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女子教育起興之困境

陳蓉

摘 要：近代女子教育是婦女史研究的重點之一，也是文化史、社會史、教育史等學術交叉的關鍵點。長期以來，女子被拒之于中國傳統教育體制之外。直至近代，隨著傳教士在華興辦女子學校，康梁等維新派開始暢言廢纏足、興女學。然而，近代女學自興起之初便困難重重，在現實的發展中同樣也是步履維艱。通過闡述惠興女學堂在創辦、發展過程中背景、經費、媒體、政府等方面的困境，揭示近代女子教育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關鍵詞：女子教育；惠興女學堂；清末；媒體

中圖分類號：G527/K2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8）08-0168-02

1905年12月21日，惠興為應辦學之初的誓言——“如此校關閉，我必以身殉之，”[1]在家中服大量鴉片自殺身亡，希望能以此獲得常年經費。這一女子殉學事件霎時轟動各界，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目前學界對于惠興的研究已有撰述，但尚不夠充分，著重將目光集中于惠興自殺殉學，或渲染歷史主體的媒體呈現，或強調事件背后的民族矛盾，都只在剖析事件發生媒體輿論導向背后的深意。鑒于此，本文擬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重新爬梳史料，梳理女學起興的社會環境與制度演變，勾畫惠興女學堂辦學的艱難歷程，力圖描繪出近代女子教育起興的圖景，呈現媒體、政府與社會互動下對清末女子教育的推動，以期對歷史現實閾限下的女子教育給予關懷。

一、創辦語境之限

中國女子教育發軔于教會女校。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門戶大開，通商口岸的開放及在華傳教、興辦學校的特權，致使傳教士源源不斷地涌入中國，開始向普通民眾傳播教義。傳教士認為中國婦女愚昧與無知，于是創辦女校，希望通過西方思想改變此種現象。1844年，英國傳教士愛爾德塞在寧波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女校，開啟了教會興辦女學的先河。此后，1847年到1860年之間，“通商口岸五口，又創設教會女子學校凡十一所?！盵2]可以說，出現“教會所至，女塾接軌，”[3]的局面，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女子教育的發展。然而，教會所創辦的女校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知識分子的民族自尊心?？涤袨橹低睂τ谖鞣絺鹘淌吭谕ㄉ炭诎?，廣設學校教堂，頗為憤怒，認為將中國女子“俟教于人，彼所以示辱我也，無志甚矣?！盵4]梁啟超同樣發出這樣的感嘆，“乃假手于比耦，匪惟先民之恫，抑或中國之羞，”[3]二者均將教會在中國興辦女校視為是國家的一種恥辱。確然，教會興辦的學校，其首要目的是宣傳基督教的教義，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解放身陷囹圄的女性。換句話說，教會女校對女子教育的推動，終歸是一種外力，由于自身的追求和內在的局限性，并沒有觸動到中國教育體制的根基。因此，中國女子教育的發展仍然需要中國人來推動，上層從根本上變革固有的教育制度，下層積極響應興辦女子學校，以至于被層層禮教所包裹的女性能夠輕松地破繭而出。

1898年，經元善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女子學堂，為近代女子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經元善被迫出走，學堂也因經費問題陷入困境，于第二年宣布停辦。時隔半個世紀，中國從無到有，終于擁有了第一所本土的女學堂，雖然在教學內容上仍是培育賢妻良母，但女子擁有了走出家庭、走進學堂的權利，這對于以往的制度來說是猛烈的一擊，促進了女子教育的近代化。清末女子教育是社會轉型與變革的產物，然而從教會女校到經正學堂的創辦，時長跨越了半個世紀，且卻僅存在了一年時間，可見，在沒有政府政策支持下的女子教育發展之艱難。

而惠興女學堂卻是在這樣一個語境下創辦起來的?；菖d（1870年-1905年），瓜爾佳氏，浙江杭州人。因“南皮《勸學篇》，大有感奮，遂以提倡女學自任?！盵1]且“惠氏讀書閱報，感奮時事，創與女學，擔任義務?！盵5]可見，惠興興辦女子學堂最初的想法深受女學思想的影響，認識到當時的局勢“正是變法改良的時候?！盵1]為了適應時代的潮流，擔起了興辦女子學堂的重擔。然而，思想觀念的轉變并不是促成惠興最終得以創辦女子學校的主要原因，更仰賴多方面的元素。首先，傳統女性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惠興“十九歲夫亡守節?！盵1]而其子尚幼，加之“無翁姑、丈夫，家中可以自主，”這樣的家庭環境為她提供了一個相當自由的空間。其次，維新變法雖然失敗，但興女學的論調引起了各界的關注，為惠興興辦女子學堂奠定了一個良好的思想基礎。再次，“當時清西太后有地方準辦女校之詔命”[6]。然而，事情總是相生相克，以上三點雖然是惠興創辦女學堂的動因，但自由的家庭環境也使得她在創辦女校時孤立無援，興女學的聲音尚未真正落在實踐上，清政府也從未出臺準予興辦女校的政策條令。所以，一切可創辦的語境猶如海市蜃樓，終是在現實面前所敗落。

二、運轉經費之難

1904年6月26日，惠興“延當地之有聲望者多人，商論創辦學校之事?！盵1]并當眾露出手臂，用刀割肉一片，發誓：“今日為杭州旗城女學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為記念。如此校關閉，我必以身殉之?！盵1]在商議創辦學校之初，惠興便以血盟誓，體現了她為興女學的堅定決心，同時也足見，在創辦學校之初便步步難行，創辦之日就言之停辦之時，甚以此做法期望能在沒有政府支持下興辦女校。直至9月16日正式開學，學堂初為“貞文女子學堂”，期間經歷了三個月之久，而辦校經費僅僅籌到三百余元，其中“杭州都統德捐洋四十元，又撥公款八十元，留東八旗同鄉會會員捐洋百元，端午帥隨員喜捐洋五十元，八旗眾官捐洋十元八元，以及零星捐款?！盵1]從捐款的數目來看，公款僅有八十元，亦是杭州都統劃撥，并非清政府的撥款，而在經費中占據最大比例的卻是同鄉會會員的捐洋，八旗官員僅僅只捐十元八元。從這一點可看出，在學校起興之時便沒有受到同族人的認可，甚至于可以說，惠興辦學的熱情遭到了本族人的冷落。最重要的一點，在學校開課后，這些款項并沒有及時到賬，進而出現了拖欠的現象，“乃向各家取款，詎知概行拒付，并斥其醉心新潮流，而工匠等又日夜催款?！盵6]對于本就經費不足的新校來說，繼續堅持辦學的阻力不僅僅來源于費用入不敷出，更受到了本族眾人的譏笑，這對于惠興來說是巨大的打擊。誠如貴林所言，“最可寒心者，乃創始同心同事之人，始以規避，繼以決裂，終以毀謗?！盵7]這種情況惠興本人同樣在其遺書中有所談及，“三太太，鳳老太太，柏、哲二位奶奶，以熱心創此義務。誰知這幾位，都厭我好事?！盵1]惠興熱心于興辦學校，并將之視為“義務”，而這幾位她所鼓動起來的“能事之人”，卻在緊要關頭拒絕捐款，并認為她是“好事”。確然，對于當時上層八旗女眷養尊處優的生活，很難理解惠興的做法，而理所應當地將興辦女學堂視為是多管閑事，其實正是體現了當時清政府上層社會對社會變革的漠視。

1905年12月23日，惠興在家中服鴉片氣絕身亡，留下遺書，申明自己此舉并非短見，而是“盡犧牲”，“為所興的事求其成功?！盵1]不管是放在過去抑或是當下，惠興殉學一事值得慨嘆，表面上是由于經費闕如導致惠興無奈以死來求得長年經費，實則是更應該歸結于旗營眾人對興女學的冷漠。

三、滬地媒體之弱

1905年12月30日，《申報》首次以《惠興女士為女學犧牲》刊登這則報道，如果考慮浙江與上海之間的距離及新聞的時間差，九天時間對于這樣一則新聞似乎喪失了其時效性，但這則是惠興死后的第一條報道。報道中略述了其家世、辦校緣由、經費問題、死訊，并附以遺書，簡潔扼要的介紹對惠興為興女學而犧牲，但言辭平淡，并未有女子為女學犧牲的感嘆，更偏重于陳述事件。從另一角度來看，《申報》或者說江南一帶對于興女學之事，并未重視，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申報》沒有及時的捕捉新聞賣點。此后的報道再一次反應了江南地區各界對女子教育的漠視，距離惠興殉學后的三個月，《申報》登載一條北京的短訊，述北京各界尤其是戲劇界對此事的反響，但卻將“惠興”二字寫成“惠馨”[8]。而此錯誤又在三個月之后再一次出現在《東方雜志》之上，題為《惠馨女士殉學記》[9]將其放于教育欄目內容最后，且文詞簡潔，大致內容來源于《申報》的首次報道?？梢?，《東方雜志》也并沒有特別關注此事。作為當時上海的兩大重要的報紙和刊物，出現這樣的錯誤實屬粗心。報紙作為普通大眾的讀物，期刊作為知識精英的言論，二者所面向的讀者包括了下層民眾和上層精英，對于惠興之死一事，沒有給予太大的關注，這也表明了江南一帶對此事的態度，否則以這兩大報刊在當時的影響力或許能更快地推動浙江地區女子教育的發展進程。

與之相反，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對于此事各界反響很大。時《北京女報》的女報人張筠薌得知消息后，于1906年1月31日在京為惠興召開追悼會，緊接著2月2日，北京淑范女學堂為惠興開追悼會，“因在城內，到這更眾?！盵10]“凡知道這開會事的，九門內外，無論東城西城南城北城，不分遠近，都一律親自到場?！盵11]場面盛大，聚集了各界人士，可以說既是惠興的追悼會，同樣也是學界的一個聚會。天津的《大公報》同樣稱，“尤為整齊洵極一時之盛?！盵12]一位是女報人，一位是女學校，二者在惠興死后均召開了追悼會，前者更多的是出自同為女性為自己所熱愛之事犧牲的認可，后者則是對女子學校短暫的存在的追悼。在當時興女學思潮下，后者更能引起北京學界對女子教育近代化的關注，因而很容易產生強烈的社會效應。報紙作為近代的新聞媒體，比起政府對于吸收社會訴求表現得更為敏感。相較于江南一帶的沉靜，北京地方社會各界的反應，讓具有發現新聞敏銳度的報刊能更快地抓住了大眾所需的信息，進而不惜筆墨大肆渲染其追悼會的盛大之景。從本質上講，江南地區媒介對惠興殉學一事輿論之微，反映了媒體、政府及社會三者之間的失調，而媒體作為一個新興的監督機制，喪失了原本的效能。

四、政府力量之遲鈍

在這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政府并不總是被動的，但其力量實在遲鈍?；菖d死后，內閣中書金梁、杭州將軍瑞興、浙江巡撫、杭州都統等均向朝廷為惠興奏請旌表，[13]再如曾出洋考察的端方呈請政府“速訂女學堂章程，頒發各省，以期女學，而廣教化?！盵14]“速”字表明了對于興辦女子學堂的迫切，并提出借以女學廣為教化，可見清政府內部已有人意識到興女學之重要。其實，早在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已經強調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這說明清廷內部已然認識到興女學是適應時代潮流，只是鴉片戰爭以來清政府一直處于一種內憂外患的境地，對于社會變革、如何變革一時間無法應對、不知如何著手，所以對于制度政策的實施總是小心翼翼。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時整個清政府的狀態，即認識到問題，但始終在禮法教義與革故鼎新之間游移，或陷入前所未有的現實局面的矛盾中。因而，政府的執行力總是顯得十分遲鈍。

五、余論

惠興自殺后，《北京女報》的張■薌同玉成班班主田際云成立“婦女匡學會”，商議將惠興事件搬上舞臺，實行義演以助學。5月26日，彭翼仲、王子真、張展云三人在廣德樓戲園登臺演說，其中張演說的便是《惠興女士全傳》，之后新戲開幕，“一時觀者頗動感情?！盵15]甚至于在劇場出現因劇情“觸發感情”而“哭聲大號不止”[16]的場面?？梢?，惠興殉學一事改編成戲劇后引起了社會上關注女子教育或是衷于社會改革人士的共鳴?！洞蠊珗蟆?、《順天時報》、《盛京時報》、《北京女報》也紛紛開展對新戲演出的報道。京津地區的報刊對惠興殉學事跡的報道間接地刺激了兩地女學的興起，《大公報》稱“自惠興女士一死，北京女學逐漸發達?！盵17]在1906年這一年間，經過京津兩地媒體對女學方面的關注與報道，不斷強調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清政府于1907年3月8日頒布的《奏定女學小學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師范學堂章程》，這是第一份官方對興辦女子教育予以認同的文件，強調“倘使女教不立，婦德不修，則是有妻而不能相夫，有母而不能訓子?！盵18]雖然本質上仍是將女性塑造為“賢妻良母”的形象，但是自此興辦女子學堂擁有了存在的制度性和合法性。

綜上所論，女子教育確實在媒體宣傳中走出了困境，尤其是惠興女學堂在社會各界的籌款下得以維系，這也展示了女子教育在媒體與社會互動下沒有走向衰亡。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女子教育的發展并不只是媒體、社會抑或是政府單方面的結果，而是三者處于一種良性互動中所共同推動的?？梢哉f，如果沒有媒體的介入，興辦女學堂的章程同樣會在社會訴求下得以頒行，但或許這個時間會很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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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三月二十六日惠興女學?？傓k貴林在廣德樓戲館之演說[N].北京女報，1907-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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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惠馨女士殉學記[J].東方雜志，1906，3（5）：103-104.

[10]北京女報館來函第二[J].惠興女學報，1908（6）：10.

[11]記北京淑范女學校為惠興女杰舉行追悼會禮式[N].順天時報，1906-02-06.

[12]淑范女學校開追悼會[N].大公報，1906-02-06.

[13]奏請旌表惠興女士[N].大公報，1906-7-13，內閣中書金梁擬請代奏為惠興女士請旌折稿[N].大公報，1906-7-19.

[14]催訂女學堂章程[N].大公報，1906-12-30.

[15]演說創舉[N].大公報，1906-05-30.

[16]文明新戲之感動力[N].大公報，1906-06-04.

[17]女學發達[N].大公報，1906-04-03.

[18]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下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