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手同道—吳作人、蕭淑芳合展”研討會述要

本刊編輯部 整理

由中國美術館、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央美術學院、吳作人國際美術基金會聯合主辦的“執手同道——吳作人、蕭淑芳合展”于2018年9月19日盛大開幕。21日上午，中國美術館學術報告廳嚶鳴滿堂，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邵大箴、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盛楊、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楊澧、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袁運生、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潘世勛、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蔣采蘋、北京大學教授朱青生等多位學界及畫壇前輩、同人來集，中國美術館副館長張晴、副館長安遠遠、展覽部主任裔萼、研究與策劃部負責人邵曉峰、副研究館員鄧鋒等出席會議，對吳作人、蕭淑芳伉儷的人生與藝術展開了回溯和交流，張晴副館長主持了這次研討。

研討會現場

安遠遠

安遠遠（中國美術館副館長）

非常感謝大家前來出席展覽研討會?！皥淌滞馈贝_確實實是吳作人先生和蕭淑芳先生兩位藝術家的人生呈現，不僅有大量的作品，更主要的是他們教書育人，德藝雙馨。他們有很多學生，也創作了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他們兩個人在一起的面貌會是什么樣呢？我們年輕的時候看到吳先生和蕭先生，他們是那么讓人崇敬。吳先生溫文、莊嚴，但又非常親切柔和；蕭先生則一直默默在他身后，她高貴典雅而又親切和藹，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前兩位先生分別做過大展，這次合展如何呈現得到了朱青生先生和吳寧女士的大力支持，中國美術館在這個過程中只是做了學術服務和各個方面的基礎工作。

吳先生和蕭先生一輩子的生活、創作，一輩子的教書育人在20世紀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兩位先生都是對西方藝術形式非常嫻熟的，但是，他們骨子里又特別富有中國文化意韻，一個文化的根基呈現出來的狀態。這個展覽把兩個人用不同方法畫的同一個瓶花同時呈現，讓我們看到了琴瑟和鳴的狀況和藝術的精彩之處。除此之外，希望大家在看作品的時候，也能看到兩位先生的文化精神和道德的垂范。

張晴

張晴（中國美術館副館長）

開幕式上吳為山館長、范迪安院長以及蕭慧女士的發言，令我非常感動，這個展覽是我們期待已久的。正如肖慧女士所說，十年前中國美術館舉辦吳作人大展，捐贈了三十多幅作品，這次又捐贈了十幅精品，豐富了中國美術館的收藏，也為研究吳作人先生的人生藝術提供了更多的史料，這個展覽讓大家非常驚嘆，很多作品也是第一次看到。

邵大箴（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看了吳先生、蕭先生的畫，感覺非常儒雅，如沐春風。這也是吳先生和蕭先生的為人特點。

我跟吳先生接觸最多的一次，是呂霞光先生要在巴黎建工作室，吳先生讓侯一民和我負責收集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像李可染、李苦禪、蔣兆和等。我和侯一民、朱丹到吳先生家給他看這些作品，吳先生當時非常認真。1983年我到法國訪問，吳先生托我帶一本法文版《羅丹日記》，由于時間短促，我請熊秉明先生幫忙找到，回來送給吳先生。我在《世界美術》做編輯的時候，吳先生給我們寫了十幾封的便條，非常的認真。他對人一視同仁，不論同行、后學，還有像我們小輩，他都是親筆用毛筆寫信，有時候還會改錯別字。

邵大箴

吳先生思想也是非常開闊的，他的基本觀點和徐悲鴻是相同的，堅持寫實的手法，堅持現實主義方向道路，這一點是共同的。但是，他更開闊一些，他的思想跟時代更適應一些，包括對趙無極等畫家的畫，也都是比較開放的態度，是一種研究的態度，并不像徐悲鴻那樣對塞尚、馬蒂斯表示厭惡。徐悲鴻先生有他的貢獻，但是有一點，他過于強調寫實主義，排斥包括早期現代主義的一些大家，而吳先生的態度不同，他有保留，基本上是接受的。他任美術家協會主席期間，我也和他聯系很多，他對美協的工作有很多意見都是很溫和的。但他不是一個保守派。大家都看到了吳先生的繪畫作品，中西融合、中西結合做得非常好。中國畫界也有對吳先生這樣那樣的意見，但是，他把素描造型的能力用在中國畫，跟中國畫的寫意相結合，執著探索，也取得了不可忽視的成就。

那時候到吳先生家請示工作，跟他談美術方面的問題的時候，蕭先生坐在旁邊，從來不不發表意見。吳先生對蕭先生也非常尊重。80年代的時候她很少講課了，但她每次來，國畫系的老師對蕭先生那種歡迎的態度，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蕭先生的畫也是溫文爾雅，很講究藝術語言。兩位先生的畫都是他們內心性格的反映。今天我們懷念吳先生和蕭先生，也應該對當前美術界浮躁的氣氛有所反思。

袁運生

袁運生（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吳先生是包容性很強的。作為一個教育家，他不像有的老師，認為要學就學他自己。我們在學校上課，畫一點什么東西，吳先生經常會給予鼓勵。在教學中，他從來不以自己的好惡來判定學生。他很寬容，能看到每個學生的長處，并給予一點指引。吳先生知道怎么教學，怎么對學生既有鼓勵，又有所提示，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后輩學習的。他能看到每一個學生的長處，再加以指點，提出一點建議，而不是要先確定他會怎么樣。我對吳先生的教學態度印象特別深，我一直很懷念他。

盛楊

盛楊（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今天在座的諸位，誰最早見過吳先生？這個會場說不定我是最早的一個。

1945年我在陶行知辦的育才學校繪畫組學習，繪畫組的老師就請吳先生到繪畫組來參觀指導。我們那時是小孩，他很仔細很仔細地逐個看。當時我們已經把他看作一個大畫家了，大家畢恭畢敬地聽他講?；貞浧饋砦矣X得很榮幸。

后來我參軍了，那時因為學過一點畫，在部隊宣傳部門。徐先生和吳先生兩個人要到解放軍部隊畫戰斗英雄，部隊把安排和照顧兩個大畫家的任務交給了我。這次接觸也是畢生難忘。因為這是我親眼看到徐先生和吳先生畫畫。戰斗英雄畫完以后，他們問我，你也是畫畫的嗎？我就說，我在陶行知育才學校繪畫組學過一點。吳先生說，那也很好，有機會到我們美術學院來。就是說，你有空可以到中央美術學院看看，并不是要吸收我。

可是后來我還是到美術學院了。那時徐先生已經走了，我倡議全班同學去拜訪吳先生。那次拜訪，吳先生講的很多東西對我們影響很深。他說，你們搞雕塑的人不會畫畫，是不行的；繪畫里沒有雕塑，也是不行的；雕塑里沒有繪畫，也是不行的。我們當時覺得很神秘，后來他解釋，所謂的“雕塑”就是說由無數個輪廓線組成的。有的人教學的時候說，不要看輪廓線，要看對象的體積。但他說，不要片面的理解，一定要綜合的理解，雕塑應該看作一個整體，但這個整體是旋轉的，所以它有輪廓，你要是能理解雕塑是無數個輪廓線組成的，你就對繪畫和雕塑的銜接理解了。他的話對我有很深刻的啟發。

吳先生和王臨乙先生是很好的朋友。有時我陪王臨乙先生去看吳先生，在他們的對話中，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我感覺到吳先生的中國文化底蘊和知識非常豐富。若論知識修養的深度，很少有人能與吳先生相提并論。作為一個教育家，除了業務、繪畫的技巧，更應該有很廣深的知識，不管是東方的、西方的，都需要很厚的文化積淀。吳先生曾經對王臨乙先生講過這么一句話：“做一個教育家比做一個藝術家還難?！边@一點給我很大的啟發。藝術家是怎么想就怎么畫就可以了，教育家還要研究怎么把知識傳授給學生，怎么保護學生，讓學生能夠順利、健康的成長，既保護學生的個性、特色，但是，又要把一般的基本的東西告訴他。他還說過，因材施教有兩個含義，其一是你是這個材料，那我就按照你這個材料順勢引導；其二是你有這個特點，他有那個特點，但是這門知識是你和他都必須學會的，最基本的規律性都要掌握。教你學的時候，看你怎么接受；教他學的時候，看他怎么接受，這也叫因材施教。不同的材料可以順勢利導，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讓他掌握必須具備的功底。我們中央美術學院教學傳統里有這個部分，但是似乎也沒有得到更充分的發掘。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吳先生他們那一代人最早到西方去學習，盡管那時很年輕，但他們就很重視怎么把西方的東西和東方的文化結合。當然結合也有過程，但是他們一開始就有這個追求。他們早期的油畫，不管熟練的不熟練的都在探索中西結合，他們后來確實融合得很好。有的人說看著不像油畫，我覺得吳先生的東西就是油畫，是我們在世界美術史上的油畫，這個油畫又非常具有特色，確實有東方的一些氣質，有時用語言很難把它分析出來，整個氣氛、整個造型給人一種感染力，這是非?？少F的。

我覺得蕭先生也很了不起?！拔母铩逼陂g蕭先生沒有動筆畫畫，可十年后她的畫恰恰呈現出一個飛躍。一般人十年不畫畫手就生了，但是蕭先生反而提高了很多，這讓我很驚訝。這個飛躍和她長期的功底大有關系，實際上她一直在思考自己的藝術。盡管那個時候不能拿筆，不能研墨，但她研究，而且也在不斷地學習。所以，一旦條件具足了，那真的是筆墨生花。

對于他們的為人，我只想說，我每次到他們家都感到非常親切，非常溫暖，氣氛非常好。遺憾的是，兩位先生的作品到現在我手無一張。吳先生當時說，你喜歡什么就拿什么。后來我當了書記以后，就有點不敢去了，但他還是講，你要什么我給你畫什么。但我頭上扣了一個書記的帽子，就不大好意思去拿了。但是自始至終，我對他們都感到非常的親切。

楊澧

楊澧（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吳先生有一幅重要作品《黃河三門峽》，相傳是古代夏禹為了治水開了這三個口子，人門、鬼門、神門，山上有一個禹王廟。三門峽現在沒有了，因為修建水庫，這個遺跡已經破壞了。但是吳先生的畫把三門峽留給我們了，我覺得這一點非常寶貴。我們的子孫后代應該知道我們漢民族發源于黃河流域，這些歷史遺跡不應該毀掉，不應該湮沒。所以說作品不只是一個藝術品，它可以為我們留下中華民族寶貴的遺跡，這是我們共同的財富。

鐘涵（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看了展覽，感覺是溫故知新。藝術上的很多東西是歷久彌新，每一次重溫這些前輩、老師們的作品，都有這種感覺。這是我們搞藝術的人一種特有的幸福。

鐘涵

我進美術學院比較晚，而且那個時候大家重視第二畫室和董先生的畫室，相對來講艾先生、吳先生的畫室不那么受重視，包括我在內，眼光短淺。吳先生有他的長處，當時不覺得，后來才開始有所認識。

吳先生教我們是1957年，當時我們也是搞運動，所以上課比較少。我清楚地記得，我拿著自己的畫到他的辦公室——藝研所的小樓，請他看畫?！拔母铩敝?，我也批判吳先生，這是讓我一輩子慚愧的事情之一。后來又下鄉，油畫系分成兩個班，我又跟吳先生一班。他拿大笤帚掃院子的情景我還記憶猶新。今天在這個場合對大家說，他是一個非常真誠的，追求正義、追求光明的一個畫家。

“文革”以后，我搬家和吳先生一家門對門，就熟了。一年后我參加了吳先生的基金會。我和周昭坎都是副秘書長，刊物叫《藝術交流》。后來李松接手，我們幾個給他編輯。我們在美術學院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刊物做得很不容易。蕭先生不滿意，說你們做得不好，我當時也不好說什么。但是不管怎樣，我認為這也算是我對不起蕭先生的一件事情。

在這幾十年里，得到他們很多教誨，如沐春風。吳先生去世20年了，今天在中國美術館舉行這次合展，我感慨良多。我們大家都是繼承他藝術事業的后來者。像吳先生這樣的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藝術家，應該成為我們國家的“國士”。在草擬吳先生訃告的時候，我曾經把這兩個字寫進去，后來去掉了。今天回想起來，吳先生，以及像吳先生這樣一輩優秀的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專家，是當之無愧的國士，是人民之士。

改革開放40年了，國家在進步，黨的事業和社會在發展，但是，當我們提倡科學的創新，以及其他物質生產的方式、社會改造的創新的時候，我們不應缺少關于藝術人文學科的認識?！叭宋摹辈皇强茖W，“人文”是學科，人文學科里很多東西不能簡單地提創新，而必須是“推陳出新”。吳先生一輩先進的知識分子在人民事業的基礎上，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成就了自己，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當然他們也有局限，也有他們歷史上的各種情況，但總體上我們必須推陳出新。不推陳無法出新，要出新必須推陳。這不但是藝術，而且也涉及了人的道德等層面。我們還得好好地繼承吳先生那一代人留給我們的傳統，吳作人基金會還在繼續運作，我們接力把事情做下去。藝術事業、人文事業千萬不能只管把前面的丟掉，一定要承前啟后，一定要推陳出新。

潘世勛（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這個展辦得特別好，書也出得特別好，這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介紹吳先生和蕭先生的一生。這次展覽雖然是臨時加的，但應該說把吳先生和蕭先生一些代表作品都拿出來了，有些畫我們看了多少遍，但今天看還是非常激動，特別是兩部分，今天看感覺是藝術瑰寶。一部分是他早年畫的一些靜物畫，這些畫都是1931年到1933年畫的，那時我還沒出生，但為什么感覺特別親切？當年我上學的時候這些畫就掛在美院走廊上，第一畫室成立以后，這些畫就放在第一畫室的教室里，當時一畫室很多人都直接臨摹過這些畫。另外是蕭先生90年代以后畫的一批水墨畫，這應該是蕭先生晚年在藝術上取得一個重大突破的一批作品，這個過程，蕭先生早年的畫和后來這個時期的畫本身的變化是我們這代人親眼看到的。但是今天不想再談這些了，我還是按照展覽的主題“執手同道”來談談我的一些感受。

蕭先生和吳先生的結合并不是年輕時代，蕭先生早年有不幸的婚姻，吳先生有喪妻之痛，他們真正“執手同道”一起開始生活是到1948年。這些方面不像他們的美術作品為很多人熟悉，特別是年輕人，這個展覽的資料里把這些方面也介紹和鋪陳得非常好。

潘世勛

我是1955年才進美院的，當時我們這些學生除了在課堂上課之外，最感興趣的就是上吳先生家。因為每次都是在藝術上，在修養上受益匪淺，還有吃喝招待。吳先生雖然多年任教，其實他教課主張要言不煩，說的很少，甚至他都不太主張學生看他的畫。他和艾先生常常都是主張啟發式的教學，我認為啟發式教學的觀念才是真正關心一個學生的全面成長，不是簡單教給學生兩招就完了。這一點是今天很多老師做不到的。1959年我們進了他的畫室，那個時候一畫室不是最時髦的，很多人不參加。我們進這個畫室就是出于對吳先生非常欣賞，想跟他學。吳先生教課一個很大的特點，他不主張學生一味學他，而是讓學生根據自己情況，根據自己的感受畫畫。我們當年很多人喜歡看一些古典大師的畫冊，他也不反對，但他說過一句話，畫畫不能戴別人的眼鏡，哪怕大師的眼鏡也不能戴，何況你看的是畫冊，不是原作。

學生跟他學，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而不是老師說什么，我就唯唯諾諾。所以，后來說第一畫室是學古典是一個誤會，其實不是這樣。吳先生雖然也強調學西方古典大師，但是，他從來反對臨摹、抄襲西方的風格。當時我們跟吳先生學不過半年時間，但受益匪淺，最重要的不是從吳先生那里學了一招一式，而是這個精神。這對我后來的創作也好，教學也好，甚至包括自己一些平常的藝術趨向，影響非常之大。

吳先生從來沒有在藝術上提什么口號，甚至沒有講過什么民族化的問題，但是他主張畫畫要有真性情，這點是他強調的，必須從真情實感出發，畫出自己的感受，畫得好了，他加以鼓勵。我60年代上山西下鄉的時候畫過一張小畫《童年》，在北京參加了展覽，我帶去吳先生家，蕭先生一看說挺好，說“作人，你來看，潘世勛畫了一個戴老虎帽的小孩”。結果吳先生看了半天，最后說，“我認為不好”。為什么不好？他說不是方法不對，說你畫的不自然，不親切。繪畫不能簡單地追求表面效果，或者別人說不錯就是好，藝術應該有自己的要求，你自己有一個高標準高要求，才可能進步。吳先生還提出一點，中國的油畫家生活在中國，應該關心中國傳統藝術的修養。他說，中國的油畫家最好是雙管齊下。所以，第一畫室當年安排的課程很特殊，他請李可染先生講了一個禮拜的書法，另外請李苦禪先生講水墨畫。吳先生的意思是你要涉獵，中國的畫家畫油畫，也要懂得中國的傳統藝術。當年我為了解決構圖問題，有時在紙上亂畫一些圖章，我覺得圖章方寸之間對解決繪畫構圖問題很有幫助。后來吳先生看見了，說你要是搞篆刻就要好好學，不能這樣。一直到我畢業后知道我還在搞圖章，吳先生說，要搞就認真學，他后來介紹我認真拜師學圖章。吳先生關心的是一個學生全面的發展，全面的成長。他講話并不很多，也不總談課堂上的事情，但每一次都收獲良多。其實不只是吳先生，那個時候其他的老師也都是這樣。并不僅僅是在教室里授課，更重要的是他們自己的從藝之道，包括生活上的的點點滴滴。吳先生和蕭先生伉儷是在身教，不但教我們畫畫，還告訴我們應該怎么做人，怎么從藝，這個影響有時是一句兩句說不清楚的。

90年代，吳先生雖然恢復了名譽，社會活動很多，但很快就病了。腦血栓帶來的影響主要是不能畫畫了，想表達藝術上的見解也變得困難了。吳先生說，這是知識分子和畫家最不該得的病。所以，蕭先生讓我們這些老學生常來家里，給吳先生講講故事，說說笑話，逗他高興。我們經常發現吳先生不說話，默默流淚。最大的痛苦不是因為疾病，而是在藝術上，在教學上壯志難酬，他還想充分發揮力量。有一次我跟吳先生說，你想哭就哭吧，我全理解。他聽了沒有說話，拉著我的手點了點頭。他認為我能理解他。

吳先生一病六年，蕭先生也就擱筆了。以前吳先生在授課之外有很多活動，都是蕭先生大力支持或者輔佐的。我們到吳先生家，蕭先生不怎么說話，有時我拿畫給蕭先生看，蕭先生說“讓作人看吧，他是教油畫的”。但是，蕭先生很樂意老師、同學們跟吳先生接觸，請吳先生講話。所以，那時我們總覺得蕭先生是扶持紅花的綠葉，這樣一種感覺。蕭先生為照顧吳先生六年完全停筆，我是非常為之感動的。蕭先生當時想盡辦法想讓吳先生康復或者好轉，幾次拿來小動物，甚至拿來紙筆，吳先生已經畫不成畫了，蕭先生說，你就畫現代派，吳先生就拿記號筆畫。記得吳先生在醫院去世的時候，蕭先生說：“本來我覺得植物人太讓人痛苦了，跟死了也差不多，如果真死了我覺得還是植物人更好，我還可以天天看見他?！蔽覀兌剂鳒I了。蕭先生還有一點讓我很感動，她多年沒有畫畫，但90 歲以后畫了一大批畫，而且越畫越好。一個老人，常理說已到暮年，但她在藝術上表現出那么強大的生命力，我想這里有一個很大因素，就是吳先生的藝術精神也對蕭先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她覺得吳先生不在了，我拿起畫筆繼續完成我在藝術上的使命。這點給了她莫大的支持。

我們紀念吳先生、蕭先生，不僅僅因為他們是繪畫大師，也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教學上的循循善教。吳先生從來不讓人稱他大師，他說我只是到老了還在努力而已。另外，吳先生跟我們今天有些教師不一樣，他一直把藝術教育當作自己的使命，在美術界真正稱得起教育家的不多，吳先生應該是其中之一。他真正體現了什么是教書育人，不是課堂上講幾句空話，他是用自己的身教，用自己的藝術生活，包括和蕭先生這樣一種琴瑟和鳴的家庭生活，來影響后學。這一點對中國美術界、美術教育界，對我們的一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陶詠白（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陶詠白

今天我專講蕭淑芳先生。

我到美院附中比較遲，是1965年，對吳作人、蕭淑芳先生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我在二連，他們在一連。到了80年代，我和一群女畫家到友誼飯店拜訪他們，我才認識了蕭先生。她溫文爾雅，和藹可親，和我媽媽差不多年紀。那時只曉得蕭先生是花卉畫家，后來我做油畫史的研究，從30年代的雜志上看到蕭先生在天壇意氣風發的照片，又看到她溜冰場上優雅的姿態，那么瀟灑，充滿著活力的一個年輕人，當時我就感覺，30年代的民國新女性個性非常奔放，不是一味的溫文爾雅，是開明的。

后來我又發現她竟然還學過雕塑。再后來我搞史料的時候才曉得她15 歲就開始在北平大學學西洋油畫，一直到18 歲，還在北京中山公園搞過三人油畫展。又在徐悲鴻時期的南京中央大學做旁聽生。19 歲時她又向康定之、陳少若學中國畫，還登門求教齊白石。23歲又開始工作，教圖畫、手工課程。25 歲跟蔣兆和研究人物畫和風景寫生技法。那時她畫的北海的白塔，還有1932年的《松屏圖》，哪里能看出是一個年輕女畫家畫的？當時就有評價說，手法老辣，氣魄的雄偉完全不亞于當時名家。所以不要小看蕭先生，她早年非常有底子。26 到29 歲她出國留學，首先學語言，在歐洲瑞士、法國、英國學了木刻，又學了彩壁畫、人體，在英國進修了雕塑和油畫。這個時候她竟然還辦了兩次國外的中國畫展，而且出版了《中國兒童游戲》畫冊，后來她還畫了《百子圖》。中國石版的《百子圖》就是格式，而她的《百子圖》活潑生動，非常有情趣，那時她才二十多歲。她十幾年學習的過程，跨越了中西畫界，跨越了油畫、水墨、版畫、雕塑等藝術種類，涉獵廣泛。我覺得她是心無旁騖的學藝術，不是鍍鍍金而已。她非常用功，有國際的眼光，扎實的中西繪畫的不同體系的功力。這在30年代的女畫家中極為罕有，除潘玉良之外，我們不知道蕭淑芳那時也是全面發展的。潘玉良早了十年，她遲了十年。

研討會現場

正因為兼收并蓄，所以，才有她后來的如此瀟灑自如的一些作品。1940年跟吳作人先生回國，29 歲就擔任了上海師范學校的美術教師，后來是中國建設的需要，她也像當時的很多畫家一樣充當多面手，插圖也要搞，玩具也要弄，婦女服裝也要設計，水彩、水墨、彩墨、年畫、壁畫，中國最早的所謂的壁畫，天文館的“天頂畫”也參與。而且這個時候她還出版了《色彩的嘗試》《水彩畫的技法》《談洋為中用》一些技法書。她的修養是全面的，功力是扎實的，而且理論也是有的。只不過她不吭聲，非常謙和，默默的陪伴著吳先生。她始終如一地在洋為中用這個體系中探索著中國水墨畫的現代轉型問題，她有一種文化的自覺。吳冠中70年代也是水彩很好的，后來他搞了油畫，不再畫水墨畫。蕭先生的水墨畫是將中國傳統系統和西方繪畫的傳統系統兩者不斷地融合，創造自己新的道路。60年代她是有意識地、很自覺地把西方的寫生色彩融入了水墨畫。70年代，她做了許多賓館畫，那個時候她成功了，獨樹一幟的沒骨花卉畫在畫壇也有了一定地位，她的畫廣泛掛在博物館、美術館、賓館，還有許多被作為禮品。所以我們說，在水墨畫的現代轉型中她是個先行者。她在國外時已經開始琢磨了，60年代形成自己特殊的方法，她的水墨畫跟所有人的水墨畫不一樣，整個改變了傳統結構，用水彩的色彩和色調來畫水墨。她的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水墨畫，非常優雅。她把固有色變成了一種很自然的色調，本來這個畫是灰的，她變成一個藍色，用主觀去變化和駕馭色彩，這是她的成功。當時艾中信先生說，她的畫筆簡意淡，境顯意生，平薄利落，結果自然，富有色彩卻擁有素雅的氣質，其形式無不體現了真善美的合一。

她的學生說蕭先生的畫“恬靜優雅，溫和動人，處處流露著她柔和的氣質，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氣質”。我覺得她的畫非常大氣，而且端莊厚重，她是真正的“女神”。民國時期，我看到許多女畫家學生時代畫得都很好，很可能成為一個優秀的藝術家，但在那個時候很多人因結婚、工作而放棄，沒有走到最后。蕭老師能夠始終不渝，洋為中用，熔兩個體系的藝術于一爐，創造出了獨特的具有中國韻味、中國神韻的一種中國水墨畫。我覺得這是她的一種貢獻。

在今天藝術的轉型階段，我們不能忘記她，或許在吳作人先生的光環下，她的謙和、靜默讓她湮沒了，中國現代美術史上應有她的地位，但今天對她的研究依然是空白，這是我所憂心的。我也年紀大了，我希望年輕人能夠把我們杰出的女性藝術家好好地做一番研究。

蔣采蘋（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蔣采蘋

有點巧合，也有點幸運，潘世勛是吳先生的學生，我是蕭先生的學生，我們夫婦得益于這兩位大師級畫家的老師很多。我今天重點談蕭先生。

我剛才和任夢璋坐在一起，我們仔細看了放大的蕭先生50年代畫的丁香，這張畫我們從來沒放大看過，局部一放大又是完全另外一個不同的效果。我不知道哪位高明的策展人把蕭先生這張畫這樣放大作為會標的展示，任夢璋說，蕭先生這張畫可有神韻了。我也有同樣的感受。這張畫確實不是只能代表蕭先生，蕭先生和吳先生共同生活，共同創作，共同教學，幾十年攜手同道，他們有共同的性格，共同的藝術追求，有共同的人性，所以他們才能幾十年融洽和睦。我們在兩位恩師的畫中看到，盡管畫種不同，題材不同，但是，他們藝術上的一些追求是很接近的。比如大家剛才提出的“神韻”，正是中國畫所追求的。中國畫講道法自然，那個“自然”不是大自然，講的是藝術上有規律的一種深沉的，有內涵、有境界的自然。他們兩個人的畫給我一種同樣的感覺，非常靜，絕沒有任何一點點浮躁、狂躁的東西。他們的人性本身也是這樣，蕭先生遇到多么不愉快的事從來也不會生氣，他們的性格就是如此。這一點從畫上看的出來。吳先生畫的三門峽水庫，是大場面的風景，看起來氣勢磅礴，但還是感覺很靜，不給人一種激烈狂躁的感覺。蕭先生的畫更明顯一些，她的題材是大自然里、生活中所喜愛的，有感覺的、有感情的，能寄托自己真實感受的花卉。

蕭先生選擇的花卉跟別人不一樣，中國傳統喜歡畫牡丹，她喜歡畫樸素一些的芍藥。大家都非常欣賞蕭先生的鳶尾花，其實我們古典的繪畫里鳶尾極少入畫。丁香更沒人畫，俗人眼里這都是不入畫的，賣相不好。蕭先生獨具慧眼，不但發現了它的美，而且充分表現出它的美。鳶尾花并不易畫，中間那幾個瓣和花蕊畫起來很復雜，很多小點，但是蕭先生就把它簡化了，簡化以后像蝴蝶又像鳥。蕭先生的丁香，我們1953年1954年就看到了，覺得很美，但從來不敢去畫，因為太難了，從技術角度就過不去這一關。蕭先生的追求有點像日本美人畫里那種清麗的意境，她所有的花卉都給人一種清麗的感覺。

我回過頭來想我自己，為什么后來60 歲以后也畫花卉。我選擇的也是別人不大畫的，比如珊瑚，干枯的荷葉，各種姿態的老芭蕉，感覺它很美，不知道為什么，也沒有試圖化腐朽為神奇，就突然發現感覺到美，可能20 多歲的時候就發現不了。蕭先生的選擇反映出自己獨有的一種欣賞美的角度，這對我其實有很深刻的啟發。

兩位大師執手同道，幾十年相濡以沫，在藝術上有共同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藝術還有很多我們沒有發現的東西。他們的藝術太含蓄了，太內在了，太深層了。他們兩人都是以真性情為出發點來觀察生活，來進行藝術創作，他們在創作當中對神韻的追求是他們性情、人格、修養的具體體現。這尤其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挖掘。

朱青生（北京大學教授）

朱青生

我今天以三個身份來到這里。

第一，我是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我當年進入央美的時候，吳先生已經是名譽院長，所以，我們有時候還能見到他。今天我們聽到的發言，都是我的老師來回憶他們的老師。我作為一個學生的學生，我也有很多的學生，比如張晴，我很多學生都是教授，他們的學生都已經在央美任教。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事情。每次到了這個場合都讓人感覺到非常愉快，感慨被愉快所湮沒，比如今天，好像很多美好的記憶都被喚醒了。

第二，我想代表的是家屬，這次合展是派給我的任務。剛才蕭慧老師已經表達了她的感謝，我在此要再次表達感謝，今天參加研討會的諸位老師和諸位同學，感謝大家的到來。很多時候研討會是應付，但是，今天有些東西記下來，以后就是史料。

我還有第三個身份，我是展覽的策展人，是被為山館長指定的策展人之一，策展人之二是吳寧同學，我們兩人在中國美術館的支持下做成了這個展覽。我們也花了不少力氣，但比起美術館來說，我們還是非常輕松地順利完成了這個任務。因為時間倉促，展覽做得不夠細致和周到，但我們還是盡了全部努力。今天范迪安院長給了我們一個鞭策，說我們要把檔案的工作和展覽做成一個典范，典范不敢當，但有一樁事情是要做的。北京大學從1986年就建造了一個中國現代藝術檔案，這個檔案里從方法論，保存的技術以及研究的課題上來說，已經走過了三十多年，我們隨時關注過去的老先生，也關注在座的老先生，還關注我們同代人的藝術貢獻，因為他們的貢獻不只是個人的貢獻，而是中國的文明的一份子。

我在此以這三個身份疊加來對大家表示感謝。

張晴（中國美術館副館長）

研討會現場

今天這個研討會確實特別。吳先生和蕭先生的弟子現在都已是白發蒼蒼了，今天圍坐在中國美術館七樓的學術報告廳各自回憶，每一位老先生都講述了自己和吳先生、蕭先生的交往，特別是他們教學的特色和生動的故事。這些故事不但是他們兩個人的，也是我們20世紀中國美術教育史上珍貴的史料，我們要繼承，要研究，不能拋諸腦后，否則我們又將在黑暗中摸索。大家還講到了吳先生如何因材施教，還有他的寬廣和開放，他的身教勝于言教。無論在中央美術學院也好，或者在整個20 世紀中國教育史上也好，吳先生應該被視作一個20世紀優秀的教育家。

其次，大家談到吳先生、蕭先生的藝術，他們的創作，一個關鍵詞“真心真意”，而不是為某些時代、某些題目所左右?，F在談起來很容易，當年卻是非常艱難。很多對話、事件我們以前不知道，這些對我們研究20世紀中國美術史是非常重要的，對于新中國以來這方面的課題研究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各位先生從各自的視角把吳先生和蕭先生光輝的藝術歷程和藝術人生像紀錄片一樣一一回放，讓我們后輩也能得到沾溉。我們通過這個展覽和研討，借助美術館公共服務文化平臺，傳播給更多人去了解。了解之后再予以繼承，這才是我們研討的實質和目的，我們要把兩位先生的“執手同道”，大愛大美的精神代代相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