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法律文化比較

劉韻思

摘要：眾所周知，中國與西方的法律文化存在較大的差別。比較中西法律文化的區別，從而多維度深刻認識中國的“禮治”與西方的“法治”傳統。希望充分挖掘傳統法律文化的價值，能從傳統中找到力量，在異質文化中汲取到法治營養，并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關鍵詞：法律文化;中國;西方;禮治;法治

一、引言

研究中西法律文化之比較，其核心是借西方法律文化深入審視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挖掘傳統，利導傳統，從傳統中尋找力量。但與其他學科相比，根據可統計的論文和其他學術材料，法學界在傳統法律文化方面的研究顯得比較薄弱，其原因是復雜的。首先，近代以來，學界在比較中西法律文化傳統時對中國傳統文化基本持否定態度，“發明西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中國”是當時學界的主流觀點，對傳統法律文化的反思、批判，一方面促進了中國法律近代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們的誤解，使許多人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只有刑，沒有法”的社會。其次，近代以來人們習慣了以國力強弱為標準來評價文化的所謂“優劣”。一些學者將西方的法律模式作為“文明”、“進步”的標尺，來評判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法律。這種理論上的偏見，不僅阻礙了不同文化間的溝通與融合，而且造成了不同法律文化間的對抗和相互毀壞[1]。

中國沒有“法”的傳統，不是中國人蒙昧愚蠢，而是因為傳統中國有一個“禮”的體系，起到了西方概念中“法”的作用。中國人的禮治是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和社會意義的，“齊之以禮，道之以德”，一套以“禮”為核心的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統治方式為中國千年所沿用，在解構本質上具有整體性、穩定性與正當性。

“中西法律文化是它們的地理環境、社會環境和歷史文化環境的產物，各自形成特色并構成差異，但它們之間的差異只能說是不同，很難說是不好?！薄吨形鞣晌幕容^研究》中的這個觀點也許是很好的詮釋。

二、中西法律文化比較

（一）治國方略：人治與法治

在中國，人治思想的由來絕非偶然，究其本質，它能夠以頑強的生命力傳承前年，直到仍能夠在一些領域保有一席之地，其原因在意它所產生的理論基礎，是以人為本的儒家學說。主要表現為“出禮則入刑”、“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儒家理論特意制定了一套想對應的稱之為“禮”的標準，這套標準是對人與人之間關系指導準則的設計，按照“禮”進行社會生活就能到達整個社會的和諧和穩定，這就成為社會層次的“禮治”。對待中國的人治傳統，不可簡單地將之視為依靠統治者的道德來治理國家，而是將“禮”滲透在社會行為規范的方方面面，成為人們行動的準則。

西方提倡依法治國。西方歷史上，自公元330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為國教之后近兩千年來，教會/教權始終是歐洲國家和社會治理中最重要的指導者，甚至在政教分離的今天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和影響。教會法的許多原則和制度被國家的近代法律制度所吸收和改造，成為其國家法律制度最重要的淵源之一，構成了西方法律傳統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二者之間的紐帶并未消失，只是從不同方面關注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但宗教仍然具有將社會和超越社會價值之間聯系在一起的力量，給一切信徒踢狗經常支持，堅守個人的社會角色，尊重教會權威等方面，仍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二）人性理論：性善論與性惡論

在關于人性的理論觀點上看，中國主流觀點主張性善論，西方提倡性惡論。

中國主流觀點主張性善論。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反復強調人與禽獸的不同，他顯然的知道了人不可像動物那樣受食色之類自然必然性的約束。理解儒家的性善論，才能超越簡單的概念范疇和價值判斷的局限，真正體察到中國文化傳統的生命活力和邏輯體系所不能涵蓋的博大與包容。從法律的角度上看，中國的性善論造就了中國人一般都以道德的理念要求自己，道德的范圍一般要高于法律，即為中國“人治”與“禮治”的法制傳統奠定根基。

西方的性惡論主要來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說”。由于人類的祖先亞當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誘惑，偷吃了智慧過時而犯了“原罪”，因而亞當和夏娃的子子孫孫也有犯罪的內因，也要為自己的祖先承擔責任。由于西方基督教的影響，性惡論在西方占了主流。人是為像上帝一樣管理萬物而被神創造出來的。因此，人是天地萬物中最尊貴的被造物。其次，人類是為榮耀上帝而被造，人因具有上帝的形象而為萬物之尊，且因為信仰基督而得“神兒女的名分”高于萬物。最后，犯罪的人類終蒙神的拯救才能恢復本來的尊榮。從法律的角度上看，西方的性惡論使他們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法律制度，主張權利的制約與制衡，來抑制人們向“惡”的方向發展。

（三）法律傳統：公法與私法

在法律傳統層面，中國公法發達，民刑不分，以刑為主;而私法是西方法律體系的根底和枝干，西方法律文化的基本特點就是私法文化的傳統與發達。

在中國，法產生于夏朝，當時稱為“禹刑”，它最初主要是用來對付異族的反抗，是勝利了的民族強加于失敗者的專橫意志。因此刑罰異常殘暴，表現為奴隸制“五刑”。刑在氏族內部是鎮壓的工具，在氏族爭戰中表現為對外誅伐的武力。三代的刑、秦漢的律，乃至唐律和明、清律仍然是刑法典。這說明，中國古代的法律一開始就與權力有緣而與權利無關，法律被看作是束縛和控制人的手段，這種狹隘性排除了法的民事功能，這并不是說它不能調節民事關系，而是說它不能離開國家、離開刑罰來處理民事關系[2]。

而在西方，私法發展較為完備，有著許多如今看來十分先進的法律理念。古希臘、羅馬國家的法是在氏族內部斗爭及其改革過程中形成的，是各種社會力量相互妥協的結果。法律一開始就被區分為公法、私法，分別調整不同的社會生活領域。由于法在雅典、羅馬的早期形成過程中代表并等同于國家全部的政治制度，因而法的觀念便與中國截然不同，它的內涵和外延都比中國的法觀念（以刑為中心）更為豐富和廣泛。它不僅包含具體規則、規范的內容，還擁有正義、平等、道德的含義。因此，法在西方從來就有廣泛性和普遍性的特征[3]。另一方面，雅典和羅馬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正是通過一次次對法的變革來實現的，是社會妥協的結果，法在西方具有了社會進步的杠桿作用，也是歷史本身進步的表現。

參考文獻：

[1] 馬小紅，劉婷婷.法律文化研究[M]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36-47.

[2] 王菲.從法的形成看中西法律文化的差異[J].新視野，2014（02）：117-120.

[3] 何銳.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較與取舍.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5 （6）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