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近長安遠》中的“逃離”與“回歸”

馬國瑜

摘要：作家周碹璞的現實主義小說《日近長安遠》通過描寫兩位女性從農村走向城市的經歷，展現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現實生活以及精神世界?！疤与x”與“回歸”的“對生”結構構成了小說敘事的主線：小說女主人公羅錦衣和甄寶珠通過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從貧困的農村向繁華的城市的“逃離”，但由于其他的因素左右而不得不“回歸”家鄉。本文分別從新鄉土小說中的原鄉意識，“欲望化”時代所催生的“逃離”，回歸的困境和小說中的精神還鄉四個方面來分析，以研究新鄉土小說中的故鄉寫作。

關鍵詞：鄉土小說;原鄉意識;《日近長安遠》;回歸困境;精神懷鄉

文章編號：978-7-80736-771-0（2020）01-074-04

一、鄉土小說中的原鄉意識

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要構成，鄉土文學幾乎完整貫穿了“五四”、“京派”、“左翼”、“十七年”、“尋根”、“新寫實”等等思潮和時段：鄉土題材文學創作的繁榮，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矚目的事實，只要我們稍稍留心一下，便不難發現，在整個現代文學作家隊伍中，無論是詩人、散文家、小說家，還是劇作家，創作不涉足鄉土題材的很少。就鄉土小說的創作而言，近百年主流鄉土文學所傳達的看似中性的鄉土經驗，實際上是男性的鄉土經驗;同樣的，看似中性化的‘農民形象，實際上是男性農民形象”：鄉土敘事的性別秩序一直存在，女性的鄉土經驗在大多數時候是被遮蔽與被湮沒的，這其中包括女性作家的鄉土經驗以及來自鄉土女性自身的經驗表達，二者都是缺席的。

原鄉這一概念源自于人類學，指的是一個宗系之本鄉，即“遠離故土的移民族群的原始故鄉”：在文學研究中，原鄉則被主要用來指涉一種“超越了特定地理位置的”、“對原始故鄉的親情、血緣，以及習俗、文化的認同與回歸，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心理基礎之上的民族故土、文化故鄉、精神家園;縱觀20世紀的世界文學，作家對原鄉形象的書寫主要表現為以下四種類型：第一類是“在現實苦難、人性沉淪中力圖在內心深處保留一方人類童年的凈土”：第二類原鄉形象則與第一類原鄉形象完全相反，帶有某種“沉重感、荒涼感，甚至丑陋感”、荒誕感;第三類是在“離開母土的漂泊中，寫實和想象交織的呈現中構建的原鄉形象”;第四類是“精神一語言原鄉”，母語成為其構筑“精神原鄉”的“獨特力量”。

在以魯迅為代表的啟蒙批判中，“魯鎮”和“原鄉”是“舊中國”與“國民性”的表征，是與“科學”、“民主”等現代文明形成鮮明對照并亟待拯救的愚昧落后之地：在以廢名、沈從文、汪曾祺等為代表的詩意想象中，“原鄉”成為與城市文明和政治話語分庭抗禮的桃源異鄉：在左翼文學和十七年文學那里，“原鄉”是以階級性、民族性建構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資源：在改革開放以后“知青”一代的鄉土敘事中，“原鄉”擔負著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對文化民族性的反思、認同甚至重塑。

鄉土小說女作家周碹璞的現實主義小說《日近長安遠》就通過描寫兩位女性從農村走向城市的經歷，展現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現實生活以及精神世界。寫出了小人物內心的洪流和壯景，呈現普通人不屈不撓的奮斗歷程，細數人性內里的卑微和勇敢，記錄時光走過的身影，追問人性的能量和欲望到底能行走多遠。小說由中國城鄉生活近四十年的發展與變化為座標，試圖揭示人性的復雜、生活的廣闊。是一幅中國當代平民生態的絢麗畫卷，一曲女性身心喧囂、最終歸于平靜的長歌。在這部小說里，原鄉意象則融合了以上幾個類型，既是充滿純凈的凈土，但也是充斥著落后于貧窮，是發達文明的城市的對立面。

二、“欲望化”時代所催生的“逃離”

在現代早期鄉土文學中，“逃離”與“回歸”幾乎形成一個頗為常見的“對生”結構，這在魯迅的作品中尤為明顯：“回歸”的“我”雖曾生長于這片“鄉土”，卻早已游離、漂泊于“鄉土”之外，這使得“我”總是以“城市人”、“現代人”、“啟蒙者”、“見證者”的“外部”視角對“鄉土”加以觀照，同時，鄉土社會的困境幾近于一個封閉的死循環，如果沒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和干預，它依靠自身很難產生出自我療救的力量：與“逃離”一“回歸”結構相伴生的則是兩個維度的交織：“記憶—抒情一家園”，“現實一批判一荒野”。

在《日近長安遠》這部小說中，作家刻畫了羅錦衣和甄寶珠這兩個女性形象，通過對她們不同人生選擇的描寫，為我們展示了兩位農村女性從農村向城市逃離的不同命運。

羅錦衣是一位為了權力和地位不擇手段，實現從農村向城市逃離的典型代表。雖然出身寒門，但是與其他人相比，她有著十分高的志氣，她要一步步走向更高的權力中心，實現自己的追求與價值，只不過困于時代與階級，羅錦衣雖然也有才干，但最終幫助她走向“成功”的卻是以出賣身體，拋棄自尊為代價。羅錦衣的人生經歷了多次的轉折，在成為民辦教師后，為了爭取唯一的公辦教師名額，羅錦衣主動委身于孟建干，這也是她走向墮落的開端。通過這一次選擇，嘗到甜頭的羅錦衣一發不可收拾，雖然與祝新生結婚，也不改自己的欲望，只要是上級領導的要求，羅錦衣都選擇主動接受，這也使她順利的離開縣城，調到市里，在機關工作，與付良才的交往讓她順利調入省城，在市教育局下屬的學校做行政工作。但是羅錦衣并不滿足，與程局長的交往讓她更進一步，成為這個學校的副校長，后經付良才幫助，成為設計院院長，走向權力的頂峰。從羅錦衣的選擇里可以看出她對于逃離農村的不擇手段：

“那些優質男人，風光無限，卻愛著別的女人，再也不覬覦她，騷擾她，甚至不會多看她一眼，他們過著自己成功的日子，想不到這世上還有一個叫羅錦衣的女人，懷著對美好生活熱烈的渴望，希望步入他們的世界”，“有時候，放棄比進取痛苦，止步比邁步還難，那么多人要往上爬，你就是告訴他上面并不怎么樣，一樣不落地有各種煩惱和風險，他也要親自上去看看，你就是給她說前面是個火坑懸崖，他也不信，只有跌入里面，方知后悔?！?/p>

羅錦衣最終成功在城市扎根，完成了從農村到城市“逃離”，但是在向權力之路的“逃離”上，她最終還是失敗了，她被人告發，不得不退出權力的中心。

與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羅錦衣不同，甄寶珠在逃離農村的選擇上更貼近大眾的生活，更加符合農村女孩的淳樸與勤勞。在成為民辦教師后，甄寶珠自己不能走出農村，就在婚姻上想辦法，希望嫁給一個“城市人”，但是也許是緣分注定，寶珠嫁給了只有初中學歷的農村小伙尹秋生。在因挪用?？疃粚W校開除后，甄寶珠和尹秋生不得不離開家鄉前往西安，開始了二人的“逃離”。從最開始的在夜市上賣襪子和衣服，到平順街上賣胡辣湯和菜饃，再到停車路段收取停車費，最后，他們充滿艱辛的城市打工生活，最終因上當受騙而血本無歸，在這之后，尹秋生被診斷出肝癌，返回故鄉死去。甄寶珠和尹秋生的“逃離”最終以失敗作為結局。

三、“回歸”的困境

在周瑄璞的小說《日近長安遠》的開始，羅錦衣和甄寶珠的故事就已經結束，羅錦衣變成了一位整日價無所事事，只能憑借對往事的回顧來填充時光的人，她因從一生為之奮斗的權力中心回歸正常生活而無法適應：

“下午的時候，羅錦衣坐在這只椅子里，做樣子拿一本書，或者捧一本雜志……期待要發生什么?！薄耙蝗找蝗者^去，什么也沒有發生，手機常常從早到晚不響一聲，她懷疑信號有問題，給自己發一個短信：你好嗎？立即收到了。心里小小感動一下，再發一個：這就是最終的結局嗎？”“是的，一切已成定局。不可能再有轉機。傷口不再流血，疼痛也慢慢遲鈍。人對生活的適應，原是如水一般，放在什么容器，都能隨形?！?/p>

甄寶珠也在尹秋生病逝后不得不回歸家鄉，與尹秋生的母親相依為命，被困于她曾經試圖逃離的村莊。在經歷了一切跌宕起伏，最終變得心如止水之后，羅錦衣才能夠在落寞的狀態中回望自己的人生來路，甄寶珠也才能耐住寂寞，扎根于農村的土壤。

而小說的題目《日近長安遠》也暗示了羅錦衣和甄寶珠的回歸困境?！叭战L安遠”一詞源自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夙惠》：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日：‘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稱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p>

在這里晉明帝說抬頭便可以看見太陽，長安卻很遙遠，后世也多用“日近長安遠”來比喻向往帝都而不得至，多寓功名事業不遂，希望和理想不能實現之意。小說中的“長安”不僅可以指代甄寶珠和尹秋生奮斗的城市西安，也可以用來指代羅錦衣向上攀爬的權力中心。

在進入1980年代之后，鄧小平在極力倡導一種實事求是、改革開放的務實理念，中西文化碰撞激發出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整個國家進入了一個在務實的同時卻又不乏理想主義激情的特別時代。而羅錦衣和甄寶珠正是處于思想啟蒙和強調物質的時代，這個年代的真正意義在于證明了人的價值，或者說它讓中國人嘗到了做人的滋味：

“九十年代，中國人好像從一個千年睡夢中醒來，揉揉眼睛，復蘇了自己的各種需求，錢！錢！錢！每個人心里都在想著這個字眼，從前恥于談起，現在變成世界的主題，好像所有人活著，都是為了一個錢字，伸出千千萬萬的手，拼力向它夠著，抓著。我給你錢，這幾個字，可讓暴烈者變得溫順，堅硬者很快柔軟，鐵面孔立馬和善，可以使一切不配合、不對接、不可行，調轉為親密咬合，如魚得水?！?/p>

在金錢的刺激下，甄寶珠和尹秋生從最開始的靠勤勞奮斗賣服裝掙錢，到飯店里隨意經營糊弄客人，到投機取巧收停車費，最后因聽信同鄉投資而血本無歸，從收到第一筆金錢到最終的身無分文，這正是兩人失去勤勞奮斗初心的結果。從兩人開始將胡辣湯隨便做的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樸實農村的象征正逐漸被城市沖擊：

“再也不像前幾年提起胡辣湯滿懷深情，是他們老家的象征，是期待的美味，現在她們經營的胡辣湯，早已變了味道，完全不知道是哪里風味……他們沒有義務和責任維護老家胡辣湯的聲譽和品牌，開飯館就是為了掙錢，更多的，各式各樣的手遞過來的錢?！?/p>

甄寶珠和尹秋生心中的回歸家鄉，是希望能夠和伯媽與孩子們一起住進屬于自己的農村新房，但他們的孩子卻不贊同這樣的想法，祥印、祥權明確表示，他們將來要在城市生活，不可能回老家去。他們認為，現在的趨勢是，村里人想辦法住到鎮上，鎮上人去縣城買房，而縣城的人，以能在城里和省會買房為成功的標志，而他們已經在外這么多年，是不可能回到老家住的。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城市的文明與農村思想產生了沖突，這也是造成甄寶珠和尹秋生逃離困境的主要原因。

在權力的吸引下，羅錦衣也放棄自尊，從她成為北舞渡小學民辦教師的那個時候，她就開始了自己不擇手段的人生上位或者說官場攀升過程：

“大地承載著一切，緩慢轉動，就要沉沉睡去。而羅錦衣體內的一切正要醒來。她沒有吃晚飯，激動的情緒讓她吃不下東西，有另一種饑餓占了上風，折返身，順著田地邊向回走。河水發著微微的白光，像綢緞一樣，用最小的幅度流淌，竟然沒有一絲聲響，可是在平靜的水面之下，是深冷的激流，打著吞噬一切的漩渦。羅錦衣仿佛聽到深處的涌動和低喃，大地在她眼前，變得模糊而深廣。借著幾點稀疏燈光，她來到公社門口。傳達室窗戶里面，是孟建社一張被激情揉搓的更加扁平的胖臉。小聲說，門沒鎖。她走進院子，借著大門口傳遞來的微光，推開那宿辦合一的房門?！?/p>

在一般人面對這樣一種選擇的時候，往往會面對良心和道德的譴責而糾結于到底該不該為了獲得這樣一個機會而獻身。但是羅錦衣卻不同，面對這樣的情況所激發出的，竟然是一種充滿興奮感的強烈情欲，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莫名的獻身熱情。其他人是為了獲得某種現實利益而被迫獻祭自己的身體，而羅錦衣卻是充滿主動性地以身體作為交易的籌碼，進而獲取自己所試圖得到的現實利益。這種拋棄自尊，其倫理道德于不顧的行為正是導致羅錦衣離開設計院的原因，她被人告發，不得不從權力中心退出，接受逃離失敗的結果。

四、《日近長安遠》與精神懷鄉

懷鄉是人類文學的永恒母題，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那樣，“詩人的天職是懷鄉，還鄉使故土成為親近本源之處”。而故鄉則是人的一種龐大生命記憶，作家寫作故鄉，其實就是在破譯自身的一種生命情感密碼。周碹璞認為，因為地域的限制，很多小說家的創作題材都離不開故鄉這個詞。她認為必須與“故鄉”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才能寫出較好的“故鄉”題材的作品。她指出，在新的時期，很多作家都提倡以新的視角和新的寫作模式來描寫故鄉，但是要打破舊有的寫作模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注意到農村人為了進入城市體制所付出的巨大艱辛，關注現代性語境下鄉土傳統面臨的諸多壓力，并從城鄉關系的角度書寫鄉村，這些書寫飽含了她對鄉土的深切情感。

在多數情況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鄉土”不僅是一個地理一空間概念，也是一個心理一文化概念，是作為“家園”、“故土”、“國家”、“大地”、“傳統”、“人民”、“生命力”、“理想”、“希望”等等意義維度和價值維度的承載者;中國城市空間及由之承載的現代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鄉土”的延伸：在文學現代性敘事和想象中，“鄉土”與“城市”、“工業”、“文明”等等“現代性”因素的相互遭遇、激烈碰撞，在一定程度上恰凸顯出作家自身乃至知識人群體心理，文化體驗的內在復雜性：正因為此，它才成為啟蒙主體、抒情主體、革命主體和文化尋根主體不斷進行“投射”的理想空間，成為漂泊游蕩的現代知識心靈念茲在茲的懷想之所、苦惱之源、寄托之地。鄉土文學的長久繁盛和廣泛影響，恰恰彰顯出現代知識人所常見的“精神懷鄉”情結。

對于每一個人來說，家鄉都是一個精神原點，只有離開，我們才能感受到它對我們一生的牽制。故鄉在這個意義上，褪去了詩意溫暖的光環，被置于“現代”和“富?！钡膶α⒚?，讓許多以羅錦衣和甄寶珠為代表的人群選擇逃離。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恰恰正是在這種逃離中，在追求“別一樣的生活”中，他們又潛移默化中完成了自己和故鄉的和解，故鄉在逃離的過程中逐漸幻化為一個精神符號慰藉著游子的心靈。正如置身于二十五層的高樓上，羅錦衣所看到的不僅是這座平原上的城市，更是她自己所走過的曲折人生道路：

“如果她是傳說中的千里眼，就能看到南邊二三百里之外她出生和長大的那個村莊，揀拾她走過的腳印，一個個收回珍藏，或者用橡皮擦掉，重寫?！?/p>

五、結語

作為女性鄉土小說作家，周碹璞運用細膩的筆觸，在小說《日近長安遠》里描寫出羅錦衣和甄寶珠從農村走向城市的經歷，展現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現實生活以及精神世界。她寫出了小人物內心的洪流和壯景，呈現普通人不屈不撓的奮斗歷程，細數人性內里的卑微和勇敢，記錄時光走過的身影，追問人性的能量和欲望到底能行走多遠。小說《日近長安遠》以中國城鄉生活近四十年的發展與變化為座標，試圖揭示人性的復雜、生活的廣闊，是一幅中國當代平民生態的絢麗畫卷，一曲女性身心喧囂、最終歸于平靜的長歌。

在這部小說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80年后市場經濟和思想解放的時代背景下，欲望與金錢對于人性的侵蝕，淳樸落后的農村文化與經濟發達的農村文明之間的沖突。羅錦衣和甄寶珠作為小說的兩位主人公，在欲望化時代的催生下，選擇了離開落后的農村，向城市“逃離”。但是基于無法調和的外部城鄉文明的矛盾與內部倫理道德的沖突，兩人的“逃離”都失敗了。兩人的“回歸”困境既是當時的時代縮影，也是在警示讀者。羅錦衣與甄寶珠最后與故鄉的和解，彰顯出現代知識人所常見的“精神懷鄉”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