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古英語語料的使役構式演化研究

楊延寧

(華東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 上海 200241)

1.研究目的

隨著構式語法理論的日漸成熟，構式演化研究正逐漸成為一個新的研究熱點。這種現象和近30年語言學研究方向的調整密切相關。首先，語義問題重新成為近期語言學研究的核心關注。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認知語言學逐步確立其學術地位。該學派的一個重要訴求就是希望在語義研究上有所突破，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句法研究。在這個大的學術背景下，構式語法理論更是明確提出形式與意義不可分割，必須在未來研究中對兩個方面都有所兼顧。目前認可度最高的古德貝格(Goldberg)構式語法理論，更是直接將構式定義為形式和意義的整合體。這些語言學研究的進展都表明，形式與意義的關系已經成為語言學研究的重要關注點。在考慮形式與意義的關系時，任何學派的研究者都必然面對一個問題，即我們所見的形式與意義的穩定組合到底從何而來。換言之，我們必須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分析形式與意義互動的演化過程。這方面的努力已經初見端倪，很多研究者開始分析歷史語料，觀察構式演化的過程，并試圖找出構式演化的內在邏輯。但是目前國內外研究都極度依賴傳統的歷史語言學研究思路，其中最為倚重的依據是語法化理論。語法化理論有其獨特的優勢，但是并非為討論形式與意義的關系而創立。在面對新的問題時，語法化理論的應用范圍受到限制?；谶@種困境，已經有學者嘗試在理論層面有所突破，但并未取得明顯進步。

2.構式演化研究

構式演化研究的興起和構式語法理論的發展密切相關。本文無意對構式語法和構式演化研究作全面梳理，因此本節的已有研究回顧專注于兩點，即構式概念的界定和構式演化研究的困境。以此為出發點，本節還討論了利用語法隱喻理論開展構式演化研究的可能性。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借助古英語語料分析，為構式演化研究探索新的路徑，并嘗試提出構式演化模式。不同于以往研究依賴語法化理論的做法，本研究以語法隱喻理論為依托。語法隱喻理論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核心理論，相關研究眾多。但是迄今為止，還從未有學者將語法隱喻理論用于構式演化研究。本研究借助語法隱喻理論討論構式演化，主要是考慮到該理論同時關注語義層和語法層的變化，能夠很好地描述構式演化過程中的形式和意義互動關系。為控制討論范圍，本研究選擇了古英語中的使役構式作為分析對象。該類型的構式在英語中使用頻繁，對其語義特征和語法形式的描述相當清晰，不需要在概念界定上多費筆墨。以此為研究對象有利于直奔主題，專注于構式本身的演化過程。需要指出的是，如能以古英語和古漢語的使役構式演化做對照分析，研究結論必定更為堅實。受本文篇幅所限，作者已經另行撰文討論古漢語中使役構式的演化規律。

2.1 構式概念的界定和構式演化研究的困境

“構式”(construction)一說早已有之，費爾莫(Fillmore) (1976) 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開始使用這一術語。但是構式研究真正引起學界重視，還是要歸功于古德貝格(1995) 對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古德貝格明確提出構式指形式和意義的配對，其意義不能從其形式或已有的構式中推知。換言之，構式最重要的屬性就是意義上的“不可推知”(unpredictability)。本文討論的構式限定于古德貝格的構式概念，其他廣義上的構式均不屬于本文的討論范圍。古德貝格的構式理論強調形式和意義的內在聯系，在國內外都催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Goldberg，1995,2006；劉丹青，2005；陸儉明，2008；王寅，2011；Traugott & Trousdale，2013)。但是關于“不可推知”的構式義從何而來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合理的解答。國內外已有的構式研究注重的是對構式的靜態描述，對構式的演變過程一直缺乏分析(Kay，2013)。古德貝格(2006) 曾經提出構式意義在語言初始階段是多余的，它的出現是語言演進中形式和意義互動的結果。有鑒于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呼吁重視歷時取向的構式研究。

由于語法化理論在歷史語言學研究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構式演化研究的首輪嘗試基本都因循了語法化研究的路徑(Hollmann, 2003; Traugott, 2008; Trousdale, 2012; Ziegeler, 2004; 洪波、董正存,2004; 龍國富, 2013)。具體研究中涉及的構式包括：英語中的periphrastic causative、have causative 和NP+NP 構式，以及漢語中的“非X不可”和“越來越……”等構式。無論選擇哪些構式，這些研究都必須面對兩個棘手的問題。第一個，這些研究中的“構式”是否適合作為傳統語法化理論的研究對象。傳統研究中的語法化項通常指向具體的詞語或語素，即所謂的實體型構式。而古德貝格所界定的構式，關注的是詞語之間的內在關系，一般被稱之為圖式型構式。在很多情況下，傳統語法化研究中的分析對象和構式演化研究中的“構式”有著完全不同的含義。所以語法化理論是否適用于構式演化研究確實值得商榷。已經有學者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并提出對語法化理論進行調整，以便適應新的研究對象，并將新的理論稱之為構式化理論(Traugott & Trousdale，2013)。第二個棘手的問題表現在具體操作層面。語法化理論創立伊始就將關注點放在詞匯語法層面，對語義變化幾乎沒有觸及。當需要分析構式中形式和意義的配對如何形成時，語法化理論幾乎拿不出可以在語義層進行操作的分析框架。從上述討論我們不難看出，創立時間較早的語法化理論在新的構式演化研究中能起到的作用比較有限，有必要依托更適合形義互動分析的理論框架開展構式演化研究。

2.2 依托語法隱喻理論的構式演化研究

本研究試圖借助語法隱喻理論探索新的構式演化研究路徑。選擇該理論基于兩點考慮。首先，語法隱喻理論提出的根本訴求就是為了解釋形式和意義之間的互動關系。韓禮德和麥蒂森(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7) 將語法隱喻定義為：“某種語言中一組語義上同源的語法表達，其出現的背景是該語言的語義和語法范疇之間存在著復雜的互動關系?！睆倪@一定義我們不難看出，語法隱喻理論從提出之日起，就同時關注語義層和語法層的變化。更重要的是，韓禮德和麥蒂森(1999)提出了完整的語義和語法變化的分析框架，為具體語言現象的分析提供了極大的操作空間。

其次，語法隱喻理論非常注意從歷時維度對形式與意義的互動進行解釋。韓禮德和麥蒂森(1999) 認為，語言發展有三個軸線，即語言歷史軸(phylogenesis)、語言習得軸(ontogenesis)和語篇展開軸(logogenesis)。語言歷史軸討論人類語言的演化過程，語言習得軸關注個體語言習得進程，而語篇展開軸則是指特定語篇的構建過程。在語言演化的過程中，語法隱喻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韓禮德和麥蒂森(2014) 認為，語法層是構建性和再構建性都非常強的體系，有能力以不同的形式來呈現同一語義，這是人類語言革新的強大動力來源。語法再建構性屬性導致語義層和語法層的分化，并形成語言發展不可避免的大趨勢?？梢哉f，語法隱喻的出現是語言進步的必然結果。關于語法隱喻和語言演化的關系，已經有一些嘗試性研究。比如，韓禮德(Halliday)(1988) 和班克思(Banks)(2003) 分別證明，語法隱喻對科技寫作文體的形成有關鍵性的影響。Halliday (1993: 80) 更是認為語法隱喻的使用是語言發展必然要經歷的過程。他這樣描述語法隱喻和語言演化的關系：

語法隱喻甚至在古希臘時期的科技寫作中就已經出現，古拉丁語也繼承了語法隱喻的使用，并且將其進一步發展。從文藝復興開始，意大利語、英語、法語、德語、俄語和其他歐洲語言大量使用語法隱喻，達到了相當可觀的程度。

綜上所述，對于形義互動關系而言，語法隱喻是非常成熟的理論，而且該理論能夠有效揭示語言演進過程中的形式和意義如何實現互動。

依據語法隱喻理論，在語言演變過程中，語義層面和語法層面各有兩套機制在起作用。語義層的演變機制是聚合軸的語義凝聚(semantic condensing)和組合軸的語義匯合(semantic junction)，而語法層的各種變化則基于級階調整和成分轉移兩種機制。本研究關注這兩套機制在古英語的構式演化過程中如何分別發揮作用。具體的分析方法在第三節中會有更詳細的論述。

3.古英語語料和分析對象

本研究將不同歷史階段的古英語作為語料來源，并謹慎地選擇have引導的使役構式作為分析對象。在具體分析中，本文依據語法隱喻理論建構了完整的操作框架。

3.1 古英語語料

依據英語的歷史演進過程，該語言大體分為古英語(公元449—1066)、中古英語(公元1150—1450)和現代英語(公元1500至今)三個階段。古英語和中古英語無論在語法結構和主體詞匯上都有共通性，區別在于后者摻雜了大量的凱爾特語、斯堪的納維亞語和法語詞匯。而現代英語和前兩個階段的古英語已經有了明顯的區分。本研究選擇古英語和中古英語作為語料來源。除非特別說明，本文將兩者統稱為古英語，以求行文方便。古英語在公元4世紀就已見于歷史記載，但是真正留下的大規模文字記錄開始于公元8世紀。所以，本文討論的古英語語料涵蓋歷史時期起于8世紀，終于14世紀。在眾多的古英語語料中，本研究選擇了赫爾辛基語料庫(Helsinki Corpus，簡稱HC)語料庫。該語料庫由芬蘭赫爾辛基大學于1984年開始建設，分為歷史語料和方言語料兩大部分。其中的歷史語料涵蓋了英語演化的三大階段，即古英語、中古英語和現代英語，各階段語料規模分別達到了40萬詞、60萬詞和55萬詞。該語料庫還對不同歷史階段的語料以100年為時間單位進行了更細致的劃分。本研究選取的是該語料庫中的古英語和中古英語部分，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本研究使用的語料規模及歷史階段劃分

綜合表1中的數據，本研究使用的語料總規模超過了100萬詞，時間跨度近八個世紀。由于各歷史時期的語料分布不平均，具體分析非常注意研究對象在不同語料中的分布百分比。

3.2 分析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分析對象的選擇遵循了兩個原則。第一，分析的對象應該屬于Goldberg所定義的構式類型，即圖式型構式。第二，該構式應該在英語中被廣泛使用，對英語的演化有普遍的影響。由have引導的使役構式顯然符合這兩個標準。該構式的意義和形式高度相關，其構式義無法從具體的構成成分中推知。同時，該構式無論在古英語還是在現代英語中都使用頻繁，它的出現為英語提供一種重要的表意手段。具體而言，HC語料庫古英語部分中所有have 引導的使役用法都是本研究的分析對象。在古英語中have的拼寫形式為habban, 第三人稱形式hf，過去式為hfde。在HC的歷史語料中，這三種形式共出現了682次，其中321次屬于“have”的普通用法和無法判明的情況，和本研究無關。換言之，在HC古英語語料中共出現了361次have引導的使役用法，這部分內容構成了本研究的分析對象。在古英語中表示“使役”含義的還包括其他詞語，如get、make、cause 甚至是do, 為了約束研究范圍，本文只討論have的情況。曾經有學者將這幾個詞引導的使役構式進行對比分析，以說明其語法化的程度。本研究認為從使用最為頻發的have入手，從歷史演變的角度去梳理使役構式的發展脈絡，更有利于說明該構式的形成規律。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古英語中habban引導的使役構式并不都是現代英語中嚴整的 have + NP + complement 結構，而且也不應簡單翻譯為現代英語中have使役構式。在古英語的演進過程中，該構式有多種表現形式，而且一直在發生變化，如例(1)到(3)所示。

例(1)hisdohtorhenoldebutonhftniedehabban

his daughter he refuse but prison have

‘He has his daughter to be outside of prison.’

例(2)seosweostorhiewoldehabbantohirebysigan

the sister she will have to her ocuppy/employ

‘The sister wanted to have herself employed.’

then have they theirbar/enclosure behold

‘Then they had the pass closed.’

從例(1)到(3)可以看出，古英語的habban引導使役構式中，詞語habban 的位置非常靈活，可在NP之后，可在NP之前，也不一定要和NP放在一起。就算habban 和NP以前后順序出現，也可能以一個介詞來間隔。更重要的是，在古英語habban引導的使役構式中，補語成分形式多種多樣，其中包括從句、分詞、名詞、形容詞、動詞不定式和動詞。所有這些選擇在HC語料庫中都能觀察到。本研究的一個重要觀察角度就是，帶有不同補語的使役構式在出現時序上是否有規律。同時，帶有不同補語的使役構式中，habban的語義是否發生了變化也是觀察的重點。

3.3 分析方法

語料分析依據語法隱喻理論分為兩個方向，即語法分析和語義分析。每個方向都包括現象的辨識和辨識結果的檢驗兩部分。辨識依據先行確立的識別框架和分類標準進行。本研究首先進行的是語法層的分析，涉及級階調整和成分轉移。語言演進中語法單位的級階調整分為降階和升階兩個方向。英語中的降階現象極為常見，比如將小句復合體壓縮為小句，小句壓縮為詞組。漢語中這類現象也很多。王力先生(1980)把句子降階為詞組(如“人之生也，與憂倶生”)定義為“仂語化”，將詞組降階為詞(如“天下、歡喜”)稱作“仂語凝固”。呂叔湘先生(1990)也討論過這類句子轉換到詞組的現象。升階現象不是本文討論的要點，這里不再詳述。語法層的成分轉移是以“名物化”為最終趨向的。古英語、中古英語和現代英語中的成分轉移大行其道。由于其豐富的詞尾變化，這一現象表現很容易觀察到(如 open-openion, drinc-drincan)。按照語法隱喻理論，成分轉移共有13個大的類型，而級階調整可以分為三類，如表2所示。

表2成分轉移與級階調整

語義層的分析也有兩個角度，即語義凝聚和語義匯合。語義凝聚在聚合軸發揮作用，在細致度(delicacy)上提供更多選擇。語義匯合創造新的組合方式，提供更多語法空位(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漢語演進中出現的一些常見結構，都起到了語義凝聚或語義匯合的作用。比如，處置式中“把”的介詞化就是語義凝聚的表現。而動結構式將動作和其結果兩種意義組合在一個動詞性結構中(如“五稼填滿其中”)，則屬于語義匯合的情況。英語中have、make、get這一類詞的表意范圍的收窄也是語義凝聚的表現。而development、nationalization這類詞語意義的復雜化則是語義匯合的結果。

4.分析結果與討論

本節首先分析語料所呈現的habban引導使役構式的整體演變趨勢，進而討論該構式的演變過程中出現了哪些語義和語法層的改變。

4.1 演變趨勢

語料分析的結果表明，habban引導使役構式的演變趨勢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古英語演進的不同階段，該構式均有分布。HC語料基本上以100年為一個階段來劃分語料。以此為時間跨度，Habban 引導的使役構式分布狀態如表3所示：

表3 habban引導使役構式在語料中的整體分布

對比不同時期的語料和構式百分比，我們可以看到habban引導的使役構式在古英語演進過程中并沒有數量上的大起大落。不同歷史階段里，該構式的使用頻率差別并不大。換言之，該構式并不是在古英語的演進過程中實現了從無到有，而是在不同歷史時期被持續和穩定的使用。這種穩定性可能同habban本身豐富的詞義有關。在古英語詞典中habban的義項通常超過15項，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擁有類(to have、 to possessive、 to hold、 to keep、 to maintain)、操控類(to take、 to put、to place、 to be obliged)和導致類(cause to move/go/take/carry …)。在早期的語料中，這三類詞義都能參與使役構式的構建。但是隨著時間的推進，第三類語義開始逐漸成為主流。到中古英語的第III(1350—1420)階段和第IV(1420—1500)階段，HC語料的構式實例幾乎都同第三類語義有關。

在habban引導的使役構式的演進過程中，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是補語的形式。前文提到，該構式中的補語有六種形式，即小句、分詞、名詞、形容詞、不定式和動詞。不同于該構式在語料中的整體穩定分布狀態，各類型補語集中使用的歷史階段有明顯不同。表4對該構式中六類補語使用的起始時間進行了標注。

表4不同類型補語的使用時間段

如表4所示，小句型和名詞型補語在HC語料中只出現了一段時間，并沒有在古英語的演進過程中穩定下來。這兩類補語的出現都相對較早，基本在公元950年之前。而且這兩類補語通常和habban早期的“擁有”和“操控”有關，如例(4)和(5)所示：

例(4)heohabbanpuptpumeahteongitan

they have you that you might understand

‘They have you understood’ (OE—850)

例(5)mgehabbanpufullagesla

male kinsman/parents/brother have fullness happiness

‘Parents/brothers have you full happiness’ (OE—850)

其他四種補語類型從出現開始就被持續使用，而且大多延續到了現代英語中，比如分詞、形容詞和動詞類型的補語在現代英語中都有廣泛應用。比較特殊的是不定式形式的補語，其使用頻率逐步降低，到中古英語IV階段(1420—1500)，已經很難見到。下面的構式是在語料中出現較早的實例：

例(6)Hehfdehimtogamene

He have him to play

‘He have him play.’ (OE 950—1050)

相對而言，動詞形式的補語在HC語料中出現相當晚，所有的使用都出現在中古英語的IV階段以后。換言之，不定式補語基本上和動詞補語形成了銜接關系。這很可能和中古英語到現代英語的轉化過程中英語徹底走向SVO語言有關。HC語料中的動詞補語用法和現代英語幾乎沒有差異，如例(7)所示：

例(7)ifyouwill,youshallhaueWinterjustifieittoyourFace. (OE 1500—1570)

4.2 語義及語法層的改變

相對于整體演化趨勢，本研究更關心habban引導的使役構式在接近8個世紀的歷史演進中，語義和語法層面有哪些改變，以及這些改變有怎樣的互動關系。4.1節對habban詞義的變化已經進行了基本的描述。從這種變化不難看出，habban引導使役構式的過程中，語義凝聚的現象非常明顯。原本豐富的語義選擇逐步集中到第三類語義，其表達細致度大幅度降低。這一語義凝聚過程可以用圖1說明：

降低表達細致度對構式的穩定是優化的選擇，有利于語言使用者減少選擇項，也有利于語言學習者更快地掌握特定構式?，F代英語中的have在引導使役構式時，表達細致度已經非常低，其語義已經高度抽象化。借助古英語語料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該趨勢一直隨著歷史進程穩步推進。

圖1 habban 的語義凝聚過程

語義匯合的情況在habban引導的使役構式中體現得更為清晰。從表4中我們不難發現，以分詞為補語是古英語中使用最為持久的使役構式形式。古英語的變格遠比現代英語完備，在使役構式的分詞補語中，語義匯合的情況展現得非常清楚，如例(8)所示：

例(8)habbanpatmgen&scearpselepcigean

have that great & sharp hall taken

‘have that great and tall hall taken’ (OE 850—950)

除后綴-an,古英語中還有一部分動詞通過加前綴(如ge)的方法來完成分詞化。這些前綴和后綴中原有的all collective 或者intensive force 的語義已經和動作語義發生了匯合。語義匯合對于構式的穩定同樣是有利的。匯合后的語義能被進一步修飾，在系統中提供了更多的語法空位。

語法層的級階調整和成分轉移，在古英語habban引導的使役構式演化中都能觀察到。就級階而言，該構式的總體趨向是由雙小句到單小句的降階過程。無論是小句還是不定式作為補語，該構式的基本結構都是兩個實義動詞支撐的雙小句結構。而最終穩定下來的分詞和動詞補語都是單小句結構。比如下面的例(9)和例(10)分別出現古英語的IV階段(950—1050)和中古英語的II階段(1150—1250)，時間相差超過200年，但表示的語義基本相同。通過對兩者的對比分析，我們能明顯看到這種雙小句到單小句的轉變趨勢。

從這個實例中，我們也不難看到成分轉移的跡象。例(9)中的“事物”成分已經轉變為例(10)中的“性狀”成分。這種成分轉移的趨勢在HC語料庫的構式實例中表現得非常清楚?；镜囊幝墒?，當小句型或不定式補語發生演化時，其總體指向是從“過程”成分到“性狀”成分。而名詞性的補語發生演化則主要涉及“事物”成分到“屬性”成分的轉移，如例(9)、(10)所示。3.3節的表2列出了級階調整和成分轉移的所有可能性。利用此表，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標注出habban引導使役構式在語法層的改變。成分轉移主要涉及第5類和第13類，而級階調整則是從小句復合體到小句的降階。如表5所標注：

一旦語義層和語法層的改變得以明晰，我們更關心的是兩類改變之間如何相互影響，進而形成“不可推知”的構式義。從habban引導的使役構式看，語法層的改變顯然先于語義層的改變。古英語不同階段的各種語法形式都服務于“使役”意義表達這一共同目的。但是有些形式和意義的配對出現較早，比如帶小句補語的使役構式，可以稱之為“一致式”配對。另外一些則出現較晚，比如帶動詞補語的使役構式，屬于“隱喻”式表達。正如韓禮德和麥蒂森(1999)指出的，語言的演進是“一致式”配對到“隱喻”式的不斷推進。 古英語habban引導的使役構式中，語法層的“一致式”表述基本屬于雙小句結構，而“隱喻”式表述則是單小句結構。這種雙小句復合體向單小句結構推進的模式是該構式語法演化的主線。兩類成分轉移屬于這條主線影響下的具體表現。

表5habban使役構式演化中的成分轉移和級階調整

語法層的改變并不是獨立的，對語義層有明顯的反向作用。最初為表達特定語義而產生的語法形式，會在語義層帶來很多新的變化和選擇。從babban引導的使役構式的情況看，雙小句到單小句的推進伴隨著語義匯合和語義凝集。這兩個變化使該構式的表達細致度下降，穩定性提升。同時該構式的系統性更強，抽向性更高。這些語義變化都有利于構式的進一步穩定。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該構式能一直延續到現代英語中。語義層面的變化是不可控的，事實上無規律可言。我們觀察到的無非是語言演進的真實過程。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只有構式的系統性和穩定性都不斷提升，構式才能被持續使用。如果有些形式和意義的配對出現后，系統性和穩定性都更差，就有可能消失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更重要的是，穩定的構式會在語言系統中提供更多的可填充語法空位，進而提升構式能產性。由此產生的新的語義其實就是不可推知構式義的根源?；趯abban引導使役構式的討論，本研究提出構式演化的基本模式，如圖2所示：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里提出的構式演化基本模式不僅針對古英語中的使役構式，作者對古英語和古漢語中另外三類構式的分析也驗證了該模式的可靠性。受本文篇幅所限，這里不再詳述。

圖2 構式演化的基本模式

5.結論

語言演化研究是語言學的根基。如果我們不知道語言從何而來，自然不容易理解當下的語言現象。本研究選擇英語中極為常見的have引導使役構式作為研究對象，借助古英語語料探究其演進脈絡。以此為基礎，本文借助語法隱喻理論分析使役構式的演進規律，并提出了構式研究的基本模式。Have引導使役構式在古英語中的使用即表現出了持續性，也有明顯的演進趨勢。也許是由于更早期文獻的缺乏，have引導的使役構式在古英語中并非從無到有，而是穩定持續的使用。但是該構式的內部結構和成分都在發生著變化。其語法層的總體趨勢是從雙小句到單小句結構的推進，同時伴隨著補語成分指向明確的轉移。這些語法層的改變反向催生語義匯合和語義凝聚，使該構式的穩定性和系統性不斷得以加強。本研究雖然專注于單個構式的分析，但是依然清楚地呈現了構式演化的基本模式。

相對于上述現象總結，本研究試圖提供一些建設性的結論，服務于下一步研究。首先，本文認為構式的演變的基本趨向是在語義匯合和語義凝聚兩個方向不斷獲得加強。其結果是在語言系統中不斷增加語義選擇點，實現語義資源的擴充。就具體過程而言，構式演化的走向遵循三個基本規律：

(1)降低表達精細度，提高構式能產性。

(2)實現表達系統化，提升構式抽象性。

(3)增加可填充空位，強化構式結構性。

蘭蓋克(Langacker) (1987) 曾提出人類的五個關鍵認知能力，即entrenchment、abstraction (schematization)、categorization (comparison)、composition 和association。不難發現，三個規律中的能產性、抽象性和結構性和這些關鍵認知能力有著密切的關系。構式作為形式與意義的配對，應該在其演化過程中不斷體現人類的關鍵認知能力。因此，本文認為構式演化應遵循上述三個基本規律，凡是符合這些規律的構式演化過程就會比較順暢，能夠形成穩定性較高的表達模式。而不符合這些規律的構式會在語言演進過程中逐步被廢棄或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