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絲戰略支點建設背景下福州與東盟深化經貿合作的路徑

黃 馳

?

海絲戰略支點建設背景下福州與東盟深化經貿合作的路徑

黃 馳

（福州市社會科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東盟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前沿地區和重要戰略節點，也是海絲沿線福州最具潛力的發展合作區域。近年來，福州與東盟呈現經貿關系日益密切、雙向投資水平不斷提高、產業合作日趨多元、人文交流持續深化的合作特點，但也面臨貿易商品結構較為單一、引資來源地較為集中、省域競爭激烈、營商環境風險等問題與挑戰。在海絲戰略支點建設背景下，福州必須充分把握歷史機遇，發揮自身優勢，通過加強基礎設施領域合作、積極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戰略、強化藍色經濟創新合作、開展差異化國別合作等路徑，推動福州與東盟經貿人文的深度交流融合，共同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的福祉，打造“共商、共建、共享、共贏”之路。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貿合作；優勢；路徑選擇；福州與東盟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同年10月，在出訪印度尼西亞時首次提出愿同東盟國家共同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明確了東盟是中國的近鄰，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前沿地區和重要戰略節點。福建位于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北接長三角，南連珠三角，東面與臺灣隔海相望，是太平洋西海岸航線的南北通衢的必經之地，也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和發祥地，被定位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1]2015年11月，福建省出臺《福建省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建設方案》，明確提出“支持福州建設海上合作戰略支點城市”。

東盟國家地處海上絲綢之路的十字路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地緣優勢突出，且近年來東盟地區的經濟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疲軟態勢下的亮點，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建設實施，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東盟已成為國家未來戰略合作的先行區和重要對象。長期以來，福州與東盟依托深厚的歷史淵源，保持密切的經貿關系和人文交流往來，是海絲沿線福州最具潛力的發展合作區域。當前，在海絲戰略支點建設背景下，福州必須充分把握這一難得歷史機遇，發揮自身優勢，以“五通”為重點，積極對接東盟，進一步挖掘與東盟各國的經貿合作路徑，深入推進與東盟國家的協同發展，共同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的福祉，構建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

一、福州與東盟國家經貿合作現狀及特點

（一） 雙邊貿易規模穩步發展，經貿關系愈發密切

福州與東盟地區經貿往來歷史悠久，利用海外華僑華商網絡，東盟是福州對外經貿交流最頻繁的地區之一。2000年以來，福州與東盟國家的雙邊貿易規模穩步發展，總體呈上升態勢；自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立之后，福州與東盟國家的經貿往來快速增長；隨著2015年中國-東盟海產品交易所在福州馬尾正式上線營運，標志著福州與東盟國家的經濟合作進入新階段。據統計，2016年福州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進出口貿易總額77.29億美元，同比增長10.05%，其中出口額61.41億美元，同比增長7.54%，進口額15.88億美元，同比增長20.95%；2016年福州與東盟進出口貿易總額為284.2億元，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貿易總額中占比約55%，其中出口額212.99億元，進口額71.21億元；2017年雙邊貿易總額為329.7億元，同比增長16.01%，占全年對外貿易總額的比例近15%，占對亞洲地區貿易總額的比重超過30%，其中出口額228.5億元，同比增長7.28%，進口額101.2億元，同比增長42.11%。從貿易國別看（見表1） ，主要集中在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四國占福州對東盟貿易總額的60%以上，近十年來進出口貿易總額分別比2005年增長了5.85倍、6.97倍、2.17倍、1.30倍。其中，馬來西亞常年保持較高貿易水平；新加坡增長有所放緩；菲律賓與泰國增幅明顯，貿易額排名從第三、第四位上升至第一、第二位，在與福州貿易中的作用不斷上升，尤以菲律賓表現突出。從貿易平衡看，福州與東盟國家的貿易始終處于順差狀態，目前，東盟已躍升成為福州第二大貿易伙伴，超過歐盟，僅次于美國?？梢?，在海絲建設背景下，福州與東盟的雙邊貿易規模持續擴大，經貿合作關系愈發緊密，戰略地位日益凸顯。

（二） 一般貿易為主要貿易方式，商品結構有待優化

從福州與東盟的貿易方式看，進出口額均以一般貿易為主，加工貿易的作用在逐年減弱。從貿易主體看，民營企業在雙方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在全市產值超千億的紡織化纖、輕工食品、機械制造、電子信息、冶金建材五大產業集群中，民營經濟的占比超過60%，并充分借助華人華僑的橋梁作用，積極開展對外貿易聯系，擴大對東盟的出口，助力福州外向型經濟發展。從雙邊貿易結構看，福州對東盟出口繼續保持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格局，其中機電產品仍是雙方進出口的最主要商品，其次是紡織制品、農產品、水產品等中、低端商品，高新技術類商品占比較低；福州對東盟進口以機電類產品、礦產品、塑料及其制品等能源和資源性商品為主?？梢?，雙邊貿易商品層次不高，存在技術含量低、產品附加值低、品牌知名度低等問題，整體出口創匯能力不足，商品結構有待優化，需要進一步向價值鏈高端延伸。

表1 福州與東盟四國的進出口貿易情況 單位：萬美元

資料來源：根據福州市統計年鑒資料整理

（三） 雙向投資水平不斷提高，引資來源地較為集中

福州與東盟國家的投資合作經歷了從“引進來”吸引僑資發展出口產業，到實施“走出去”戰略，發展對外投資的轉變。[2]福州海外華僑華商遍布世界，在東盟地區尤為集中，福州充分發揮僑商資源優勢，吸引東盟各國投資，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是福州引資的主要來源國，其他國家如老撾、越南、緬甸、柬埔寨，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則鮮有資金流入。目前，東盟是福州的第三大外資來源地。從具體國別看（見表2） ，福州吸引新加坡直接投資數額和項目數均居東盟首位，2010—2016年累計實際到資3.75億美元，占東盟五國實際投資額的70%以上，特別是2013、2014年引資顯著；排名第二位是馬來西亞，其在投資初期處于領先位置，2005年之后投資力度有所減弱，2010—2016年累計實際到資0.39億美元。

隨著雙方貿易伙伴關系的升級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福州在積極引進外資的同時，也鼓勵企業“走出去”，雙向投資水平不斷提高。據統計，截至2017年7月，全市境外投資備案涉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有22個，有87家企業，投資項目103個，協議投資總額37.12億美元，其中中方投資額24.34億美元，投資行業主要為批發零售業，農、林、牧、漁業，商務服務業，建筑安裝業等。在投資項目中，70%以上集中在東盟國家，主要分布于印度尼西亞21個項目，馬來西亞11個項目，新加坡10 個項目，菲律賓9個項目，越南7個項目，柬埔寨、緬甸各6個項目，老撾5個項目等，對東盟投資合作呈現加速發展的良好態勢。從福建設區市對東盟國家的投資看，福州企業投資占比約40%，居第一位，東盟已成為福州重要的外資投資目的地。

表2 福州實際利用東盟國家外資情況 單位：萬美元

資料來源：根據福州市統計年鑒資料整理

（四） 產業合作領域日趨多元，尤其海洋漁業表現亮眼

福州與東盟國家產業合作涉及廣泛，以傳統優勢產業農產品加工、水產養殖捕撈和加工、機電制造、服裝化纖和鞋帽制造為主，主要通過境外投資設廠、共建生產加工基地等方式，并不斷向基礎設施建設、國際航運、信息技術業、現代服務業等領域拓寬，呈現多元化特征，東盟已成為福州企業“走出去”的優先選擇。其中，福州依托豐富的海洋資源和良好的海洋經濟基礎，在海洋漁業合作方面表現亮眼，居全國領先地位。一是海洋漁業對外合作平臺影響力擴大。福州擁有亞洲規模最大的水產批發市場，獨有全球首家以“海產品”為主題的“中國—東盟海產品交易所”，是國內乃至東南亞地區重要的水產品交易集散中心，同時也是“一帶一路”重要產業交易平臺。據統計，2016年已發展境內外漁企會員358家，交易商2187個，成交額7.66億元，累計交易額3112億元，并積極推動馬來西亞、柬埔寨分中心建設，啟動海外布局，[3]可見海洋經濟合作已初見規模。另外，“漁業周?漁博會”目前已發展成為全球第三大、全國第二大的漁業專業展會，覆蓋范圍廣，展品種類多樣，交流合作成效顯著。二是遠洋漁業發展勢頭強勁。據福州市海洋與漁業局統計，2016年全市遠洋漁業年產量17.52萬噸，產值17.68億元，分別占全省60%和69%。并在印度尼西亞、緬甸等國家建設了一批遠洋漁業綜合基地和境外水產養殖基地，其中，福州宏龍海洋水產有限公司在印度尼西亞建設了金馬安漁業綜合基地和阿芬那漁業綜合基地，不僅獲得了“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的項目支持，而且還解決了當地4000多人的就業問題，[4]取得經濟社會效益雙贏。

（五） 人文交流合作持續深化，平臺建設日臻完善

福州與東盟國家歷史淵源深厚，人文交流與合作方興未艾。近年來，在海絲戰略支點城市建設的背景下，福州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升，人文交流合作平臺日臻完善。一是持續打造海絲友城帶。目前，福州市已與印度尼西亞三寶壟市、菲律賓馬尼拉市、柬埔寨暹粒市、澳大利亞霍巴特市、比利時列日市締結國際友好城市關系，并持續加強與菲律賓達沃市、馬來西亞馬六甲市、泰國羅勇府、印度尼西亞萬隆市、緬甸仰光市、印度科欽市的友城交往與聯系，進一步深化雙邊友好關系。二是主導海絲國際平臺建設。成功舉辦首屆聯合國海陸絲綢之路城市聯盟城市論壇、2017年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聯合組織（UCLG） 亞太區執行局會議和理事會會議、“海洋經濟與城市發展”專題研討會，以及“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海絲國際旅游節”，成立21世紀海上合作委員會，搭建“5.18”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6.18”海峽項目成果交易會、“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博覽會等招商投資平臺，并組團赴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東盟國家開展經貿文化交流活動，協助海外僑團在榕舉辦投資貿易促進交流會，展示福州人文底蘊，宣傳推介福州投資環境和產業優勢，提升了福州國際形象和影響力，為深入推進與海絲沿線重點國家的合作交流打造了重要的戰略平臺。三是人文教育交流合作成效明顯。近年來，雙方游客互往更加頻繁，且福州大力開展海絲研究、華文教育工作。如福州大學于2015年6月即成立了“福建省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建設研究院”，不僅開展海絲相關領域的專題研究、起草發展規劃、與東盟國家合辦高層論壇、學術交流，而且為海絲建設進行人才培養和培訓；同時福州舉辦海外華裔青少年漢語短訓班、夏令營、名師巡講團活動，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海外華文教育，增進了海外華裔對祖國和家鄉的認同感。

二、福州與東盟國家經貿合作的比較優勢及面臨挑戰

（一） 比較優勢

1．交通區位和政策優勢獨特

福州位于中國東南沿海，臺灣海峽西岸，毗鄰港澳，向內帶動輻射閩東北乃至內陸省份，向外為東北亞與東南亞的海運中轉站，處于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地帶，地理區位得天獨厚。近年來福州著力建設海陸絲路雙向銜接的重要樞紐城市，重點圍繞港口資源，打造國際航運樞紐大港，并持續增強福州長樂國際機場通達能力與福州陸路通道功能，新增多條直達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泰國等東盟國家的港口集裝箱航線及多個東南亞航點，與泰新航空、新加坡勝安航空等國際航空公司共拓業務，已初步形成了海陸空統籌的現代交通網絡體系，為雙方便捷往來打下堅實基礎。

同時，福州市擁有全國唯一的集“五區疊加”（福建自貿試驗區福州片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福州新區、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生態文明試驗區） 與“一區毗鄰”（平潭綜合試驗區） 的政策機遇，國家政策的傾斜使福州具備了難得的發展條件；大批惠臺政策的推行為吸引更多臺灣青年來榕就業創業、臺商在福州進行投資創造了有利條件。2016年11月，福州市委、市政府出臺《對接國家戰略建設海上福州工作方案》，依托海絲核心區建設平臺，明確自身發展定位，著力打造海絲戰略支點城市。這些政策都為福州融入“一帶一路”戰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歷史人文和“僑”資源優勢突出

作為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秦漢時期，發展于唐宋時期，興盛于元明時期。[5]福州海洋文化歷史悠久，甘棠港、長樂太平港都曾在海上絲綢之路扮演重要角色，在對外經貿文化交流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祥地，留下了豐厚的海絲文化遺跡。自東漢時期，福州就與東南亞國家展開貿易往來，到清朝時，福州被辟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加速了福州與東南亞的聯系；且地域特色鮮明的媽祖文化、船政文化等海洋文化也在東南亞地區得到廣泛認同。同時，福州作為我國著名僑鄉，擁有海外鄉親400多萬人，其中東南亞是海外華人華僑的重要遷居地，榕籍東南亞華僑華人超過百萬。這些旅居在外的華僑秉承著開放兼容、愛拼敢贏的優秀精神，在東南亞等國家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6]廣泛的政商人脈關系和較大的影響力，長期以來為家鄉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梢?，福州與東盟國家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文脈趨同、民俗相似、商緣相連，為融入海絲建設奠定了扎實的人文基礎，其中豐富的海絲文化和廣闊的僑務資源，是福州與東盟經貿合作的獨特橋梁和軟實力。

3．產業結構存在互補性

經貿合作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產業經濟結構的差異與互補性。東盟國家蘊含豐厚的錫、鋁、鎳、鐵等礦產及石油、天然、煤氣等能源資源；熱帶植物廣布，是世界上棕櫚、橡膠的重要生產國和出口國，而且在海洋生物、優質水稻、熱帶水果等農產品生產加工方面基礎扎實。福州氣候適宜，生態良好，海洋資源稟賦豐富，在水海產品、蔬菜水果等生產與食品精深加工具有互補優勢，尤其在遠洋漁業、水產養殖、交易市場規模方面位居全國前列，東盟地區約60%的遠洋漁貨都通過福州海峽水產品交易市場向全國流通。同時，福州產業結構逐步優化，紡織化纖、鞋類衣帽、機電配件等產品對東盟出口優勢明顯，且在海運服務、冷鏈物流、物聯網大數據等領域競爭力較強；東盟則在電子工業、航空運輸、金融、旅游會展等行業具有比較優勢，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在電子機械、信息技術等高科技產業方面發展迅速，是福州精密電子零件的重要來源地。雙方在資源要素、產品結構、產業結構等方面的互補性大于競爭性，其經貿合作還有較大挖掘潛力。

（二） 面臨挑戰

1．省域競爭激烈

從外部環境看，周邊省份城市如廣西、云南與東盟區位相近，廣東、浙江外向經濟水平高，與東盟具有較好的經貿合作基礎，另外湖南、四川、重慶等省市紛紛采取措施加強與東盟的經貿關系，周邊省域與東盟的密切往來合作對福建造成多重競爭壓力。如廣東一直是國內與東盟貿易的第一大省,雙邊貿易額遙遙領先；廣西與東盟國家在港口、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達成廣泛合作共識，建立了以欽州市為基地的中國—東盟港口城市合作網絡，并構建了中國—東盟博覽會常態化經貿交流合作平臺；云南積極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開發”戰略，推進紅河—越南老街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7]從內部環境看，福州作為沿海省會城市和海絲戰略支點城市，與其他城市相比，經濟競爭力較弱，外貿依存度和引資能力有待提高（見表3） ；且產業鏈結構不夠完善，產業集聚帶動作用尚未得到有效發揮；高層次人才資源緊缺，科研創新有待突破，人才培養及服務保障機制還需健全?？梢?，福州經濟實力存在不足，依托自貿試驗區、福州新區及海絲戰略支點城市建設平臺，與東盟國家的合作仍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

表3 2016年福州與沿海城市主要經濟指標比較

資料來源：《福州市2017年統計年鑒》

2．營商環境風險

當前，東盟處在海絲戰略樞紐地帶, 是域外大國勢力角逐、博弈的熱點地區,且伴隨著民族、宗教的多重沖突，因而在該地區推行“一帶一路”戰略仍然面臨系列風險。[8]如一些國家時局動蕩、政府更迭頻繁、腐敗現象滋生、民族宗教問題突出及國內資源產業投資政策限制，一些國家稅收法律制度不夠完善、勞務政策比較嚴格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投資的回報收益。從東盟內部看，各國生產力水平發展不均衡，經濟實力懸殊，營商環境存在優劣之分。其中新加坡政治經濟穩定、基礎設施完善，營商環境全球最佳，但經營要素成本較高；馬來西亞政治風險較低，且龐大的華商資源是中國企業在馬投資的生力軍，營商環境良好；泰國稅率相對優惠、投資便利性較高，但政局走勢不明朗、清廉狀況不佳；印度尼西亞發展潛力巨大，但腐敗問題較為嚴重、法規不完善，投資環境欠佳；緬甸、菲律賓、老撾、越南、柬埔寨的基礎設施落后、工業基礎薄弱、人才市場不足、政局動蕩，對中長期項目投資有所影響。因此，福州企業在對外投資布局之前，務必充分調研考量各國國情及營商環境，重視系統風險管控。

三、海絲戰略支點建設背景下，福州深化與東盟經貿合作的對策路徑

（一） 突出互聯互通，推進基礎設施領域合作

福州在海絲戰略支點建設過程中,要把互聯互通放在首要突出位置，不僅包括基礎設施的聯通，還包括規章制度及人員交流的聯通。[9]一是加強港口航運合作。構建以福州港為海上重要合作支點，全面統籌環羅源灣、環福清灣、環興化灣、閩江口區域的“四灣”聯動格局，以港口腹地和綜合運輸體系為依托，以港口產業鏈為支撐，加快港口轉型升級，主動與東盟國家建立港口合作機制，完善港口物流服務體系，促進雙方相互投資港口工程、船舶修造等海洋臨港產業，拓展雙方在物流園區、集散中心等方面的合作，建設一批境外工業合作園、臨港工業基地；推進與東盟國家共同開辟或加密貨運航線，大力發展以港口為樞紐的多式聯運業務，打通“一帶一路”海陸銜接的物流大通道。二是加快空港網絡建設。加速推進長樂國際機場二期擴建工程，著重開通至東南亞的國際航線，與東盟國家航空公司開展業務合作，實現航空運輸線路全覆蓋，并提高福州機場航班保障能力，打造成為海絲重要門戶樞紐機場。三是推動通關及人員往來便利化。推進與東盟沿線節點國家港口跨境光纜等通信設施的建設，實現地方電子口岸的互聯互通和物流信息共享；協調與東盟國家的通關政策，完善口岸通關體系，促進貨物通關和人員往來便利化，有效提高通關效率與降低貿易成本，促進貿易暢通。

（二） 促進雙向投資，積極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戰略

海絲戰略支點建設背景下，福州應進一步深耕東盟，促進雙向投資貿易，實現互利共贏與共同發展。一是引導企業有序“走出去”。搭建東盟投資服務和咨詢平臺，及時向企業提供當地政治商貿、投資政策、法律法規等市場動態信息，對文化及營商環境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并在全面分析風險的前提下，指導企業制定風險評估、預警及應對機制，提高企業投資盈利水平。設立“走出去”專項扶持基金，積極對接開發性銀行及保險機構，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境外項目貸款、投資設廠、工業園區建設、內保外貸等資金和政策支持；對“走出去”的企業非經營不善造成的經濟損失給予適當補償。二是扎實推動外資“引進來”。組團赴東盟國家開展經貿交流活動，大力宣傳推介“海上福州”投資環境和優惠政策，推動一批重點外資項目，并邀請客商來榕實地考察。打好“僑”牌，加強與重點僑團、華商組織之間的溝通聯系，借助“海外福州”的人脈商緣網絡，搭建與當地政商經貿合作的重要橋梁，為福州外資“引進來”注入新的動力。三是著力推進自貿區建設。以自貿區建設為抓手，完善自貿區功能規劃和產業布局，積極探索外商投資準入管理模式、投資監管機制、金融服務等方面的創新，對標國際貿易投資規則，不斷推動投資便利化，并給予適當放寬外資準入門檻及相關鼓勵扶持政策，打造福州國際化、市場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同時，謀劃推進福建自貿區福州片區和平潭片區的相互聯動和差異化發展。

（三） 發揮海洋特色，強化藍色經濟創新合作

海上合作是中國與東盟合作的優先領域，福州海洋資源豐富，產業基礎良好，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框架下，福州與東盟國家應進一步加快海洋經濟創新合作發展。一是重點推進遠洋漁業合作。積極推動“海洋牧場”建設，對接東盟，拓展海外空間，發揮現有遠洋漁業基地和漁業養殖基地的輻射帶動作用，延伸產業鏈，做強水產精深加工及配套服務業，加快建設遠洋漁業資源開發綜合體，建立長期穩定的漁業合作關系。二是加強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合作。以建設“十三五”海洋經濟創新發展示范城市為契機，推進海洋高端裝備、海洋藥物及生物制品業、海洋勘探、海洋可再生能源業的協同創新，扶持培育一批海洋高科技企業；鼓勵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與東盟國家開展海洋科學考察、產品研發等項目合作，創新海洋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并與東盟國家探討在海洋資源管理、防災減災、生態環境保護、海上安全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三是充分發揮海洋經濟平臺作用。進一步完善中國—東盟海產品交易所平臺功能，健全跨境交易、結算、交收及海產品標準體系，加快建設冷鏈物流樞紐服務中心，促進現貨交易與線上交易對接發展；推動在東盟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國設立分機構，借助“互聯網+”的大數據共享平臺，做大做強東盟海交所；成立“福建省東盟海洋經濟研究院”，加大漁業人力資源培訓力度，為東盟海交所可持續發展提供智力支撐。

（四） 把握比較優勢，開展差異化國別合作

東盟各國經濟發展層次不同，產業結構各異，福州應基于現有合作基礎，結合各國國情及特色優勢，因地制宜確定經貿合作重點，實行差異化的合作策略。新加坡是東盟唯一的發達經濟體，交通設施便利，是亞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務和航運物流中心，在石化、電子信息、精密機械、生物醫藥等領域具有領先優勢，另外積極對接臺灣，利用臺灣與東盟的經貿關系與產業優勢，拓寬在高新技術、金融、臨港工業、交通運輸、現代服務業等方面的合作，引進承接資金密集型及技術密集型產業，從而帶動自身產業優化升級。對于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的合作應著重發展基礎設施建設、電子工業、紡織制造、礦產能源、農業開發、海洋漁業、跨境電商貿易、共建產業園區等產能合作。對于老撾、緬甸、柬埔寨和越南等國家，要以資金、技術和設備輸出為主，[10]并充分利用當地豐富廉價的勞動力及其他生產要素，加強在農業、紡織鞋帽、電力水利資源、能源開發等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領域的合作。對于東盟國家整體而言，其生態環境優美，旅游資源豐厚，文化多種多樣，是世界旅游勝地，應大力推進雙方在濱海旅游、郵輪游艇、會展、文化創意等產業的開發與合作。通過設立海絲專項旅游基金，合作規劃海絲精品旅游路線，發展旅游服務貿易，進一步打響海絲旅游品牌，共建海絲旅游經濟圈。

（五） 依托文化淵源，推動人文深度交流融合

福州應依托與東盟國家的地緣、人緣、文緣關系，深化人文交流與合作，促進民心相通。一是深入挖掘海洋文化內涵，加強與東盟國家民俗信仰、宗親淵源的考證和交流，加大海絲歷史遺跡保護力度，并推動與沿線地區合作舉辦海絲歷史文物展；整合僑批、海絲等相關文化資源，培育海洋文化產業，加快打造海絲文化品牌。二是持續深化媒體、智庫、高校、藝術院團、非政府組織等社會團體之間的友好交流，促進雙方在教育、科技、文化、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合作，商談一批校際交流、聯合辦學的中長期合作項目，建設一批針對東盟國家的技術培訓中心和教育基地，舉辦一批高層研討會等系列文化交流活動，推出一批優秀藝術表演作品，推動人文深度交流融合。三是繼續推進友城建設，辦好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國際旅游節、海絲市長（高峰） 論壇等系列活動，推動高層互訪，并拓展宣傳渠道，擴大品牌影響力，通過現代通信科技與互聯網手段構建對東南亞華人的傳媒平臺，傳播福州聲音，弘揚海絲精神，把福州打造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人文交流的重要紐帶。

[1]人民網. 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經國務院授權發布）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EB/O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29/c1001-26765454.html, 2015-03-29.

[2] 全毅, 鄭美青. 福建與東南亞: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樞紐[J]. 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 31(4):22-30.

[3] 中國（福建） 自由貿易試驗區網站 . 中國-東盟海產品交易所發展成果顯著[EB/OL]. http://www.china-fjftz.gov.cn/article/index/aid/5526.html, 2017-01-25.

[4][8] 王勤. “一帶一路”框架下福建與東盟的經貿合作[J]. 東南學術, 2016(3):1-9.

[5] 全毅, 汪潔, 劉婉婷.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與建設方略[J]. 國際貿易, 2014(8):4-15.

[6] 黃繼煒. 發揮福建優勢,融入“一帶一路”建設[J]. 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5(5):141-147.

[7] 劉松竹, 吳爾江. 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背景下廣西與東盟經濟合作深化問題研究[J]. 廣西財經學院學報, 2014, 27(3):44-47.

[9] 全毅, 張庭祥, 林裳,等. 福建融入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路徑與對策[J]. 東南學術, 2017(4):129-137.

[10] 林善煒. “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福建與東盟經貿合作分析[J]. 南昌航空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 18(4):53-61.

2018-06-20

本文系福州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2017年度一般項目成果。

黃馳（1990-） ，女，福建邵武人，福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實習員，碩士，主要從事經濟地理與區域投資環境研究。

F125

A

1674-1072（2018） 05-074-07

責任編輯：倪 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