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婦女生活》雜志

陳鏡穎 何剛

摘 ? 要：《婦女生活》是抗戰時期一份比較重要的婦女刊物，也是國統區婦女刊物中堅持時間最長，旗幟最鮮明的進步刊物。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在教育啟蒙婦女、宣傳動員婦女抗戰等方面積極呼號，以其進步性和革命性，深深影響了一代中國婦女;它歷經六年，輾轉上海、武漢、重慶三地，伴隨著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的風云變幻，其主要內容和工作雖有所側重，但都為中國婦女運動事業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關鍵詞：《婦女生活》;沈茲九;婦女運動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不斷加劇，中國抗日救亡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為了使婦女認識到這場戰爭的嚴重性，廣泛動員婦女投入挽救祖國危亡的斗爭中去，各黨各派及婦女團體紛紛創辦婦女刊物或報紙副刊，出現了中國近現代史上婦女報刊最活躍的局面。無論是前線還是后方，大中小城鎮還是農村，國統區還是抗日根據地，婦女刊物分布地域十分廣泛。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時期全國各地出版的婦女期刊有130種。

在抗戰時期眾多的婦女刊物中，《婦女生活》是比較重要的一種。它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在國統區教育啟蒙中國婦女，宣傳動員婦女抗戰的一份重要刊物。它的創辦和發展歷程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為抗戰婦女刊物的一個縮影。該刊由現代著名婦女運動家沈茲九女士1935年7月在上海創辦，1941年1月在重慶終刊，共出版83期?！秼D女生活》以其時代進步性和革命性，深深影響了一代中國婦女，為婦女運動事業發展和抗日戰爭勝利做出了積極貢獻。

一

《婦女生活》創刊的1935年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之際?？谷站韧鲞\動蓬勃展開，特別是經歷了“一·二八”淞滬抗戰后的上海，人民群眾的抗日救亡呼聲高漲;而當時奉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國民黨政府，鎮壓救亡愛國運動，剝奪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推行以“禮義廉恥”為內容、旨在“恢復固有的道德”的新生活運動，鼓吹婦女回家做新賢妻良母。這些均遭到了進步文化人士的抨擊。正是在抗戰風云激蕩的時代浪潮里，為了啟迪教育廣大中國婦女，宣傳動員婦女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婦女生活》應時而生。

《婦女生活》的創辦代表了婦女刊物大都從報紙副刊到專門刊物的發展之路，也反映了當時進步婦女刊物在創立之初面臨的艱辛?！秼D女生活》的前身是上?！渡陥蟆返摹秼D女園地》副刊。1934年2月18日，傾向進步的上?！渡陥蟆坟撠熑耸妨坎?，利用騰出的《自由談》星期日的版面，聘請沈茲九開辟副刊《婦女園地》。沈茲九在發刊詞中明確提出：“在目前中國婦女急應開拓的園地，最少有這種工作：拯救商品的身肉，使之獨立自尊。拯救昏暗的靈魂，使之聰明潔凈。拯救垂亡的種族，使之光大長存?！盵1]

在沈茲九的主持下，《婦女園地》“排除太太小姐式的‘悶悶不樂到公園里去散散心的怡情逸致”，“摒棄討論怎樣取悅男子以博得男子施惠”[2]，所刊文章大都揭示婦女所受壓迫之根源，闡釋婦女解放道路，其大膽的筆觸、進步的思想給當時萬馬齊喑的婦女報界注入了清新之風，深得讀者歡迎。著名作家冰心回憶道：“1934年的春夏之交，我和老伴吳文藻在北京燕京大學執教，曾從進步的朋友那里，看到申報副刊《婦女園地》。我當時就感到它與當時一般的婦女刊物不同：它是在號召婦女爭取解放，宣傳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等切中時弊的進步思想?！盵3]但是，好景不長，1934年10月，史量才遭暗殺，《婦女園地》的命運自然也受到嚴重威脅，難以為繼，最終于1935年10月?？?。就在《婦女園地》受到嚴重威脅之時，沈茲九和她的朋友們從長計議，早作準備，決定開拓新的陣地，自己籌辦婦女刊物，并定名為《婦女生活》，“以繼承慘亡的‘婦女園地的精神，而開拓我們的新園地”。[4]

1935年7月1日，《婦女生活》創刊，最初由張靜廬的上海雜志公司出版發行，辦公地點設在沈茲九家中，更“因了《婦女生活》內容文字的警惕和激烈，常常接到當局的警告，她為要維護刊物底本身，不惜向各方面奔走呼吁，使《婦女生活》從艱難苦斗中度過”[5]。雖然創刊之初的處境如此艱難，但是，《婦女生活》積極響應風起云涌的抗日救亡運動，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方針，揭露和抨擊國民黨反動統治，號召婦女抗日救亡。

在《婦女生活》上，沈茲九以茲九、茲、沉淫、莫湮等筆名發表大量文章，傾注了全部心血。同時，她還團結邀請一大批社會進步人士撰稿，主要有茅盾、夏衍、鄒韜奮、郭沫若、章錫琛、曹聚仁、沈志遠、艾思奇、陶行知、何香凝、阿英、張仲實、沈西苓等。同時，沈茲九利用《婦女生活》，廣泛聯絡婦女群眾，成立愛國婦女團體。1935年12月21日，沈茲九與王孝英、胡子嬰、羅瓊、杜君慧等發起成立上海婦女救國聯合會。作為上海婦女救國會的會刊，《婦女生活》成為宣傳動員各界婦女群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主要輿論陣地。1936年5月，經由《婦女生活》及沈茲九等人的努力，發起成立了以沈鈞儒為領袖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這種情況下，上海雜志公司決定不再與《婦女生活》合作，刊物只得由沈茲九獨立經營。后來經胡愈之介紹，《婦女生活》改由鄒韜奮的生活書店發行、銷售，才算有了一段穩定發展的時期?？箲鹑姹l后，1937年11月20日，《婦女生活》出至第5卷第5期后被迫撤離上海。

撤離上海后，《婦女生活》遷往武漢。1938年8月，武漢告急，《婦女生活》再遷往陪都重慶繼續出版。1939年，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文化領域不斷制造摩擦，打擊進步文化出版事業，沈茲九因拒絕加入國民黨并不愿與其“合作”，辭去主編職務，投入新的戰斗崗位，《婦女生活》也因此在出版到第8卷第12期后暫時?？?。三個月后，在中共的組織安排下由曹孟君接任主編，改為月刊繼續出版。在第9卷第2期《婦女生活》上，曹孟君發表公開聲明：“今后要與編委們一起，仍將本著過去的一貫方針和工作精神，作不懈的努力。在已有的基礎上要使她堅持下去，還要使她更壯大，更發揚，完成它應負的使命……”[6]編委會成員主要有曹孟君、沈茲九、史良、劉清揚、胡子嬰、韓幽桐、杜君慧、譚惕吾、陸晶清、羅叔章、彭子岡、張志淵、胡耐秋等。

1941年，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變后，中共代表團和許多進步人士被迫撤離重慶，《婦女生活》于1941年1月被迫終刊。六年期間，《婦女生活》共出版83期。

二

《婦女生活》的“創刊詞”鮮明指出了其辦刊宗旨和目的：“我們現在開辟了這小小的園地，希望同胞們合力來灌溉，努力來耕耘。敘寫你們的所有主張，訴說你們的一切苦難”，“她將做您的知友，給您許多智慧，使您認識自己，認識別人，認識社會，認識世界，認識一切的丑惡。她將做您的先導，給您許多指南，使您知道怎樣脫去重壓，怎樣做人，怎樣做社會的人，怎樣攜手走上光明大道?！薄秼D女生活》從一開始就發出了“婦女也是人”的呼聲，明確指出，婦女不是男子的附屬物，而是整個社會的一分子，得做個健全的“社會人”，“可參加一切社會活動，享受社會一切的權利”。[7]

《婦女生活》歷經六年，輾轉三地，伴隨著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的風云變幻，其主要內容和工作也有所側重。從創刊到“一二·九”運動到全面抗戰以前，雖已著手推動抗戰，但爭取婦女本身利益的斗爭，特別是經濟斗爭，成為中心工作?！秼D女生活》主要提供婦女運動的正確理論，對過去中國婦女運動理論與實踐提出批評意見，剖析現實的婦女問題和婦女痛苦的生活;從“一二·九”運動到“八一三”上?？箲?，《婦女生活》聯合其他婦女團體，推動全國婦女抗日救亡運動的展開，把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的理論與實踐聯系起來;從“八一三”到被迫?？?，《婦女生活》竭力鼓吹并推動各界婦女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婦女的反法西斯統戰工作，動員各階層婦女參加抗戰，如戰地服務、參加戰時兒童保育會、慰勞傷兵、從事生產事業，推進婦女文化、加緊婦女訓練等等，促進全國各階層各黨派婦女團結合作，將抗戰進行到底。具體來說，《婦女生活》的內容可分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回顧評價“五四”以來婦女運動發展情況，調查介紹國內外婦女狀況和婦女運動狀況。其中，對有關蘇聯婦女情況的報道介紹尤為著力，并將其作為婦女解放的范例和中國婦女運動的未來之路。例如，為配合婦女參政和民主運動，《婦女生活》經常介紹蘇聯婦女參政和民主生活情況，刊載的文章有《蘇聯婦女政治上的地位》《勞動婦女史上的創舉》《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蘇聯婦女》《蘇聯女科學家》《快樂的蘇聯母親》。

第二，注重引進借鑒國外婦女運動理論，特別是接受宣傳馬克思主義關于婦女解放的理論，注重將婦女解放的潮流引向民間，從而發動勞苦大眾。有的文章依據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從理論上闡述中國婦女運動發展歷史，分析當前各種婦女問題，幫助廣大婦女認識過去，分析現實，展望未來。例如，杜君慧的《我國女權運動的生長和沒落》、碧遙的《二十四年來中國婦女運動走過的路程》等;有的文章積極宣傳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和馬克思主義關于婦女解放的學說，如沈志遠的《社會科學之哲學的基礎》等。同時，還邀請艾思奇到組織的婦女讀書會講《大眾哲學》，羅瓊編輯“經濟縱橫”專欄，用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理分析中國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以及婦女就業問題和婦女生活問題等。

除了理論分析之外，《婦女生活》還設置靈活多樣的欄目，利用傳記、小說、電影、詩歌等生動的文藝作品，形象地反映中國女工、農婦和職業婦女失業彷徨、流離失所的生活，指導婦女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引導她們擺脫被壓迫被奴役的命運，尋求思想解放和生活獨立，成為有理想有知識的新時代女性。

第三，對當時甚囂塵上的“婦女回家論”“新賢妻良母主義”等復古倒退論調進行抵制和批判，號召廣大婦女“跑出家庭，為自身，為民族，求利益”。 由此形成了自“五四”以來圍繞“新賢妻良母主義”的第二次大論戰，為動員廣大婦女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作了思想準備。

她們一針見血地指出，“婦女回家論”和“賢妻良母論”“只是法西斯麻醉婦女的毒藥”，“是封建社會奴役婦女的美名”[8]，“是錮禁婦女的工具”[9]，堅決反對婦女回到家庭去做賢妻良母，而是應該從家庭中走出來，走到社會中去。在“發刊詞”中，她們就指出：“衛道先生們，在主張‘婦女回家，有的高唱恢復‘三從四德，然而在這瘡痍滿目的半殖民地生活條件下，無情的事實，卻不能如他們的愿望。大多數的婦女，已無法從父從夫從子;她們不得不拋棄家庭，跑上社會去掙扎?！盵10]同時，《婦女生活》借著對易卜生的戲劇《娜拉》的討論，從第1卷各期到第2卷1期，連續刊登了碧遙的《娜拉三態》《“薇薇”與“娜拉”》，雨椿的《使娜拉出走的是什么》，王孝英的《婦女回家庭去嗎》，以及《娜拉》座談會記錄，對這些論調進行批判。甚至到了1937年1月，還刊載有郭沫若的《旋乾轉坤論——由賢妻良母說到賢夫良父》一文，提出：“男女應該以同等的人格相對待，互相尊重，互相玉成，以發展各自所稟賦的性能?！盵11]

第四，抗戰全面爆發后，各地婦女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婦女生活》積極宣傳抗日救亡，關切時局發展，報道各地婦女的抗日救亡情況，記述各地先進婦女集體和模范人物從事抗戰宣傳、慰勞、衣物征募、傷兵服務、難民救濟、兒童保育等工作，進一步鼓舞廣大婦女投身全面抗戰，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抗戰中的湘西婦女》《婦女救亡運動在南昌》《婦救運動在陜西》《華北抗戰婦女》《廣東婦女抗戰工作已踏上最前線》等。她們堅決主張，只有“在求民族解放的總路線下，才能解放婦女自身，離開民族利益，婦女就無從求解放”[12]，“因為當前的抗戰，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只有中華民族爭得解放的一天，婦女才有解放的可能;只有婦女在民族的斗爭中盡著最大的努力，在民族解放之后，婦女才能真正地獲得解放”[13]。

三

《婦女生活》是國統區婦女刊物中堅持最長久，旗幟最鮮明的進步刊物，其“全部的歷史充滿著為婦女大眾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的斗爭”[14]。她之所以能在抗戰時期自覺擔負起宣傳動員婦女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婦女救亡工作的時代任務，當然與主編沈茲九等編委會成員的艱苦努力，追求進步的革命精神緊密相關。除此之外，還需指出，《婦女生活》雖以個人名義創辦，但它始終都有共產黨員在其中工作，與黨保持著密切聯系，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婦女刊物。所以，《婦女生活》各項成績的取得，與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和影響密不可分，此處僅舉兩位共產黨員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來說明這一問題。

第一位是早在1928年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后來成為我國著名婦女運動理論家的杜君慧。沈茲九后來曾深切回憶道，在創辦《婦女園地》和《婦女生活》的時候，她“為自己肩負的重擔而焦慮”，“多么希望能得到黨的指導和幫助。就在這個彷徨的時刻，黨主動找我來了。來找我的人就是杜君慧，她是引導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老師”[15]。1934年初，中國共產黨委派杜君慧協助沈茲九主辦《婦女園地》副刊。剛來的杜君慧就在《婦女園地》上用八個月的時間連載了《婦女問題講話》一文。這是一篇用馬列主義觀點揭示婦女被壓迫根源、闡述婦女解放道路的長文，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在中國的傳播。

在史量才被殺，《申報》政治態度有變時，杜君慧憑借政治敏感性，告訴沈茲九要做好轉移陣地、另辟戰場的準備，這才有了《婦女生活》的順利誕生。沈茲九后來說：“杜君慧是如此機智而且巧妙地使《婦女園地》過渡到《婦女生活》，甚至還利用了最后幾期《婦女園地》為將要誕生的《婦女生活》大登廣告，不僅沒有中斷讀者與我們的聯系，而且贏得了更廣泛的支持和同情，《婦女生活》的創辦，怎能不歸功于君慧，歸功于黨呢？”[16]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杜君慧馬上帶著宣言的油印稿給沈茲九看，并立即趕寫社論，發表在第二天的《婦女生活》上。杜君慧和上海婦女的一些黨團員“根據《八一宣言》的精神，更踏實地發動和組織群眾，成立各種各樣形式的小型婦女組織”[17]，在杜君慧的引導和影響下，《婦女生活》和沈茲九積極聯絡上海各界婦女代表，開展座談會、報告會，共商婦女抗日救亡大計，而這些座談會、報告會“都是上海地下黨文委組織領導的，為開展抗日救國運動作了思想和干部的準備”。[18]

第二位就是中國共產黨婦女運動的杰出領導人鄧穎超同志?？箲鹑姹l，上海淪陷后，《婦女生活》先后輾轉武漢、重慶兩地。相繼任中國共產黨長江局、南方局婦委書記的鄧穎超對《婦女生活》進行了直接的指導。她經常參與《婦女生活》的編輯工作，給予辦刊方向和人員組織等方面的指導。例如，1938年初，鄧穎超就在剛剛遷到武漢的《婦女生活》上發表《對抗戰現階段婦女運動的意見》一文，提出了婦女運動的總任務和中心工作，為當時武漢婦女抗日救亡運動指明了方向——“要在總的抗日統一戰線下，經過統一戰線，去動員組織各界婦女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來?！盵19]

在武漢復刊后，沈茲九在籌辦圖書館、組織《婦女生活》讀者會時，經常邀請鄧穎超、鄒韜奮等到讀者會作報告，提高女青年的政治覺悟。編委會重要成員羅瓊回憶道：“我初見鄧大姐是1938年春末在武漢的時候，那是在幾次婦女界的集會上，一次是《婦女生活》雜志、婦女救國會的領導骨干會議，一次是上層知名婦女座談會，再一次是武漢女學生讀書會”，她在這幾次座談會上“精辟地闡明黨的抗戰綱領以及對婦女支援抗戰的意見”。 [20]剛到武漢的羅瓊不僅在婦女座談會上見到了鄧穎超，而且通過同是中共黨員的季洪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很快，鄧穎超就來到羅瓊家里訪談。當羅瓊表示剛到武漢因為人生地不熟，活動大都在上海老朋友圈子里，較難同當地婦女接觸開展工作時，鄧穎超語重心長地說：“革命青年要有五湖四海的胸懷，要有同一切主張抗戰的人合作的氣魄。上海婦女、武漢婦女都是中國婦女。你們那天開的《婦女生活》讀者會，當地女青年那么熱情，都愿意到農村去，同農村婦女一起支援抗戰。你們開展工作的條件很好，既可鼓勵她們讀你們的雜志，又可鼓勵她們寫文章，大家既是讀者，又是作者，平等相待，互相啟發，把《婦女生活》雜志辦成她們的喉舌，把你們上海婦女救國會的工作擴展到武漢婦女中去?！盵21]

1939年，同樣在鄧穎超的介紹與幫助下，沈茲九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鄧穎超的直接安排下，接替沈茲九主編《婦女生活》的曹孟君也是共產黨員。1939年9月，鄧穎超陪同周恩來去蘇聯治療臂傷，1940年2月底回國，回國后為《婦女生活》連續寫了《我在蘇聯》《莫斯科印象》等幾篇文章，介紹蘇聯建設成就及婦女生活狀況，稱：“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不但已經消滅了階級間的不平等，亦消滅了民族間、男女間的不平等”，“實現了男女徹底的平等?！盵22]對于鄧穎超的指導，沈茲九后來曾說，《婦女生活》之所以能在抗戰中取得成績，“應歸功于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在武漢與重慶時期，是中共長江局和南方局婦委的正確領導”。[23]所以，鄧穎超對《婦女生活》的全面指導，保證了《婦女生活》在思想和組織上始終與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抗戰統一戰線政策保持一致，為推動中國婦女運動事業發展和取得抗日戰爭勝利均做出了積極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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