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邊政治關系對中國入境旅游的影響

唐美琳

摘?要： 隨著中國入境旅游的快速發展，對入境旅游的影響因素的探討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方向之一。本文基于VAR模型，運用方差分解，考察了1996-2016年期間中國與5個主要客源國的雙邊政治關系對中國入境旅游的影響。結果表明雙邊政治關系對中國入境旅游的貢獻率在第1期為0，然后逐漸增大，總體來看在4-6期逐漸達到最大，最終趨于平穩增長。

關鍵詞： 中國入境旅游;雙邊政治關系;VAR模型

【中圖分類號】F752.61?【文獻標識碼】A?【DOI】10.12215/j.issn.1674-3733.2020.41.274

1?引言

在對外開放和初步改革階段，我國制定的旅游業發展方針是“優先發展入境旅游”，我國“十三五”規劃中也將大力發展入境旅游增長作為一項重要議題。根據文化和旅游部數據，2015-2018年期間，中國入境游客從2599萬增長到3054萬人次，呈現出平穩增長態勢。2018年，外國人入境游客為3054萬人次，增長了4.7%，其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入境旅游總人數，入境旅游收入同比增長3.0%。旅游成為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綜合性產業，也是拉動消費和增加就業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因此它的經濟功能是很顯著的。

但是在政治化時代的今天，旅游帶有越來越鮮明的政治色彩，其發展不僅關系到國際政治，也涉及國際政治。雙邊政治關系的好壞會直接影響國際旅游發展的成敗，良好的政治關系促進旅游者正常的雙向流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周邊國家特別是日本、韓國關系的波動也推動了我國入境旅游市場格局發生重大變化。2001年因“教科書問題”、“李登輝訪日”、“參拜靖國神社事件”導致中日關系惡化，日本入境人數損失16.4萬人次;2005年又因“釣魚島問題”、“臺灣問題”等引起兩國政治摩擦，造成17.6萬次日本入境游客損失量。1991-2002年期間，中國與韓國簽訂了“中韓民間貿易協定”“韓國取消對中國旅游限制”等文件，這些對雙邊政治關系的利好事件對中國入境旅游帶來了積極影響，對韓國入境中國旅游人數的平均貢獻率分別達到34.83%、56.18%。不難看出在影響入境旅游的眾多因素中，政治的影響往往具有決定性作用。

旅游政治學在20世紀70年代形成并發展，從政治視角分析旅游現象日益為學者們強調。其中政治關系與旅游的互動關系是旅游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因此，本文試圖定量研究雙邊政治關系對中國入境旅游人數的可能影響。

2?文獻回顧

隨著中國入境旅游的迅速發展，已有大量文獻對影響入境旅游的決定因素進行了考察。概括來看，現有文獻的研究可以梳理為客源國、目的地、出游者三方面因素對中國入境旅游的影響。

從出游者角度探討了旅游者收入、偏好、知識和經歷等因素的影響。出游者教育水平會影響來華旅游人數和花費（白凱，李天順，2007）[1];出游者和目的地的心理距離越小，旅游動機更強烈（劉力等，2014;Yang et al.，2012）[2，3]。從目的地角度又分為自然環境（張晨等，2017）[4]，社會（吳良平，張健，2016）[5]、政治（王潔潔等，2009;朱迎波等，2003）[6，7]、文化和經濟環境（喬寧寧，陳建寶，2013）[8]因素的研究。研究發現自然環境如霧霾天氣會影響出游者對目的地形象認知和風險感知，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環境等因素對入境旅游人數產生不同程度影響。目的國安全程度越高越能促進出游者出游動機。從客源國角度看已有研究發現客源國內的經濟波動、危機事件影響出游者出游需求和目的國選擇（王潔潔等，2009）[8]。我國學術界從政治維度研究旅游起步較晚。學者們主要采用事件分析法、理論探討法探索兩國關系變化對一國旅游業造成的潛在影響（田祥利，白凱，2013）[9]?？傮w來說，現有文獻缺少用量化的政治關系作為支撐實證研究。

相比現有文獻，本文將量化的雙邊政治關系引入中國入境旅游影響的研究中，一方面對于促進我國旅游業的健康發展，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另一方面也豐富了旅游政治學的內涵，對從政治學維度分析旅游現象形成有益補充。

3?研究設計

3.1?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模型設定：本文借鑒現有文獻的做法，采用向量自回歸（VAR）模型進行研究。該模型不受經濟理論的約束，經濟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可作為所有內生變量滯后值的函數對稱進入各個估計方程中。本文最終的模型設定如下：

3.2?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的時間范圍為1996m1-2016m12，研究的客源國為5個國家，分別是日本、美國、韓國、俄羅斯、英國。

雙邊政治關系PRI采用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的《中國與大國關系數據庫》。月度入境旅游人數來自《中國旅游統計年鑒》，月度工業生產總值源于世界銀行全球經濟監測（GEM）數據庫，匯率源于IMF中的國際金融數據庫（IFS）。

4?方差分解分析

VAR方法要求時間序列是平穩序列，因此首先對本文模型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法，對原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表明，在5%顯著水平下，所有變量ADF統計值都小于臨界值，一階差分后不存在單位根，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可以進行VAR模型建立。

建立VAR模型的關鍵是要正確選擇滯后階數p。一方面滯后期要足夠大以便完整反應模型的動態特征，另一方面滯后期越大會導致自由度越少。利用AIC、SBIC和LR準則確定模型的滯后階數，各個客源國VAR模型的滯后期為2。

方差分解是將系統內每個內生變量的變動按照其成因分解為與方程隨機擾動項相關聯的各組成部分。本文利用方差分解分析兩國政治關系沖擊的貢獻在總貢獻中的比重。本文選擇的沖擊滯后期數為8期，表1是每個國家對應的VAR模型的方差分解結果，表中的數字為百分比貢獻率。

從表1主要可以得出兩個結論：（1）總體來看雙邊政治關系對入境中國旅游人數的貢獻率在第1期都為0，然后逐漸遞增，最后貢獻程度趨于平穩增長。（2）雙邊政治關系對中國入境旅游人數的貢獻率表現出國家異質性。韓國在第4期基本達到最大，俄羅斯、美國、日本、英國在第6期基本達到最大值。在這5個國家中，美國、日本、英國與中國的雙邊政治關系對中國入境旅游人數的貢獻程度較其他幾個國家更大，從第2期開始都大于1%，另兩個國家雙邊政治關系對中國入境旅游貢獻程度很低。

5?結論

雙邊政治關系對旅游者的目的地選擇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本文以1996-2016年5個國家入境中國旅游月度人數為樣本，基于VAR模型，運用方差分解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雙邊政治關系的沖擊對中國入境旅游人數起到了一定作用，其貢獻程度在不同國家間呈現出差異性，總體來看，入境旅游人數自身沖擊貢獻程度最大，政治關系的貢獻率在前1-6期逐漸增加并達到最大，然后趨于平穩。

雙邊政治關系會影響兩國旅游往來，維持良好的雙邊政治關系能夠促進兩國人民通過旅游進行文化交流溝通，也對兩國經濟、文化起到積極作用。由于沖擊所帶來的的影響時間不長，當發生影響兩國關系的危機事件時，旅游相關部門應積極采取應對措施，及時減少對旅游業帶來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1]?白凱，李天順.國際旅游者出游的隱性相關因素分析——以我國主要入境客源國為例[J].旅游學刊，2007（05）：34-39.

[2]?劉力，陳浩，韋瑛.文化接近性對潛在游客目的地態度和旅游意向的影響研究——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論視角[J].資源科學，2014，36（05）：1062-1072.

[3]?Yang， Yang， and Kevin KF Wong.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China inbound tourism flows： A panel data gravity model approach.”Asian Geographer29.1 （2012）：21-37.

[4]?張晨，高峻，丁培毅. 霧霾天氣對潛在海外游客來華意愿的影響——基于目的地形象和風險感知理論[J]. 旅游學刊，2017，32（12）：58-67.

[5]?吳良平，張健.危機事件下中國入境旅游的受損格局與影響機制研究[J].旅游科學，2016，30（05）：37-51.

[6]?王潔潔，孫根年，舒鏡鏡. 20年來中美關系及危機事件對旅游流雙向互動的影響[J].旅游學刊，2009，24（05）：12-19.

[7]?朱迎波，葛全勝，魏小安，董培南，何連生，彭唬. SARS對中國入境旅游人數影響的研究[J].地理研究，2003，（05）：551-559.

[8]?喬寧寧，陳建寶.宏觀經濟波動對我國入境旅游發展的影響分析[J].旅游學刊，2013，28（02）：44-51.

[9]?田祥利，白凱. 旅游目的地突發事件對西藏入境旅游市場規模影響與政策響應[J].旅游學刊，2013，28（03）：3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