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理論研究與實踐考量

于建威

摘 要：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經過了長時間的探索，終于在2018年正式寫入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法律條文當中。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廈門集美區等試點地區的實踐情況分析，結合現階段法律條文規定等方面進行思考和研究，探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定罪、量刑和行刑過程中的應用，并根據研究結論提出了改進和完善的理論建言。

關鍵詞：刑事訴訟法;認罪認罰從寬;法律分析;案例研究

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指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同意人民檢察院量刑建議并簽署具結書的案件，可以依法從寬處理。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之政策支撐

（一）刑事政策背景

1949年以來，我國的刑事政策進行了幾次重大轉變，首先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然后到了1983年的“嚴打”;最后，2005年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提出的“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對于“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理解，其中“寬”正是體現對犯罪分子寬大處理的要求，犯罪分子如何得到從寬處理的待遇，這就引出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產生，因此“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我國刑事政策不斷發展過程下的產物。

（二）員額制改革背景

2014年以來，全國檢察院和全國法院員額制的推行初見成果。經過深入改革，全國法院法官的總數從改革前的21萬左右，降低為現有的12萬左右。直接導致許多地區的“案多人少”和“案件分布不均衡”問題，致使檢察官、法官工作壓力與日俱增，在此背景下繼續試點速裁程序借以減輕檢察院和法院的工作壓力，降低訴訟資源。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一款，刑事速裁程序要件之一就需要被告人認罪認罰。由此“員額制”改革到速裁程序亦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產生背景。

（三）和諧社會背景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的通知，其中提到“對于所犯罪行不重、主觀惡性不深、人身危險性較小、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要依法從寬處理?！睂τ谝陨咸岬降倪@類犯罪分子如果其認罪認罰，對其從寬處理能夠引導其他社會成員對法治社會的理解，進而會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試點及立法情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6年11月印發《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正式啟動試點工作。截至2017年11月底，18個試點地區共確定試點法院、檢察院各281個，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審結刑事案件91121件103496人，占試點法院同期審結刑事案件的45%。其中檢察機關建議適用的占98.4%。2018年新刑訴法修改之后，“認罪認罰”正式出現在《刑訴法》條文之中。

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踐考量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具體實踐中體現在各個法院定罪、審判量刑、最終行刑多個環節的實踐之中。

（一）在定罪過程中的應用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定罪過程中的應用主要是指，根據相關的司法解釋將犯罪嫌疑人在犯罪過后的一系列表現，作為其犯罪情節的影響因素，將其作為定罪的依據。如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在其中的第9條規定未成年人“案發后如實供述盜竊事實并積極退贓”與其他因素一起作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情形，作為影響犯罪成立的因素。

（二）在量刑協商程序中的應用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首創“分級激勵”機制，分級量化來確定認罪認罰從寬的幅度。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偵查、審查起訴、審理的不同訴訟階段認罪認罰的，按遞減原則分別給予基準刑30%-10%的從寬激勵”分級量刑激勵機制。由此可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促進各個階段的資源節約。

（三）在行刑過程中的應用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行刑過程中主要體現在緩刑、減刑和假釋的適用過程中。比如在適用時要求“行為人犯罪后有積極退贓、真誠向被害人道歉、在羈押期間遵守監管規定等‘悔罪表現”，法院將“悔罪表現”作為其認定“確實不再危害社會”的標準。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11月21日《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確有悔改表現”包括罪犯的認罪悔罪、遵守監規、參加教育以及參加勞動等。在符合以上條件時，可以適用緩刑、減刑和假釋。

四、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建言

（一）偵查階段認罪認罰的弊端

偵查階段的主要任務是調查犯罪事實，通過調查犯罪事實的邏輯過程搜集相關犯罪證據，而不是與犯罪嫌疑人進行協商，如果因為與犯罪嫌疑人進行協商而導致先入為主的思想，從而放松對證據的收集、甄別，一方面可能隱匿其他犯罪過程;另一方面，會引起過分依賴口供，只收集能夠證明其犯罪的證據，易造成冤假錯案。

（二）認罪認罰不等于沒有社會危害性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最終的結果是落在“從寬”這個詞上的，而“從寬”的前提應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沒有社會危害性的前提下給予其“從寬”的待遇?，F實的情況可能是：一部分人漠視法律的懲罰，不在意法律懲處的情況下認罪認罰;另一部分人，是為了獲得出獄佯裝認罪認罰，通過外部的表現無法看出內心的真實意圖，甚至一經釋放就急于復仇、報復。也就是說沒有社會危害性這一前提的真實性無法得到保障。

（三）容易形成“辯訴交易”

西方國家的辯訴交易，就是在國家權力與被告人之間進行的一種“認罪活動的討價還價”行為。雖然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同于美國的“辯訴交易”，但是不能否認，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認罪認罰的過程中，涉及到公安、檢察院、法院等部門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許諾，而這種許諾則是通過公權力部門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協商”，在這種情況下不可避免的造成公權力的傾斜。

綜上所述，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個綜合程度較高的制度，需要結合刑事政策、刑事實體法律以及刑事程序法律等多方面考慮、多角度完善，統籌規劃、仔細考量，結合運用刑事速裁程序，最終實現保障、促進司法公正。在應用過程中，對疑難的問題多方思考。另外應當有認真負責的態度，系統的解決問題，針對改革方案重要環節不能遺漏，妥善解決其中的關鍵問題。不僅享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帶來的便“利”，更需要積極應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帶來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