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新媒體對文化認同、文化適應與文化沖突的影響

俞又琪 晉藝珈

【摘 要】新媒體與全球化讓文化的空間限制解除，文化的交換擺脫束縛，二十年來新媒體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而新媒體與全球化對跨文化傳播的共同作用力，要更加洶涌澎湃。新媒體對跨文化傳播的影響與日俱增，筆者了解到全球化與跨文化、新媒體與全球化的關系，以及新媒體與全球化的合一對跨文化傳播帶來的影響，本文將在新媒體與全球化語境下，對文化認同、文化適應與文化沖突三個方面進行思考。

【關鍵詞】新媒體；文化認同；文化適應；文化沖突；影響

一、新媒體與文化適應

全球化帶引發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每年數以億萬計的人口在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之間流動，隨之而來也產生了一個問題：外來移民及流動人口的跨文化適應與社會融入狀況如何？

據相關文獻，“intercultural adaptation”與“culture adaptation”兩個概念會被使用，譯為“跨文化適應” 或“文化適應”，但學者們指出兩類概念的含義有不同，前一種指的是個體在異質文化中的“一種有意識、有傾向的行為選擇和行為調整，以幫助其應對所處文化環境的變化，而后者則具有鮮明的同化內涵，程度上比前者要廣泛和深刻，前一種概念比較適合用于對留學生等短期旅居者的研究，而后一種概念則更適合用于對長期移民的研究。

跨文化適應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媒介使用是另一項對跨文化適應具有較大影響和作用的因素。金陽詠學者的觀點被此類研究廣泛引用，如其所說跨文化適應的動機越強，則移民對東道國媒體的使用頻率就越高，而使用東道國媒體也確實幫助了移民熟悉和掌握東道國文化。簡言之就是移民通過當地媒體進一步學習語言，獲取東道國的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信息和知識。而從易得性來看，留學生使用的中國媒介還是以基于互聯網為主的新媒體為主，加之新媒體體極大地縮減了傳播的時空距離并為人際傳播提供社會支持的功能，就不難看出，新媒體在留學生等一類寄居者來說，是推動跨文化適應的重要因素。

當然也有學者指出，辯證地看新媒體在對跨文化適應的作用方面會表現出負面作用，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表達自我，有時針對兩國民眾之間沖突的觀點，不理性的言行等很可能會阻礙彼此的文化適應。

二、新媒體與文化認同

新媒體在文化認同中究竟如何起作用？新媒體所形成的虛擬環境讓其中的個體自由表達找到歸屬，作為一個互動群成員，成員會從自我認同上升到集體意識層次的社會認同，新媒體作用下的文化認同與虛擬社區文化認同的生成方式大致相同，之所以二者能相比較，我認為正是新媒體下新社區的“包容性與共同感”與文化認同的內涵不謀而合。

陳國明教授提出了文化認同的三個發展階段以及四個過程。初期、探索期與完成期的三個發展階段，我的理解就是文化認同的建構——照單全收、解構——反思、懷疑、批判與重建——信心與肯定，其形成過程還來自于自我與所屬團體之間的互動與談判協商。文化認同的最終的理想狀態就是培養出“多元文化人”，即心理具有彈性、心胸更為寬廣，迎接變化并適應變化，這是面對全球化文化混合情況下，實現跨文化認同的素養。這個觀點不禁讓我想到費孝通先生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大同美究其本質而言，就是聯結不同的美而達到的一種平衡。結合三個發展階段對這句名言在解讀：“各美其美”是指各個國家或者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價值導向，各自有一套自己認為是美的文化體系，這些東西在別的民族看來不一定美，甚至會覺得丑惡，因此在不同文化的接觸的初期會發生強迫別人遷就自己的情形；但在民族間平等地往來頻繁之后，這里需要再次強調正是新媒體得以讓不同文化對等地、頻繁地交流，大進一步能容忍“各美其美”，再之后人們才開始發現別的民族覺得美的東西自己也覺得美，這就是“美人之美”，這又高了一級境界，再升華一步就是“美美與共”，不僅能容忍不同價值導向的存在，進而能贊賞不同的文化價值，那么離建立“天下大同”就不遠了。建立“天下大同”與陳教授提出的“文化混合”的理想狀態十分相似，不在于一個統一的或集權式的權利掌握，而是在雜糅的過程中尋找出秩序，經由不斷協商談判，彼此交換文化要素與意義。

而文獻中提到的文化認同四個過程是接觸、協商、挑戰與強化。不知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文化認同的對立面是文化多元，二者是全球化語境下文化同質性與異質性、多元性與特殊性兩股勢力的辯證對話關系，這正是全球化的辯證動態的特征，如果成功化解了之間的矛盾，那么趨同的經驗會強化這種文化認同，但如果沒有解決矛盾，雙方就會走向接下來要探討的文化沖突。

三、新媒體與文化沖突

中外新聞報道巨大偏差為例證明文化價值導向之間的對抗，縱觀二十年來的新聞報道，針對同一事件，中美雙方的報道側重點截然不同，這種對立的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文化價值的對立。以災害報道為例進行比較，美國注重報道在災害事故中受災人的狀況的描述，而我國的報道側重于政府在災害發生后有哪些積極的表現，以穩定人心。之所以出現這樣的不同還得從中美的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去理解分析，美國人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有極強的人道主義精神，災害報道主要集中在人員的傷亡狀況，他們認為這是一種人性化的報道方式。中國的“集體主義”一直扎根于民眾心理，遇到大災要團結一致，相信大家能用集體的智慧來解決問題。因此，碰到災害性的報道，我們一般都會聚焦到政府的行動上，而不是單個人的身上，以強調民眾信心和社會穩定。

筆者曾經對中美兩國就同一實踐產生不同報道態度的現象很不理解，覺得美帝主義有意曲解一些事件的內涵與實質，但是現在在回顧，拋去政治因素來看的話，根本還是在于歷史發展和地理環境的因素下中美兩國在文化價值觀上有很大的差異，這里可以引用文中所提的高文化語境與低文化語境來解釋，中國屬于高語境、集體主義文化，而美國屬于低語境、個人主義文化，這就極大地影響到中美兩國在新聞報道的角度和立場上的不同。

此外新媒體改變了媒介生態，媒介倫理問題也會體現出全球化的特征，也就必然超出了原有的國家、地區與民族的地域局限，而這直接關系到文化沖突的問題。隨著全球化趨勢，文化間的差異導致我們正步入一個沖突放大化的時代。由于文化差異導致的沖突，在許多情形下往往表現為媒介倫理沖突；而媒體倫理問題不僅體現在媒體報道的沖突中，而往往成為沖突本身。有意思的一個提法就是把文化沖突與蝴蝶效應相連系：一個地方發生的一件小的事件，如果不加以及時地引導、調節，會在其他地方發生意想不到的反應，甚至會帶來全球性的影響和危害。在全球化和新媒體傳播時代，媒體倫理中存在的“蝴蝶效應”會更加明顯，甚至會影響國際關系和全球的穩定?！拔幕坏┻^敏，一切都可能發生”，恐怕是全球化和新媒體傳播時代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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