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蕉綠葉濃
——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蕉葉紋枕

文／李光輝

枕是人們生活中極為常見的臥具，蘊含著豐富而獨特的文化內涵?？脊虐l現及文獻記載中的枕包含瓷、玉、石、銅、木、皮、布等各種材質，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瓷枕實物出土于河南安陽隋開皇十五年（595）張盛夫婦合葬墓。瓷枕的造型與裝飾不僅蘊含著實用、舒適等功能，而且融合了當時的社會文化、藝術乃至政治因素，傳遞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

以植物紋為裝飾起源較早，可追溯到六七千年前?？脊抛C實，人類剛剛進入農業采集社會時，植物紋飾便已出現，新石器時代的馬家窯文化彩陶器上，先民精心地將單片的花瓣、葉片等植物形態繪制其上，還制作了環繞在陶罐上具有立體手感的藤狀植物造型[1]。漢代，植物紋飾已十分普遍，在造型和寓意方面均有較大突破。然而，跨過三國兩晉南北朝，植物紋并未在陶瓷裝飾中發展起來。南北朝時期的蓮花紋可視為宗教紋樣，與植物并不相關。緊隨其后的隋朝青瓷上大量出現印刻花卉紋裝飾，實際上仍在沿襲南北朝瓷器的宗教情懷[2]。直至唐代，植物紋方才進入陶瓷裝飾中，此時陶瓷裝飾仍以釉色為主，除長沙窯一枝獨秀外，其他窯口未見朝此努力者。宋代，進入植物紋飾發展的巔峰時期，植物紋逐漸取代動物紋成為主流紋飾，風格上開始趨向寫實，且融入了更多的繪畫意象。[3]

圖一 北宋“嚴家記”綠釉劃蕉葉紋八角形瓷枕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

二

芭蕉之名，來源于它獨特的生長特性：“蕉不落葉，亦蕉一葉舒則一葉焦而不落，故謂之蕉也”[4]。即芭蕉長出新葉后，會有一片舊葉隨之干枯卻不脫落。干而不落的部分俗稱巴，巴與焦相通，因而以“芭蕉”來指稱這種植物。芭蕉是芭蕉科芭蕉屬的一種植物，但古時對植物的區分不如今日確切，常把與芭蕉相似的大葉蕉類植物統稱為“芭蕉”或“蕉”。古文獻中常見的主要有三種：以食用為主的香蕉、以觀賞為主的芭蕉和以制取纖維為主的蕉麻。

芭蕉性喜暖熱氣候，不甚耐寒，主要分布在淮河—秦嶺以南地區。西漢武帝時，芭蕉作為“奇草”被引入黃河以北地區進行栽培，《三輔黃圖》云：“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5]，“甘蕉”即芭蕉。這也是關于芭蕉園林栽培的最早記載。東漢末年，芭蕉的果實已成為貢品，“燮每遣使詣權，致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6]。同時，隨著佛教的傳入，芭蕉這種在佛教源地也廣泛種植的植物，因其“理分分，?而解之。中了無心何有牢固”以至“虛無不實，速消歸盡”的特征，而被佛經用來闡釋“蔭蘊”皆空的教義。[7]南北朝時期，佛典被大量翻譯，佛教對芭蕉的譬喻也深深地影響著當時文人的體悟，謝靈運的《芭蕉》就是植根佛教經典而作，以芭蕉比喻性空不堅。同時，芭蕉也因不堪風雪的易逝秀姿，而得文人流連吟詠，開始出現在文學作品中。[8]

中唐以后，芭蕉性空之喻愈發深入人心，文人墨客已經非常熟悉這種外來植物，芭蕉形象被更多地引入詩詞歌賦乃至書畫當中。唐詩中含有芭蕉的詩文有128首，其中，有對芭蕉形態美的細致描繪，也有雨打芭蕉的聽覺體驗，更有文人蕉葉題詩的雅致展現，侍女芭蕉映襯的唯美刻畫。與唐詩中幽雅淡然的芭蕉相比，宋詞中的芭蕉則展現出更多的浪漫旖旎。宋人非常喜歡將芭蕉與其他植物形成顏色對比之美，“紅了櫻桃，綠了芭蕉”“映階紅葉翻，芭蕉籠碧砌”等都道出了紅綠反襯的視覺美[9]。白居易《夜雨》“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聲”，李煜《長相思》“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等又為芭蕉賦予了哀愁別緒的浪漫主義色彩[10]。

“永嘉南渡”后，南方經濟文化逐漸繁盛，南唐、后蜀等小國君臣愛好風雅，形成極有規模的文學集團，這些地區又是芭蕉生長的最佳區域，這便為“植物君子”——芭蕉走入人類審美視野提供了契機[11]?！敖吨蓯墼谌~”[12]，芭蕉以觀葉為主，其形狀和色彩都引人注目。又因芭蕉葉大，同時，“芭”的發音與“發”字相近，易于討口彩，芭蕉也就成為象征“家大業大”“開枝散葉”的吉祥植物，被民間廣泛接受和流傳。

對于普通市民階層來說，瓷枕是其生活的必需品。曾有購買瓷枕的消費者在枕底墨書瓷枕價格：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磁州窯金代《雙鴨戲水圖》豆形枕，底部墨書“……價錢四十□（文）謹記泰和元年（1201年）六月十九日置并亞……”[13]；美國布魯克林博物館藏磁州窯金代虎形枕，枕底墨書“壬庚正月十三日置到枕子價卅一文足”[14]；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金代黃綠釉劃花、印花單邊如意頭弧方形瓷枕，底部墨書：“承安五月三十日買一十八文足□”[15]。結合金人的生活水平可知，大定年間，官府手工業作坊的匠夫均有俸給，“工匠……日支錢五十（文）……百姓夫每日支錢一百（文）”[16]，可見瓷枕的定價對于普通民眾日常收入而言并非高昂，而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因此面向廣大普通市民制作和銷售的瓷枕，自然也開始吸收和借鑒蕉葉紋這種得到社會上下一致認可的紋樣，并應用在瓷枕的裝飾之中。

明清時期，芭蕉不僅在詩詞歌賦中被詠唱和描繪，亦成為園林建筑藝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常與太湖石相伴植于窗前墻角院落中，二者一柔一剛，一秀雅一丑怪，形成蕉石小景。雖然自然界的植物葉子大多數是以綠色為主，但是芭蕉葉的青翠濃綠與眾不同，詩人“為愛芭蕉綠葉濃，栽時傍竹引清風”[17]，體悟“剪得西園一片青，故將來此惱詩情”[18]之趣。鄭板橋的七言絕句《詠芭蕉》：“芭蕉葉葉為多情，一葉才舒一葉生。自是相思抽不盡，卻教風雨怨秋聲?！闭怯冒沤度~來比喻自己的情感，表達對閑情逸致脫俗生活的追求。[19]

與其他器型上以二方連續的帶狀經典裝飾紋樣不同的是，瓷枕上的蕉葉紋多著意突出蕉葉的形狀特征，或以蕉葉為樹，置園林庭院庇蔭處以顯優雅靜謐。

圖二 宋-金綠釉劃蕉葉紋花瓣形枕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

三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自1992年入藏楊永德伉儷捐贈藏枕以來，不斷加大對枕文物的征集力度，迄今已收藏枕類藏品700余件，其中有多件蕉葉紋瓷枕，特色鮮明。

北宋“嚴家記”綠釉劃蕉葉紋八角形瓷枕，通體施綠釉，枕面八角形開光內刻劃蕉葉紋（圖一）。工匠以近似工筆寫實的方式，先用鋸齒紋連續刻劃出葉子的輪廓，然后以直線刻劃出葉子的主脈紋，再以梳篦紋依主脈向外重復排劃，3片蕉葉幾乎占據了整個枕面。枕的8個側面交界處均有竹節形立柱，各面模印花卉紋飾，底部戳印“嚴家記印”款。

另有一件綠釉劃蕉葉紋枕（圖二）則呈花瓣形，枕面開光內刻劃4片蕉葉，枕側戳印圓圈紋。蕉葉與花形枕面相映襯，別有一番風味。

綠釉蕉葉紋枕是宋代吉州窯的特色產品，主要有兩種器型，一種是如意形瓷枕，一種是八角形瓷枕。枕面多是用刀、竹簽或鐵針等工具在已干或半干的陶瓷坯體上刻劃3-5片蕉葉，以4片為主。燒造時先將瓷枕坯胎放入低溫窯爐中進行素燒，出窯后以鉛為熔劑、氧化銅為著色劑進行施釉，施完釉再二次入窯燒造，并控制窯溫使之在氧化焰下將所施的釉形成純綠的顏色，瓷枕的瓷化程度較低。[20]

由于吉州窯燒制瓷枕時多采用泥片拼接而成，八角形瓷枕則形成大小10個面，因此立面的邊棱多模印竹節柱，頗有 “一叢萱草，幾竿修竹，數葉芭蕉”的韻味。又因瓷枕多在夏天使用，綠色的竹節可以增添清涼之感，從而增加產品的銷路。[21]

圖三 民國景德鎮窯粉彩人物長方形瓷枕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

圖四 民國景德鎮窯彩繪人物瓷枕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

目前，見諸報道的綠釉蕉葉紋枕數量不多，“嚴家記”款僅有3件，均為八角形枕，除前述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枕外，其余兩件分別是：1988年江西省彭澤縣南嶺農業科技大樓基建工地出土，現藏彭澤縣文物管理所的南宋綠釉“嚴家記”蕉葉紋八角形枕，枕面刻劃4片蕉葉；安徽省歙縣博物館藏宋綠釉刻蕉葉紋枕，枕面刻劃5片蕉葉。明曹昭《格古要論》記有“吉州窯……宋時有五窯”。這3件瓷枕上“嚴家記”的款識，證實古書記載的宋代吉州窯確有舒、嚴、陳、曾、郭五家窯，款識分別為：舒家記、嚴家記、陳家印置、曾家記號、真郭家枕等。

民國景德鎮窯粉彩人物長方形瓷枕（圖三），畫面中心描繪了庭院中兩名孩童在女子身旁玩耍的場景，左側花叢中立有一株芭蕉，與右側的花樹相映成趣，畫工著意凸顯畫中人物自由的精神和生活狀態，女子與兒童在蕉蔭的庇護下，怡然自得。

明清以后，芭蕉開始進入俗文學領域，在戲曲、小說中大量出現，《紅樓夢》中就多次出現對蕉葉的描繪，這些文學題材也被能工巧匠應用到瓷枕的裝飾中去。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有一件民國景德鎮窯彩繪人物方形瓷枕，枕面及枕前側彩繪《紅樓夢》題材的故事人物紋，如黛玉葬花、寶琴尋梅、共讀西廂等。在其中一側的枕面上，兩名女子一坐一立，坐于石臺之上的女子背后有一株芭蕉，應是“蕉下客”探春（圖四）。匠師以不同顏色的蕉葉分割了空間層次，使畫面有虛有實，生動形象。

古人愛植芭蕉于窗前，用于裝點單調的窗子，窗子也成為欣賞芭蕉的獨特視角，西漢南越王博物館所藏的一件19世紀末的彩繪人物方形瓷枕（圖五），枕面便描繪了“窗外芭蕉窗里人”的場景，一對身著日本服飾的男女在窗前貼耳私語，一株芭蕉靜置窗前。

圖五 19世紀末彩繪人物方形瓷枕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

四

陶瓷枕不僅滿足了人們睡眠的需要，也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它的裝飾與使用者的生活地域、社會地位、生活習俗、個人喜好以及文化傳統等方面密切相關。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瓷枕融藝術、民俗、保健于一體，以其獨特的造型，多彩的裝飾，集雕、鏤、寫、畫、印等技藝而獨步藝林。

芭蕉因其葉、花、姿態等方面的形象特征以及整體呈現的獨特風韻，逐步進入到瓷枕藝術的裝飾中。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蕉葉紋枕，形式多樣，蕉葉紋飾兼具寫實與藝術性，既有著意描繪芭蕉葉鋸齒狀邊緣特點的古樸奔放，也有以蕉葉為樹，表現園林庭院庇蔭處的優雅靜謐。通過欣賞這些瓷枕，我們可以更好地領會古人對芭蕉的吟詠與賞析，獲知古人寄托在蕉葉紋瓷枕上的吉祥愿望，與古人進行跨越千年的精神對話。

[1]王靜：《淺議經久不衰的中國傳統植物紋飾》，《大眾文藝》2012年第22期。

[2]馬未都：《瓷之紋》，故宮出版社，2013年，第65頁。

[3]韓虹宇：《芻議我國宋代植物紋飾的意蘊》，《藝術品鑒》2015年第6期。

[4]（宋）陸佃：《埤雅》，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71頁。

[5]《三輔黃圖》。

[6]（西晉）陳壽：《三國志·吳志》卷四《士燮傳》，中華書局，1971年，第1193頁。

[7]陳竺同：《漢魏六朝之外來譬喻文學》，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語言文學?？?930年第3期。

[8]李溪：《從芭蕉圖像看佛教藝術與文人情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9]鄧文莉：《芭蕉的文化意蘊及其在中國古典園林中的應用》，《建筑與文化》2017年第12期。

[10]張珍：《賈探春與植物文化研究》，河北師范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6-27頁。

[11]徐波：《中國古代芭蕉題材的文學與文化研究》，南京師范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5頁。

[12]屈大均撰，鄧光禮等注：《廣東新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3頁。

[13]葉喆民主編：《中國磁州窯·下》，河北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389頁。

[14]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編：《觀臺磁州窯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565頁。

[15]同 [14]。

[16]《金史》卷五八《百官四》。

[17]胡仲弓：《芭蕉》，《全宋詩》第39805頁。

[18]朱少游：《芭蕉》，《全宋詩》第44454頁。

[19]劉樂君、胡旋尹：《瓷上蕉葉——五彩瓷中蕉葉紋圖式變遷》，《中國陶瓷》2016年第9期。

[20]羅輝：《吉州窯綠釉瓷枕的裝飾藝術探討》，《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

[21]陳玉琳：《宋綠釉刻蕉葉紋枕窯口探究》，《收藏》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