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弗洛伊德事件看美國創業環境

丁弘彬

2020 年對全世界都是不安定的一年。首先是2019年底的Covid-19造成全球疫情蔓延，然后是各國的停工、停課、封城，對全球供應鏈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使得世界經濟活動大量縮減。美國是這波疫情的重災區。在美國，今年三月以后的防疫措施讓很多中小企業，尤其是服務業感受到很大的壓力，何時恢復正常生活大概是全美各地人們一致關心的焦點。但是，到了五月底，另一件事在美國一下子演變成大規模的示威甚至暴動。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因為明尼蘇達州喬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的死亡，“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再次引發全美國各地的響應，在美國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有人不顧疫情依然嚴峻，走上街頭響應這個運動。

制度上的平等

美國長久以來被譽為民族的大熔爐。但是在這個熔爐里的確不是所有的民族都一律平等的。就如同大家一般的印象，作為歐洲移民后裔的白人在很多方面都比作為非洲后裔的黑人要更有優勢。這種優勢雖然和美國內戰之前的奴隸制度有關，從1865年美國內戰中南方軍隊宣布投降到2020年，也已經過去155年了。在這么長的時間里，美國還經歷過幾次相當重要的平權運動，包括內戰之后的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 Era），20世紀初的婦女投票權運動，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民權運動。 到了1968年，民權法案生效之后，美國終于在法制上做到各種族平等。然而，事實上種族歧視不會因為法律上要求人人平等而自動從歧視者的心里消失。于是美國中央與地方政府開始逐漸立法補救，希望通過各種積極的做法來改變過去的錯誤。這些新法律、新措施也主導了過去半個世紀美國種族問題的發展。在這半個世紀里，有些歧視性的因素被糾正了，美國社會也的確進步了，在2008年選出第一個黑人總統奧巴馬，并在2012年讓他連任。但是美國各個族群對1968年之后逐漸實施的各項措施并不是一面倒地拍手叫好。除此之外，整體社會經濟條件的改變，讓很多人都覺得自己的權利被剝奪了，反而產生很多新問題。近幾星期，甚至近幾年我們所看到的平權示威運動，包括這次“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在全美的串連爆發，大致都可以說是50年來平權措施沒有完全成功的結果。

不過，在這些新制度里，有一個從1978年就開始的鼓勵少數族裔創業的計劃算是比較沒有爭議，而且普遍受到各族裔支持的。這個是俗稱“8（a）計劃”的少數族裔小型企業主發展計劃 （The Minority Small Business and Capital Own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這個計劃在聯邦政府的主管機關是中小企業部，它由兩個部分組成：首先它是一個認證計劃。在美國，任何企業只要是社會或經濟弱勢企業，其企業主大多數是白人以外少數族裔，只要美國公民占有該企業51%以上的股份，該企業就可以拿到有效期九年的認證。第二，絕大多數聯邦政府的各種承包案，都要保障相當比例女性和少數族裔企業的參與。由于在聯邦政府執行成效不錯，很多州政府也推出自己的類似計劃，讓州政府的采購案改變過去經濟機會大幅向白人男性傾斜的現象。 8（a）和另外一個針對女性創業的計劃受益的族群非常多元，幾乎除了白人男性的企業之外都包括在內。但是這些保障并不是通過補貼來實現，而是讓有能力也有心經營的社會或經濟弱勢者和女性企業主能夠有機會進入政府采購這個龐大的市場。表面上看來，白人男性的企業好像吃虧了，他們原有的合約機會被分給保障名額了。但是，由于大型政府合約本來就會有多企業集體承包或者由大公司統包再分包給中小型企業的情形，因此，這個計劃也鼓勵原本的大型政府承包商更積極地尋找、培養女性和少數族裔企業與自己一起承包政府合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8（a）計劃讓少數族裔的小型企業有機會進入市場，這也讓原來站在市場頂端的大型企業有更多可選擇的合作對象，增加了大企業的競爭力。

創業生態圈里的系統性障礙

8（a）計劃以及針對女性的WOSB計劃雖然在經濟平權這個角度上看很有成效。但是在美國的創業生態圈里，風險投資仍然是非洲裔美國人很難跨過去的障礙。根據CB Insights 的研究，盡管非裔人口大約占美國人口的11%，但是非裔黑人創業家拿到風險投資的比例大約是1%。2010年CB Insights首次發布這個報告，在他們2015年第二次發布報告的時候這個統計數字仍然保持在1%。2018年，西雅圖的哈林資本（Harlem Capital）的研究發現，2000～2017年，全美國拿到100萬美元以上風投資金的新創企業里只有105家公司的創辦人是非裔或者西裔（泛指墨西哥及墨西哥以南，包括所有中南美國家移民及后裔）。這100多家新創企業里，只有18家獲得了兩輪以上的風投資金。同樣根據CB Insights的研究，亞洲人雖然也是少數族裔，在美國所占的人口比例大概只有4%左右。但是亞裔創業家獲得風投資金的比例卻是12%，遠比非裔和西裔高得多。而歐洲裔白人創業家拿到風投的比例則大約有八成。

這些數字對不同的人來說有不同的解讀。但是如果我們從過去8（a）計劃以及輔導女性創業的經驗來看，這種人口比例和參與極度不平衡的狀況，很有可能是風險投資產業不夠多元所造成的。風險投資經理人的工作基本上是為投資人賺錢。但是他們手上的商業計劃多半是有技術但是不見得有市場的企業，要從這里面找出值得投資的大黑馬，很多時候都得憑借經理人的專業和經驗。對這些經理人來說，他們不了解的計劃大概就是高風險的提案。這種情形在2000年之前更加明顯，那時候美國的風投業基本上集中在東西兩岸的少數城市，很多風投經理人連其他州來的商業計劃都懶得看，認為到國外找投資案更是浪費時間。但是，隨著經濟以及人才的全球化，越來越多的風險投資開始通過更多元的管道尋找值得投資的好生意。如今，亞裔及女性受風投青睞的比例和20年前相比已經有大幅的增加，美國風投到外國設點的情況也十分普遍。

但是，回過頭來看今天的美國社會，對照非裔黑人族群的風投比例以及現實上的障礙，顯然全球化的果實和科技創業積極在世界各地發展的結果并沒有對非裔黑人在創業機會方面有太多正面的影響。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可能有部分和這個族裔長期在教育和社區照顧方面獲得的機會要少于其他族裔，并且也與經常受到警力過度干預或者司法機關長期系統性的歧視有關。

對美國以外的世界來說，“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只是美國社會不安定因子的表象。但是，對積極尋找投資機會的企業風投基金（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或者家族辦公室基金（Family Office Fund） 來說，這場社會運動表現出來的是在美國社會里的一個長期系統性的進入障礙。如果能跨過這個障礙，可能就會有很多新的投資以及成長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這個障礙并不是智力或教育造成的，而是把關者（投資經理人）和創業者對雙方的不夠了解所造成的。哈林資本（Harlem Capital）的研究也發現2000～2017年拿到百萬以上風投資助的105個非裔和拉丁裔創業團隊里有三分之一的投資來自10家風投基金。而這十家基金里面有一半雇用了少數族裔的基金經理人來打破這個進入障礙。美國影星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NBA球星凱文·杜蘭特（Kevin Durant），以及利比亞出生的美國企業家黎塞留·丹尼斯（Richelieu Dennis） 幾年前就開始一起出資給風投基金投資非裔和拉丁裔創業團隊。2018 年的時候，曾經投資Airbnb、Lyft 等公司的風投 Andreessen Horowitz 也另外成立了一個非裔基金?，F在我們還看不到這些努力的成果。但是幾年后在IPO市場上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元的美國企業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