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高壓與蒲松齡《聊齋志異》

李潔 孫守京

摘要：隨著封建專制制度的進一步發展，統治者在政治上采取高壓政策以期完全掌控人民。作為政治高壓的衍生手段之一，文字高壓備受歷代統治者的“青睞”，中國歷史上的“筆禍史”淵源由此而來。在這種文字高壓下，歷代文士即使悲憤苦悶，在詩文中卻不能書寫一毫一厘。但部分士子身處黑暗社會之中對現實和社會有深刻的認識，于是借用“奇聞異事”來間接地達到諷刺政府的目的。本文將從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出發，進一步探討文字高壓下蒲松齡創作《聊齋志異》的內涵與目的。

關鍵詞：文字高壓;蒲松齡;《聊齋志異》

引言：

文字高壓作為封建統治者加強君主專制的一種手段，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據《漢書》記載，楊惲因《報孫會宗書》而使“宣帝見而惡之”，遂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處楊惲腰斬之刑?？梢娢淖指邏鹤詢汕Ф嗄昵暗臐h代就已初見端倪，隨后文字高壓歷經歷代政治局勢的轉變而呈現出不同的形態，至清代發展到頂峰。以往歷代雖時有“文禍”發生但遠不及清代之盛，由此在清代產生了“文字獄”一說?！拔淖知z”，顧名思義是指因文字而導致的罪案，統治者有意從文人著作中斷章取義、曲解本義以此羅織成罪，達到排除異己、維護統治的目的。清代統治者大興文字獄，借此掃除了不服從其統治的漢族文士，達到了震懾人心的目的。在此背景下，知識分子人人自危，在文學創作方面更加保守。然而一部分士子卻不甘滿清政府的統治，在親眼看清科舉之弊害、政府之腐敗、社會之黑暗后，于憤懣悲傷中以“奇形異事”的傳奇式文章來表達自己對于社會和現實的不滿與諷刺之情。其中，尤以蒲松齡的文言小說《聊齋志異》最為著名。

一、以文為禍，哀文士之殤

中國是一個具有兩千多年封建傳統制度的國家，社會等級森嚴，同時在發展過程中歷代統治者不斷采取各種政治手段以達到統治目的，同時對文化、思想實行高度嚴格把控以確保其政治統治合法性。在此基礎上，在中國歷史上盛行幾千年的“文禍史”正式產生。

西漢楊惲因《報孫會宗書》觸怒漢宣帝而遭腰斬;魏晉時，嵇康一封《與山巨源絕交書》被權臣司馬昭弄權斬于東市;宋朝時，蘇軾因涉嫌以詩嘲諷新政而被投入“烏臺”，史稱“烏臺詩案”。以往歷代雖時有“文禍”發生，但要論哪朝哪代文字高壓掌控欲望最為強烈，當以清代之最。滿清政府作為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少數民族政權之一，自入關起便十分注重對于漢民族的掌控，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實行高壓統治。為打壓有逆反心理的漢族文士，鎮壓不利于自身政治統治的思想言論清代治者有意從文人著作中斷章取義、曲解本義以此羅織成罪，達到排除異己、維護統治的目的。

自康熙年間開始，文字獄的規模超越以往各代，據統計，康熙年間發生的文字獄大大小小共有20多件，其中屬兩起案件規模最大、牽連最廣，這就是著名的“《明史》案”和“《南山集》案”?！啊睹魇钒浮贰敝小扒f氏家族、纂修者和為此書寫序、校對以及買賣、刻印的等共 70 余人皆被斬殺，還有數百人充軍邊疆。時莊氏已死，也被開館戮尸?！盵1]

在“《南山集》”案件中受到牽連的人數高達幾百人，或處于斬刑，或充軍，或流放寧古塔，其中早已身死的方孝標仍被發棺戮尸。

在此背景下，滿清政府雖除去了異己強化了其統治地位，但對于知識分子來說無異于一場異常嚴酷的浩劫。如此種種，致使文人士子在進行文學創作時懷著一種畏禍意識，這種畏禍意識使得其在面對清政府的文字高壓時敢怒不敢言，但部分有志之士在看清滿清政府的丑惡嘴臉之后不愿與之合作，但迫于清政府的文字高壓，他們無法直接書寫自己內心的所感所想，便采取了一種消極的不抵抗不合作的態度，便借用道聽途說或獨立創作的“奇形異事”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諷刺之情寄托在其中。

二、“集腋成裘、僅成孤憤之作”

屈原因主張抗秦而遭小人迫害，楚懷王也聽信小人讒言而放逐了他。面對內憂外患和被放逐的命運，屈原憂憤之下而作《離騷》，由此創立了“香草美人”的傳統，借香草美人抒發了自己的政治情感;司馬遷因李陵降敵一事慘遭宮刑，劫后茍延殘喘的他一度想要以死來洗刷屈辱，但一想到“書未成，名未立”，他便忍受著極大的恥辱發憤著成《史記》，由此創立了一種“太史公曰”式的史評模式;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開篇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在面對人生幾起幾落、仕途坎坷不平的命運下，韓愈繼承了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并結合他所親身經歷的社會黑暗現實提出了“不平則鳴”的口號，為自己，為友人，為天下百姓“鳴不平”;而蒲松齡在《聊齋志異·自序》中說“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也就是說《聊齋志異》是蒲松齡因孤憤而作。聯系前文，無論是屈原的“憂憤之作”還是司馬遷的“發憤之作”，抑或是韓愈的“不平則鳴”都有一定的時代內涵，那么蒲松齡的“孤憤”又從何而來呢？

近代郭沫若評《聊齋志異》，稱其“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逼阉升g一生未入官場，卻心懷黎明百姓，在他的《聊齋志異》中記錄了當時統治者貪暴不仁，官吏貪贓枉法的黑暗現實?！断狡健芬晃闹邢狡綖楦干煸┗昶侨腙幩镜鬲z，在冥間的種種遭遇正是對現實人間的統治者顛倒是非、貪贓枉法、草菅人命等種種惡行的真實寫照;《考弊司》中描述考弊司堂下兩塊石碑刻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卻做著“不必有罪”，“例應割髀肉”的勾當，除非“豐于賄者”才可免除?？梢?，蒲松齡正是以陰司冥間作為對照將人間的污穢不堪擺在了世人面前，將現實人間官府的黑暗渾濁和官吏的貪婪殘暴一針見血的撕裂出來[2]。

三、“君子曰”、“太史公曰”的“異史氏”自比

《左傳》中作者通常托君子之口來表現對某一事件或人物的評論;《史記》中“太史公曰”是司馬遷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個人解釋和看法;而在《聊齋志異》中蒲松齡則以“異史氏”感慨評點故事作結。個人認為蒲松齡正是通過這樣的自比將《聊齋志異》與《左傳》、《史記》放在了同一水平層面，在思想感情、藝術手法、敘述目的上追求高度統一的結果。

《左傳》為失明的左丘明所著，主要記載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同時對同一時期的各種禮樂制度、規章典范、風俗人情等均有記述。據統計，在《左傳》中共有83條“君子曰”或近似于“君子曰”的評語[3]，但聯系整篇文章便會發現“君子曰”的出現與所描述的歷史事件并無直接聯系，刪減之后對于整體文章并無實際影響。同時這些“君子曰”評論摻雜以史事和倫理道德，二者相以混合，共同建構了《左傳》“君子曰”的評論模式。具體考察便會發現“君子曰”的評論模式實際和“春秋筆法”的批評手段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左丘明借君子之口隱晦地將自己的褒貶感情色彩帶入其中，將自己評論者的身份隱藏了起來;

與《左傳》不同的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加以評論時便直接亮明了評論者的身份為“太史公”，其后有人考察發現，“太史公”實際是司馬遷的自謂。據統計，《史記 》全書 出現“太史公曰”的頻率共計一百三十四處，約占《史記》全書總字數的百分之六[3]，可見，“太史公曰”在《史記》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妒酚洝肥撬抉R遷的“一家之言”，他將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太史公曰”表達了出來。細察司馬遷生活的時代，彼時正是漢武帝加強君主專制的時期，對于思想文化的控制也異常嚴格，這使得文人士子無士人暢所欲言，司馬遷作為一個講求歷史真實的史學家，雖要表明自己政治立場卻在專制掌控下無法實現自由，便借助言辭隱約、委婉含蓄的“太史公曰”式的史傳評論將自己對于漢王朝的譏諷、批判夾雜在其中;

而《聊齋志異》同《左傳》《史記》一樣，在總結評論時借助“異史氏”加以評點。在蒲松齡生活的年代比之司馬遷對于思想文化的掌控更為嚴格，他無法直接書寫清代統治者統治之下社會的黑暗和官場的腐敗，但也不想以文唱和取悅統治者，在這雙層的夾縫里蒲松齡艱難創作。同時面對統治者的重重壓制，他內心的“孤憤”之情難以抑制，便通過“異史氏”的體例將個人情感注入其中諷刺、批判了愚弄和抑制文人士子的清統治者。

值得注意的是，《左傳》《史記》都是屬于事件真實的“正史”，而《聊齋志異》則屬于“野史雜傳”，這三者統一于同一層面，由此蒲松齡向我們展示了滿清政府政治高壓下的性格真實，表明自己對于清廷的排斥心理。

綜上所述，蒲松齡生活在明末清初易代之際，此時正是滿清政府打擊漢人士族集團、鎮壓地方起義的時期，并且封建專制統治發展到清朝已經是強弓末弩之時，所以在一步步加強專制統治的同時，政府內部組織已經開始出現問題。蒲松齡一生從科舉失利到坐館幾十年，親眼目睹滿清政府統治下滿目瘡痍的現實社會，在文字高壓之下他無法直接吶喊出聲，便借鑒《離騷》之“憂憤”、《史記》之“發憤”和韓愈之“不平則鳴”的情感和《左傳》、《史記》之筆法來諷刺康熙政府的黑暗?？v觀《聊齋志異》看似在寫狐鬼，實際在寫現實社會;看似談笑戲謔，實則辛辣諷刺。

參考文獻：

[1]李成丹.論清康熙朝的文字獄及其影響[J].知與行，2017（05）：71-74.

[2]袁行霈.中國文學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273

[3]郭學利.《左傳》“君子曰”與《史記》“太史公曰”比異[J].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01）：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