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購能力、企業生命周期與并購績效

【摘 要】 企業并購是實現企業發展的重要途徑和常規手段。本文選取2014-2016年中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成功發生并購的收購方為研究對象，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企業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處于成長期和成熟期的企業仍然符合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正相關的規律，但是企業所處生命周期階段的負面特征會削弱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系。

【關鍵詞】 并購能力 并購績效 生命周期

一、引言

并購能力作為影響企業并購活動績效的內部因素之一，對并購活動成功與否、并購完成后的企業價值創造具有關鍵作用。企業并購能力不強是近年來導致我國企業并購活動失敗的主要原因。并購能力的不足成為困擾企業進行外部擴張、實現戰略發展的重要障礙。從現有文獻來看，我國學者對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的關系研究較少，更鮮有學者將企業生命周期引入進行綜合探討。此外，現有文獻對企業并購能力的概念界定及度量指標也存在爭議?；诓①從芰栴}的重要性及現有研究文獻的匱乏性，本文以企業并購能力作為研究對象，從企業生命周期的新視角探究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的關系?？紤]到上市條件的限制，且發生并購的大都是處于成長期和成熟期階段的企業，因此本文重點研究企業生命周期中的成長期、成熟期兩個階段的情況。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企業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學術界普遍將企業生命周期劃分為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本文參考姚益龍等（2009）、何鄧嬌（2016）的做法，引入銷售收入曲線的斜率來判斷企業所屬生命周期，若銷售收入增長率為正，則企業處于成長期;若銷售收入增長率為負，則企業處于衰退期;若銷售收入增長率接近于零，則企業處于成熟期。

基于數據獲取的需要，本文實際的樣本跨度為2013-2018年。本文以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長率作為劃分企業生命周期的指標，將樣本按三年一時期分為兩個時期，即 2013-2015年為前一時期、2016-2018年為后一時期。為了剔除行業的差異性，本文用企業最近三年平均銷售增長率減去所在行業最近三年平均銷售收入增長率。根據兩個時期增長率的正負判斷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

（二）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關于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相關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謝紀綱，田飛等（2009）認為并購管理能力越強，并購績效越好。宋迎春（2012）認為并購成功率與并購能力之間、并購經驗與并購績效之間均存在明顯正相關關系。趙翔宇（2017）認為我國上市公司的并購能力對并購績效有促進作用。

基于以上學者的研究，本文認為：企業擁有的資源較多時，企業可以通過整合與合理利用人力資源、財務資源及無形資源來提升企業的并購能力。當企業的并購管理能力較強時，并購方可以通過更為合理選擇目標公司、更為謹慎的評估目標資產等方式規避并購風險，提高并購效率。此外，并購能力越強，企業的并購整合能力、資源配置和管理能力就越強，企業通過并購整合就能快速發揮并購協同效應，以獲得高額的并購績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企業的并購能力越強，并購績效越好。

（三）生命周期、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企業處于成長期時，企業資源豐富，企業成長機會較多，企業擁有較強的并購能力。但另一方面，企業處于成長期時，呈現快速擴張的趨勢，企業有動力進行大肆擴張，企業可能進行不適當并購，導致并購的綜合績效降低。企業處于成熟期時，企業面臨較大的競爭壓力，企業管理層將資源投入到新的發展領域，導致企業缺乏并購整合所需的人力、物力與財務資源，并購能力下降，但由于成熟期的企業發展比較穩定，因此，并購績效雖略遜于成長期的企業，但整體并購績效也較好。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階段，由于企業的增長速度趨緩，組織系統內部人員之間可能產生矛盾，組織的凝聚力降低，組織活力顯得相對不足。這樣的階段特征會使并購能力下降，進而達不到預期的并購目標，導致并購績效降低。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a）：企業在成長期會削弱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的正相關關系。

H2（b）：企業在成熟期會削弱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的正相關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2014-2016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作為樣本。為了使所選樣本具有代表性，對樣本進行了如下篩選：剔除主并方為非上市公司和未成功實施并購的樣本;剔除并購交易規模小于10000萬元的樣本;剔除金融行業或綜合行業的樣本;剔除主并方為ST和PT 的公司;剔除數據缺失的樣本。本文所需的財務數據和并購數據來自于國泰安數據庫及萬德數據庫。

（二）變量設計

1.被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并購績效，參考宋迎春（2012）的做法，用并購年份的總資產報酬率（ROA）來表示并購績效，以表示企業的獲利能力。

2.解釋變量。本文定義并購能力（MAC）為解釋變量，將企業生命周期作為調節變量。本文研究的生命周期涵蓋成長期和成熟期。并購能力的測度參考方潔等（2017）的做法，通過構建并購能力評價指標體系來衡量。

3.控制變量。為了研究企業生命周期和并購能力對并購績效的影響，本文選取以下控制變量：企業規模（SIZE）、管理層持股比例（GOVER）、現金資產比率（CASH）以及資產負債率（LEV）。

（三）模型構建。根據研究假設，本文以并購績效為被解釋變量，以并購能力為解釋變量，建立以下回歸模型：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由描述性統計結果可知，全樣本的總資產收益率（ROA）均值是0.0393，標準差是0.0467，表明企業間總資產收益率差異不大。全樣本的并購能力（MAC）最大值是6.99，最小值是-0.72，標準差是0.923，表明企業間并購能力差異較大。從控制變量的結果看，管理層持股比例（GOVER）最大值是0.640，最小值是-0.144，均值是0.019，這表明企業內部管理層之間持股差異較大。資產負債率（LEV）的最大值是0.983，最小值是0.0188，均值是0.404，表明企業間資產負債率差異較大。由于篇幅所限，描述性統計結果不再列示。

（二）回歸結果分析

由回歸結果可知，在控制年度和控制行業的情況下，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呈正相關關系，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表明企業并購能力越強，并購績效越好，假設H1成立。本文將成長期（LC2）和成熟期（LC3）作為調節變量，為檢驗出企業生命周期作為調節變量對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的影響，文章在數據處理時將調節變量與解釋變量交乘，結果顯示，在企業的成長期和成熟期，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仍然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但是成長期及成熟期與并購能力的交乘項數值為負，且分別在1%和5%水平下顯著，表明處于成長期和成熟期的企業削弱了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的在相關關系，表明假設H2（a）與H2（b）成立。由于篇幅所限，回歸結果不再列示。

五、結論

本文以2014-2016年發生并購行為的滬深A股307家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引入企業生命周期作為調節變量，研究企業生命周期、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的關系。研究發現：企業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引入企業生命周期之后，本文重點研究處于成長期和成熟期的企業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的關系，結果表明處于成長期和成熟期的企業仍然符合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正相關的規律，但是所處階段的負面特征會削弱并購能力與并購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系。

【參考文獻】

[1] 李維安，陳鋼.2015.會計穩健性、信息不對稱與并購績效——來自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經濟管理.37（02）：96～106.

[2] 方潔，潘海英，劉布勇.2017.企業生命周期、并購能力與價值創造——來自2012～2015年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財會月刊，11：24～30.

[3] 趙翔宇. 2017.并購能力和并購績效的關系研究.北京交通大學.

[4] 肖明，李海濤.2017.管理層能力對企業并購的影響研究.管理世界，06：184～185.

作者簡介：遠易康（1996-06），女，漢，籍貫：山西陽泉，學歷：碩士研究生，單位：山西財經大學，研究方向：財務管理與管理會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