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平隊志愿者研究綜述

李培培

作為肯尼迪政府首創的將志愿精神融入到外交政策的對外援助機構，*關于和平隊的定位問題國內外學術界尚無嚴格的要求與界定，因此在相關研究中會出現“機構”“組織”兩個不同的定位描述。筆者參考國內外絕大多數學者的研究，并以肯尼迪電子圖書館檔案等官方介紹為基礎(參見https://www.jfklibrary.org/JFK/JFK-in-History/Peace-Corps.aspx)，在此將其稱為機構。其后出現的“組織”稱謂則為直接翻譯、引用各學者的研究內容。和平隊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國外對和平隊的研究自20世紀60年代便已著手，但在我國，相關研究起步較晚。自2001年起，劉國柱教授開始了對和平隊的系統研究，從而揭開了國內研究歷程的序幕。劉教授曾對20世紀下半期美國對該問題的研究成果進行總體梳理，將其分為起步、初步發展及走向深化三個時期，并將各時期的代表作品娓娓道來。*劉國柱：《美國學術界對和平隊的研究概況》，《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第3期，第146—155頁。雖然他在梳理時并未對志愿者群體做單獨探討，但從其綜述中可對20世紀美國和平隊志愿者研究情況做大概了解。概括來說，20世紀的美國學者已經意識到了志愿者群體的獨立性和重要性，除了對志愿者援助經歷進行詳細考察外，也注意到對其精神文化層面的深度分析。此外，一些和平隊歸國志愿者的著述和觀點大大豐富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對口述史料的逐漸重視也使相關研究得到迅速提升。這些均為之后有關研究的拓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相關資料的不斷完善，不僅國外研究取得了新進展，我國學者也紛紛圍繞著和平隊各抒己見。從國內外現有成果中可以看出，國外學術界明顯呈現出以志愿者群體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特點，國內對志愿者群體的研究則有待拓展。對和平隊志愿者的研究可謂不可或缺：雖然和平隊援助政策是美國針對第三世界國家實行的，但志愿者群體在援助中受益最大，他們不僅在生活與觀念上經歷了巨大轉變，而且對受援國和美國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另外作為具有獨立思想的個體，志愿者們的直觀感受及其言行真實而又具體地反映著美國和平隊政策的利弊并影響著這一政策的進一步推行。自1982年美國學者斯蒂芬·科恩和羅伯特·伍德在《和平隊志愿者與東道國國民：社會互動變更的決定性因素》*Steven Cohn, Robert E. Wood, “Peace Corps Volunteers and Host Country Nationals: Determinants of Variations in Social Interaction,”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Vol.16, No.4 (Jul., 1982), pp.543-560.中將志愿者作為研究對象引入學術研究以來，相關研究目前已得到了全面發展。在過去的十多年中，紀念書籍的相繼出版、大量口述史料的不斷擴充豐富了和平隊志愿者研究的資料基礎，信息技術的發展則使我國學者有機會查閱大量電子檔案并能獲取與志愿者本人交流的機會，從而為促進研究進程提供莫大幫助。在此，筆者按照主要研究內容對國際學術界近十幾年來關于和平隊志愿者的研究成果進行歸類分析，并對其中的不足和未來的發展提出自己的拙見，以與讀者共享。

一、和平隊志愿者與受援國民眾關系及互動研究

和平隊志愿者與受援國民眾的關系走向關乎和平隊政策推行的成敗，二者是否具有良好的長期互動直接影響著美國和平隊政策在當地的下一步開展，因此此類研究格外受到美國和受援國一些學者的重視。

國外學界對此類問題的研究經歷了由片面化到辯證化與客觀化的轉變。和平隊雖在創建之初便收到了十幾個國家的邀請，但在受援國底層，民眾的冷淡態度和抵觸情緒并不少見。在美國國內，大量的和平隊早期官方報道與評論“報喜不報憂”，對和平隊在部分國家受到抵制的事實采取了極力隱瞞的做法，這種現象使美國民眾對和平隊志愿者與受援國民眾的關系普遍持過度樂觀態度，同時也制約了美國學術界初期的研究視野。直至80年代，美國學者斯蒂芬·科恩和羅伯特·伍德才通過調查問卷的方法對志愿者群體的真實經歷與感受一探究竟。二人在《和平隊志愿者與東道國國民：社會互動變更的決定性因素》*Steven Cohn,Robert E. Wood, “Peace Corps Volunteers and Host Country Nationals: Determinants of Variations in Social Interaction”.中指出，和平隊志愿者與受援國民眾基本上保持友好的關系，但并不如所描述的那般親密，雙方在服務結束后能保持頻繁聯系的更是居極少數。斯蒂芬·科恩和羅伯特·伍德的研究不僅糾正了社會上的錯誤輿論，而且成為和平隊志愿者研究史上的一個轉折，此后將志愿者本人直接作為研究對象納入學術研究成為學者開展研究的主要方式。

近幾年來，一些受援國的學者圍繞美國和平隊志愿者與本國民眾的互動情況做進一步調查，從第三世界國家的角度對美國政策做出評價。智利天主教大學教授費爾南多·珀賽爾于2014年在《史學評論》(HistoriaCritica)上發表文章《連接現實：南美洲和平隊志愿者及20世紀60年代的全球反貧困戰爭》*Fernando Purcell, “Connecting Realities: Peace Corps Volunteers in South America and the Global War on Poverty during the 1960s,” Historial Critica, No.53, 2014, pp.129-154.，通過研究美國民眾與智利等南美洲國家民眾的互動情況來分析和平隊志愿者在受援國遭遇的挫折。珀賽爾對這些挫折產生的原因逐一揭示，歸納來說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拉美國家自身的援助組織已經具備一定的歷史且規模龐大，并且有了既定的自我發展目標，這使志愿者們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并非獨一無二，內心的英雄主義感也一落千丈；第二，當地組織和民眾向和平隊表示歡迎并樂于合作，但并非旨在全盤接受他們所傳授的美國式社會發展路徑，而是欲在學習中鞏固自身發展道路，這便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志愿者們的援助動機；第三，和平隊為受援國所設計的發展目標有些的確難以實現，正如在智利的一位評估員所言：“建議和平隊設立一些更加現實的目標，因為一些目標過于天真，它們在美國社會可以實現，在發展中社會卻很難達成”；*Fernando Purcell, “Connecting Realities: Peace Corps Volunteers in South America and the Global War on Poverty during the 1960s,” p.146.第四，和平隊志愿者所接受的培訓與受援國當地社會存在很大的偏差，他們在抵達當地后發現現實情況不僅不如他們所想那般，反而更復雜并頗具政治色彩，這便為志愿者們帶來了強烈的挫折感并引發頻頻抱怨。與科恩、伍德的觀點明顯不同的是，珀賽爾并未將雙方合作的窘境歸因于志愿者本人對當地語言文化了解的匱乏以及自身信心的不足，而認為和平隊為受援國制定的發展目標不切實際，對志愿者們的技能培訓也十分欠缺。準確來說，科恩、伍德和珀賽爾從事研究的立場截然不同，因此雙方看待問題各有側重?？贫?、伍德二人的前期研究主要站在主觀角度對本國與他國民眾的交往情況進行分析進而試圖找出自身不足(這種研究方式目前在美國學術界較為普遍)，并將雙方民眾能否達成友好作為衡量和平隊政策成功與否的主要標尺，這便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援助工作績效的重要性。而珀賽爾等其他國外學者則以受援國民眾的身份對美國志愿者與本國民眾進行工作上的對比分析，這種研究從第三世界國家的實際需求出發，更能發現美國和平隊等各項對外援助政策的缺陷。相比之下，珀賽爾的研究對前期成果進行了補充并實現了理性化，由于目前此類研究比較缺乏，因此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二、和平隊志愿者的作用與貢獻研究

關于和平隊志愿者所發揮的作用與貢獻，國內與國外學術界的關注重點略有不同。

我國研究大多從國際政治與外交方面展開，但在這一方面國內尚未出現對志愿者群體的單獨分析，學者們一般將和平隊機構與志愿者群體視為一個整體進行綜合研究。概括而言，國內學者普遍將和平隊視為美國實施公共外交或文化外交的工具，和平隊志愿者則在其中扮演了政策執行者的角色，起到對外灌輸美國文化、推廣美式社會發展道路的作用。關于志愿者在美國和平隊政策推行中的具體定位，目前尚未達成一致：以劉國柱教授為代表的部分學者從宏觀角度出發，認為和平隊及以志愿者為身份特征的和平隊員們“服務于美國的國家利益，在向海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輸出美國文化及價值觀念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劉國柱：《和平隊與美國對第三世界外交的軟實力》，《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第35頁。中國傳媒大學何蘭教授也提出，和平隊是20世紀60年代國際形勢下美國為贏得冷戰而采取的一項措施，非洲國家所形成的對美國的正面評價正是基于大多數民眾對志愿者的觀察。*何蘭：《公共外交視角下的美國“和平隊”作用評析》，《北方論叢》2013年第6期，第91頁。此類研究大多站在冷戰的角度，重點分析和平隊在美國對外政策中所發揮的作用，因此未對志愿者的個人動機做進一步探討。隨著研究不斷深化，有其他研究者試圖擺脫冷戰視域的束縛，單獨探討志愿者群體在和平隊政策中的地位與作用，提出和平隊志愿者雖然實際上為美國冷戰政策服務，但并非主觀意愿而是被動地成為了冷戰工具。如北京大學研究生趙紅權認為，和平隊志愿者反對官僚主義、追求個人主義與獨立性，并用自己的努力粉碎著美國政府將其作為冷戰外交工具的行為。*趙紅權：《超越冷戰：神話還是現實？——非冷戰視角下的美國和平隊(1961—1974)》，碩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2005年。其相關論文所運用的研究資料部分來源于對前期和平隊志愿者的訪問交流，因此研究結果頗具說服力。近年來國內學者在重申和平隊的冷戰色彩和“公共外交”性質時，開始對和平隊志愿者在推動美國與受援國關系以及國際事務參與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給予肯定。*梁昌明、黃澤云：《美國和平隊歷史及影響探析》，《人民論壇》2016年第5期，第247—249頁?？梢娕c前期研究成果相比，目前國內研究已逐漸實現客觀化與全面化。

與國內研究明顯不同的是，國外學術界更注重研究和平隊及志愿者群體對社會發展(美國及受援國社會)產生的影響。對美國人來說，他們“更樂于把和平隊當作美國精神和理想的代表而不是對外政策的工具”，*盧友芬：《和平隊與20世紀60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和平隊服務非洲的案例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廈門大學人文學院，2009年，第48頁。這種觀念深刻影響著美國學術界的研究目光；而對于其他國家如智利、馬里等受援國學者而言，一般從事美國和平隊研究的學者均為前期和平隊志愿者或和平隊項目參與者，他們對和平隊在受援國的具體情況可謂一清二楚。因此，比起和平隊在政治外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國外學者更偏向于研究和平隊在美國社會以及受援國社會的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

概括而言，國外有關研究主要聚焦于黑人民權運動和全球反貧困戰爭，研究的地域范圍以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為主。學術界對于和平隊志愿者在黑人民權運動中所起的作用普遍持積極肯定態度。服務于非洲國家的和平隊志愿者因與黑人產生過直接的接觸，對他們的貧苦遭遇有更直觀深刻的了解，因此更愿投身于黑人民權運動。據馬里研究者莫莎·西索科之前的調查，多達80%的馬里和平隊歸國志愿者對黑人產生了理解之情，并在他們的作品中表現出了一種對黑人所遭受的種族歧視的同情乃至愧疚感，他們歸國后也更樂于促進黑人民權運動的發展。*Moussa Sissolco, The Impact of The Peace Corps Experience on Returned Volunteers:A Case Study of Peace Corps Mali Returned Volunteers,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0.究其原因，從時代形勢來看和平隊正創建于黑人民權運動如火如荼時期；從援助對象來看，非洲諸國在受援對象中占據了極為重要的分量；從創建理念來看，以“民主、自由、和平”為號召的和平隊不僅致力于樹立美國人的友善形象，更致力于在全球推廣美式民主和平精神，種種背景無疑影響并促進了和平隊志愿者們對于種族問題的深刻理解。在國內，廈門大學碩士研究生盧友芬以服務于非洲的和平隊為案例闡述了和平隊志愿者在黑人民權運動中的作用，*盧友芬：《和平隊與20世紀60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和平隊服務非洲的案例研究》。其相關論文認為大多數志愿者(包括黑人志愿者)在參與援助之前便對黑人民權運動持支持態度，在非洲的服務經歷不僅使他們與當地黑人結下了友誼，更促進了他們對黑人民權運動的進一步認識，因此在歸國后志愿者們更愿意幫助黑人擺脫種族歧視、爭取更多民主權利。

據和平隊官方網站*https://www.peacecorps.gov/.介紹，目前和平隊在全球反貧困戰爭和食品安全方面已經取得蔚為可觀的成就。這些方面也成為學術界研究的一個領域。費爾南多·珀賽爾對服務于南美洲的和平隊志愿者在全球反貧困戰中的參與問題進行了調查，但他并非對志愿者歌功頌德，而是通過考察其在全球反貧困戰工作中的弱點與不足，呼吁將美國一方置于全球反貧困戰爭大環境中，與受援國當地實現切實合作。珀賽爾提出，和平隊并非一個獨立的對受援國實行單向干涉的組織，只有雙方多種機構和個體交往互動，志愿者們在20世紀60年代投身于全球反貧困戰爭的意義才得以彰顯。這一研究主要基于一種全球視野，即在和平隊社區發展研究中，不僅要關注美國這一核心，更要關注第三世界國家這些邊緣地區，因為“在反抗貧困的戰爭中，邊緣地區有更多的發言權和自己的打算”。*Fernando Purcell, “Connecting Realities: Peace Corps Volunteers in South America and the Global War on Poverty during the 1960s,” Historial Critica, No.53, 2014, pp.129-154, 133.因此，對于傳統的冷戰史研究范式他也提出疑問，呼吁學者對研究中的邊緣國家給予足夠重視。珀賽爾主要借助全球反貧困戰強調平等合作的重要性，其頗有深度的研究為后人提供了參考和啟發。

近年來，美國學術界也逐漸關注到志愿者群體在政治領域產生的影響。在冷戰期間，和平隊志愿者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所見所聞(如被懷疑為美國間諜而受到抵制)以及越南戰爭對他們的思想所帶來的巨大震撼無一不改變并深刻影響著他們的政治觀念進而影響著美國社會。雖然對和平隊志愿者的政治觀考察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在實施上卻有很大難度。長期以來，出于政治敏感等原因，一些志愿者在向學者口述自己的經歷和感受時大都對政治問題采取回避態度或有所隱瞞，這使學者對和平隊志愿者的政治觀研究只能做到淺嘗輒止，如在20世紀僅有美國學者贊恩·里夫斯對和平隊的政治進行了初步探討。目前隨著時間的推移，相關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安娜·簡·阿蒙特拉(美國)完成于2012年的博士學位論文《基于經歷的政治：和平隊志愿者、越戰退伍軍人和美國國際主義(1961—1985)》*Anna Jane Armentrout,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Peace Corps Volunteers,Vietnam Veterans, and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1961-1985,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2.對和平隊志愿者與政府決策之間的互動進行了分析。她提出，在和平隊產生之前，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情況缺乏真實而充分的了解，其政策的制定主要參考歷史編纂學家所撰寫的歷史并依賴于社會學家的建言獻策，這種政策制定方式并不合理；相比之下，和平隊志愿者及越戰退伍軍人在第三世界國家有著長時間的居住經歷，這些真實的經歷更能在外交中發揮有效的作用。志愿者和退伍軍人一直致力于參與外交事務及相關政策的制定，他們試圖以自己的真實經歷為依據使政府改正并不合理的對外政策，從而在政府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美國新冷戰史學家邁克爾·雷迅馬曾將和平隊視為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推行“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一項案例，借此對社會學家在參與美國對外政策制定時的弊端進行深度剖析，*[美]邁克爾·E·雷迅馬：《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牛軍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但他未對和平隊及志愿者的作用進行深入探討。安娜的研究可謂在雷迅馬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拓展延伸，她在研究中重點考察了非官方決策者——即歸國志愿者等民眾在政治決策中發揮的作用。在對和平隊志愿者們的行為給予肯定的基礎上，她也指出歸國志愿者帶有盲目的自信：他們雖在政治中發揮了作用，但只憑自己的經歷和一腔熱情為發聲武器很難得到政府各黨派的承認。這項研究辯證地考察了和平隊志愿者群體的政治觀念與參政議政情況，為學術界下一步研究的推行做了良好鋪墊。

三、和平隊志愿者精神面貌與問題反思

和平隊志愿者們的精神面貌影響著他們對和平隊工作和第三世界國家民眾的態度，進而影響著美國和平隊政策的利弊以及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形象問題。同時，志愿者們的精神面貌反映出美國人的精神文化特點，通過研究其精神面貌也可對美國各時期的文化乃至社會狀況獲取一定的了解。學者們在對志愿者進行研究時均會對其精神特征進行描述或分析，在研究中也更容易發現一些新問題并提出反思。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一致認為，志愿者們在思想上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關于志愿者參與和平隊的動機，學者們大多也將其歸因于“利他主義”精神的驅使。但在這之外也有一些另類見解，如贊恩·里夫斯便將和平隊志愿者描述為一群具有激進主義色彩和獨立文化核心的群體。*Zane Reeves, The Politics of the Peace Corps & VISTAT, Alabam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8.近年來，有國外學者試圖打破傳統看法——在《行動中的個人主義——對和平隊志愿者實際經歷的考察》*Leith L. Lombas, Individualism in Ac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Peace Corps Voluntee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11.中，雷斯·倫巴斯在承認“利他主義”的基礎上，將志愿者參與和平隊的動因歸結為“一種至少是暫時的、對中產階級所寄予的關于婚姻、子女以及獲得更多符合傳統中產階級價值觀工作的期望的排斥與拒絕”。*Ibid., p.35.這一研究結果便將和平隊官方宣傳的美國人所具有的“友愛、仁慈”和“利他主義”精神大打折扣。作為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新青年，同時作為中產階級子女，和平隊志愿者們難以承載傳統社會對他們所寄予的期望，欲借助和平隊兩年的國外生活逃避傳統觀念對他們施加的壓力。將“美國傳統中產階級生活引發的不安定感”和“把和平隊‘作為人生中的暫停緩沖階段’”以及“旅行”與“促進個人成長”等因素視為參與和平隊的動機為志愿者們所普遍承認。這一觀點的提出不僅使學界對和平隊志愿者們的精神世界有了真實的了解，同時也從側面反映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社會精神文化。

另外，這項研究的另一個貢獻便是對和平隊志愿者個人主義精神的辯證解讀。雷斯·倫巴斯通過分析志愿者加入和平隊的原因指出，美國人在致力于解決人類疾苦的日常實踐中，并沒有將美國的個人主義精神、民主精神和良好的社會發展模式表現出來；通過參與和平隊進行國際社會發展建設，志愿者們在強烈的信心與決心中將個人主義發揮到淋漓盡致。因此，他呼吁大家能夠認識到個人主義對于和平隊志愿者成功地掌控跨文化經歷以完成使命——即提高他們所服務的社區的生活水平——的重要性。*Leith L. Lombas, “Individualism in Ac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Peace Corps Volunteer,” p.iii.但雷斯在文章中也提到，比起受援國能否得到發展，志愿者們更關心自己的人生是否實現了奉獻，即志愿者們在深入異域文化中實施援助時所關注的不單單是自己工作的實際成果，他們更關注自己證明自我、奉獻自我的內心渴求是否得到滿足；另外當地民眾的工作熱情等良好精神狀態使志愿者們倍受感染，由此引起的對與受援國民眾情誼的珍視也遠遠超過了他們對工作成績的關注。這便造成志愿者們的工作于受援國發展而言往往并不能發揮足夠的作用，美國對第三世界所承諾的消除貧困的保證便難以實現。雷斯·倫巴斯的研究基本上擺脫了舊調重彈，注重以現實社會為基礎深入發掘志愿者們內心的真實世界，他不僅對和平隊志愿者與美國個人主義精神進行了正面評價，也對他們的工作成績提出一些質疑，揭示了強烈的個人主義為志愿者們所帶來的一些消極影響。

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對和平隊志愿者的問題解讀與反思還未得到學術界足夠的關注。在20世紀60年代，大量的和平隊官方報道、外界評論以及志愿者本人著述主導了民眾對和平隊及志愿者們的總體看法。這些作品或對和平隊功績加以頌揚、掩蓋和平隊的弱點，或摻雜了敘述者本人的情感色彩，故事描述中總是傳達出積極樂觀的精神，從而使相關研究一度缺乏足夠的客觀性。國內劉國柱教授在前期研究中指出，在和平隊研究歷程中，國外學者一直對和平隊遭受驅逐的失敗之處采取逃避態度，*劉國柱：《美國學術界對和平隊的研究概況》，第155頁。由此他以和平隊在尼日利亞被驅逐為例，通過查閱資料發現了志愿者們曾干涉尼日利亞內政的行為不當之處；*劉國柱：《20世紀六七十年代和平隊被逐原因探析》，《歷史教學》2004年第1期，第38頁。美國戴頓大學教授朱利葉斯·阿明在從事非洲和平隊志愿者研究時也提到，“約20年前瑪麗·梅里菲爾德便提出，‘抱著嚴格的目光研究和平隊、審視其不足，學術正在其間?！?Julius A. Amin, “Making Sense of Fifty Years of U.S. Peace Corps Service in Camero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47, No.2(2014), pp.319-338.阿明教授借助自己出生并成長于喀麥隆的經歷優勢，對服務于喀麥隆的和平隊進行了總體歷程分析。他也指出了和平隊志愿者的諸多弊端：和平隊在招募、培訓、工作安排等各個方面均存在各種問題；志愿者們缺乏足夠的工作、技術經驗以及對當地語言與文化的基本了解；他們在抵達受援國后，難以得到及時有效的安置，從而造成閑置現象；志愿者們的到來更是引起了當地失業人民的批評與反對……因此，關于和平隊志愿者能否作為“接受過良好培訓的人力資源”來幫助喀麥隆和其他非洲國家在21世紀實現進一步發展，阿明教授保持留態度。*Julius A. Amin, “Making Sense of Fifty Years of U.S.Peace Corps Service in Cameroon,” p.338.

四、和平隊志愿者各類群體研究新發展

和平隊志愿者各類群體的細化研究目前在美國學術界已形成一定規模，成果也較為豐富，主要因為美國學者在從事相關研究時占據極大優勢。首先，對于第一手資料的獲取在研究中十分重要，美國學者獲取資料的來源主要為向歸國志愿者發放調查問卷或親自采訪調查，這便保證了資料的豐富性與可靠性；其次，參與和平隊的人大多為高校畢業的青年大學生，他們中的部分人在結束國外援助經歷后選擇回國繼續深造、從事學術研究，和平隊便成為研究對象的首選，親身經歷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勢。目前國外學術界對和平隊志愿者的研究類別主要包括以下幾點：第一，根據工作內容進行研究，如對教師志愿者的研究等；第二，根據所服務的國家和地區從事研究，如對非洲志愿者的研究等；第三，按照性別分類重點研究女性志愿者的貢獻及對第三世界國家女性的影響；第四，對其他群體如志愿者中非異性戀群體的研究等。美國學術界在各個類別的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果，隨著歷史學科與其他學科的不斷發展融合，此類研究也日益呈現出跨學科交叉研究的特點，不僅是長期以來研究的重點、熱點，也具有更加廣闊的研究空間。

和平隊教師志愿者作為志愿者群體中最為龐大的分支一直是國外學術界研究的熱點，隨著研究內容的不斷細化，此類研究日益呈現出與教育學結合的特色。如喬恩·史密瑟的論文《文化沖擊：和平隊歸國教師志愿者的跨文化經歷及其深刻見解》*Jon L. Smythe, Culture Shocked: The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of Returned Peace Corps Volunteers Educators,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the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December, 2012.以和平隊歸國教師的口述史料為資料來源，不僅考察了國外的文化沖擊經歷對他們自身產生的影響，也考察了這種沖擊對他們教育理念的影響。不僅歷史研究逐漸向其他學科靠攏，其他領域的學者也紛紛以歸國志愿者的經歷為依據拓展本門學科的研究范圍，如近年來有社會學家以和平隊志愿者為研究案例，從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角度對非異性戀志愿者群體展開心理研究。*Kate E. Slisz, Life Is Calling…How Far Will You Go…Back In The Closet? Identity Negotiation And Manatgemen Among Queer, Peace Corps Volunteers,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Science,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以各類歸國志愿者群體的國際化視野和跨文化經歷為基礎、以口述資料為依據的學科綜合研究逐漸興起，大大豐富了和平隊志愿者的史學研究內容。此類變化可謂為和平隊志愿者研究帶來了新機遇，但通過國外近十幾年的有關成果可以看出，相關研究發展趨勢也給史學家們帶來了一些挑戰。歷史研究與其他學科的交相融合不可避免地弱化了自身研究的史學色彩，這不僅令有關學者在研究時盡力避免顧此失彼，更向學者們的其他學科的知識儲備提出挑戰，同時也為接下來從事和平隊志愿者研究的學者們帶來一些啟示：如何做到不斷豐富和提升研究，通過借鑒其他學科的發展來為自身研究尋求新的突破，是一件值得長期思考的事情。

通過對過去十幾年來和平隊志愿者研究結果的考察可以看出，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國外學者更加注重對問題的反思與深度剖析；國內學者則逐漸認識到了和平隊志愿者的獨立性，研究成果也更具深度。同時，國外學術界出現了一些來自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他們站在受援國的立場對和平隊志愿者進行研究，不僅開拓了研究新領域而且揭露出更多問題、引發更多反思。在這些新成果的誕生中，資料的完善無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對我國學者而言，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口述史料的共享于研究而言無疑雪中送炭，從而在過去十幾年中使我國的和平隊志愿者研究實現了突飛猛進。

但就目前來說，對和平隊志愿者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各國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大多難以擺脫以美國為研究核心的束縛。雖然近年來有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學者站在受援國的角度對和平隊志愿者進行研究，但這些成果尚處于少數，因此相關研究的角度轉化仍需引起重視。從費爾南多·珀賽爾等人的研究中可以發現，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所得出的研究結果與美國學者存在一定差別，因此在對和平隊志愿者進行研究時需要注意的是，受援國作為政策接納方，它們對和平隊志愿者們的態度與認知是最能反映出和平隊政策效果的。其次，對于口述史料的運用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一是只重視運用和平隊志愿者本人的口述史料，而忽視了其他方面諸如受援國民眾及和平隊官員等人的感知。志愿者本人在口述時難免摻雜大量的個人感情或者迫于外界壓力而選擇避重就輕，同時，他們也難以代表受援國人民真正的心聲，僅僅以志愿者單方面的口述資料作為研究基礎難以使研究做到全面透徹。另外，從成千上萬的志愿者中選取數百位或數十位代表很難管中窺豹，這便影響了研究結果的普遍性及準確性?？梢?，在充分利用志愿者口述史料的基礎上，給予其他資料以足夠的重視于相關研究而言很有必要。

目前和平隊的歷史資料正在源源不斷地得到補充，各國學者也通過考察相繼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國際間、學科間的交流與合作也為相關研究的發展壯大提供了諸多便利。相信在如此有利的研究環境下輔之以前人努力作為基奠，獲取和平隊志愿者研究新突破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