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可以依法設立遺囑信托

柏高原 湯杰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睹穹ǖ洹肥俏覈谝徊恳苑ǖ涿姆?，在法律體系中居于基礎地位。有人戲稱，法學人“一生所學、毀于一旦”。的確，從法學人視角看，隨著《民法典》施行，《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收養法》《擔保法》《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及《民法總則》九部法律將同時廢止。當然“毀于一旦”的說法的確也有些夸張，因為從具體條文看，《民法典》并非是顛覆性的，而是在繼受原有法律基礎之上的漸進式的創新。其中一項值得關注的條款是關于遺囑信托的，即《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條第四款之規定？ 自然人可以依法設立遺囑信托。

《繼承法》35年未修訂但財富形式和繼承理念早已變化

自1985年我國《繼承法》頒行至今，已有35年時間。其間《繼承法》一直沒有進行過任何的修訂。但過去35年中，我國的經濟、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財富的數量和形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如不動產、公司股權等形式的財產大量出現。其次，社會經濟關系更加復雜化，財富形式多元化的同時，債權債務關系也更加復雜，遺產處理不當不再是局限于家庭內部的矛盾，對其他利害關系人也將產生重大影響。再次，繼承理念的變化?，F代社會中，繼承不再是簡單的財產的代際傳承，而是包含了諸如公益慈善、回報社會的需求，或者希望財富（如家族企業股權）集中持有、不因創始人身故而分散等等。最后，家庭結構的變化和老齡化社會的來臨，也使得民眾對財富傳承有了新的要求。

但是當前的《繼承法》存在諸多的缺陷，與時代背景有所脫節。第一，傳統的《繼承法》注重遺產所有權的轉移，而忽略了遺產的管理、運營。當前《繼承法》主要圍繞財產代際轉移展開，通過法定繼承、遺囑繼承或遺贈等方式，將遺產從被繼承人處轉移至繼承人。但對于遺產處理過程中，其他利害關系人（如債權人）利益的保障偏弱。再比如，沒有考慮到企業股權這樣的特殊遺產繼承過程中的復雜性，在被繼承人去世后至遺產分割完畢前的期間內，如果公司管理、運營不當，必然導致遺產價值的貶損。第二，傳統的《繼承法》強調了遺產的一次性轉移，但是忽略了民眾對財富多次轉移的需求。在傳統《繼承法》下，一旦繼承完成，繼承人就取得了遺產的完整的所有權，其再次處分財產的權利是充分得到保障的。這樣一來，對于那些希望財富能夠在不同時期內由不同的人享有遺產利益的被繼承人而言，他們的需求是無法被滿足的。第三，強調繼承主體的現實性，缺乏對未來的家庭成員的前瞻性保障?，F行《繼承法》雖然對胎兒的繼承份額做出了保留的規定，但是對于遺產分割完畢后的胎兒或出生的人，則無法使其獲得遺產?？傊?，創設于上世紀80年代的《繼承法》或許滿足了當時社會、經濟背景下的傳承需求，但在環境已然巨變的當下，顯得有些落伍。

新型財富傳承方式“遺囑信托”解決企業股權分散的問題

《民法典》第六章繼承編，總體上是繼受當前《繼承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修改之處可謂“零星”，但“零星”修改卻蘊含著極為豐富的想象空間。在繼承編下的“遺囑繼承和遺贈”一章，通過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條共計四款，先后規定了遺囑執行人、遺囑繼承、遺贈和遺囑信托。自此，遺囑信托作為一種遺產處理的方式之一，與遺囑繼承和遺贈并列，成為了民眾可選的財富傳承方式。

所謂遺囑信托，是指遺囑人以遺囑的方式設立信托處分身后遺產的制度。遺囑信托橫跨繼承法和信托法兩個法域，是兩者的結合。這樣一種財富傳承方式，在以下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第一，財產轉移。按照信托法理，信托的設立意味著財產轉移至受托人名下。在遺囑信托中，訂立遺囑之人去世時遺囑生效，而后遺產并非在當前的繼承人中分配，而是需轉移至受托人名下，由受托人對遺產進行管理處分。第二，受托人需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做出管理行為，受托人所付義務為信義義務。信義義務是法律默示的最高標準的義務，它要求受托人需勤勉盡責、忠實于受益人。第三，遺囑信托所對應的遺產擁有了獨立性。遺囑信托中的遺產，不得被繼承人們所分割，這與一般遺囑和遺贈下的遺產不同。遺囑信托下的遺產雖然由受托人持有、在受托人名下，但是遺產為信托財產，不歸屬于受托人。受托人的自身風險不波及該信托財產。獨立性還意味著信托財產不直接歸屬于受益人。第四，遺囑信托的生效不以受托人的承諾為條件。一般認為，遺囑在立遺囑人去世時生效，遺囑信托也應遵循此法理。但如果立遺囑人未事先與受托人達成一致的，可能存在受托人拒絕擔任受托人的可能性。這時可依據遺囑的規定選任；遺囑沒有規定的，受益人（受益人不適合的由其監護人）另行選任受托人。受托人承諾信托的，信托成立。

正因為遺囑信托的諸多特征，使得遺囑信托作為一種新型的財富傳承方式，能夠彌補傳統繼承方式的缺陷。首先，遺囑信托下的財產獨立性，使得遺產不再直接面臨分割，而是可以集中持有。這對于以股權為主要財富的企業家群體，是極具吸引力的。企業股權的分散意味著控制權的分散、甚至控制權的旁落，這對家族企業是一種致命的打擊。遺囑信托則恰恰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通過設立遺囑信托，在家族企業創始人去世后，將創始人名下的股權轉移給受托人，而不是像傳統的信托那樣去分割股權。其次，信托所具有的靈活性特征，還可以使得信托財產的管理權和收益權實現分離，比如股權對應的參與企業管理的權利（諸如參與表決、選任管理者）可以交由家族成員中部分擁有企業管理經驗的人來行使，但是股權所產生的收益則可以由全體家族成員來共享。再次，遺囑信托可以實現在不同的時期，將信托財產所產生的收益由不同的人享有。例如，一方配偶設立了遺囑信托，把另一方配偶和孩子作為受益人，并附條件約定在世的另一方配偶如過世或再婚，則該另一方配偶不再享有受益權，屆時由子女享有受益權。傳統的遺產繼承方式是無法實現這樣的個性化訴求的。在沒有遺囑信托的情況下，另一方配偶作為法定的第一順位繼承人，將取得部分遺產且對這部分遺產擁有完整的所有權。將來，另一方配偶對外贈予或再婚，其所繼承的遺產難免發生易主。最后，遺囑信托可以讓立遺囑人實現多重目的，如將財富照顧多代后代，甚至將未出生的后代作為受益人。這突破了《繼承法》的限制，因《繼承法》僅保護了遺產分割時胎兒的利益，對于以后的后代則無法顧及。遺囑信托還可以將私益與公益目的同時實現。如財產本身用于受益人的分配，但財產所生收益用于公益慈善事業。

配套的信托稅收法律和信托登記制度不可忽視

遺囑信托是遺囑與信托的結合。但遺囑信托究竟是信托的下位概念，還是遺囑的下位概念，長期以來是有爭議的。這個問題的確是一個“枯燥”的理論問題，但從立法和財產登記管理制度的角度，卻也是一個基礎的問題。遺囑信托，如作為遺囑的下位概念，在辦理財產變更登記的問題上，則可以納入當前的財產登記制度中去。而如果把遺囑信托界定為信托的下位概念，財產登記的觸發原因則為“信托”，那么現有財產登記制度或需做較大變動方可將遺囑信托融入。筆者認為，此次《民法典》雖然僅有13個字描述遺囑信托，似乎可以理解為將遺囑信托更加傾向于強化遺囑的屬性。這樣一來，就遺囑信托而言，《民法典》為一般法，《信托法》為特別法。在一些財產登記制度方面，按照遺囑屬性的邏輯去完善現有的財產登記制度，面臨的阻力可以說是最小的。此外，遺囑信托的落地，得益于《民法典》繼承編中完善了遺產管理人和遺囑執行人的相關條文，因此遺囑信托想必會成為我國民眾財富保全和傳承的一個更為普惠性的工具。

臺灣地區的《信托法》也規定有遺囑信托，臺灣地區以銀行業金融機構為主擔任受托人。我國內地與臺灣地區同根同源，幾乎在同一歷史時期頒布了各自的信托法。因此臺灣地區遺囑信托的經驗，值得內地借鑒。臺灣地區遺囑信托業務發展的早期，通常由委托人與受托人簽訂合作意向書，確定雙方意愿。待委托人去世則遺囑即刻生效，而后遺囑執行人與受托銀行簽訂信托約定書，遺囑執行人辦理申報遺產稅及財產交付信托?，F在臺灣地區信托業對業務模式有所調整：由委托人與受托人比照信托契約簽訂信托約定書（或遺囑信托受任契約書），對未來信托管理細節及相關權利義務進行詳細約定；待委托人過世后，遺囑執行人辦理申報遺產稅及財產交付；受托銀行依據契約內容管理信托財產。

當然，遺囑信托相關配套制度的出臺，非一日之功。但既然《民法典》將“遺囑信托”置于繼承編下，將遺囑信托與遺囑、遺贈等并列作為財富傳承方式，毫無疑問將為后續遺囑信托相關配套制度的出臺奠定基礎。配套制度除了財產登記制度外，信托稅收法律制度和信托登記制度也是不可忽視的部分。我國臺灣地區在1996年頒布實施《信托法》后，又在2001年通過了七部信托相關稅法的修正案，掃清了信托落地的稅收制度障礙。信托登記是我國《信托法》的又一“特殊”的要求，對于那些法律、行政法規要求登記的財產設立信托的，除了辦理財產變更登記外，還需辦理信托登記。但信托登記細則遲遲未能出臺。建議未來《信托法》修訂之時，將信托登記改為對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信托制度，在英美法下，是一種普惠性的制度安排，在保障民生、公益慈善等方面均發揮著重大作用。我國的信托制度自出現伊始，似乎是遠離普通民眾的。此次《民法典》規定的遺囑信托，是信托制度的普惠，也是信托制度的回歸。我們期待“遺囑信托”走進千家萬戶。

注：柏高原博士為京都家族信托法律事務中心秘書長，南開大學資本市場研究中心副主任；湯杰為京都家族信托法律事務中心成員、南開大學民商法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