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刑事法律對女性權利的認識

【摘 要】 宋代女性的刑事權利總的來說是依附于夫權而生，并且隨著其身份的變化而不斷變化，是在禮的規制下形成的產物。但是可以看出的是，宋代女性的刑事權利相較前朝有所提高，倫理色彩在宋代女性的刑事權利中有所淡化，對女性的輕微違法犯罪行為采取了不告不理和先輕后重的處理原則，對女性的嚴重違法犯罪行為則是淡化了禮對女性身份、尊卑倫理的影響，使得女性刑事權利有與男性權利相趨近的趨勢。而導致這一切的原因是多層面的，宋代的商品經濟發展和文明的高度發達以及儒、佛、道的多元信仰使得宋代的等級制度有所松動，并且隨著女性自身文化素質的提高，無論是家庭還是社會對女性的評價也隨之提高，這也就引起了宋代的刑事法律產生了一系列的變化。

【關鍵詞】 宋代 女性權利 刑事法律 倫理觀念

引 言

宋代儒學對女性刑事權利的認識，大多與前代的入學觀點相仿，認為女性應當處于卑柔的地位，認為“夫女性陰柔之性，鮮不妒忌而險诐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猜忌”[1]，女性天生就不是吧善類，“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于女子者”[2]，因而女性應當順從于丈夫、順從于家長，“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3]。因而宋代的刑事法律在制定之初依然認為女性與小人相仿，對女性采取輕視以及疏遠的態度。但是不可避免地是，在宋代發展過程中，刑事法律對女性的權利的評價做出了些許改變。

一、宋代對女性法律權利的總體認識

（一）基于夫權而形成的女性權利

禮規定，妻子須將丈夫作為終身固守的主人，對其一切言行均應當嚴格遵守，正所謂“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違，夫固不可逃也”。[4]妻子對丈夫不僅對丈夫具有服從的義務，還需要容隱其犯罪，漢代時即有規定：“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國?！盵5]可以看出的是，同樣是隱匿犯罪，隱匿者與被隱匿者的身份決定了他們所要承擔的刑罰。女性作為妻子在這方面與子孫等卑幼的地位平等，與他們承受相同的刑罰，而這也體現了夫與妻的不同刑罰地位。如果妻子膽敢控告丈夫，猶如卑幼控告尊長一樣屬“干名犯義”罪，其刑罰與告期親尊長同罪處刑。從“親屬容隱”與“干名犯義”罪刑罰處置的法律規定中，可以從中窺視出女性低下的刑罰地位。

另外，從《宋刑統·斗訟》中的“夫妻妾媵相毆并殺”條中，更可以直觀地看出女性地位的低下以及對夫權的絕對維系。在毆傷和殺人兩種犯罪中，夫妻之間的相互斗毆或殺害的刑罰是不同的，按照《宋刑統》的規定，丈夫毆傷妻子，“減凡人二等處罰”[6]，即從一般人毆傷杖六十轉為笞四十;妻子則是只要有了毆傷丈夫的行為，即會被處一年的徒刑，如果將丈夫毆傷為重傷，即要“加凡斗傷三等處罰”[7]，處徒刑兩年的處罰。同理，在殺人罪中，丈夫如果是故意殺害妻子，則處斬刑，如果是過失殺害，則處絞刑;妻子若殺害丈夫，則無論故意或是過失，一律處斬刑，沒有例外。同時，《宋刑統》還將丈夫對妻子的人身傷害犯罪規定入自訴范疇，規定須妻子“親告乃坐”，并且減輕對丈夫的處罰。上述的刑罰設置方式實際就是在維護基本的家庭秩序，保護從宗法制中形成的家長權，從而將保護夫權、保護男性權利作為立法的重點。因而，當時的宋代女性的地位、權利實際就是受身份關系影響，即使成為了妻，也即為夫的附屬，是為了維系夫權才會賦予其一定法律地位和權利。

（二）隨著身份的變化而變化的女性權利

女性在刑事法律中的地位，也同樣深受禮的影響，其基于其不同時期的身份也會產生出不同的法律地位。女性自出生至出嫁之前，根據《宋刑統·斗訟》的“夫妻妾媵相毆并殺”條規定，“諸毆兄姊者，徒二年半，傷者徒三年。若毆殺兄妹及兄弟之子孫外孫者，徒三年”[8]，女性的法律權利基本與娘家的兄弟等男性子孫處于相同的序列。當女性出嫁后，其身份轉化為妻、妾，地位就開始下降，如上文所述，主要受制于夫權，并且隨之形成了一種單向的連帶責任。當女性成為母之后，其又進入十惡中“惡逆”的長輩保護范圍，其法律權利與外祖父母、父母的受保護權利相當，這時女性作為長輩又具有了與男性長輩等同的法律權利。簡而言之，女性權利的變化就是其不斷變化的身份與禮結合后的產物。

二、女性違法犯罪的處罰中的倫理色彩淡化

（一）對女性違法行為的處罰：遵從先輕后重原則

宋代女性違法，主要指女性作出違反家族法的行為，主要侵犯的客體是家庭關系，因而在多數情況下，這些違法行為并不會多數情況下構成犯罪，因此，按照中國出禮入刑的法律習慣，女性的違法行為通常會通過家法進行約束。家法中對女性實施違法行為，大多都先以教化為原則，強調通過教化來維護家族秩序，實在教之無效才會動用刑罰。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認為：“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遵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后怒之。若不可怒，然后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盵9]鄭氏家法《義門規范》中也有類似規定：“卑幼不得抵抗尊長。其有出言不遜，制行悖慶者，姑誨之。誨之不俊者，則重纂之”，“若有妒忌長舌者，姑誨之。誨之不俊，則責之。責之不俊，則出之?！睆纳鲜黾曳ㄒ幎ㄖ锌梢钥闯?，女性輕微的違禮行為，由家法處置，嚴重的才會交至公堂按照律法處刑。

同時，對于向國家機關訴訟家庭之事，大部分家庭都是持謹慎之態度的。因為向官府告發家庭中女性犯罪被認為是“站辱門風”。東陽樓氏家規中規定，子孫如不孝、不梯，家族直接予以懲治，無須告官以免站辱族風。[10]所以，宋朝時期女性違法行為會采取這種先輕后重的處理原則，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在禮對家法的影響下，擔心訴諸官府會有辱門風，而不是出于對女性作為弱勢群體的考量才產生的。

（二）對女性犯罪行為的處罰：倫理色彩淡化

在宋代對女性犯罪的刑罰中，倫理色彩有淡化的趨勢，雖然這種趨勢可能不是主動的或是有意識的。雖然有時這些趨勢的出現是有違禮的規定的，但是這也在客觀上改變了宋代女性的刑事權利。舉例而言，宋代的孀婦雖然在宋初是沿用唐朝的規定，要由女方家人作為主婚人做主才能改嫁。但是在宋朝后期宋代孀婦的主婚人的人選發生了諸多改變，既可以由女家主持，夫家也可也主持，甚至孀婦自己也可以決定是否改嫁，王安石、范仲淹等名士也都支持這種方式，事實上司法實踐也是支持這種方式的。在《名公書判清明集》中就有記載前小叔干涉嫂子改嫁的案例[11]，名公認為孀婦再婚合法的依據就是其自主婚權。然而，孀婦的頻繁再婚也帶來了諸多的社會問題，繼母與丈夫前妻的孩子難以相容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問題。當時出現了眾多繼母謀害丈夫前妻之子的命案，通常情況下，以上犯下按照刑律應當寬貸尊長，但是由于有些繼母殺害前世之子的手段過于殘忍，這也就引起了宋太祖的關注，因而專門下詔改變有關繼母的特權：“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婦者，同凡人論?！盵12]這條詔令比照《宋刑統》中對繼母的處罰要嚴厲，剝奪了繼母基于長輩身份所享有的減輕刑罰處罰的特權，使得基于禮而形成的身份觀念對刑罰領域的影響減輕，減淡了尊卑的倫理色彩因素。

同時，在宋太宗時期，神宗時期的登州阿云案的裁斷結果也可見一斑，按照當時禮的規定，阿云在為母居喪期間，收取聘財，已經處于納彩階段，婚姻關系已經基本構成，因而大理寺依照《宋刑統· 戶婚律》“居喪嫁娶”中“諸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離之”[13]，的規定，判定阿云構成“違律為婚”，因而強制解除了阿云的婚姻關系，并且以“阿云”違律為婚為量刑依據，最終對阿云的處理就按照《宋刑統·賊盜律》的規定，以“一般人謀殺”定罪，并處“己傷者絞”，判其死刑。當時刑部和御史臺一并支持大理寺的意見，但是神宗皇帝卻下達敕令，赦免了阿云的死刑。歷任知縣、知州、大理寺詳斷官許遵也上奏宋神宗，支持宋神宗赦免阿云的死刑，認為阿云在將要被審問時，就已經自首招供，依照熙寧元年七月詔令：“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的規定，并結合《宋刑統·名例律》“諸犯罪未發自首”條：“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14]規定，將“謀”與自首情節作為阿云可以免于刑事追究的減刑事由，認為阿云應當免于死刑。司馬光與王安石對本案有不同的解決意見，司馬光支持刑部意見，王安石則贊同許遵，在難以取得統一的情況下，阿云一案的處理，最后還是遵照宋神宗的敕令，赦免了阿云的死刑。此后王安石與司馬光仍就該案對進行了多次論難，最后通過宋神宗將《嘉祐敕令》變為成法，確定其為司法實踐的適用準則后該案才最終確定。該案中阿云的被赦免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宋神宗想要改變法律過于嚴苛的局面，故而阿云成為了皇帝試圖改變政治現狀的受益者。同時，繼阿云案后的很多女性在涉及違背禮所規定的倫理道德時，有了能獲得減輕處罰的理由，使其項上的倫理枷鎖隨著刑罰處罰的倫理色彩淡化而有了松弛的趨勢。

三、宋代女性權利改善的原因

（一）儒、佛、道多元信仰淡化儒家倫理觀念

宋朝皇帝在建朝初就認識到佛教教義有利于鞏固封建統治秩序，因而一開始就對佛教采取保護的政策，所以佛教在宋代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從宋太祖開始，歷經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乃至南宋孝宗，都將發展佛教視為基本國策，因而宋朝眾多著名文人例如蘇軾、黃庭堅、王韶、張九成等都是不出家的受戒弟子，對佛教文化的傳承做出了重大的影響，對宋朝儒學中的佛教因素的產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最直觀的就是在程朱理學中，理的淵源就來自于佛教中“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的命題，“心包萬理”理論也是源自佛于教“心生萬法”。同時，道教在宋代也得到了大力的提倡，張守真作為宋初的著名道士多次接受宋太祖和宋太宗的接見，深受兩位皇帝的信任，宋真宗更是一個狂熱的佛教信徒，因而許多儒學名士也都有受到道教的影響，周敦頤的太極圖明顯就是來源于道教。因而宋代女性在尊儒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接觸到了佛經和老莊的道經，一些仕女在習學儒家典義的過程中也就一并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雖然仍以儒學的影響為主，但是佛教和道教的林立爭鳴，使得宋代產生多元的文化信仰，從而動搖了儒學的官方地位，道教和佛教開始隱隱約約呈現出與儒學平分秋色的趨勢，因而對儒學所提倡的倫理綱常有了一定的破壞作用，禮也就無法完全地成為約束女性的工具，所以宋代在缺少了對女性的禁約情況下，女性的行為也就沒有受到完全的約束，從而形成了女性刑事權利提升的文化背景。

（二）宋代女性文化素質普遍較高

由于宋代的印刷術的普及和推進，宋代的印書數量激增，涉及各個領域，各種道儒佛學巨著以及前代和當代巨著都陸續印刷出世，為整個宋代社會的文化教育的普及以及平民化提供了巨大的社會基礎。其次，宋代的國子學、太學允許士庶子弟入學聽課，這使得宋代的教育向工商業者以及富裕的農民群體開放，這也極大地促進了宋代的文化傳播。因此，在宋代文化教育極大發展的情況下，科舉考試的風氣也更加盛行，科舉入仕對宋代家庭的意義也隨之提升。入仕為官成為當時人們心目中的頭等大事，很多人就指望通過入仕來振興家族。因此，女性除了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之外，還需要去相夫教子，幫助丈夫順利入仕，所以對女性本身的文化素質也就成為了擇媳的重要標準之一。所以，鑒于宋代整體的社會環境，女性受教育的范圍十分廣泛，不僅有接受有關婦道的教育、詩詞文學的教育，更多地還要求女性識字讀經，接受基礎的經學教育，還必須學習司馬光的《家范》，來普及一定的法學教育，所以當時女性和男性在經學的基礎教育上基本相同，因而隨著女性文化教育的拓展，也就為她們習學佛教以及道教經文提供了社會文化基礎。

（三）女性違法犯罪侵犯的客體主要為婚姻家庭關系

宋代的男性的犯罪客體主要為廣義的社會關系，即謀大逆、謀反等嚴重叛逆社會以及危害社會管理秩序和安全秩序關系，就以謀大逆為例，雖然歷史上也出現過由女性領導的農民起義，但是畢竟是少數，而且在農民起義頻發的宋代，也唯獨在宋代，都沒有出現過一次由女性領導的農民起義。因為女性相較男性接觸社會的機會較少，所以犯罪種類相較男性犯罪更為單一，女性犯罪實施暴力的程度和社會危害性也都弱于男性，主要在于家庭婚姻關系，涉及居父母夫喪嫁娶、父母被囚禁改嫁等輕微違法和義絕、謀殺故夫祖父母以及上文所提及的繼母謀殺丈夫前室之子等嚴重危害家庭的犯罪，其中嚴重危害家庭婚姻關系的犯罪才會涉及到刑律，其余輕微違法犯罪基本都由家法等民間調整，同時由于身份觀念和倫理尊卑色彩的淡化，宋代社會對于女性權利也有了更多的寬容。

（四）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影響了法律的發展

雖然《宋刑統》基本沿襲了唐律的基礎，但是由于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流轉速度加快，形成了富貴無常的形式;租佃契約制度的快速發展，使得農民和佃戶對于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減輕;貿易的快速發展以及以商促工的觀念發展，也動搖了原本的社會等級制度，商人可以參與科舉，結交權貴，提高其社會地位，奴婢也不再等同于畜產，而是更加趨向于一種雇傭關系。在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革下，社會的經濟秩序和等級觀念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女性的刑事權利也就是在這種逐漸寬松的社會環境下發展的。

四、結語

宋代女性刑事法律權利大多提升仍然是在封建社會的整體框架下發展起來的，只是由于當時社會經濟發展迅速、文化教育水平提升，所以導致女性在家庭和社會的評價得以提高，所以宋代刑事法律對于女性權利的關注超越了中國的其他封建王朝，對女性的輕微違法行為采取了不告不理的處理原則，在嚴重犯罪方面也淡化了倫理尊卑色彩，淡化了身份觀念，減弱了綱常名教對女性的束縛，也免除了女性的在尊長方面的一些特權，使得女性對丈夫的人身依附度降低，其刑事法律權利與男性的權利也更加趨向于平等。但是，需要明確的是宋代女性刑事法律權利始終都處于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框架下發展的，所以女性的刑事法律權利只可能接近男性權利，始終不可能存在完全的平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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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名公書判清明集》，中華書局1987年版。

[9] 《宋大誥令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

[10] 《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二》，中華書局1984年版。

作者簡介：張藝恒，男，漢，碩士，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