為蘇聯會主動發動戰爭，另一方面，“蘇聯對美國的威脅不是一時的，而是長期的、潛在的和不可預測的，是軍事、政治、心理和經濟等全方面的”。*Saki Dockrill, Eisenhower’s New-Look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1953-61,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p.27.既然蘇聯不會采用戰爭的手段同美國一爭高下，而蘇聯對自由世界的敵視又沒有發生根本改變，那么美國與蘇聯的冷戰就要從長計議。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爾在自己的第一篇國情咨文中提到，“在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時，我們認識到自由世界絕不能無限期地處于一種無能為力的緊張狀態中。這樣下去將會永遠使侵略者可以選擇時間、地點和方法來以最小的代價使我們受到最大的傷害”。美國政府的重要工作，放在首位的是“以不屈不撓精神和遠見卓識將美國的影響力運用于世界事務上，以便遏制侵略并最終保障和平”。*梅孜編譯：《美國總統國情咨文選編》，北京：時事出版社，1994年，第153—154頁。

所謂“遏制侵略”不是指“以戰應戰”，而是突出“和平的可控性”，即美國通過遏制蘇聯對所謂自由世界發動戰爭的可能性，確保美蘇之間保持一種和平態勢，這種和平態勢不僅必要而且必需。美國要想贏得冷戰的勝利，最根本在于自身的發展壯大，在于經濟、外交的全面加強。如果因遏制手段不當，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反而會在冷戰中處于不利地位。何為遏制不當，如何防止力量削弱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避免卷入全面戰爭，這應該就是艾森豪威爾在國情咨文中提到的“要擺脫無能為力的緊張狀態”?！盁o能為力”反面之意是主動出擊，“緊張狀態”反面之意是不要因自己戰略上的疏忽而使自己卷入戰爭泥潭，甚至把美國拖垮。因此，“要擺脫無能為力的緊張狀態”實質就是美國在確保自己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前提下創造主動選擇的機會，這樣，“追求強大與和平”就成為了艾森豪威爾政府對蘇冷戰的目標。后來的事實證明，“非戰爭性的評估”貫穿整個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追求和平”也成為了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任時所作八篇國情咨文的主線。

二、艾森豪威爾政府發動和平攻勢

避免與蘇聯發生大戰，是艾森豪威爾政府對蘇冷戰政策的基點；積極營造和平氛圍并將蘇聯引入其中，是白宮實施此項政策的一種方式；如何能在維系美蘇和平關系的情況下，順勢讓蘇聯做出讓步，是美國發動以和平為主旨的心理攻勢希望達到的目的。

在杜魯門政府執政后期，美蘇關系劍拔弩張，竭力“避免兩國首腦會面”是當時美國對蘇態度強硬的外交表現。艾森豪威爾上臺后，這種僵硬的外交姿態逐漸松動。1953年1月丘吉爾訪問美國時，艾森豪威爾就表示，他有同蘇聯領導人舉行會談的想法。*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March 11,1953, FRUS, 1952-1954, Vol.8, p.1115.2月25日在白宮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當被問及“是否會同斯大林舉行會談，是否愿意出國會見斯大林”的問題時，艾森豪威爾表示，他愿意在任何合適的地方同任何人舉行會談，這是為了保衛自由，但它不是一個國家的事。*Editorial Note, No.544, FRUS, 1952-1954, Vol.8, p.1079.50年代中后期，在艾森豪威爾和赫魯曉夫雙方的通信中，艾森豪威爾也表示出雙方會晤的意愿，最終到1959年，美蘇戴維營首腦會晤最終實現。這些都是艾森豪威爾總統有意營造的和平氛圍的表現，具體到執政初期時，最明顯的事情是斯大林去世后艾森豪威爾政府積極籌備倡導和平的演說。艾森豪威爾非常相信，“攻擊敵人的心靈和意志”是戰爭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同樣適用。*Kenneth Osgood, “The Perils of Coexistence: Peace and Propaganda in Eisenhower’s Foreign Policy,” in Klaus Larres and Kenneth Osgood, eds., The Cold War after Stalin’s Death: A Missed Opportunity for Peace? 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6, pp.28-29.

1953年3月5日，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衛國戰爭的偉大領袖，蘇聯冷戰戰略的締造者斯大林與世長辭，“斯大林的去世”為美國發動和平攻勢提供了機會。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第135次、136次會議，就各部門如何應對此事進行討論?？偨y特別助理、心理戰略委員會(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PSB)主席杰克遜(C.D. Jackson)的觀點值得注意，他在二戰時期就是艾森豪威爾心理戰略部門的主要人員。他提出，“斯大林去世”是長久以來外部世界提供給美國的一次絕好的宣傳機會，總統可以借此向世人保證美國追求和平的努力，如果總統保持沉默，不僅會失去這樣的機會，還會給誤解總統的人帶來更大的誤解。心理戰略委員會打算給總統準備一份演說稿。*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35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March 4, 1953, FRUS, 1952-1954, Vol.8, pp.1092-1094.在杰克遜看來，總統發表演說如能既向全世界表明了美國的和平意愿，又能起到分化蘇聯領導層的作用，就恰好達到了“和平攻勢”的效果。他強調，演說稿的內容既是心理攻勢，也是嚴肅的政策建議，不能把它當作是宣傳而等閑視之，美國甚至應該盡早呼吁。*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36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March 11, 1953, FRUS, 1952-1954, Vol.8, pp.1118-1119.

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和駐蘇大使查爾斯·波倫對斯大林去世后蘇聯的外交動向進行了評估。艾倫·杜勒斯匯總了情報專家的看法認為，蘇聯政策暫時不會有什么變化，蘇東地區也不存在騷亂因素，蘇聯的變化無非是由過去斯大林一人的獨裁統治變成了現在馬林科夫式的“委員會控制”。*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36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March 11, 1953, FRUS, 1952-1954, Vol.8, p.1118.波倫也估計，蘇聯新的繼任者一定會堅持斯大林生前確定的外交路線，美國不宜向蘇聯進行政治攻擊，否則只會鞏固新領導人的統治地位。相反，如果美國向他們提出新的、斯大林時代所沒有的外交倡議，那么新的領導人可能會由于之前沒有這樣的外交經驗而手足無措，這樣很可能會在領導層內部因為意見不合而引發爭執。因此波倫認為總統在演說中應該向蘇聯提議召開美、英、法、蘇四大國外長會議，以討論諸如朝鮮戰爭、德國統一、奧地利問題以及控制軍備競賽等問題。而且，蘇聯新的領導人很可能覺得參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甚至會拒絕，而美國應對國際會議的技巧要超出蘇聯，肯定是受益的。*Kenneth Osgood, “The Perils of Coexistence: Peace and Propaganda in Eisenhower’s Foreign Policy,” pp.29-30.波倫的這一建議得到了杰克遜的認同。

然而國務卿杜勒斯對此提出了異議。杜勒斯并不否認美國應借斯大林去世之機做點什么，但是他反對關于“召開四國外長會議”的提議。在杜勒斯看來，外長會議的舉行不利于美國盟國政策的推行，這會削弱盟國的凝聚力。當下，美國正忙于籌建“歐洲防務共同體”，將西德拉入其中是該共同體建立的關鍵，這將不可避免地犧牲“德國統一”，而蘇聯正在尋找機會以“德國統一”之名阻止該共同體的建立。杜勒斯非常擔心與蘇聯的外交往來將會影響到該共同體的建立。關于杰克遜的建議，杜勒斯認為，心理戰略委員會籌備總統演說主要目的在宣傳，不一定非要涉及具體外交事務，而且在時間上也不應該操之過急，急于搞這類動作很可能引起輿論的反感。如果的確要進行與蘇聯的談判，那也要等西德重整軍備的任務完成之后進行。*Ibid.,p.31.

就艾森豪威爾本人而言，他了解到了各方對于此事的態度和意見，并對演說稿的籌備工作十分關注。此前，資深報業記者塞穆爾·盧貝爾(Samuel Lubell)在給總統的一封信中建議，“美國應積極地宣傳，以表明自己正致力于全世界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諸如此類事宜?？偨y在發表的演說中，應建議各國政府限制軍備上的花費，以刺激世界經濟的復蘇，節省大量的資源，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偨y對這封信是很重視的。在隨后舉行的安全委員會上，艾森豪威爾表示，美國應該帶給世人憧憬未來生活的希望和信念，美國應該對人們“渴望生活的改善，渴望物質的豐富，渴望居住條件的改善”這樣的訴求做出回應。尤其是對蘇聯民眾來講，持續不斷的“五年計劃”很少會滿足大家在這些方面的需求。而且，這樣的表態也會加強盟國和中立國家對于美國的友好關系。*Ibid.,p.32.總統對于國務卿的建議持保留態度，要求杰克遜準備演說稿。這樣，“斯大林去世”就為艾森豪威爾提供了一次“通過強調和平與安全、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以樹立世界領導的地位”的演說機會。*Melvyn 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p.102.

恰在此時，蘇聯的外交動向對美國可能采取的行動起到了助推作用。3月15日，斯大林的繼任者馬林科夫在最高蘇維埃發表講話。馬林科夫在講話中表示，蘇聯將謀求同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合作，一切爭端和懸而未決的問題都可以在相互諒解和協議的基礎上以和平手段解決。馬林科夫平緩的講話口吻一改此前斯大林的強硬姿態，出乎美國人的意料。與此同時，美國政策計劃署也注意到，蘇聯在其他方面也表現出了新的姿態，比如蘇聯同意交換傷病的戰俘(指朝鮮戰爭)，建議在合理的基礎上恢復停戰談判，愿意就結束朝鮮戰爭采取措施；蘇聯建議在柏林舉行英蘇對話以減少該地區發生的飛行事故，并邀請美國和法國參加；*英國飛機于1953年3月12日在德國上空遭到蘇聯戰斗機的襲擊，3月15日，一架美國偵察機在勘察加附近遭到襲擊，因為它大大偏離了航道，蘇聯對此事表示遺憾，并建議就空中安全問題進行討論。參見彼得·卡爾沃科雷西編著：《國際事務概覽：1953》，季國興、劉士箴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24頁。呼吁同西德簽署和平條約以及促成德國的統一；允許美國記者進入蘇聯；同意美蘇首腦就原子能控制與裁軍問題進行會談，以及蘇聯希望努力促成美蘇全面談判，等等。*Memorandum by Carlton Savage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to the Director of the Staff(Nitze), April 1, 1953, FRUS, 1952-1954, Vol.8, p.1138.

對于蘇聯的這些外交舉措，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斯大林去世后，蘇聯的對外政策出現了轉向。馬林科夫似乎是搶在艾森豪威爾前面出了風頭。中央情報局認為，蘇聯的這些舉措其目地是在減輕全面戰爭的威脅，阻止歐洲防務共同體的建立，削弱西方民眾對共產主義的仇視及對有關軍備計劃的支持。*Melvyn 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p.104.國務院則把這些變化視作蘇聯發動的“和平攻勢”，認為有很大的欺詐性，不足為信。*Robert R. Bowie and Richard H. Immerman, Waging Peace: 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Strategy, p.115.艾森豪威爾認為，蘇聯的目的很明顯：一是避免一場全球戰爭，二是阻止歐洲防務集團的誕生，三是放慢美國和西方重整軍備的速度。*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艾森豪威爾回憶錄——白宮歲月(上)：受命變革(1953—1956)》，靜海譯，北京：三聯書店，1978年，第178頁。即便是這樣，莫斯科溫和的論調是值得鼓勵的，這也恰恰是美國希望看到的。*張少書：《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梅寅生譯，臺灣：金禾出版社，1992年，第97頁。盡管美國政府內部意見的反差與當時盛行一時的麥卡錫主義有很大的關系，不少人對與共產黨接觸有一種恐慌，但艾森豪威爾本人相信，人們其實渴望看到美蘇的接觸。*Melvyn 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p.106.美國也很有必要提醒自由世界，不能放松對蘇聯的警惕，因此，應該盡快表態?！凹热幻?、蘇政府都換了新的領導人，那就讓我們著眼未來吧！讓我們從設想與對話開始！”*Ibid., p.102.幾經醞釀，4月16日艾森豪威爾在華盛頓向美國報紙編輯協會發表了題為《和平的機會》的長篇演說。

演說稱，“隨著斯大林的逝世，一個時代終結了”，美國認識到了和平時代的來臨，蘇聯新領導最近的講話表明，他們可能也已經認識到了和平的機會。大量軍備與饑餓、寒冷并存，這是不人道的。冷戰是發生在絕對的善與絕對的惡之間的一場斗爭，敵人無條件投降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結果。冷戰是兩種生活方式的斗爭，以美國為一方所采取的道路是合作的、友誼的、公正的，而蘇聯所走的道路則是強權的、破壞性的。美國相信，任何國家選擇自己的政府形式和經濟發展方式的權力都是不能被剝奪的，而蘇聯則是通過否認這種權力而謀求自己的安全。因此他警告聽眾，不要太過焦急接受蘇聯的和平倡議，蘇聯必須用一系列實際行動來證明其和平誠意，比如立即促使中朝接受美方停戰條件；幫助結束印支抗法戰爭和馬來亞共產黨游擊戰；締結奧地利國家條約。還包括一個聯合起來的德國自由地加入北約以及歐洲防務共同體，允許東歐國家人民自由選擇其政府形式，在聯合國控制與核查下同其他國家一起裁軍等。如果和平失敗了，世界就會清楚地知道，是誰將人類陷入如此不幸的境地。*Address by President Eisenhower, April 16, 1953, FRUS, 1952-1954, Vol.8, pp.1147-1155.

這次演說從籌備到發表在白宮經歷了較為激烈的討論，美國試圖打造一種為我所控的和平局面。艾森豪威爾在演說中倡導縮減軍備，營造出一種不同于杜魯門時代的和平氛圍。但是，明明是謀求和平，總統演說的口氣和內容卻充滿冷戰的敵意，咄咄逼人。在實現和平的具體方式上，美國更多地要求蘇聯做出讓步，并將威脅和平的責任推給對方，顯示出強大的“攻勢”。美國的和平攻勢后來因蘇聯提出的“和平共處”而得到了較長時間的存在，整個50年代也見證了雙方高呼和平口號而展開的多種論戰。這正好與美國期望出現和平局面的設想一致。

三、艾森豪威爾政府掌控和平的“新面貌”戰略

繼“和平演說”之后，經過5個多月的討論，艾森豪威爾政府第一個國家安全基本政策NSC162/2文件于1953年10月30日獲得批準，俗稱“新面貌”戰略。它是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美國冷戰政策的基礎性文件，它以文本的形式將蘇聯對美國構成的威脅以及美國采取的應對措施明確下來。

NSC162/2文件開篇即認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問題就是應對蘇聯對美國的安全威脅，這種威脅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蘇聯對非共產主義世界，特別是對美國的根本性敵視；其二，蘇聯巨大的軍事力量；其三，蘇聯對國際共產主義組織和其他顛覆、分裂自由世界工具的控制。文件指出，“由于蘇聯政權并沒有因為斯大林的去世而受到削弱，在未來幾年也不可能削弱，蘇聯統治者將繼續把他們的政策建立在這樣的信念之上，即蘇聯集團和非共產主義世界之間有不可調和的沖突，蘇聯對安全的憂慮，以及對美國意圖的不信任。因此，美國與蘇聯進行冷戰的態度沒有發生改變”。*NSC162/2,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ct.30, 1953, 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77, A Microfilm Project of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Inc.,1980, Reel 3.文件中“蘇聯威脅觀”是對杜魯門政府冷戰政策的繼續，從而再次確認了美蘇敵對關系，但是敵對關系并不一定意味著戰爭關系。文件進一步指出，雖然蘇聯使用原子彈對美國進行攻擊的能力正在上升，并由于氫彈的因素，這種能力將大大增強，但是根據目前的估計，到1955年中期，蘇聯不大可能蓄意發動一場針對美國的全面戰爭。究其原因主要是，如果蘇聯發動戰爭，蘇聯能否取勝存在不確定性，另外蘇聯衛星國的騷亂以及美國大規模報復的能力也都會阻止蘇聯采取戰爭行動。同時蘇聯基于對美國因素的考慮，也不會對北約國家或者其他地區發動全面戰爭。但不排除如果蘇聯的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它不會因為懼怕西方而無動于衷。*NSC162/2,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ct.30, 1953.

為應對蘇聯威脅，美國主要采取如下應對措施。

首先，文件指出，在與蘇聯的對峙中，美國要從根本上避免削弱國家的經濟，避免損害國家的基本價值和制度，因此，維持一個強大的、健全的和成長的經濟是必須的。美國要通過自由制度的運作，保持在長期競爭中提供必須的力量和迅速有效地轉入全面動員的能力，美國的世界地位以及整個自由世界的安全均有賴于美國經濟的長期增長，而經濟增長不是自動的，需要財政和其他方面的政策支持，不管什么政策都不能損害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過分的政府開支會導致通貨膨脹性赤字或強制性稅收，現有的高額政府債務將進一步使美國財政和經濟問題復雜化。*Ibid.據此分析，美國冷戰政策首要的是保護自己、強大自己，既然蘇聯不會蓄意發動戰爭，美國就更不會主動挑釁，讓自己卷入大戰。因此，避免戰爭、謀求和平應該是艾森豪威爾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另一層潛在的基本含義。避免熱戰方能贏得冷戰，這應該是艾森豪威爾政府對蘇政策的基本思路。

在國際關系的舞臺上，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通過消極避讓達到避免戰爭的目的，在美蘇對抗中，美國想要不卷入戰爭意味著它要為自己創造避免大戰的條件，即通過軍事上的戰略威懾，使得敵對國家不敢輕易向美國進行戰爭的挑釁。文件指出，美國在軍事上要發展和維持軍事力量的強大，尤其是大規模報復的能力。*Ibid.雖然“報復”一詞極富進攻色彩，但文件間接暗示，美國并不打算以全面戰爭來阻止蘇聯的局部擴張?！按笠幠髲汀睉鹇灾饕獜娬{核武器的威懾作用。*石斌：《杜勒斯與美國對蘇戰略(1952—1959)》，第131頁。

其次，盟國對美國安全有著重要意義，沒有盟國的支持，即使美國付出昂貴的開支，仍然無法滿足國防需要。在這場世界斗爭中，無論是在和平還是在戰爭情況下，美國都需要使主要的高度工業化的非共產黨國家的軍隊和經濟資源同美國站在一邊。如果這些國家逐步落入蘇聯集團，將使美國孤立，并危及美國贏得全面戰爭的能力。因此，美國的“盟國政策”要做到“真誠地使盟國相信美國的安全戰略是集體安全戰略，聯盟必須扎根于對利益共同體的強烈信念，并且堅信美國領導的穩定性和明智性”。*NSC162/2,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ct.30, 1953.美國冷戰戰略中的盟國政策表明，冷戰從來不是美、蘇兩個國家的單獨對峙，盟國的爭取既是贏得冷戰的目標也是手段，維持聯盟的穩固增強了自身的威懾力量，增加了敵方挑戰的成本，是遏制戰爭的有效手段，同時，防止敵方分化同盟也成為了防范要務。文件也認為，蘇聯的外交戰略變得很靈活，其和平姿態不是要做出事實上的讓步，而是為了分裂西方，使歐洲國家產生某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使他們對待冷戰的意志松懈，這樣，如果美國還執意冷戰的話，反倒顯得頑固不化了。但蘇聯也可能出于國內或其他因素的考慮，希望解決一些特殊問題，或者蘇聯打算要緩和與西方的緊張關系，暗地里增強軍事力量，為推進下一階段美蘇關系做準備。*Ibid.對此，文件也有應對之策，主要體現在外交安排上。

再次，美國要做好外交上的準備，美國應該在保障基本安全利益的情況下，保留同蘇聯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以解決特殊沖突或者減少蘇聯威脅；美國必須讓盟國相信它有解決問題的愿望，但這樣做不能有損于自由世界力量的發展，也不應該讓蘇聯的力量發展；為了減少蘇聯的威脅，美國要提高自身以及自由世界其他國家相對于蘇聯的地位；美國必須保持同蘇聯與中國進行談判的可能性，無論局限于個別問題還是就主要問題的全面談判包括軍備問題；美國要采取切實可行的外交、政治、經濟和隱蔽手段應對蘇聯對自由世界的控制，同時也用這些手段削弱蘇聯同中國的關系；許多西歐國家擔心美國的政策尤其是遠東政策，會把歐洲卷入全面戰爭或者會無限期地延長冷戰的緊張狀態，為了獲得盟國的長期支持，美國政府應該使盟國相信：美國愿意同蘇聯談判解決問題。*NSC162/2,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ct.30, 1953.

縱覽文件我們發現，美國新的國家安全政策強調了四點，即重視經濟的強大，重視軍事的威懾，重視盟國的鞏固，重視外交留有余地。如果說杜魯門政府的冷戰政策還是即時之慮，那么從艾森豪威爾政府開始，美國越來越認識到冷戰斗爭的全面性與長期性，冷戰政策也隨之常態化?！疤K聯威脅論”是整個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首要考慮的問題，在不損害自身的前提下戰勝對方是美國冷戰的主要目標，“和平的控制與維持”就成為了冷戰的主要表現形式。唯有掌控和平，才能實現美國經濟的強大，才能贏得盟國的信任，才能避免與蘇聯關系的過度緊張，為日后美蘇首腦會晤留下空間，從整體上掌握冷戰的主動權。

小 結

對于那些對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冷戰政策持批評態度的人來講，沒有在更早的時候實現美蘇關系的緩和是一種遺憾，但相對于杜魯門政府而言，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冷戰政策已經做出了很大的調整，這種以“追求和平”為目標的戰略調整，既不是美國要主動謀求美蘇關系的緩和，也不是對蘇聯新領導人“和平姿態”的被動反應，而是一種更安全的“主動出擊”。正如美國駐蘇大使波倫所言，“解決國際爭端是一回事，保持和平則是另一回事”。這恐怕就是艾森豪威爾總統最終一定要發表“和平機會”的演說，以及NSC162/2中防御性措施出臺的原因，以此也表明進入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后，冷戰已經不是美國的一時之計，而被長期化、常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