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村落的文脈辨識、提煉及應用

摘 要：近年來，隨著“美麗中國”、“美麗鄉愁”等一系列生態文明戰略的頒布，傳統村落的巨大價值和深遠意義已取得了業界廣泛共識。然而，現有的開發實踐多存在著功利化動機明顯、模式化抄襲嚴重的不良傾向，傳統村落的保護與開發被視為爭取資金支持、擴大地域影響的工具。中原地區這類遺存基底破損嚴重，實證資料獲取困難，如何排除障礙和干擾，準確提煉地域風貌的精髓特質，客觀評價既有策略的成效與得失，提升開發建設的水平，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研究根據中原地區傳統村落的現有狀況，結合中國本土地理學的理論邏輯，圍繞文脈辨識的核心概念，通過基本把握、主導原則、一般思路的剖析和中原案例的實證，系統闡述了益于文脈辨識、提煉及應用的策略建議。

關鍵詞：文脈；傳統村落；文化；保護；開發

中圖分類號：TU856 文獻標識碼：A

傳統村落的獨特性和不可再生性使之成為全人類的寶貴財富，在黨和中央政府適時地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首要發展戰略的當下，其在迎來大好歷史機遇的同時，也同樣面臨著“建”與“留”的決策平衡。雖然宏村模式、周莊模式為各地域的傳統村落開發樹立了可供參照的經驗模板，但也應清醒地看到，與那些遺存質量良好的江、浙、徽地區相比，中原等多數地區的村落還面臨著歷史文化底蘊同物質遺存現狀嚴重失衡的尷尬，受天災人禍、經濟落后等主、客觀因素的影響，這些地區的傳統村落保護與開發在主題定位、具體步驟和關注熱度上，都遠遠落后。在開發所趨向的繁榮目標和保護所要求的質量指數博弈中，亟須制訂一種貼合地情實際、益于形象重塑的開發策略，亟須尋找一種適于理性論證、摒除開發障礙的平臺依據，亟須取得一種益于文脈持續、促進動力回歸的修復機制。

1 文脈辨識的基本把握

1.1 概念辨析

文化（Culture）是以政治生活為骨架、以經濟生活為基礎、以民俗生活為載體的物質與非物質形態類型集合[1]。一般說來，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別：廣義的文化，泛指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總和，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與心理文化三大層面；狹義的文化，泛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適應的制度、組織機構[2]。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是產生于特定地域背景下的生態、民俗、信仰、技藝、審美等文明集合[3]，“非物質文化因素決定論”和“環境行為學理論”的開創者、美國建筑師阿摩斯·拉普卜特，極力主張“以地域環境的文化特性為基礎，在人與建筑空間的互動中來體現文化認同”[4]。

文脈（Context）原是用以表明語言環境中上下邏輯關系的語言學術語，因其能夠描述事物發生的背景及條件，所以又被作為指代歷史發展過程中，人、自然環境、建成環境、文化背景間動態、內在、本質聯系的專業詞匯[5]。由于傳統村落是地域聚居建設的具體體現和載體，其風貌反映著特定時期內自然與人文因素的綜合[6]，所以對文脈的精準把握，是認識和理解傳統村落建設理念、風貌構成、文化意向的核心精髓[7]，是實現傳統村落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

1.2 研究與進展

以文脈為導向所開展的研究，經歷了由單體建筑保護、城市（鎮）文脈延續向傳統村落開發的階段深入。20世紀70年代，柯林·羅首次提出了借文脈主義解決城市破碎化的理論構想[8]；史蒂文·蒂耶斯德爾提出以文化為先導，結合旅游產業對歷史遺產資源進行再利用的構想[9]；羅杰·特蘭西克認為應基于圖底理論、連接理論、場所理論，對歷史文脈進行修復方法的研究[10]；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先后于1975年和1982年頒布了《關于保護歷史小城鎮的決議》和《關于小聚落再生的Tlaxcala宣言》，提出“通過文化（文脈）修復來還原歷史原真性，達到環境特征、物質資源和地域精神文化多元素合一”的保護理念[11]。在我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陳傳康首次為旅游規劃界引入了文脈的概念[12]；王錚等歸納了旅游開發地文脈的形象特征[13]；把多勛等探討了將文脈進行產品化、市場化、可持續化的運作過程[14]；于希賢多年來始終呼吁和倡導以中國本土地理學的邏輯對傳統城鎮（村）的價值、修復進行審視[15]。

就我國的傳統村落保護與開發而言，雖然在理念上對文脈的重要價值達成了共識，但在實踐中卻僅將其作為凸顯理念檔次、描述預期成效的流行熱詞，多數研究并未對“文”、“脈”間的生成邏輯、辨識方法做出深刻分析，也并未對文脈與肌理間的本質關聯、演化特征做出清晰闡述，于是導致開發效果出現了理念浮于表面、定位偏離原真的模式化抄襲弊癥，滋生出“千村一面”、張冠李戴的不良后果。

2 文脈辨識的主導原則

2.1 基于中國本土地理學進行辨識

在20世紀20年代西方現代地理學傳入我國以前的數千年間，傳統中國始終存在著一套完整、普適的地理思維系統[15]。該系統以風水、堪輿的理論精華為基礎，理順了古代地理學史的演變脈絡，并作為觀察和研究天、地、人感應關系，處理城鎮（村）規劃中選址、布局、理氣等細節性建設問題，具有依附于經（學）史（學）、相連于方志、揉融于風水、重視于地圖等特征[16]。從本質上講，傳統村落的發展仍屬一種受東方哲學觀和人地觀影響的文脈形成、演變軌跡[17]，所以無論持何種視角開展研究，都不容忽視或脫離中國傳統的本土地理學邏輯。

2.2 基于村落的風貌結構進行辨識

作為一種特殊的遺產資源類型，傳統村落的風貌結構并非只是地表外貌或經驗上的物質化客體，其是經由文化群體對自然景觀之作用而形成的“聚居特質綜合體”（Trait complex of human settlement）[18]，正是在“文化為作用者，自然場域為媒介”的特殊關聯中，其風貌方呈現出一體化的“原型—文脈—肌理”文化地景式結構[19]。原型（Prototype），又稱原始意象，是“將原始生活功能模式化的一種建筑或空間表達”[20]；文脈（Context），雖不直接呈現于表象，但卻透過制度、譜系、規約、習俗等傳承性的地域秩序，決定并調節著傳統村落的建設理念、方式和趨勢；肌理（Texture），以建筑、材料、水系、路網等實體化的物質要素為代表，通過區位、形態、格局等顯性的感知形式予以呈現（表1）。

2.3 基于時空關聯的邏輯進行辨識

受到傳統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等因素的影響，地域文化在由點狀“源頭”向線狀“脈絡”的積聚、凝練過程中，形成了兼具共時性和歷時性特征的兩種時空關聯邏輯。共時性（Synchronic），是指空間層面的時空關聯，是文化“從一處區域傳到另一區域，從一個群體傳到另一群體的傳播軌跡”[21]，在環境、交通等條件的制約下，其在傳統村落中的共時性傳播相對固定；歷時性（Diachronic），是指時間層面的時空關聯[22]，是“因襲祖制”的傳統規約在家庭和家族范圍內的傳播軌跡，在避難、移民等條件的制約下，其在傳統村落中的歷時性傳播相對緩慢。由于中原地區的大多傳統村落不具備較高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所以能夠保持著較為固定的文脈輻射圈層和較為穩定的風貌演變軌跡。

3 文脈辨識的一般思路

3.1 文脈的源頭辨識：由“無”到“有”

（1） 原型的初始實質：心理場

在由游居向定居、聚居轉變的階段初期，初步結成的社會組織尚未完善，人類對聚居建設的理解僅包含了最直觀、最粗淺的形態與功能認知，以立木、圖騰柱、紀念柱為代表的豎立物崇拜即是一種“最古老、最傳統的空間原型”[23]。傳說中，炎帝曾以“柱”來標示農耕區的范圍，所以“柱”的功能便從最直接的建筑要素演變為象征權屬關系的“文化符號”，其所在區位和指代范圍更將空間認知提升至“中心—附屬”、“重要—次要”的差異化理解高度。但此時的“原型”，與其說是一個實體化的空間概念，倒不如說是一個沒有大小尺寸和具體形狀、兼具文化虛像和肌理實像的“心理場”①，尚不能稱為文脈的源頭。

（2） 原型的進階表現：功能與形態

隨著社會組織的完善和社會分工的擴大，自模糊、含混的空間認知中衍生出了兩類更加易于摹擬和表達的“優勢經驗遺傳物”[24]，它們分別以功能和形態為載體，共同組成了聚居建設的文脈源頭。以功能為載體的聚居建設經驗，是指因空間價值認知與基本社會分工相結合后所呈現出的功能定位分異，具體表現為處在空間中心的原始崇拜功能（偶像、神壇等祭祀物）、階級區劃功能（首領住所）和資源權屬功能（公共物資存放），研究將之稱為神性、權性和人性。以形態為載體的聚居建設經驗，是指因空間價值認知與具體建設行為相結合后所呈現出的空間形態分異，具體表現為中軸與向心。中軸是對中心和其他附屬要素按大小、等級、價值等邏輯關系進行組織所形成的空間序列；向心是對中心和其他附屬要素按區位、朝向、形態等范式關系進行組織所形成的空間關聯。

3.2 文脈的軌跡辨識：由“源”到“脈”

（1） 軌跡的時序特征

人類進化的規律表明：文明的推進絕不會長期停滯于某一水平，當暫時造成建設阻礙的技術、工藝或工具等限定條件一旦成熟，勢必會在地域文脈的語境引導下完成向更高層次的邁進。事實上，一如生物有機體的生命周期，傳統村落同樣經歷著萌芽、發展、成熟、衰敗的生長過程[25]。所以，將中原地區傳統村落的文脈軌跡特征，按形成期、發展期、成熟期的序列，分為自然之序、附加之序和人為之序②（表2）。

自然之序（Nature order）包括直接利用和間接利用兩個階段。直接利用指人類通過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互動，與外界要素（如形態、區位等）初步建立起粗淺、朦朧的關聯過程；間接利用指在不斷加深的空間認知基礎上，與外界要素形成更深刻、更清晰的關聯過程（如功能區劃、方位體系等）。自然之序是最直接、最單純的文脈聯結層級，它較多地表現為早期中原地區聚居實踐中具象的空間、要素等實體關聯。

附加之序（Additional order）包括摹擬和象征兩個階段。摹擬又有具象和抽象之分：具象摹擬是對自然要素形態、顏色等直觀特性的仿造，抽象摹擬是對自然要素生長秩序、運行規律等抽象特性的模仿；象征是在一種或多種客體要素屬性（如功能、材質等）之上，人為地附加入某種主觀要素屬性（如意義、內涵等）的過程。附加之序是多樣化、復雜化的文脈聯結層級，它較多地表現為中原地區聚居實踐由發展走向成熟時，三維空間屬性與四維時間屬性的結合。

人為之序（Human order）包括層級秩序和場域秩序兩個階段。層級秩序是建構主體對復合了主、客要素的文化結構、規則達成共識與認同的過程；場域秩序是在取得共識認同的基礎上，對村落建構系統中的場域、行為等秩序進一步產生約束的過程。人為之序是高級化、定式化、標準化了的文脈聯結層級，它較多地表現為中原地區聚居實踐達到成熟之后，圍繞神性、權性或人性某一原型屬性所展開的完整建構層級或嚴謹傳承層級。

（2） 軌跡的要素指向

根據傳統村落的風貌結構和時空關聯的一般邏輯，以其所在地為范圍界限的文脈與肌理要素之間，存在著兩種關聯指向，即：建筑、空間、材質、形制等實體肌理要素的同源性關聯和布局、聯結、形式、軸序等虛體組織要素的程式化因襲（圖1）。

實體肌理要素的同源性關聯包括個體與群體兩重層面：個體層面的要素指向多以外在形態來表達內在特征；群體層面的要素指向多以秩序、組合來體現規律、主從。虛體肌理要素的程式化因襲包括中心與邊緣兩重層面：中心層面的要素指向多以向心、發散的形式來反映極核、尊卑；邊緣層面的要素指向多以界域、權屬的劃定來顯示歸屬、等級。

如圖1所示，這些微妙的要素指向關系將原型、文化（脈）和肌理串聯為一個整體，構成了傳統村落豐富、多元的風貌意向，尤其當它們結合于更加多變的環境、資源、時空等條件時，風貌體系中的要素指向和關聯更趨復雜、細膩。反思當前僅以遺存質、量為據的傳統村落開發實踐，主觀臆斷核心節點或武斷“指定”再造主題的做法屢見不鮮，若不能真正厘清其間的關聯邏輯，即使能夠有益于單體遺存的保護，也難于在整體文脈的把握上貼近歷史原真。

3.3 文脈的導向辨識：由“斷”到“續”

由于消費受眾總是在自覺、不自覺間將既有與異化的時空感知做出對比，并習慣于從時間、空間、形式、意義等方面尋找一種自我平衡以達到心理上的穩定。故此，在傳統村落的修復過程中，可通過“場所、紀念物、類型等記憶密碼與過去的時空血脈取得關聯”[26]，繼而實現對片段、散落、破碎肌理要素的整合，不僅益于獲得吻合于地域傳統建構模式的風貌還原邏輯，而且益于為后續工作的推進提供心理和生理上的感知平衡（表3）。

4 文脈辨識的案例實證：河南西河大灣村

4.1 西河大灣村的開發概況

西河大灣村位于豫南地區信陽市新縣周河鄉，地處豫、鄂兩省交界的大別山腹地，由明初遷居此地的江西張氏一族建設而成，距今已有500余年的歷史。長期以來，出于躲避戰亂的需要，大灣村一直在交通閉塞的自然環境中保持著隱居避世的狀態。直至近代，隨著小農經濟的解體和交通不便的阻礙，村落發展受到了經濟、政治、時代等外來因素的巨大沖擊，加之青壯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社會組織和更新動力逐漸喪失，甚至顯現出“空心化”的傾向。2013年8月，乘“英雄縣·英雄夢”規劃設計公益行活動的東風③，村落較具規模的明清遺存、風光旖旎的山水資源和頗富特色的大圣信仰才為外界熟知。開發對當地的經濟效益提升相當明顯，相繼入選第四屆中國景觀村落名錄（2014）和“最美歷史文化古村（2015）”名錄，成為傳統村落保護和建設的先進典型。本文運用文脈辨識理念對其風貌修復、主題塑造等細節的準適度做出檢驗，為可能存在的失當環節和后續方案的深化跟進提供參照。

4.2 大灣村的文脈源頭辨識

西河大灣村是中原地區為數不多業已取得開發成效的傳統村落，但與該地域內的大多傳統村落一樣，仍存在著因碑刻、村志等史證資料缺失所導致的文脈還原失準隱患。依據前文提出的邏輯方法，通過文脈源頭、軌跡和導向的辨識，對既有開發策略做出客觀評判。

通常情況下，對文脈源頭的辨識向來存在著“生長起點等同于文脈起點”的理解誤區，除通過問卷、訪談等田野調查的形式來先期獲取部分相關信息外，文脈的源頭辨識還包括生長起點的甄別和原型屬性的認定兩個步驟。

（1） 生長起點的甄別

生長起點的甄別主要循著“村落性質—動力來源—生長軌跡”的思路進行推導。從建設目的來看，大灣村的初始建設者因躲避戰亂而遷居至此，一直秉持著隱居避世的生活態度；從社會成員來看，江西張氏一脈雖與當地的原住民發生過聯姻，但直至今日88戶共388人的成員規模中，超過80%的居民均為張氏后人，可見，大灣村屬于典型的血緣型村落。又由于血緣型村落的發展更多受到內部分家機制的推動，常常表現出單體家庭和整體家族雙重維度的擴大，結合大灣村的建設來看，其的確先后經歷了象征直系家庭單體的縱向（南北向）拓展和象征旁系家族整體的橫向（東西向）延伸。由此做出推斷，大灣村的生長起點應大致位于兩向軌跡的交點所在區段。

（2） 原型屬性的認定

明確了生長起點后，還需要將其與村落的文化核心——大圣廟進行比對，依據“原型（屬性）—文脈（組織）—肌理（指向）”的風貌生成邏輯，反向推導各要素間的關聯，即可對文脈原型的屬性做出認定。首先，將大灣村現有的主要遺存要素作自然、人工的類型劃分；其次，以村落單元為參照，將各要素與原型的序列、指向關系分為區位、功能、形態3項判斷指標，得出原型屬性分析表（表4）。

從表4中的反饋信息來看：西河、獅山、古木所代表的自然環境要素，主要作風水、使用（安全、便利）的考量處理；祖墳、張池宅邸、張氏煥公祠、大圣廟、觀音廟所代表的人工構筑要素，大都圍繞神性的文脈屬性得以展開，而從區位、功能等邏輯關系上，它們又多與大圣廟保持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以祖墳為例進行說明，張氏祖墳的位置位于獅山，毗鄰大圣廟，雖然這種選址有違于傳統風水“房前屋后不設神位”的禁忌，但卻恰恰能夠說明大圣信仰與村落生活結合的緊密。

綜上所述，大灣村的文脈源頭并非村落的生長起點，而是以文化核心——大圣廟為起始，體現出鮮明的神性色彩。

4.3 大灣村的文脈軌跡辨識

（1） 文脈軌跡的具化

由于八里畈鎮的丁李灣村在歷史上屬于新縣地區的經濟、政治中心，實際構成了附近一帶優勢資源的核心聚集地④，加之大灣村自身薄弱的經濟基礎和閉塞的區位條件，都使得發散自大圣廟源頭的文脈輻射圈層只能作用于村落本體。于是，文脈傳播的橫、縱兩種軌跡便具化地反映于遺存節點的時序性和功能性關聯之上。

（2） 與既有方案的對照

第一，將村落的生長時段分為萌芽期、發展期和成熟期，沿自西向東生長軌跡所出現的初始單元（生長起點）、張池宅邸和張氏煥公祠，均能在建設時序上保持連貫。但或因近代的無序拆改，應大致位于方案中“村民居住區”和“精品度假休閑區”交界的初始單元（根據雙重生長向力推得）卻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僅被賦予一般的修復優先級。此節點的缺失，使原本完整的空間時序和清晰的文脈情節遭到了割裂（圖2）。 第二，由于除張池宅邸和張氏煥公祠外的大多民居遺存破損嚴重，故難以對其是否具備神龕、神像等實體化的神性關聯要素做出取證，但就頻發性和自發性極強的祭拜參與來看，各民居單位依然同神性原型——大圣廟保持著緊密的隱性指向關聯。遺憾的是，在既有方案中，多將民居作茶館、旅社、會所等功能置換處理，這種帶有消費化、商業化傾向的做法無疑有待商榷。

4.4 大灣村的文脈導向辨識

（1） 以成熟度為標準的文脈導向

按照聚居文明的發展規律：文化常會圍繞著原型的某一屬性（神性、權性或人性），在不同的發展時段不斷凝聚、強化、成熟，并表現出連貫的線性脈絡。宋河有等學者主張按照參與主體、參與形式、參與時間來衡量文化或肌理單元的成熟程度，并根據其級別來制定對接于市場、面向于受眾的旅游主題建設策略[27]。結合表5來看：萌芽期的表現多為參與主體的個別性和點狀化，參與形式以個人為主，參與時間具有偶然性；發展期的表現多為參與主體的規模性和線性化，參與形式以個人主導下的部分或廣泛參與為主，參與時間具有階段性；成熟期的表現多為參與主體的系列性和片狀化，參與形式已演變為無須主導、自發參與為主，參與時間具有頻發性。

將此標準結合入大灣村最典型的大圣信仰：首先，大圣廟與張氏祖墳同位于后山，絲毫不避“房前房后不設神位”的傳統風水之忌諱；其次，受財力、資源、地位等客觀因素的限制和山洪、匪盜、文革等人為因素的破壞，大圣廟的神像和廟宇早已無存，僅余簡陋的年畫和神龕，但這卻并未減弱村民的祭拜熱情；第三，從對村中老人的訪談中得知，大圣信仰的習俗不知始自何時，也不知發端何處，但自大灣村建設伊始，此信仰便成了村落日常生活與民俗文化的核心，祭拜形式不僅包括初一、十五等農事節氣時的集體祭拜，而且包括各家各戶自發開展的個體祭拜。這些表現均能為大圣信仰已進入成熟狀態提供佐證。

（2） 以辨識度為標準的文脈導向

從相近資源來看，西河周邊還分布著如樓上樓下村、丁李灣村等傳統村落，這些村落所處位置、遺存時間、建設規模、民居風格都與大灣村較為接近，有的甚至歷史地位和遺存價值還更有過之。就既有規劃的開發導向來看，最能鮮明代表地域特色的大圣信仰并沒有得到凸顯，旅游產品的建設依然停留在依賴物質遺存和自然風光的資源利用階段，暴露出“重物質、輕文化”的通病。站在長遠建設的角度，游客的審美層次絕不會僅止于對物質遺存的游覽，因此，以大圣信仰為核心的主題化包裝才是大灣村文脈真正取得可持續動力的關鍵。

5 結語

傳統村落的修復與利用是需時刻保持敏銳監控的艱巨工程，在積極轉變審視態度和建設思路的過程中，最忌發生因盲目迎合于市場而丟失或“被丟失”掉自身鮮明特色的現象。尤其對于資料取證困難、干擾因素眾多的中原地區傳統村落而言，如何使保護與開發精準地接入地域文脈的解體斷點？如何理性地貼合于本土實際的傳承軌跡？如何客觀地引導向可持續發展的更新路徑？都無疑成為檢驗開發成敗的重要指標。然而，由于現有研究未能從根本上述清傳統村落的文脈生成機制、演變規則，使人們始終難以真正把握文脈的辨識、提煉及應用方法，繼而造成了開發過程的拼貼化、抄襲化和開發結果的泛商業化、唯消費化……本研究系統論述了在泛商業化建設誤區背景下，對傳統村落文脈進行辨識的把握、原則和思路；并以中原地區的村落案例為支撐，通過將辨識結果同既有規劃方案進行比照，檢驗出其存在定位失準、方式失當等癥結，為后續的深化調整提供參考。

本研究提出的文脈辨識策略，可應用于諸如歷史地位突出、遺存破損嚴重、史證信息缺乏、干擾因素眾多等復雜開發背景下的傳統城鎮（村）保護，有益于規避當前僅以遺存質、量為據而主觀臆斷或“指定”開發主題的不良做法，有益于在精準提煉地域風貌特質的基礎上對開發水平的檔次拔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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