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常態下新興文化產業振興的政策供給與治理體系

朱錦程

摘 要：新常態背景下，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模式正在經歷從傳統文化產業向新興文化產業轉型與變革的關鍵階段。本文以網絡游戲、網絡文學、動漫產業和文化旅游業等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主要門類為研究對象和典型個案，分析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發展現狀、主要特色及其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旨在從國家產業宏觀層面提出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振興政策供給與治理體系建構的對策。

關鍵詞：新常態；新興文化產業；政策供給；治理體系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729（2018）04-0062-08

一、問題的提出

國家“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增強文化創造活力，推進文化產業轉型升級，培育發展新興文化產業。2014年，習近平首次全面提出“經濟新常態”（以下簡稱新常態）概念。進入新常態，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也由此步入了新的戰略機遇期，產業總規模不斷提升，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新型業態層出不窮。黨的十九大報告更是明確提出，完善文化經濟政策，培育新型文化業態。文化產業作為國家戰略產業在新常態背景下異軍突起，新常態背景與文化產業政策有效性的關聯性逐步引起關注。這表明，隨著新興文化產業的崛起，新常態下政府文化產業的政策供給相比較以往正在發生明顯的變革。因此，本文的研究價值和重要意義就在于：一方面，著眼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發展的主要特色、面臨的機遇和主要挑戰，為各級政府結合本地文化資源特色和優勢，并根據其重點規劃和布局的新興文化產業門類制定出指向明確、特色鮮明的政策方案，以形成各地新興文化產業的合理性、規?；?、差異化、有序化和持續性的良性競爭格局，最終在國家宏觀層面建構一體化新興文化產業體系；另一方面，探索我國新興文化產業在新常態背景下亟須的政府政策支持。相比傳統文化產業已有的一套相對成熟、穩定的政策供給和治理體系，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發展涉及諸多前有未有的復雜要素，這對于大多數政府、社會、企業等都是面臨的新課題和新事物。這意味著，新的產業發展理念、認識、目標、市場、趨向和監管等多元化資源要素需要在實踐摸索中不斷樹立和整合，以達到各類社會產業的效用最大化和效益最佳化。因而，如何應對新興文化產業面臨的經濟新常態的產業背景以及制度層面的政策供給，在目標、理念、措施等方面實現傳統文化產業的政策供給向新興文化產業的全面轉型和變革是現階段各級政府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基于上述分析，本議題所要研究的核心問題是：立足新常態背景，以網絡文學產業、動漫產業和文化旅游業等代表性新興文化產業門類為典型案例，圍繞我國新興文化產業振興這一核心議題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供給和治理體系。

二、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

發展現狀及特色分析

所謂經濟新常態是指在經濟結構對稱態基礎上的經濟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穩增長的經濟態勢，其重點在于可持續和穩增長?，F階段我國經濟新常態主要表現為三個特征：一是速度方面，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結構方面，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三是動力方面，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因此，從新常態背景來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發展和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發展現狀

所謂新興文化產業，是指伴隨新的文化理念、新的消費觀念出現的新的文化消費形式。[1]本文界定為：與傳統的文化資源型產業相區別的，以文化為主體，與互聯網、出版、科技、金融、旅游和傳媒等相關產業實現跨界融合形成的新興產業門類。例如，網絡游戲產業、數字出版產業、網絡文學產業、動漫產業、文化金融產業、文化旅游產業和移動傳媒產業等。

有研究指出，2015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趨勢明顯，文化產業在新常態背景下有所作為，這既是文化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又是國家頂層設計下的主動探索，反映了政府政策驅動與市場需求導向的雙重結合。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我國新興文化產業就已在產業規模、增長速度和產值貢獻等方面遠超傳統文化產業，尤其以“互聯網+”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傳輸服務業和文化娛樂休閑服務業發展最為迅猛，分別比上年增長了29.7%和19.8%。[2]以網絡文學這一“互聯網+傳統文學創作”新興文化產業為例，現今最為火爆的網絡文學社區——天涯論壇，近年來連續組織了規模宏大的“天涯網絡原創文學作品”和“天涯網絡文學原創寫手”大賽，使得網絡文學在文化產業領域異軍突起，備受矚目。2016年，閱文集團以20億美元的估值成為唯一一家進入該年度“中國獨角獸企業估值榜”排名前三十位的網絡文學企業，其估值較上一年上漲33%，成為網絡文學市場的領頭羊。閱文集團囊括了17K小說網、起點中文網、創世中文網、瀟湘書院等多家主流網絡文學運營平臺，占據了網絡文學內容覆蓋、傳播渠道和運營資源的先機和優勢。統計資料顯示，其月度覆蓋人數排名、作品儲備、原創作者數量等核心數據均遠遠領先于其他網絡文學運營商。同時，新浪文學、百度文學、天涯原創、阿里文學、豆瓣閱讀、掌閱文學及晉江文學城等相繼發力，成為網絡文學消費市場的強有力競爭者。由此，“一超（閱文集團）多強（百度文學、天涯原創、豆瓣閱讀等）”的市場格局已然形成，這必將對我國日益火爆的網絡文學市場的產業資源、生產效率和產品效益有效提升產生深刻而深遠的影響。再以文化旅游業為例，國外研究表明，令人矚目的是，文化旅游業已經成為最近幾年具有巨大增長潛力的行業。[3]隨著近期文化部和國家旅游局整合后成立的“文化和旅游部”掛牌，在國內現有的新興文化產業門類中，文化旅游業作為“文化”+“旅游”跨界融合的新興文化業態引起廣泛關注。目前，文化旅游業已呈現出國際化、區域化和產業化的新趨勢。據浙江杭州仿古建筑主題公園宋城的官網顯示，其核心文化體驗項目——《宋城千古情》大型室內實景表演已累計演出16 000余場，接待國內外觀眾4 800余萬人次，已經成為目前世界上年演出場次和觀眾最多的劇場演出。正如紫金文化產業基金總經理周春芳所言，就文化產業而言，新興產業發展非常迅猛，而且逐步成為了一個主流的業態。[4]

（二）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發展的特色體現

新常態下，相比較傳統文化產業而言，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發展特色發生了明顯的轉型，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各類新興文化產業要素與資源稟賦逐漸實現跨界融合。從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趨勢來看，文化+互聯網、文化+旅游、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傳媒等不同領域的資源要素之間形成跨界融合已經成為國內新興文化產業的重要特征之一?？缃缛诤鲜堑湫偷漠a業資源優化整合方式，比如，文化旅游業和動漫產業等。以湖南衛視的王牌綜藝《爸爸去哪兒》為例，傳統綜藝媒體與文化旅游資源合作，既創新了綜藝節目的制作模式，打造了新的綜藝熱點形式，又挖掘了以往不為社會關注的“高冷型”文化、自然旅游資源，創造出了新的旅游目的地。同時，有研究認為，新興文化產業蓬勃興起，技術和媒介驅動越來越讓位于文化內容產品的質量，人們不在意技術和媒介本身，而渴望有文化內涵和審美價值的文化產品。[5]以上海迪士尼、蘇州拈花灣、常州恐龍園、杭州宋城、開封清明上河園、西安大唐芙蓉園和深圳華僑城等為代表的新興文化旅游產業就是將傳統、現代、歷史或高科技文化元素融入旅游項目，進而打造出各自具有核心競爭力、新媒體口碑和火爆商業效應的優質文化產品。除了文化旅游產業，動漫產業也已經成為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主力軍。以在國內動漫領域產生廣泛影響和良好市場口碑的《秦時明月》為例，作為國產首部大型武俠CG/3D動漫連續劇，該劇融武俠、奇幻、歷史于一體，在濃郁的“中國古風”中注入了鮮明的時代感?？梢哉f，這部動漫作品即是以中國的歷史文化資源為核心產業要素，借助高科技電腦三維動畫制作技術，成為了“文化+技術”這一新興文化產業的代表性文化產品。

2.傳統文化元素題材創新日趨以網絡文學載體的形式呈現?！盎ヂ摼W+傳統文學創作”組合成新興的網絡文學產業模式，以玄幻、穿越、再生、歷史、神秘、考古等文化元素為核心的各類網絡文學作品方興未艾，體現出年輕一代網絡文化愛好者將多元文化元素融入網絡文學創作形式，并借助移動閱讀工具等新媒體文化傳播渠道向網絡文學主題游戲和網絡文學改編劇等全方位互聯網文化消費產業鏈延伸和擴張的態勢。根據《中華圖書報》的采訪報道，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作協網絡文學委員會主任陳崎嶸指出，在傳統文學被逐步邊緣化的時候，網絡文學以其鮮明的中國文化特色、巨大的原創能力、生猛的文本語言、廣泛的網絡受眾、多樣化的孵化功能，全面進入社會公眾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極大地提升了文學的地位、影響和美譽度。與此同時，一批依托網絡文學文本改編的影視劇也脫穎而出，包括《歡樂頌》《親愛的翻譯官》《微微一笑很傾城》《鬼吹燈之精絕古城》《盜墓筆記》等，深受受眾關注和追捧。此外，《極品家丁》《人生若如初相見》《陳二狗的妖孽人生》等網絡文學作品本身聚集的大批忠實擁躉和死忠粉更是成為網絡文學改編劇的強大后援團和超高人氣點播率的有力保障?？傊?，正如文化和旅游部部長雒樹剛所言，我國網絡文化自主創作、自主研發的能力長足進步，網絡文化作品數量急劇增長，講述中國故事、傳遞中國精神、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俱佳的網絡文化作品越來越多……網絡文化正在成為擴大對外文化交流，展示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力量。[6]

3.現階段新興文化產業的消費群體迅速體現出多元化態勢。眾所周知，我國傳統的文化產業門類主要包括影視產業、傳媒產業、出版業和歷史文化主題園區等，其消費主體表現為具有較強消費意識、消費時間、消費能力的中老年群體或中產階級群體。在新常態背景下，隨著傳統文化產業向新興文化產業持續轉型和變革，諸多新興文化產業門類已經成為青少年群體關注和參與的主要文化消費形式。目前，我國網民數已達6.7億人，其中網絡音樂用戶4.8億，網絡視頻用戶4.4億，網絡游戲用戶3.7億，網絡文學用戶2.9億。以網絡音樂、網絡游戲、網絡演出、網絡動漫、網絡文學、網絡視聽等為代表的網絡文化產業，已經成為推動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力量，成為文化消費中最有活力的領域。[6]這表明，我國文化產業的消費主體正在從以中老年群體為主體的傳統文化產業向以青少年群體為核心的新興文化產業快速轉移和過渡。與此同時，部分中老年群體也在逐漸轉變消費觀念和認識，部分具有較高文化品位和素養的網絡游戲、網絡文學和動漫作品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中老年消費群體認可和接受。因此，在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消費群體的多元化態勢已經形成，并且有可能成為文化消費群體的趨勢走向。

三、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

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2014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直接將文化創意設計產業與相關產業的深度融合發展推到了新時期文化產業發展的“新常態”高度，成為加快國內新興文化產業發展的關鍵著力點。據統計，2015年，我國核心二次元用戶規模達到5939萬人，二次元用戶總人數近2.19億。當前，隨著二次元文化受眾不斷增加，與其相關的游戲、影視、文學等周邊衍生品即將躋身大眾的流行文化之中。[7]可以預見，就網絡游戲、網絡影視劇等新興文化產業門類而言，這些以往被視為文化消費小眾群體或被主流文化企業行業所忽略的新興“泛二次元用戶”文化產品的潛在客戶，日趨成為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領域極具潛力和前景的熱門文化消費行業。正如國內文化產業研究知名公眾號——“文化產業評論”援引《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吳錫俊，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促進中心副主任，2015）一文中的觀點所言：“十三五”時期，文化產業發展的環境是正向而積極的，充滿了機遇。比如，深化改革和經濟進入新常態，為文化產業發展營造了社會環境和市場基礎；以移動互聯網為龍頭的新技術革命浪潮催生“互聯網+”的新業態，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新平臺和技術實現；文化消費的日趨旺盛和升級換代，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注入了新動力。

目前來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發展中仍存在著不少現實問題，面臨著諸多嚴峻挑戰。以網絡游戲產業為例，由于該行業是以文化娛樂消費為主題，其受眾大多為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尚未完全成熟和穩固的青少年群體，并且其消費主體有向中小學階段的低齡化少年蔓延的趨勢。這是新興文化產業門類在創造高額商業價值的同時在社會價值層面形成不可回避的負面效應的典型表現。隨著網絡游戲的功能設計和主題內容日趨便捷、完善、有趣，越來越多的青少年群體沉迷其中難以自拔，青少年“網癮”現象日趨顯著。據多家主流媒體報道，號稱“國民游戲”的某網絡游戲已成為全球下載量最大的游戲，從沒有一款游戲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力：累計注冊用戶超2億，日活躍用戶超8 000萬，僅2017年第一季度就拿下了數十億元的營業收入。但是，游戲中的某些惡搞內容也引發了社會輿論的抨擊，諸多主流媒體痛批某互聯網公司向社會傳播負能量，導致未成年人過度沉迷。上述現象表明，政府和社會加強各類網絡社交游戲監管與監督刻不容緩。除此以外，各級政府針對青少年的正能量價值觀導向存在明顯缺失，以盜墓、獵奇、恐怖、炫富等各類不良內容為主題的網絡游戲、網絡文學和網絡自制劇等新興文化產業門類充斥了低俗、暴力、色情等不良元素。同時，所謂的網紅經濟引發惡意炒作嫌疑，個別新興文化產業行業呈現無序競爭態勢，這些問題的原因，都可歸結為新興文化產業過于關注“經濟”屬性，而忽略了其本源應該在“文化”元素。

因此，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文化的缺失一方面是由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時間短，市場化與法治化程度不高，特別是在發展初期忽視人文價值所致；另一方面，世界創意產業、創意經濟的倫理問題中，大多是在全球新技術新媒介新業態發展中產生的共同的新問題。[8]

四、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

振興的政策供給分析

新常態下文化產業的政策供給問題，直接影響和制約了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發展的方向、目標、效率和效益等關鍵因素。有研究指出，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應把重點放在產業結構調整上，提高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質量和水平；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應有利于調整區域發展結構，促進不同地區文化創意產業均衡發展。[7]就新興文化產業振興而言，現階段各級政府為適應新常態背景下傳統文化產業結構調整的制度需求，亟待提供相應的政策供給以推動新興文化產業轉型升級。

2016年底，國務院正式公布《“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數字創意產業首次被納入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2017年4月，文化部發布首個關于“數字文化產業”概念的政策性文件——《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向社會發出了國家鼓勵數字文化產業發展的明確信號，到2020年，數字創意產業將成為產值規模達8萬億元級的新支柱產業之一。以新興文化產業相對發達的江蘇地區為例，地方各級政府對于區域性新興文化產業的政策供給一直是持續、穩定和高效的。尤其是新常態背景下，其政策供給的制度保障力度空前加大，可謂是前所未有。比如，《關于加快提升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產業發展水平的意見》（蘇政發〔2015〕39號）《關于促進江蘇省文化金融發展的指導意見》（蘇宣發〔2015〕8號）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均是新常態背景下政府給予文化產業大力支持的政策供給體現。從江蘇個案可以發現，國內新興文化產業的政策供給明顯傾向于扶持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產業、文化金融等新興文化產業門類。其政策供給的有效性體現在：2015年江蘇省文化產業增加值3 481.94億元，占GDP比重4.97%，文化產業正在成為全省支柱性產業，南京、蘇州成功入選國家文化消費試點城市，鳳凰出版集團、江蘇廣電集團、江蘇有線近年來連續入選“全國文化企業30強”。據統計，江蘇文化產業綜合指數連續三年位居全國前列。這表明，政府部門對于新興文化產業的政策供給體現出顯著的針對性、合理性和有效性。隨著我國新興文化產業步入新常態背景，傳統文化產業與新興文化產業面臨的政策供給存在差異化，這意味著，加強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政策供給是必須的、緊迫的。相比較以往，新常態下政府文化產業的政策供給變革明顯，強調文化產業政策對文化產業發展的積極效應，現有主流觀點支持并承認文化產業政策供給的有效性。因此，筆者認為，在新常態背景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政策供給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新常態下新興文化產業的政策供給應高度關注頂層設計

一方面，國家層面和政府部門自上而下的主導、規劃和推進新興文化產業的政策法規得以持續完善和穩定實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應該根據國家新興文化產業的宏觀指向和總體思路，結合本地區文化資源的特色、優勢以及區域性文化市場的消費偏好和固定群體，出臺相應的本地化、輔助性配套措施，確保中央的政策法規能夠在實踐中得以落實。吳錫?。?015）認為，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政策坐標主要包括，在新常態思路引導下，文化產業政策更加注重頂層設計。換句話說，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政策供給和保障應該更加注重國家制度層面的頂層設計。尤其是在新常態背景下，新的產業背景給產業定位、運行和前景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文化科技產業、文化傳媒業和文化金融業等新興文化產業作為多元產業模式相互跨界融合的產業門類，其發展目標、路徑和趨勢在各地尚處于摸索階段，其產業模式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和市場風險。因此，在新常態背景下，為保障新興文化產業的平穩快速發展和有效公平競爭，國家相關政府部門應該從頂層設計的高度，為各地政府推進新興文化產業合理規劃和因勢布局提供戰略層面的政策指導與宏觀規劃。從政策供給的維度來看，頂層設計直接決定了我國新興文化產業在實踐中確保相關政策得以切實落實的戰略考量。

（二）新常態下新興文化產業經濟穩定性依賴于有效的政策體系

目前，以傳統文化產業為重心的文化產業政策供給有待向新興文化產業過渡和轉型，其政策指引、目標導向、具體措施、優惠力度和扶持效果等方面相比現有政策應體現出適度的差異性、獨特性和針對性，尤其是面對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持續調整的主體參與度、產業特征、行業變革和發展趨勢等動態變量，應定期給予政策修正和優化。當前，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中國經濟發展也出現了產能過剩、經濟放緩、結構調整等趨勢。在此背景下，具備獨特產業價值鏈、快速高效成長方式以及廣泛滲透力、影響力和輻射力的新興文化產業，有望成為產業發展的新亮點以及產業轉型與結構調整的新方向。在此意義上看，新興文化產業的具體政策供給就顯得尤為重要。新常態下新興文化產業經濟穩定性對于新興文化市場環境下的產業模式持續健康發展和競爭機制探索尤為關鍵。新常態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于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這表明，原有追求高速增長的產業發展理念已經過渡為產業速度適當降低，同時兼顧平穩和效率。因此，在實現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前提下，為了確保新興文化產業的經濟穩定性，有效的、穩定的政策體系是必不可少的?；谝陨弦蛩乜紤]，新常態下文化產業的政策供給注重突出文化產業結構的對稱態以及在對稱態基礎上的可持續發展，而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政策供給恰恰是確保經濟新常態得以保持穩定性、持續性和可靠性的必備制度保障。

（三）新常態下新興文化產業結構升級亟待匹配相應的政策供給

新興文化產業作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重點領域和前沿方向，恰恰順應了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中所實現的結構優化升級，是應對傳統的高能耗、粗放型和低回報文化產業行業所應有的變革和轉化，因而理應成為政府文化產業政策重點支持和傾斜的領域，并獲得相應的政策供給。事實上，經濟新常態所具有的諸多特征與新興文化產業的市場結構及其應有的政策支持之間的聯系愈發緊密，亟待匹配相應的政策供給。有學者認為，地方政府推動文化產業門類在新常態下從傳統資源開發型項目向文化與科技融合發展型等創新項目轉型；文化產業政策創新性符合新常態下政府文化產業創新驅動的轉變趨勢。[9]目前，文化科技產業、文化傳媒產業和文化金融產業正在成為國內主要新興文化產業門類，是傳統文化產業門類探索結構轉型升級的產業結構模式。上述產業領域現有的文化企業在實現文化要素與科技、媒體和金融等跨界要素資源整合和產業要素優化協作時，由于企業自身的經濟利益、發展立場、地域文化和視野局限性等主客觀因素，導致部分企業自發主導設計提出的新興文化產業門類缺乏政府層面的整體規劃和宏觀布局。因此，應該從更高層次的產業發展規劃考量，設計、引導、推動、監管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結構升級策略與實施方案，在理念上和本質上與本區域宏觀經濟發展目標和產業轉型布局體系建設相對應、相融合。因此，為了達到產業升級和振興的目的，各級政府必須結合新常態背景關于傳統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經濟特征和目標要求，根據經濟新常態發展理念指引下的新興文化產業實踐振興需求，通過設計有效的政策供給方案和具體措施，確保傳統文化產業門類通過產業轉型升級順利平穩地過渡為與之對應的新興文化產業門類，由此實現經濟新常態發展的初衷和目標。

五、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

振興的治理體系建構

關于“文化治理”的界定，胡惠林先生認為，文化治理是國家通過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來克服與解決國家發展中問題的工具化，對象是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主體是政府+社會，政府發揮主導作用，社會參與共治。[10]當前，政府應立足新常態，根據我國調結構促升級的宏觀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對文化發展戰略進行部署（馬英哲，2015）。當前，我國新興文化產業還存在不少問題亟待治理。例如，目前，諸多手游成為時下最火熱的游戲，然而手游的火爆以及對青少年的巨大吸引力亦使得一系列社會問題和教育問題層出不窮。當務之急就是教導青少年正確認識真實和虛擬的區別，引導他們樹立真善美的價值理念，客觀看待手游的利弊所在，唯有如此，才是真正解決此類問題的治本方法。戴維·索斯比指出，如果市場在進行市場選擇時缺乏必要的信息，或者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福利函數，那么他們作出的決策可能并不是最優的，至少政府可以提供信息和教育。[11]這意味著，在新常態下新興文化產業振興過程中，政府基于優化制度保障層面提供的文化治理體系建構是不可或缺的、極為迫切的。

因此，當前，如何在新常態下構建我國新興文化產業振興的治理體系，引導發展健康、有序和正能量的新興文化產業，已成為各級政府亟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針對這一問題，“培育新興文化業態要為激發新興文化業態的創造力培育良好的體制機制環境”是關鍵。[12]

（一）明確適應新常態背景的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文化治理模式

根據丘昌泰教授在《公共管理》著作中關于“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的分類和界定[13]，筆者認為，新常態下我國文化產業的治理模式應設定為“市場模式”。目前，我國經濟新常態的核心理念之一在于動力轉化，創新驅動正在成為新興文化產業振興的關鍵驅動力。進一步來說，這種市場模式理念下的文化治理體系體現在：一是治理體系結構應弱化復雜、集中的官僚組織，相關文化治理部門應適時、適當向文化企業讓渡文化治理權力，盡量引入市場化機制。新興文化產業的大多門類由于涉及諸多產業要素和資源的重新篩選、評估和整合，來自于外部的權力干預和自身的權力設置相比較傳統文化產業門類更加復雜、多元和重疊。倘若來自于政府部門的權力干預過多介入產業機制內部，有可能阻礙和扼殺企業自身的創新意識和能力。二是新興文化產業的政策制定，既要保障國家層面的戰略性產業政策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大局的引領性、前瞻性、指向性和權威性，又要結合產業實踐的具體政策需求和執行環境，適當釋放宏觀層面的決策權和規范權，賦予地方政府在具體政策措施層面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以及文化企業結合自身運行機制酌情優化和調整的政策執行力度。因此，各級政府設定的新興文化產業治理模式應充分考量新常態背景因素，確保治理模式與新常態背景合理、有效融合。

（二）設計新常態下符合我國新興文化產業治理需求的評估指標體系

本文擬從政府財政投入、公共文化服務支出、文化產業增加值、文化企業從業人數、文化產業市場化水平和人均年度文化消費支出等方面，評估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治理體系的變動態勢，以創意設計、新興媒體、動漫游戲、網絡文學、文化旅游等新興文化產業的核心行業門類為對象，設計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治理體系。治理體系和政策有效性評估指標主要包括：一是治理目標認同度。即治理目標的作用指向與政府政策、企業行為和市場機制的作用指向一致與否程度；治理對象的接受度、認可度。二是治理主體能力。即專門的機構、人員、制度等治理措施執行有效性的保障因素；執行的分工合理性，責權明確性及協調性；執行人的敬業精神、責任心、組織能力等。指標評估方法：相關群體問卷調查分析及數據統計分析。三是治理對象能力。即治理對象的接受態度、能力和政策執行度。通過設計一套完善、合理的評估指標體系充分滿足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治理需求。具體而言，治理認同度指標可以考察政府提供的政策供給和治理措施能否保障新興文化產業獲得應有的治理需求，具體體現為這種治理體系下的產業振興行動是否達到政府、社會和企業預期的共識和目標；多元治理主體能否使得新興文化產業振興獲得全面性的治理優先順序，根據文化企業經營變革的需要，適時調整和優化治理措施的參與度，從而在產業治理需求中強化治理主體能力；治理對象能力指標能否在振興新興文化產業過程中有效改善文化企業自身的組織績效和機制效率，同時以治理措施的修正和完善定期回應治理對象在產業實施階段隨時面臨的治理需求調整，以切實符合新常態下新興文化產業的治理需求。

總之，治理體系的評估指標體系及評估結果是新常態下新興文化產業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該治理體系能否有效、合理構建的重要參考依據。

（三）梳理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治理體系的多元影響要素

從政府、社會（行業協會等）和市場等維度，可以梳理出新常態下干預我國新興文化產業治理體系的影響要素。在治理體系的若干影響要素中，針對不同類型的新興文化產業，分析治理的難度系數（執行難度）、意愿率（執行難度）和執行率（執行能力）等影響要素對治理體系的作用機理及其影響層次性和輻射度，旨在發現新常態下新興文化產業治理體系構建中面臨的可能困境。以新興文化產業治理體系影響要素的作用機理分析為理論參照，有利于提升治理效率，有效配置和整合以我國新興文化產業治理體系為核心的相關影響要素。因此，新常態下，治理主體和治理對象等治理體系的核心組成部門所具有的多元影響要素，其自身的角色、地位和影響力各有差異，但又存在互補效應。因而，需要發揮政府的核心治理主體主導作用，根據新常態下各類治理影響要素在新興文化產業治理體系中的各自分工和布局，充分優化和整合多元影響要素積極協作、融入和磨合效應，最大限度減少、消除多元影響要素之間由于相互沖突、內耗等負面作用出現的消極效果。

（四）提供新常態下推進我國新興文化產業治理體系的關鍵核心要素

對此，可以從三個維度推進：一是有效治理的供給能力，二是治理理念的通達能力，三是治理成效的調適能力。根據不同類型的新興文化產業門類治理體系的構建需求，匹配一套相應的核心要素組合：一是根據新常態要求，提供符合我國新興文化產業政策需求的公共政策設計理念和目標指向，使治理成效有效對接治理目標。二是結合新常態背景，培育一套有效協調、合理推動治理體系構建的操作規范和實施準則，實現治理體系的資源投入與成本效益最大化。三是適應新常態變化，設計若干強化和推進我國新興文化產業治理體系調控能力和治理執行度的執行方案。簡而言之，就是要以治理體系的影響要素為參考依據，根據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市場形勢變化，適時選擇相應的治理執行方案。因此，根據新常態的背景形勢，各級政府要在新興文化產業治理體系中持續、穩定輸出諸如公共政策設計理念和目標指向、操作規范和實施準則及其執行方案等關鍵核心要素，以此釋放治理體系的核心思想和關鍵理念，從而保障新興文化產業在實踐運行中能夠有針對性地順應新常態背景，最終獲得最優化的產業振興制度環境。

綜上所述，各級政府對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政策供給給予了高度重視，從中央到地方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但是現有的政策保障措施和治理體系設計還遠不能適應新常態下新興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趨勢和亟待滿足的制度保障與治理需求。因此，新興文化產業在從傳統理念和模式向現代理念和模式轉型的過程中，其所處的外部產業環境與自身經營機制亟須政府提供相應的政策供給，盡快建構起有效的治理體系。新常態下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的政策供給設計和治理體系構建總體應遵循以下兩方面理念：一方面，國家層面通過可行、可靠、可信的政策支持與前沿、準確、明確的治理框架自上而下引領和規范新興文化產業快速、平穩和有序發展，持續推進傳統文化產業順利、合理轉型升級為與之相應或相似的新興文化產業門類；另一方面，傳統文化產業自發、自覺、主動地實現觀念變革，正確認知、理解和執行各級政府制定的新興文化產業政策措施與治理方案，自發從要素驅動等傳統產業動力轉變為創新驅動，著力實現新興文化產業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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