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外交文件：研究的工具？*

[法]莫里斯·瓦伊斯著，高嘉懿*譯

外交檔案是研究國際關系史的一手資料。但法國的外交文件不同于其他的國家文件，其首先要為行政部門服務，用于指導外交政策。這點也許可以解釋，為何與美國及英國的情況不同。*德國的情況不一樣。德國外交部一直以來單獨保管自己的檔案。法國外交部和國防部的檔案，是單獨由該部門自主保存的，并不存放于國家檔案館。*參見Ministère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Les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depuis les origines, 2 tomes, Imprimerienationale, 1985.在成為研究工具之前，外交文件先要供當前及未來的外交談判所用，這是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Jean Baillou et al., L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le corps diplomatique fran?ais, Editions du CNRS, 1984.不過，由于文件的數量過于龐大、不容易利用，因此國家常會考慮出版系列文件集，以便為政治目的或是科研目的服務。*有不少研究強調這一方面：Keith Hamilton, “La diplomatique des archives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 1871-1914, ” in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 2005, n°4.

法國曾經長期忽視外交史研究，直到19世紀70年代，外交史成為向德國復仇的武器之一。第一個外交檔案編撰委員會于1874年建立，其制定了如下的規則：1774年以前的檔案(時隔百年)才可以被研究者參閱，他們所做的筆記還須遞交檔案處備存。至于出版文件集，理論上是為外交教學目的，*由于行政、財政或其他原因，關于從《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年)到1789年大革命時期給法國大使的指示的匯編集直到1880年才開始啟動，第一卷于1884年出版。而不是為了科研，這顯然帶有政治意圖。該委員會副主席德·庫塞爾男爵(le Baron de Courcel)*庫塞爾男爵，原名Alphonse Chodron，法國外交官和政治家，于1867年3月6日受封巴塞爾男爵。曾于1906年11月做過解釋：“我們的工作方針一直十分微妙：我們的本意是要為雙重目標服務，因此既要向公眾大范圍開放外交文件，又要非常謹慎地挑選可出版的文件。這些確實是可以用來維護國家利益的有力武器，但掌握分寸和有辨別力地使用才是明智的。有句話說得很對，檔案庫可以成為一個博物館，但首先是一個武器庫。我們委員會成立的初衷正是為了這一點?！?Keith Hamilton, “La diplomatique des archives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 1871-1914”.法國外交部也很早就宣稱對所屬文件的出版擁有壟斷權。*法國歷史與科學工作委員會本來想出版檔案集，但遭到了外交部的拒絕。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很大程度上展現了外交史為政治服務的概念。事實上，從戰爭最初的幾個月起，法國當局就開始公布《黃皮書》*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ci-après MAE),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1914, la Guerre européenne, 1914. 法國的《黃皮書》與英國的《藍皮書》類似，以黃色封皮出版外交文件以向議會和外國告知官方信息。：他們仔細地選擇相關外交文件出版成集，以服務于心理戰。*他們有時會截去文件的部分段落，以削弱法國在戰爭爆發問題上的責任。另外，《1870—1871年戰爭的外交緣起》系列文件集從1907年起出版一直到1932年才結束。*這個系列共出版了29卷文件集。那個時候，外交部其實已在醞釀開展另一個龐大項目，即編撰出版《法國外交文件集1871—1914》，以便對俄國與德國出版的檔案集進行回擊。當時，德國已經出版了文件集《內閣偉大的歐洲政策1871—1914》；英國也出版了《關于大戰起源的英國文件》，更不用提蘇聯的文件集了。然而，法國的文件集卻遲遲未出版，雖然有來自各方的建議或命令：*如時任法國駐德國大使的馬士理(Pierre de Margerie)就建議外交部“盡快出版”檔案集以揭示“我們什么都不怕”，引自Keith Hamilton, “La diplomatique des archives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 1871-1914”。要了解法國外交就只能靠《黃皮書》，但它不僅成為了外國批判的對象，也遭到了法國自身(特別是人權聯盟)的批評?！斗▏饨晃募烦霭嫖瘑T會秘書長、歷史學家皮埃爾·勒努萬(Pierre Renouvin)對此憂心忡忡，他對當時議會的冷漠態度表示擔憂，又疑懼缺乏信息的報刊輿論，還認識到戰爭有著巨大的無效性。因此他認為法國的沉默只會導致外國對戰爭起源的解釋被公眾廣泛接受，使得德國、英國甚至美國的觀點占據上風。*Pierre Renouvin, “ublication des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ais, 1871-1914,” Revue histoire, mars-arvil 1931, pp.266-274.法國作為戰爭受害者的身份遭受質疑：法國似乎成為了《威尼斯商人》中的吝嗇鬼夏洛克?？傊?，在20世紀20年代，法國人只能間接地參與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的超長爭論。*關于戰爭起源問題，可參見Jacques Droz, Les causes de la 1re Guerre mondiale, essai historiographique, Seuil, 1973. Dominique Lejeune, Les causes de la 1re guerre mondiale, Colin, 1992. Raymond Poidevin, Les origines de la 1re guerre mondiale, 1975, PUF.事實上，德國人出版檔案集，就是旨在免除他們國家觸發一戰的責任，*Holger Herwig, “Clio deceived: Patriotic Self-censorship in Germa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7, n°2, pp.5-44.以洗去《凡爾賽條約》第231條“戰爭罪責條款”帶來的恥辱。當德國的《偉大政策》最后一卷出版后兩年，法國龐加萊(Raymond Poincaré)政府終于在1928年2月決定出版1871—1914年的《法國外交文件》，以用于研究該時段的法國對外政策史。

如果說出版文件集的決策是一個政治行為，是因為勒努萬敏銳地意識到了龐加萊晦暗不明的政治意圖，但委員會的工作不能被認為就是以“政治目的”為導向的。*要補充的是，總理龐加萊成為了關于戰爭起源論爭的直接靶子。關于此階段巴黎和柏林的矛盾沖突，參見Jacques Bariéty, Les relations franco-allemandes, 1918-1924, Pedone, 1977, et Stanislas Jeannesson, Poincaré, La France et la Ruhr,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Strasbourg, 1988.相反，勒努萬堅稱得到了政府的承諾，委員會擁有“完全的自由”來出版符合嚴謹歷史學精神的檔案集。*勒努萬拒絕只研究戰爭進程中與法國直接相關的某些特定問題，認為工作的軸心應置于研究協約國政策和同盟國政策。完成這項工作花費了23年，最后一卷的文件集于1957年出版。*這套匯編包括了42卷，分為三個系列：系列一：1871—1900(共16卷)；系列二：1901—1911(共15卷)；系列三：1911年11月—1914年8月(共11卷)。之后，根據1961年5月2日的政令，法國建立了一個新的《法國外交文件》委員會，以準備出版關于1939—1945年戰爭起源的相關文件。*勒努萬于1974年去世以后，其委員會主席一職由法國著名國際關系史專家、外交官讓-巴蒂斯特·杜羅賽(Jean-Baptiste Duroselle)接任。這項任務則到1986年全部完成。*1932—1935年系列有13卷，1935—1939年9月系列有19卷。

當然，如今《法國外交文件》的出版目的已不同于往日，不再只關注戰爭起源問題，也不再被認為只為了政治方面的意圖。

根據1983年政令，《法國外交文件》委員會又得到了一項任務，出版日內瓦會議(1954年7月21日)之前的外交文件?；镜南敕ㄊ?，根據1979年檔案法所定的30年解密規定，出版時隔至少30年的文件，可供公眾方便地參閱1954年以前的文件。*由于之前的系列文件集的出版沒有結束，導致這個系列延遲啟動，目前有關20世紀70年代初的文件集已陸續出版。一個新的出版委員會成立，由外交官、大學教師和檔案保管員組成，如杜羅賽(Jean-Baptiste Duroselle)所指出的，他們的任務是“將每年的外交文件以兩厚本檔案集的形式進行總結，要覆蓋法國對外政策中所有值得注意的內容”。*參見杜羅賽撰寫的總序“Introduction générale”, in DDF, 1954-I, p.X.由于杜羅賽先生生病不能繼續工作，我(本文作者)于1992年起接替了他的任務。抱歉的是，下文所舉的例子都出自于我負責的幾卷文件集中。1994年法國總理又做了一項新決定，出版四套新的系列文件集(包括對一戰、二戰時期的外交文件進行重新整理出版)。委員會如今包括五個分委員會，每個分委員會負責一個系列，每個系列已出版的卷數如下：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9年(6卷)，*作者已對原文的數據做了修正，本文提供最新的出版情況。一戰系列現已出版5卷，由讓-克洛德·蒙唐教授(Jean-Claude Montant)負責，另已出版關于1918—1920年停戰與和平問題的第1卷(1918年9月27日至1919年1月17日)，由羅貝爾·法蘭克教授(Robert Frank)和德國軍事歷史學家格爾德·克魯邁希教授(Gerd Krumeich)負責?！g注1920—1939年(6卷)，*兩次大戰期間的階段又具體分為三個系列：1920—1932年，負責人是克里斯蒂安·巴謝勒教授(Christian Baechler)和雅克·巴里耶蒂教授(Jacques Bariéty)，已出版11卷(現時間節點到1924年6月30日)；1932—1935年，負責人勒努萬(已故)，已出版全部的13卷；1936—1939年，負責人杜羅賽(已故)，已出版全部的19卷?！g注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4年(5卷)，1944年9月至1954年7月(16卷)，1954年以后(42卷)。*第三系列負責人是安德烈·卡斯皮教授(André Kaspi)，已出版5卷(目前截至1941年12月31日)；二戰后初期是由喬治·蘇圖教授(Georges Soutou)負責，已出版16卷(目前截至1951年12月31日)；以及本文作者瓦伊斯教授負責1954年日內瓦會議以后的系列，已出版42卷(現截至1972年12月31日)。出版委員會歷任主席是杜羅賽(1975—1994)，弗朗索瓦·皮奧(Fran?ois Puaux)(1994—1996)和加布里埃爾·羅賓(Gabriel Robin)。新的出版委員會與原外交文件委員會于2005年合并?！g注

我們可以把《法國外交文件》的第二個時代定性為：不是為了揭示或解釋導致戰爭(1870—1871年，1914—1918年，1939—1940年)爆發及發展進程的問題，而是能夠反映法國的外交政策。這意味著文件集的內容安排上會有重大調整?！斗▏饨晃募窇撚糜陉U釋法國所涉及的各個事務中的外交政策。無可否認，外交官的職責是通報、代表、談判，由于時代的變化(報刊、廣播、電視)，第一項職責已失去重要性，必須要給新的行動者和國際關系的新關鍵角色留下位置。因此我們不會阻止刊登法國駐新德里大使奧斯特羅格的一封關于外長克里斯蒂安·比諾(Christian Pineau)1956年訪問印度之際印度情況變化的急件，*Dépêche du 14 mars 1956 d’Ostrorog, ambassadeur à New Delhi, in DDF, 1956-I, n°171.或是駐希臘大使雅克·貝揚斯(Jacques Baeyens)關于雅典軍事政變的調查報告。*DDF, 1967-I.貝揚斯在那時親赴塔托伊宮造訪年輕的康斯坦丁國王，國王向其敘述了軍事政變之夜的實際情況：“這讓我不禁想起了阿達莉之夜和大仲馬小說中的可怕場景?！北M管這些記錄都很形象且重要，不過，我們最好能夠加入一些能夠解釋整個時代國際關系的文件(包括經濟和科技層面)。不言而喻地，任何國家都不能被排除在外：我們找到了涉及各個大陸的文件，所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包括英語區)，所有的歐洲國家(包括瑞士和羅馬教廷)，等等：因此我們收錄了法國駐梵蒂岡大使居伊·德拉托內爾(Guy de la Tournelle)的急件，日期是1961年12月28日，記錄了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召開第二屆梵蒂岡主教會議的事情。*Dépêche de M. De la Tournelle, ambassadeur à Rome-Saint-Siège, 28 décembre 1961, DDF, 1961-II, n°237.大使闡釋了教皇召集會議的原因、會議舉行的時機、教會內部的情況、會議的重大議題，這反映了宗教界對世界現實問題的普遍憂慮。

現在我們在挑選文件時已不再存有禁忌問題：尤其是，像太空合作和核合作之類的敏感技術問題也被提出，因為40年來這些方面的發展極為驚人。我們也收錄了法國外交部長于1961年9月7日致總理的信件，內容是關于向印度售賣一座核電站。*Lettre de M. Couve de Murville à M. Debré, Premier ministre, DDF, 1961-II, n°97.外長德姆維爾(Couve de Murville)反對法國采取放棄對該核電站使用情況的控制權的決定，當時印度方面拒絕法國對這些設施進行完全控制，要求法國只需提交那里生產所需的核材料及裂變材料?？偫砀聦儇撠熢幽苁聞盏牟块L級代表皮埃爾·紀堯瑪(Pierre Guillaumat)表示只要印度承諾會和平使用鈾和反應堆，他贊成此次售賣且無需擁有之后的控制權。而外交部長認為這樣的決策會使法國承擔巨大的責任，他補充道：“我們在經濟上的獲利并不能抵消在政治方面造成的不便后果?！?/p>

另外，我們還特別關注法國與一些新興大國間的關系。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可以參見我們最新出版的幾卷文件集：1967—1968年的4卷關注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法中關系的緊張狀態以及中國對法國五月風暴事件的影響；1969年則關注了法中關系的重啟，有關中國的刊錄文件達27份之多；1970年收錄了法中對話及如何處理柬埔寨問題；1971年特別提到了中國加入聯合國，以及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1972年談到了尼克松總統訪華和法國外長訪華，后者對周恩來做出了不少的評價。*此段是本文作者為中國讀者特別做出的補充介紹?！g注

假如有人質疑出版這樣或那樣的文件是否可取，可向主管部門提出意見，但迄今為止，我們尚未收到關于是否出版某些特定文件的任何施壓。

那么出版委員會的工作是什么呢？我們的工作主要分為兩個步驟：挑選文件與排列展示。挑選工作的困難是多重的。首先要參閱大量的文件，隨后審查哪些文件能帶來有用的信息，這個過程是非常必要的。勒努萬寫于1931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即使1912年有六周時間沒有發生重要事件，但外交部仍有超過4000件的信件和電報。為了出版《法國外交文件1871—1914年》系列文件集，委員會不僅搜索了外交部的檔案，他們還查閱了陸軍部、海軍部甚至殖民部的檔案?？梢韵胂?，對于我們這個已處于21世紀初的委員會來說，工作量是多么的巨大，因為整個20世紀的往來文件的數量猛烈激增。

之后的困難在于要從大量文件中挑選需要出版的文件。將全部文件刊出其實并不困難，但卻不可能這樣做，因為除了文件數量十分龐大外，還有許多文件的內容并沒有什么意義。挑選的過程必須嚴謹公正，同時要避免刊出涉及仍然健在的人士的私人信息。面對數量龐大的文件，選擇是至關重要的。

對文件的篩選需要遵循一些不變的主題，即使新時代會提出很多新問題(同時一些問題失去了關注度甚至消失)。因此，我建議在查看相應文件之前要有一個決策階段，合作者要聚在一起確定某一年份所發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如果必要，還要分配新的任務并作為會議的成果來執行。應該有一個合作團隊負責初步的挑選，要由檔案管理員、外交官和歷史學家組成。*從1962—1998年，隸屬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檔案保管員伊馮·拉卡茲(Yvon Lacaze)先生擔任了委員會秘書一職，并在實際中做了關鍵的工作。這個團隊會從外交部已編目的檔案中進行初步挑選。*關于20世紀60年代，外交部檔案館已編目的卷宗有：按地理區域劃分的檔案卷宗，部長辦公室和秘書長辦公室卷宗(“談話與信件”)，這其中包含了許多戴高樂將軍、政府總理和外長德姆維爾與其他外國領導人的談話記錄。這個卷宗雖不能完全展現戴高樂的外交政策，但能明確反映出他的一些決策思考。還有關于國際事務部門和政治司下屬部門的卷宗(聯合國與國際組織、裁軍、條約和航空事務、核問題)或經濟事務司(經濟合作)卷宗。對于阿爾及利亞問題，有阿爾及利亞聯絡小組(政治司下屬)，以及阿爾及利亞事務國務秘書檔案。

挑選文件還會面臨一個特殊問題：某些情況下，會存在缺漏的問題。由于各種原因，檔案文獻可能會有缺失。例如20世紀30年代，就有不少檔案遺失、莫名不見，或遭受損壞。*參見Les archives du ministère, pp.107-194, 198-202.為解決疏漏的問題，當時的法國外交部檔案處已做了大量的檔案收集工作：編撰了《1940年文件匯編》。*參見《1940年文件匯編》的目錄。之后，外交部檔案館已經收入了這批檔案。

然而，文件的疏漏也可能基于這樣的事實，盡管外交部的工作十分重要，但外交官們仍然被隔離在政治決策之外，或者被繞過：例如在英法干涉蘇伊士運河事件中，外交部被領導人認為是站在對立面的或至少對摩勒(Guy Mollet)政府的親以色列政策持保留態度。*這個問題參見Christian Pineau, 1956-Suez, Robert Laffont, 1976, Rapha?lle Ulrich Pier, René Massigli, Peter Lang, 2006.對于這個案例，委員會的任務是指出他們無法在檔案中找到的一些關鍵文件，如英、法、以領導人之間達成的著名的《塞夫爾協定》(les accords de Sèvres)。*《塞夫爾協定》(1956年10月22日)，即法國總理摩勒、英國外長塞爾文·勞埃(Selwyn Lloyd)和以色列總理戴維·本-古里安(David Ben-Gourion)達成并簽署了對埃及展開共同軍事和外交行動的協議。這些協定一直被嚴格保密，文本不能被解密參閱。

為了彌補這些缺漏，法國外交部檔案處同其他各類檔案記錄部門一樣，從私人檔案中尋求答案；這些私人檔案會包括一些國家級別的文件，因為一些外交官、部長曾經保管這些文件，可能是為了做修改或是寫公文。*關于這點，可看龐加萊總理與帕萊奧洛格大使(Maurice Paléologue)的往來信件。帕萊奧洛格大使曾拒絕向委員會透露他所保存的這些文件，參見Pierre Renouvin, “les DDF, 1871-1914,” Revue historique, 1961, pp.1939-152.所以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私人檔案也不容忽視。駐外大使們還會給外交部長或總秘書寫專門的信件以告知某些事務的秘密之處，不希望這些情況在外交部各處之間傳報，*比如法國駐布魯塞爾大使給歐洲司司長的信件就包含了1961年6月9日他與比利時首相保羅-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的會談記錄(DDF, 1961-I, n°281)。我們從中可以得知完整的歐洲政治聯盟計劃的談判內容，比利時似乎傾向于讓步妥協，而荷蘭則采取強硬態度。駐布魯塞爾大使想通過一封私人信件向歐洲司告知其評估意見。另外，一些完全私人性質的個人信件也會透露不少明確信息，能夠為國際關系史研究所用。*這個方面的例子有：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的外交官保羅·康朋(Pierre Paul Cambon)和朱爾·康朋(Jules Cambon)在讀博期間曾與母親多次通信，從這些信件中可以發現他們對當時外交工作的很多見解。參見Laurent Villate, La République des diplomates, Science infuse, 2001.

這就提出了值得出版的文件的性質問題：我們不會只考慮收錄來自各大使館的外交函件和電報。只收錄電報是很方便的，但卻大大削弱了外交工作的意義。其他類型的文件也非常重要：比如來自不同事務部門的備忘錄。例如，關于法國退出北約一事，司法處撰寫過相關備忘錄；*DDF, 1966-I, nos 301, 321, 322, 328.又或者，談到剛果問題，非洲事務處也有不少文件。*DDF, 1966-I, nos 43, 177, 213.此外，負責政治事務或外交工作的領導人與外國對話者的訪談記錄也非常重要：這些談話記錄可以讓人深入了解國家關系中的人際關系的親密性，甚至還包含了一些與他國領導人間的沖突。

通常對外交文件提出的一個批評是，它們透露了大量的外交官們的個人觀點以及駐外使領館的辦公室秘密，卻無法反映一些重要行為者的思想或政策。為了彌補這一缺陷，我們在編撰出版文件集的時候盡可能地收錄了能反映各方態度的文件，如有關公眾輿論的、體現民族主義或和平主義運動的、反映經濟物資界及文化科學領域重要觀點的文件。隨著新問題的不斷涌現，我們必須考慮涉及這些領域的文件資料。像是氣候問題，我們已經出版了關于國際地球物理年的相關文件，特別是關于南極洲國際科學合作的文件。*關于南極洲國際合作的協定簽署于1959年12月1日，規定了南極洲向科學研究自由開放。DDF, 1959-II, nos 117, 131, 178, 201, 211, 246, 260, 265.

文件集的排版須要符合一定的標準：《法國外交文件》的排版原則有如下幾條。第一個原則是按照時間順序排列，而一些類似的文件集卻不是這樣的形式。美國人在編選《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FRUS)時，是按照主題或地理位置(越南、中東、歐洲)和年代的混合排列(如越南1966，歐洲1961—1963)。以專題分類的形式對于研究某一特定問題的研究者而言有著不可否認的優勢。但也存在不便：

1.經常會出現一份文件提及多個問題的情況。對此，編撰者不得不要么將文件拆分成幾段，要么多次重復刊印同一份文件。

2.很難對一些文件進行歸類，如涉及多邊問題和雙邊關系的文件，法美關系就是一例。

3.按時間順序分類更為明確：消除了按主題或地理位置分類所帶來的強制性。外交官們通常在緊急狀態下工作，所處理的事務總會涉及這些方面或那些方面。按時間分類可以對各個事件的互相關聯性、不同外交談判間的互動關系有一個全面的了解。也能夠重構各事件與總體背景在時間上的實際關系，這對整體性的把握而言必不可少。為了彌補未按專題分類所帶來的不足，我們在每卷文件集的開篇都列出了使用方法表，將本卷所收錄的文件名按地理區域或專題逐一排列。我認為某些情況下按專題分類是有用的，與我們的原則也并不矛盾。我想舉兩個不同的例子：有一卷文件集是專門討論1940年6月法德停戰問題的，還有一卷專門討論阿爾及利亞和平談判。*DDF, les armistices de juin 1940, Peter Lang, 2003; et Vers la paix en Algérie, Bruylant, 2003.前一卷里羅列了所有有價值的備忘錄、急件、特別備注的電報：對于關鍵的三個月的悲劇事件來說(1940年3月25日至6月25日)，目的就是再現戰敗和停戰造成的創傷，使這卷讀起來就如悲劇小說。我們應該且能夠繼續戰斗嗎？法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雷蒙·布呂熱爾(Raymond Brugère)從6月17日起就表明了立場：“我拒絕為新政府服務……因為這個政府意味著法國的投降?！标P于阿爾及利亞和平談判的部分文件在1961年和1962年的幾卷中已按時間為序進行刊錄，但專題卷擴充了導言和結論部分，增加了大事年表和目錄索引。在眾多的文件中，我們發現了戴高樂和德布雷(Michel Debré)在1961年3月23日的單獨談話記錄，這能幫助我們了解他們是如何提出談判的：這也使我們可以評估，在《埃維昂協議》簽署的前一年，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未來抱有幻想：他們認為放棄撒哈拉以換取在獨立后的阿爾及利亞維持法國的武裝力量，這點不成問題。

第二個原則：要全文刊錄所選的文件。事實上，我們都對文件進行全文刊錄，有些內容太長的文件會用小號字體印刷。*一些文件頁邊的評注與評論也被完全保留。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出版文件集時常會遭到外界批評，認為編者會任意解讀文件，尤其是通過削減文本內容。

第三個原則：在文件中增添注釋的目的是便于人們參閱文件集。這些注釋旨在告知相關人物的身份或者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介紹一些有關聯但未收錄的文件的情況，最后給出有助于理解的必要信息，比如明確解釋一些縮略語或暗語的意思。不過，這些注釋要用最精簡的方式表達：糾正錯誤的日期、指出不同文本間的差異，而不建議去強加一個解釋。讀者可以自由地對文件進行解讀。每份文件都標有檔案出處，目的是讓研究人員可以對照著查找原始資料。最后，每卷文件集還包括一個索引部分，給出了該卷所提到的所有人物，并介紹了他們的職務。

外交文件是研究工具嗎？也許有人會反對這一說法，認為研究者會憑興趣(或是被強迫要求)去查閱原始檔案，而不是《法國外交文件》這種經過主觀挑選后的文件集?！斗▏饨晃募返淖x者們也不應忘記這點，他們所看到的文件是經過挑選的，而這種選擇可能是不可靠的。

這些情況確實如此，但也要考慮其他觀點。首先，對于那些不容易參閱原始檔案的研究者來說，出版的文件集是一個意外的收獲。其次，即使對于有可能查閱原檔的人來說，《法國外交文件》也能提供涉及某個問題的全部信息，幫助歷史學家對事件有一個整體性了解。文件集能為讀者提供大量文件的閱讀線索，可以在進行深入研究前做一鋪墊，引發他們關注那些不曾想到的檔案卷宗上。文件集也能讓研究者避免因倉促解讀或評估所導致的錯誤，使他們能將問題置于法國政治生活的總體框架下進行思考。通過文末的注釋、補充的索引，《法國外交文件》還能為國際關系史的研究者打下真正的研究基礎?？傊?，文件匯編可以為研究者提供檔案資料、節省查檔時間并保護檔案原件。*Bertrand Joly, “L’édition des documents des XIXe et XXe siècles,” in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2003, pp.537-552.如今，出版這套系列文件集的意義已得到廣泛認可。*P.-J. Catinchi, “Editier l’archive, de sources sres,” Le Monde, 9 novembre 2001.

因此《法國外交文件》是研究工具嗎？讀者能否從中發現法國對外關系的實質？我們的工作仍有缺陷，首先是因為委員會成員有著自身的主觀性。更令人擔憂的事實是：除了已提到的文件可能存在缺漏的問題外，那些急件、備忘錄、電報等雖然能讓讀者了解外交官的思想過程，卻不能揭露外交中的底牌或是吐露出言下之意。外交文件也無法完美地向我們揭示不同事務間的重要相關性。文件集無法告知一切?？梢哉f，原始檔案也同樣如此。*Maurice Va?sse, “Archives et écriture de l’histoire,” in Les Fran?ais et les archives, Fayard, 2002, pp.95-102.但同時，這些又是歷史學家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和研究的科學性標準(從這個觀點看，《法國外交文件》的關鍵用處以及注釋、索引等，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工具)。然而，歷史的書寫有時應該脫離檔案或是站在對立面。檔案只是記錄了有限的知識，是機構和個人的產物。檔案不會告知所有情況：我們每人都可以列舉出來一些默默無聞的、無人提及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文件。檔案甚至可能撒謊，傳遞假消息。歷史不是檔案的羅列堆積。對于負責解讀大量文件并告知其意義的歷史學家來說，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質疑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法國外交文件》對比原始檔案存有優勢，可以用便于參閱的形式來介紹文件。

外交文件集并非十全十美的研究工具。但它們為了解人類的生活打開了大門：否則，作家和小說家為何期待獲取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外交文件集呢？因為，文件集除了展現外交官的分析與政界負責人之間的意見交流外，還反映了一個世紀里人類的真實生活，我們從中可以看到舞蹈家尼金斯基(Nijinski)選擇了自由，烏弗基爾(Muhammad Oufkir)將軍涉嫌暗殺本·巴爾卡(Ben Barka)，玻利維亞當局拒絕戴高樂要求釋放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呼吁……《法國外交文件》是一個開放的書本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