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存在創業精神溢出效應嗎？*

劉鵬程，王曉通，王小潔，韓貴鑫

（1.青島大學 經濟學院，青島 266061；2.中國海洋大學 管理學院，青島 266061）

1 研究背景與文獻回顧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變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新創企業大量涌現。根據中國工商總局數據，2016年全國范圍內新注冊登記企業552.8 萬戶，相當于一天就有1.51 萬戶的企業注冊。數量眾多的新創企業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促進了創業型經濟的發展。鑒于創業活動對于促進經濟創新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推動一國創業精神的發展已經被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1]。2017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①《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http://www.gov.cn/zhengce/2017-09/25/content_5227473.htm，2017年9月25日。中提出，要大力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的作用。而一國創業精神的提升不僅依賴于本土內部改變，創業精神的跨國溢出亦為其提升的重要途徑。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日益蓬勃發展，各國之間的交流日益增多，在貨物、資金等的流通往來之外，知識、技術和意識的跨國溢出伴隨著經常性的人員跨國流動也越來越突出[2]。其中的重要表現就是在開放環境下，東道國居民創業意識伴隨FDI 的涌入而不斷覺醒，東道國創業精神取得成長和發展。

FDI 所帶來的創業精神的溢出并不局限于具體的知識和技術，特別是對那些與外界長期缺乏交流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維護傳統和穩定的社會意識結構往往會是首要任務。創新意識缺乏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會導致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維持在較低水平。想要終止這種惡性循環，僅依靠內部力量是很難實現的，往往需要體系以外的推動力量促使發展中國家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3]。隨著對外開放而流入的技術，除了能夠增強東道國以往的創新意識，還能帶來生產方式和消費習慣的改變。更加關鍵的是，在外資企業不斷進入的過程中，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其思維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來思想的沖擊。通過認知優秀的外來思想，個體和企業會在潛移默化中對其有所接受并加以模仿。先進思想的普及會促使個人和企業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開展二次創新，促進全民思維方式的全面轉變，國民的創新意識也就蓬勃興起，進而培養出本國居民較強的創新能力，形成本國先進的創新機制。

通常來說，FDI 溢出的途徑有人員流動效應、示范效應、競爭效應和產業關聯效應等[4]。人員流動效應指的是，為了確保國外投資項目能夠持續盈利，外資企業需要培養符合自己需要的當地員工，采取的措施包括職前培訓和在職教育等，而員工在離職后可以通過在外資企業學習到的工作經驗和知識在類似的產業里創立新的企業。因此，外資企業難以回避的是員工在流動過程產生的技術溢出[5]。示范效應包含兩點：一是外資企業的管理經驗、營銷理念等軟技術通過外資企業的“示范”，很快會被東道國企業所掌握[6]。二是運用逆向工程達到技術外溢。東道國企業可以模仿和研究外資企業的產品與服務，啟發自我創新意識[7]。競爭效應包含兩點：一是外資企業日益激烈的競爭將導致最低效率的企業退出市場，并迫使東道國先進企業改善經營管理，加大研發投入。而外資企業為了穩定自己技術的優良地位，需要持續引入優勢技術，由此便會形成良性循環，更好地分配行業資源，從而提升東道國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和效率。二是外資企業對比東道國企業的財力情況、規模效應、發展經驗和政府扶助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因此，外資企業更容易進入某些具有高沉沒成本和規模經濟等強大行業壁壘的行業，特別是一些高度政府壟斷或者自然壟斷的行業，這會有力沖擊原有的市場均衡，在很大程度上減少壟斷、促進競爭，同時也會促進東道國企業的技術進步。這就為東道國的創業者進行創業活動掃清了障礙，創造了更多新機會[8]。產業關聯效應分為前向關聯效應和后向關聯效應，是產業通過自己的發展而拉動關聯產業發展的一種影響效應。前者指的是外資企業與當地原材料和半成品廠商之間的聯系。為了從當地獲得符合要求的中間產品，外資企業通過人員培訓、技術轉讓和制定質量標準等手段，幫助當地供應商豐富產品多樣性，提升產品質量、產品生產效率和企業利潤水平。后者指的是外資企業和下游當地企業的關系。外資企業對當地技術含量較低的企業供應高質量的中間品，增強企業產品的競爭力。外資企業還可以通過向經銷商傳授先進的營銷策略等方式，促進當地下游企業經營業績的提高，這也會激勵更多個體進行創業[9]。

由于創業精神溢出難以衡量，以往文獻大都采用文字描述的形式，僅有少數學者采用實證的方法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驗證。從現有研究來看，關于創業精神的溢出大多是考慮了知識溢出這一間接途徑[10，11]。而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各國創業精神也處在相互影響當中，主要表現為交流、帶動、模仿、競爭及激勵等效應，但創業精神溢出這一直接途徑鮮有文獻涉及，理論研究嚴重滯后于實踐的發展。Acs 和Szerb[10]發表了創業精神的知識外溢學說，認為知識價值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對稱性。企業員工往往會對企業新開發的知識賦予較高的價值，但這一想法卻未必會得到企業決策制定者的認同。受限于此，這些新知識的價值在已有企業系統中往往難以得到有效開發，這給予了企業員工利用新知識創建新企業，以謀取預期回報的激勵[11]。企業家之間的活動具有發現和利用外溢知識的作用，通過創業行為可以創造出許多的隱性知識，本身創造力豐富的企業家可以在和其他個體進行溝通往來、共同合作中產生。Acs 和Szerb[10]認為FDI 不僅會帶來人員和資本的流動，同時也會給東道國帶來技術和無形資產，如相關創業知識的溢出。因此，與外資企業相關聯的東道國部門中，企業家行為也會更加活躍。Audretsch 和Lehmann[12]對創業精神所處的區域間溢出進行了研究，發現地理集聚對創業精神具有重大作用，地理上的臨近會使企業間的交流溝通更為密切和便利，從而促使創業精神溢出的發生。Acs 等[11]利用19 個國家的面板數據考察了創業水平的跨國溢出問題，結果發現一國的創業水平的提升不僅依托于自身知識存量，還受到他國知識外溢的作用，但研究并未對其內在機理進行探究?？傮w而言，以往文獻囿于跨國數據可得性，難以找到合適指標量化創業精神的跨國溢出，導致相關研究進展較為緩慢，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空間。

FDI 不僅會帶來人員和資本的流動，同時也會給東道國帶來技術和無形資產，與外資企業相關聯的東道國部門中，創業行為往往會更加活躍。那么，FDI 與東道國創業精神之間有著怎樣的關聯？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作用于東道國創業精神的內在機制如何？通過何種途徑能夠促進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基于全球化背景探討FDI 渠道所帶來的創業精神跨國溢出對東道國創業發展的作用，不僅能夠為相關學科的研究提供有益補充，同時也對我國制定合理的引資戰略和創業支持策略具有深遠的政策影響。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準確地評價FDI 在我國創業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認清經濟全球化影響創業精神的規律，積極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諸多機遇、提升創業精神是我國經濟學者當前的重要任務。鑒于此，本文將利用2002～2009年的GEM（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全球創業觀察）數據嘗試對上述問題給出解答。

本文具有三點創新。第一，對Coe 和Helpman[13]模型中的知識溢出指標加以改進，構建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指標，該指標能更有效地描述區域間的創業精神的關聯程度。本文進一步將FDI 來源國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考察異質性FDI 渠道創業精神的影響，由此可得出更為細化的結論。第二，按照GEM 對創業類型的細化分類，本文分析了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對不同類型創業的影響。具體來說，GEM 按照創業動機將創業細分為生存型和機會型，按照創新性將創業細分為新產品型和新技術型。不同類型的創業在市場拓展、創新產品及提升經濟社會競爭力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細化分析有利于發現有意義的結論。第三，鑒于區域內的人力資本和制度約束對創業精神溢出和企業家階層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14]，本文用這兩個方面對創業精神溢出效應的機制進行了實證研究，對以往的研究理論提供了指導性意見。

2 數據說明、模型構建與變量描述

2.1 數據說明與指標構建

本文的創業精神數據來源于百森商學院和倫敦商學院1999年發起的GEM 項目。該數據分為國家層面和個體層面兩部分①本文最終使用的數據涉及的國家為美國、俄羅斯、南非、希臘、荷蘭、比利時、法國、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羅馬尼亞、瑞士、英國、丹麥、挪威、德國、秘魯、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馬來西亞、日本、韓國、中國、伊朗、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烏干達、冰島、芬蘭、拉脫維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黑、危地馬拉、巴拿馬、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烏拉圭、湯加、多米尼亞、牙買加、黎巴嫩、約旦、敘利亞、沙特阿拉伯、也門、約旦、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以色列。。本文利用國家層面的創業率數據計算出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指標。然后，將該指標與GEM 個體調查數據及國家層面的人均GDP、人力資本水平指標和制度指標等變量相結合得到最終數據。

借鑒Coe 和Helpman[13]衡量知識溢出的方法，本文構建了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指標，其表達方式如下：

式中，entyichuIt為t年I國家通過FDI 渠道得到的創業精神溢出；FDIIJt為t年I國家與J國家的FDI 流量；FDIIt為t年I國家的FDI 總額，雙邊FDI 數據來自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數據庫；與entyichuIt相對應，entJt為t年J國家的創業精神。把J國家限定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以便得到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FDI 渠道總體和細分創業精神溢出指標，從而考察不同來源國的創業精神溢出的影響。

2.2 計量模型構建

借鑒Audretsch 和Lehmann[12]、Acs 等[11]的創業精神溢出理論，本文建立計量模型如下：

式中，entit為個體i在時期t的創業精神；entyichuIt為個體i所在國家I在時期t的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xit為個體特征變量，共有個體i在時期t的年齡、性別、人力資本、社會資本、風險規避程度和家庭財富水平等變量；regionIt為國家層面控制變量，共有個體i所在國家I在時期t的人均GDP 水平、制度約束程度和人力資本水平等變量；yeardum 變量為年份虛擬變量。加入個體特征控制變量的原因為：年齡、性別、人力資本、社會資本、風險規避程度和家庭財富水平等個人條件是個人成為企業家的重要因素[15]。加入國家層面控制變量的原因如下：第一，依據以往研究，經濟發展水平與創業精神呈顯著的非線性關系，經濟規模不斷壯大所帶來的市場結構變動，會使創業精神的發展呈先升后降的趨勢[15]，因此在模型中我們引入了人均GDP 及其平方項；第二，在管理條例、行政壁壘和政府市場介入較多的國家，個體選擇成為企業家的概率隨之降低；第三，一國的人力資本水平是衡量技術吸收程度的突出性指標，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有利于縮短該東道國企業與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從而更好地獲得創業精神的跨國溢出[16]。

2.3 主要變量描述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創業精神。對該變量的衡量，本文主要是依據GEM 的個體調查問卷，從多個維度進行考察。薛紅志等[17]指出，創業精神重大外在表現之一是創業行為，因此本文選取了GEM 調查項“是否進行早期創業？是=1，否=0”作為創業精神的基準測度指標。如果個體選擇是，則認為該個體具有創業精神。

本文還依據GEM 調查問卷進一步將創業精神類型加以細分，以展開更為深入的討論。具體地，基于創業動機不同，創業精神可區分為機會型和生存型兩種類型，前者是指個體選擇創業主要是對創業機會的感知和把握，后者是指個體決定創業主要是受制于生活壓力。在GEM 調查中，這兩項對應的調查項分別是“是否進行機會型早期創業？是=1，否=0”和“是否進行生存型早期創業？是=1，否=0”。另外，考慮到知識經濟背景下創新型創業精神對于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作用，本文進一步考察了新產品型創業精神和新技術型創業精神這兩項細分指標，其對應的調查項分別為“是否進行早期創業并且對客戶來說是新產品？是=1，否=0”及“是否進行早期創業并且使用新技術？是=1，否=0”。

2）宏觀層面控制變量

本文宏觀層面控制變量主要包括人均GDP、人力資本水平及制度指標，其中，人均GDP和人力資本水平指標（以一國大專及以上學歷升學率來衡量）來自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制度指標使用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來衡量。經濟自由度指數越大，則制度發展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3）微觀層面控制變量

微觀層面控制變量數據均來自GEM 調查項，主要包括個體人力資本、社會資本、風險規避程度和家庭財富水平。本文選取了“是否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學歷？是=1，否=0”及“你是否達到新建企業需要的技能、知識和經驗的水平？是=1，否=0”兩項調查，用以對個體人力資本進行衡量，分別從客觀受教育水平和主觀自我認定兩個層面對個體人力資本進行綜合評價。對社會資本的考察，本文選取了“你認識在2年內新建立公司的人嗎？是=1，否=0”。選擇1 則意味著個體的社會網絡能夠給其帶來更多的創業意識傳播和創業學習機會，從而提升其創業概率。對于風險規避程度的考察，本文選取了“是否因害怕失敗而放棄對新業務的開展？是=1，否=0”這一調查項。關于家庭財富水平的調查，本文根據GEM 的調查項，將收入水平分為高、中、低三個等級，并設置虛擬變量引入到方程當中。

2.4 變量描述性統計

根據研究需要，本文將不具備勞動力群體、在校學生群體排除在外，并進一步刪除了主要特征缺失的樣本，最終得到了2002～2009年的混合截面數據，具體的變量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3 計量結果

3.1 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的影響

表2報告了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的計量結果。列（1）顯示，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變量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FDI 豐富了國家內部的知識存量，提供了更多的創業機會，提升了個體成為企業家的可能性。從現實來講，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的具體方式包括人員流動、示范效應、需求創造和產業間知識溢出等。從控制變量的計量結果來看，年齡變量系數顯著為正，年齡平方項變量系數顯著為負，表示創業精神與年齡呈倒“U”形曲線關系，也就是說，年齡的不斷增長會使個體創業精神呈先增后減的趨勢；女性變量系數顯著為負，表示男性的創業精神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變量系數顯著為正，這主要是因為高學歷人群創業知識豐富，有利于其創業；社會資本和高等家庭收入這兩個變量都顯著為正，表示創業精神受到這兩個變量的顯著正向影響；人均GDP 變量系數顯著為負，人均GDP 平方項變量系數顯著為正，表示變量和創業精神為正“U”形曲線關系，也就是說，人均GDP 中等的國家，創業精神最低，人均GDP 較高或較低的國家，創業精神均較高；人力資本水平變量系數顯著為正，表示一國教育水平能夠明顯地促進創業精神的發展；制度變量系數顯著為正，表示國家經濟自由程度能夠明顯地促進企業家的發展。

表2 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的計量結果

列（2）和列（3）分別報告了FDI 渠道機會型和生存型創業精神溢出的實證分析結果，與基準指標的計量結果一致，FDI 渠道機會型和生存型創業精神的跨國溢出對東道國相應類型的創業精神都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對于個體受教育程度變量，列（2）顯示變量系數顯著為正，而列（3）中該變量系數為負，并且顯著性不高，說明個體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機會型創業的概率，降低了生存型創業的概率；對于家庭收入變量，列（2）顯示該變量系數顯著為正，而列（3）的系數則顯著為負，說明家庭收入越高，個體發展機會型創業的可能越高，而發展生存型創業的可能越低；對于人力資本水平變量，列（2）顯示該變量系數顯著為正，而列（3）中該變量系數不顯著，說明人力資本水平越高的國家，個體進行機會型創業的概率越高，而該變量對個體是否進行生存型創業的影響不大。綜合上述計量結果，我們發現，在分析創業精神的影響因素時，將其按照創業動機劃分為機會型和生存型是很有必要的，否則很難得到準確的結論。

本文進一步考察FDI 渠道新產品型和新技術型創業精神溢出的影響，結果如列（4）和列（5）所示。列（4）中FDI 渠道新產品型創業精神溢出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該變量顯著提升了東道國的新產品型創業精神。而列（5）中新技術型創業精神溢出的系數不顯著，這意味著FDI 帶來的創業精神溢出對東道國市場上新技術型創業的作用不明顯。由此可見，FDI 渠道所帶來的創業精神溢出更容易通過新產品開發這種形式對東道國帶來示范作用，而核心技術研發往往是在母國內部而非東道國進行，且外資企業主觀上也會防止先進技術的擴散，因此FDI 并未帶來顯著的新技術型創業精神外溢。

3.2 不同來源國的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

當來源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時，FDI 所帶來的創業精神溢出對東道國會有何種不同影響？本文進一步考察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的異質性。

表3報告了發達國家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的實證分析結果，列（6）顯示創業精神溢出變量顯著為正，說明發達國家FDI 帶來了正向的創業精神溢出。從創業精神細分類型來看，僅有FDI 渠道機會型創業精神溢出的符號為正，如列（7）所示，且僅在10%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列（8）顯示生存型企業精神溢出的變量系數并不具有統計顯著性。這可能是由于發達國家的生存型創業率相對較低，對東道國生存型創業沒有體現出有效的示范效應。而列（9）和列（10）的結果意味著發達國家FDI 渠道新產品型和新技術型創業精神溢出亦沒有對東道國創業精神產生有效的提升作用。

表4報告了發展中國家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的實證分析結果，列（11）表示創業精神溢出基準指標的系數為正，說明源自發展中國家的FDI 亦帶來了正向的創業精神溢出。從創新精神細分類型的結果來看，列（12）和列（13）顯示，來自發展中國家FDI 渠道的機會型和生存型創業精神溢出對東道國均帶來了正向效應。從列（14）的結論來看，來自發展中國家FDI 渠道新產品型創業精神溢出發揮了正向效應，這可能是由于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外資企業本身往往并不具備先進的技術、品牌和人力資源優勢，很少能率先開發和擠占東道國市場上的創業機會，卻能夠帶來種族專有的知識，起到豐富東道國知識儲量和創業理念的作用，對東道國創業精神起到了顯著正向影響。而列（15）的結論表明，發展中國家FDI 渠道新技術型創業精神溢出的系數并不顯著，這與列（5）和列（10）的結果一致，說明FDI 渠道新技術型創業精神溢出并未對東道國該類型的創業精神產生有效的提升作用。

表4 發展中國家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的實證分析結果

總體而言，源自發展中國家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變量的系數大小和顯著性均優于表3中的實證分析結果。說明相比于發達國家，源自發展中國家的FDI 帶來了更大的創業精神正向溢出，這一結果對各國引資來源政策的調整與側重有著重要啟示作用。

4 溢出機制的探討

總體而言，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對一國創業精神具有促進作用。而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正向效應的發生是需要一定條件的，即東道國能夠充分吸收外資企業的創業精神溢出并將其商業化開發。Sobel[18]認為，一國制度安排對于知識溢出的吸收有著重要影響，在自由的制度環境激勵下，企業家更希望把資源配置給創新活動以創造更多的財富。Criscuolo 和Narula[19]的研究指出，只有具備豐裕人力資本存量的國家，才能夠有效吸收FDI 帶來的技術溢出。因此本文利用經濟自由度指數和WDI 數據，分別構建了制度因素和人力資本水平與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交叉項，來分析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效應的機制。

4.1 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的機制——制度因素

為了驗證東道國制度在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中發揮的作用，本文構建了制度因素與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變量的交叉項。表5報告了制度因素對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的影響結果。結果顯示各交叉項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在國家層面，經濟自由度加強了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的正向效應。這主要是由于經濟自由度的提高有助于建立市場制度和技術創新制度，能夠促進市場競爭，減少市場外部性，縮減交易成本，提升資源要素與技術成果之間的交流和交易的發展。只有在市場制度健全的情況下，知識技術才會得到合理估價，并能夠帶來理想回報，個體也才會具有開發意愿[16]。而如果制度漏洞百出，市場不能有效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那么知識技術的不確定性增加，重要性降低，個體開發新技術的熱情降低轉而更熱衷于利用尋租手段獲取利益。這使得東道國企業喪失了創新的熱情，哪怕東道國市場上具有前景不錯的技術，東道國企業也難以有效吸收掌握[20]。而外資企業無須任何技術特色便能獲得東道國市場，在東道國立足發展。同時，由于技術的市場價值被貶低，跨國企業內部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也很難在東道國市場有效傳播。

表5 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機制的計量結果——制度因素

續表

4.2 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的機制——人力資本因素

為了驗證東道國人力資本水平在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中發揮的作用，本文構建了人力資本水平與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變量的交叉項。表6顯示各交叉項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在國家層面，人力資本加強了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的正向效應，說明人力資本水平越高的國家，個體從外資企業中獲得創業機會，建立企業的可能性就越大。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對引進技術的重新理解和開發。個體通過認識、獲得、吸取和轉化外國技術知識，從中獲取具有開發潛力的創業機會，并進行自主的創新。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能否采用和實施來自國外溢出技術的重要先決條件就是人力資本水平。當一國具有豐厚的人力資本儲備時，個體才能迅速理解、吸收和轉化外來技術。而當一國人力資本儲備低于某一“門檻水平”時，國外技術對本土創業精神的提升作用會大打折扣。

表6 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機制的計量結果——人力資本水平因素

續表

5 結論及政策建議

創業精神對新成果轉換和提高國家層面的創新能力起到顯著的作用，在開放環境中如何有效吸收來自其他國家的創業精神溢出，提升自身創業精神，是需要各國在全球化背景下解決的問題。已有文獻大多是基于知識溢出視角或一國內部數據開展對創業精神溢出問題的討論，而關于國家間創業精神溢出缺乏系統研究。本文利用GEM 數據對FDI 渠道的創業精神跨國溢出效應進行了探討，為跨國間創業精神溢出的探索增添了新的經驗證據。本文得出的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總體來看，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帶來了更多可以商業化的知識，對東道國創業精神具有重要提升作用。從創業精神細分類型來看，FDI 渠道生存型、機會型和新產品型創業精神溢出具有較為顯著的正向效應，而新技術型創業精神溢出并沒有起到明顯效果。

第二，在區分了不同FDI 來源國之后，本文研究發現相比于發達國家，源自發展中國家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對東道國創業精神的提升有著更為顯著的正向效應。

第三，對溢出機制的考察結果說明，制度環境越完善、人力資本水平越高的地區，其吸收能力越強，能夠促進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效應的發揮，對本土創業精神起到有效的提升作用。

對我國而言，促進創業精神的發展、創建創新型國家是應對短期經濟增速下降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在對外開放背景下，本文的結論對我國如何促進創業精神的提升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第一，在現階段我國應繼續深入進行市場化取向改革，提升對外開放質量和水平，讓企業從更高層次進入全球價值鏈，從中獲得FDI、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外包所帶來的知識溢出和技術擴散。應繼續積極穩妥地加大招商引資力度，有序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著力釋放FDI渠道創業精神溢出的正向效應。

第二，從引資側重點來看，政府應深刻認識到源自發展中國家FDI 對本土創業精神的重要促進作用。具體措施包括有針對性地加大對發展中國家引資的優惠范圍和力度，創造更好的市場準入條件，在促進外資進入、優化外資結構的同時，進一步提升FDI 渠道創業精神溢出對本土創業活動的促進效應。

第三，從制度安排來看，政府應進一步加大市場改革力度，積極努力完善促進創業的相關政策，簡政放權，簡化審批流程，提高審批效率，減少創業的外部掣肘，并進一步加強創業培訓、創業教育和創業服務，為個體創業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只有不斷提升制度環境、營商便利環境和人力資本水平，“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潮才能得以涌現。

第四，從人力資本方面來看，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地區往往伴隨著較強的物質資本和技術吸收能力，更容易吸引物質資本和技術。因此，應加大對教育水平的投入力度，普及義務教育，擴大職業教育，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扶持力度，培養高素質技術人才隊伍，加大科技創新及研發的支持力度，培養科技創新人才，提高本國技術研究和自主創新能力。

第五，溢出對技術型創業精神沒有顯著效果，因此，應深化自主創新，繼續堅持內需帶動型的自主創新模式，加大對國內企業研發項目的支持力度，提升自主研發能力。國內研發是我國技術進步的主要來源，應對我國資源加以利用，對研究開發技術所需要的研發投入比例進行協調，同時需不斷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在穩固基礎自主研發的情況下，提高對消化吸收技術的研發投入，在現有技術情況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有效地利用國外溢出技術，實現從引進學習到自主創新的轉變，提高我國的技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