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語料庫的自閉癥人群媒體話語建構特征研究*

福建農林大學 林美珍 浙江大學 馬博森

提要：本文以NOW語料庫中關于自閉癥人群的媒體報道為研究對象，運用語料庫和話語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從定性和定量兩個方面考察自閉癥人群的媒體話語特征以及由此構建的自閉癥人群的媒體形象。研究表明，主流英語媒體報道存在片面、消極的趨向；在話語中，自閉癥人群被建構為脆弱的、偏離正常的、病態的、亟需醫療和社會救助的形象。媒體通過話語運作的方式強化了自閉癥人群的弱勢形象，體現了媒體的敘事動機和立場。

1.引言

自閉癥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縮寫：ASD，中文簡稱：自閉癥），是一種起源于兒童早期，以社會交往和溝通障礙、興趣范圍狹窄以及重復刻板行為為主要特征的神經發育障礙（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由于病因不明且缺乏特效治療，近年來世界各國自閉癥罹患人數不斷攀升。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于2018年4月26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每59個美國兒童中就有1個自閉癥患者，這與兩年前的統計數據相比增長了15%1。自閉癥也逐漸成為國內外一個凸顯的社會問題，經媒體對自閉癥人群直接或間接的報道，影響著社會大眾對其的認知、評價和話語建構。因此，如何正確、有效地傳播和建構自閉癥人群媒體話語，不僅關涉社會大眾對自閉癥人群形象的認知和建構，也關涉其主體經驗和利益訴求在主流社會群體中的表達和體現。

“語料庫研究與話語研究之間存在天然的親和力和兼容性。將語料庫視角融入話語研究，一方面能為揭示話語意義提供豐富的語言例證和強大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語料庫研究中的詞語共現、語言特征共現等創新思路也為話語研究增添了理論維度”（許家金 2019：xviii）。加之，“目前話語研究大多注重權勢話語和精英話語，而對弱勢群體的話語、聲音關注不夠”（唐青葉 2012：10）?；诖?，本研究擬以NOW語料庫中2010—2019年期間有關自閉癥人群的75,998篇媒體報道為研究對象，運用語料庫和話語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對語料庫中的詞頻、搭配及索引行進行分析，從定性和定量兩個方面考察自閉癥人群媒體話語特征，以及由此構建的自閉癥人群媒體形象，揭示話語背后的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旨在為媒體重新審視和調整對自閉癥人群的報道提供借鑒和參考。

2.文獻回顧

近年來，國外針對自閉癥人群話語研究已從早期基于醫學—心理學模式研究，逐漸發展成為社會學、傳播學、語言學、話語分析等領域的重要課題之一。文獻梳理顯示，基于傳播學視角下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研究多采用傳播學方法（如內容分析法和框架分析法），以靜態的傳統紙質媒體報道、動態的電視、廣播乃至社交媒體的新聞報道為語料，重點探究自閉癥人群媒體形象建構、媒體框架變遷以及媒體報道方式對受眾態度的影響。具體而言，研究重點有三個：第一，基于MMR（Measles,Mumps and Rubella）疫苗爭議事件的醫學新聞報道研究（如Clarke 2008;Smithet al.2008;Holtonet al.2012;Janget al.2017;Mann 2018）。第二，基于框架理論的自閉癥人群媒體形象建構和媒體框架變遷研究（如Jones &Harwood 2009;McKeever 2012;Waltze 2012;Kang 2013;Holtonet al.2014;Sawchuk &Clarke 2015;Muhamad &Yang 2017）。第三，基于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等理論視角，探究自閉癥議題報道方式對受眾態度和行為影響的實驗研究（如Orta 2016）。其中，基于框架理論的自閉癥人群媒體形象建構和媒體框架變遷研究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其原因可能是“媒介形象的塑造往往基于一定新聞框架”（臧國仁1999）。

與國外研究相比，國內學界對自閉癥人群的媒體話語研究關注度不高，相關研究較少。代表性研究如金恒（2012）和李瑩（2017）基于健康傳播學理論視角與方法，以自閉癥人群媒介表征和形象建構為切入點，前者采用框架分析法，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維度系統分析了《新民晚報》中有關自閉癥議題表征的“社會化”趨勢和報道改進方法；后者采用內容分析法，通過對比中國大陸的《羊城晚報》與臺灣地區的《聯合晚報》中有關自閉癥議題呈現的差異，總結出自閉癥人群媒體形象的呈現特點，進而針對其媒體報道提出一些富有參考性的建議。最新研究如李慧冉等（2019）采用內容分析法，以國內某新聞網站2011—2016年期間有關自閉癥人群的4,794篇報道作為研究對象，借助質性分析軟件NVIVO11.0分析媒體所建構的自閉癥人群負面、消極、刻板的形象。

縱觀國內外文獻，不難看出，在自閉癥人群媒體話語研究方面，學界已取得一些富有影響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單一學科研究多，跨學科交叉研究少；研究方法較單一，多采用傳播學的內容分析法和框架分析法，偏重微觀層面的文本分析，對自閉癥人群在話語建構中受到的話語權力制約因素關注少，沒有利用語料庫語言學方法，從大規模自然話語中抽取、挖掘人際交流的話語實例，并借助語境擴展分析方法和批評話語分析理論，探究自閉癥人群媒體話語建構特征。有鑒于此，本研究將采用語料庫和話語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對主流英語媒體報道中的自閉癥人群的話語建構特征進行探索性研究。

3.研究數據與方法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NOW語料庫，由Mark Davies教授主持開發，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英語新聞語料庫之一（Davies 2018）。該庫收錄了自2010年以來20個國家和地區的主流媒體發布的英語網絡新聞，是了解世界主流英語媒體關注的熱點議題及媒體觀點的重要平臺。目前該庫容量為81億詞，每月以1.4—1.6億詞的速度擴增（約30萬篇新聞報道），語料庫界面友好、檢索簡單、功能強大，研究者“可以檢索到其他語料庫無法查到的低頻語言現象”（劉喜琴、Davies 2017：38）?；诖?，本研究借鑒Kang（2013）針對自閉癥人群媒體話語研究的搜索標準，以autism_nn*為關鍵詞在語料庫中進行檢索，時間跨度為2010—2019年，共檢索獲得文獻75,998篇（數據最后下載日期為2019年7月27日）。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檢索出的文獻數量較大，采用人工逐篇審閱，手工剔除同一篇報道中重復出現的關鍵詞autism，費時費力，故以關鍵詞autism字段出現的有效累積頻次75,998篇為本研究的有效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首先，以autism為節點詞，分別將左右跨距設為0：4和4：4，考察MI值≥3的搭配動詞和形容詞，其原因在于“動詞能告訴我們行動和論點的變化，它也告訴我們主語和賓語之間的關系，而形容詞能擴充和詳述文本中的信息”（錢毓芳 2010：99）。其次，基于NOW語料庫，分別制作與autism搭配的動詞、形容詞詞表，并提取MI值≥3的前30個與autism高頻搭配的動詞和形容詞數據。最后，依據量化統計結果，對比、剖析和提煉自閉癥人群話語的總體分布特征和規律，并在此基礎上總結其媒體話語建構特征。

4.結果與討論

4.1 報道趨勢分析

為了探究NOW語料庫中自閉癥人群話語產生的重要節點，以及媒體對自閉癥人群的關注度，本研究統計了2010—2019年NOW語料庫中自閉癥人群媒體報道數量（見圖1）。

圖1 自閉癥人群媒體報道數量分布情況（2010—2019）

從圖1可見，針對自閉癥人群的報道總體上呈波狀上升趨勢，并伴有周期性上下波動，各年份呈現不穩定分布態勢。2010—2015年，相關報道數量較為平穩，共出現28,063 篇報道，僅占總數的37%。但在2017年呈現增長趨勢，共出現13,791 篇報道，相當于2010—2015 近6年報道的兩倍之多。這說明，自閉癥人群受主流英語媒體的關注度越來越高。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自閉癥罹患人數的持續上升，媒體和社會大眾將會越來越關注這一弱勢群體，因為“對弱勢群體的包容度，支持度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準之一”（五彩鹿自閉癥研究院 2017：3）。

圖1還顯示，除2010年上半年外，每年上半年報道數量均超過下半年，在2019年上半年報道數量最多，高達9,586篇。通過對語料進一步分析后發現，主流英語媒體針對自閉癥人群議題的報道數量呈現“節日化”報道趨向。即在每年4月2日的“世界自閉癥日”以及6月1日的“六一國際兒童節”等，相關報道數量會出現明顯增長態勢。這也進一步驗證了Bie &Tang（2015）的研究結果，即媒體在對自閉癥人群報道時常會出現“節日化”報道現象。值得一提的是，與其他年度相比，2010年上半年媒體報道數量少于同年度下半年的報道數量，究其原因,可能源于這一事件：聲稱MMR疫苗會導致自閉癥的始作俑者Andrew Wakefield被英國醫學理事會證明有學術不端和危害兒童健康的罪名，各國媒體針對MMR疫苗事件競相轉載和連續報道，并引發了社會大眾持續關注和討論，因此出現了與其他年度不同的分布規律。

4.2 Autism的搭配分析

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媒體對自閉癥人群的話語建構，我們將進一步通過分析與節點詞autism搭配的動詞和形容詞，來管窺其圍繞autism的話語建構特征。在話語分析中，搭配被證明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工具，“因為它不僅可以揭示詞匯聯想模式，還可以展示一個詞在語境中是如何獲得意義的”（Xiao 2015：106）。搭配研究中常用的標準是共現詞頻和MI值，其中MI值用來測算詞與節點詞的搭配強度，“以便有效識別大規模文本中節點詞的意義構建”（錢毓芳 2019：32）。本研究分析討論時將綜合考慮共現詞頻和MI值。表1記錄了按照MI值高低選取的前30個與autism高頻搭配的動詞和形容詞的統計結果。

表1 autism的顯著搭配詞數據（2010—2019年）

（待續）

（續表）

4.2.1 搭配動詞分析

由表1可見，圍繞autism的搭配動詞，如overdiagnose、underdiagnose、underemploy、withdraw、misdiagnose、overrepresent、seclude、debunk、upend、oversimplify、discredit、impair、overawe、stigmatize等，均具有較強的消極語義特征。同時，詞根over-、under-、dis-、mis-等多次出現，其構成的詞匯均表示消極負面的含義。由此可見，圍繞autism的搭配動詞多用于否定語境中，具有較明顯的消極語義趨向和較強的消極語義韻，說明主流英語媒體報道充斥著對自閉癥人群片面、消極的報道。這與國外多數研究者的研究結果相似如Jones &Harwood（2009）、Huws &Jones（2010）、Holtonet al.（2014）。通過進一步考察30個與autism高頻搭配的動詞的索引行后發現，相當大比例的句子以被動語態的形式出現，表明自閉癥人群是媒體報道的主題。但從語法上講，“被”字句式策略性地隱去施事者，雖凸顯了媒體對自閉癥人群的關注程度，但也易使大眾認為受事者（即自閉癥人群）無力改變現實。這一搭配話語策略實質上構建了自閉癥人群較為負面、消極的形象。換言之，即塑造了“一個被動的、病態的、不能獨立的、需要醫療和救濟的群體”（關文軍等 2017：14）形象，例如：

（1）On Friday,government researc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ed that autism may be overdiagnosed in as many as 9 percent of kids.(CA:2015-10-24)

（2）Autism is under-diagnosed,partly because South Africa has very few doctors qualified to diagnose the condition.Specially trained paediatricians,paediatric neurologists,psychiatrists and neurodevelopmental specialists can diagnose autism.(ZA:2015-04-03)

（3）The authors of the study,which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Molecular Autism,say many girls with autism may have been misdiagnosed because doctors treat the anorexia first.(AU:2013-08-06)

從語法結構上看，例（1）、例（2）和例（3）均為省去施動者的被動語態，而至于誰將其誤診、漏診則被隱去和淡化。在這里，媒體表征和形塑了遭遇不幸的自閉癥人群形象。在這種形象建構過程中，自閉癥人群以弱者、受難者的形象出現，是脆弱的、易受傷害的對象，處于話語權力關系中的弱勢地位。媒體通過這種話語運作的文本再現或隱或顯地凸顯和強化了自閉癥人群的弱勢形象，體現了媒體的敘事動機和立場。

通過進一步分析表1與autism顯著搭配的動詞索引行后發現，這些高頻搭配動詞還常與中值情態動詞（如will、would、should）和低值情態動詞（如can、could、may）等連用，其意圖在于隱藏新聞生產者的聲音，弱化讀者的話語權力感受，拉近與公眾之間的心理距離，從而隱含地建構并“生成對自己有利的意義”（Angouri &Wodak 2014：541）。換言之，即通過詞匯語法結構的選擇（如使用評價意義詞匯、不同量值的情態動詞或被動語態）建構不同的意識形態立場，以達到維護自身立場的作用，例如：

（4）We should be mindful of the effect a positive assessment (false positive or not) could have on a child and their family.In many cultures,for instance,a condition like autism would stigmatize an entire family.(AU:2015-07-31)

例（4）中的情態動詞would語氣較為緩和，屬于中量值情態動詞。根據Halliday（1994）的觀點，它表達說話人對客觀結果的推測。Stigmatize作為意指污名化，它是“社會對某些個體或群體的貶低性、侮辱性的標簽”（Goffman 1963：3），是一種負面消極的刻板印象，可以導致社會性的歧視和偏見。在例（4）中，媒體采用would這一中量值情態動詞，意在弱化因社會貶低性、侮辱性的標簽導致自閉癥人群給整個家庭帶來的窘況，有利于緩和消極的話語基調，從而減輕因“污名化”而帶來的負面影響。由此可見，媒體對事件的態度和立場以一種間接、隱蔽的方式表達出來，既實現了拉近媒體與公眾之間心理距離的目的，又增強了媒體報道的客觀性。

此外，通過再次觀察表1中圍繞autism的搭配動詞的索引行，發現媒體大多直接或間接地采用專家學者、政府或官方的觀點來報道與自閉癥人群有關的議題，其目的在于增強報道的重要性、可信度和權威性。媒體通過多方引證、多角度呈現，堅持客觀、公正、不介入等原則，以純新聞事實報道為主，少加評論，在報道諸如 “MMR疫苗事件”這類敏感性、沖突性的負面新聞時，大量引用專家學者的觀點或其他可靠的信息來源，體現了信息的真實性和報道的客觀性，例如：

（5）Bilodeau said he knows now the link between the MMR vaccine and autism has been debunked.(CA:2019-02-17)

（6）Research that links the vaccine to autism has been widely discredited.But Anab Gulaid,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researcher who worked on the autism study,said autism is often diagnosed in children around the same age as they receive their measles vaccine,so some fears persist.(US:2017-05-03)

（7）The link to vaccines and autism is still not disproven,although the pharma companies insist their vaccines are harmless.So why would anyone get a vaccine until it is proven safe for pregnant mothers and their unborn child? (US:2012-11-12)

從上述例子可知，媒體間接引用消息來源，如行業專家［如例（5）］、科學研究論斷［如例（6）］，以及“含蓄不露的消息來源”（辛斌 2006：2），如醫藥團體［如例（7）］關于MMR注射與自閉癥之間不存在聯系的觀點，避免了媒體因過分關注和突出爭議事件的行為而發生疫苗風波，引起公眾恐慌，導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危險。需要說明的是，例（7）中，媒體使用含蓄不露的消息來源pharma companies，使公眾與信源保持一定的距離，堅持溫和、謹慎的報道立場和傾向性，規避了話語責任，但也易使公眾對疫苗安全性和可信度產生更大的疑慮，難以體現媒體的態度和立場。當需要對事件表明觀點、態度時，媒體采用這一話語策略實質上隱藏了自身的意識形態立場和態度，建構出了媒體意欲形塑的“失語”的自閉癥人群形象。由此可見，“新聞報道永遠不是對客觀世界的真實反映，而是新聞記者對客觀世界的再現與建構”（汪徽、辛斌 2019：38）。

4.2.2 搭配形容詞分析

由表1可見，圍繞autism的搭配形容詞從詞義上看，似乎多數不具有明顯的語義特征，較為中性。但語料庫語言學研究已表明，高頻搭配詞都“可能顯現雜合的語義趨向”（衛乃興 2011：100）。因此僅簡單觀察語料庫中搭配詞數據和詞語索引行，可能難以發現明顯的語義特征規律，故需要通過進一步分析和探索語料庫數據來發現其雜合的語義趨向，以便進一步挖掘媒體建構的自閉癥人群話語特征，以及在此基礎上塑造的自閉癥人群形象。下面我們以三個圍繞autism的高頻搭配形容詞neurodevelopmental（200次）、high-functioning（328次）和lowfunctioning（17次）為例加以分析。限于篇幅，我們僅呈現這三個高頻詞與節點詞autism的索引行進行分析和解讀。

由表2的詞語索引可見，高頻搭配形容詞neurodevelopmental趨向與表示“障礙”“疾病”“不正?！薄昂蠊薄皢栴}”或“殘疾”意義的詞語共現，如disorders（第1、2、3行）、issues（第4行）、problems（第5行）、challenges（第6行）、outcomes（第7行）、abnormalities（第8行）、disabilities（第9行）、diseases（第10行）等，揭示了該詞具有較為明顯的消極語義趨向，指向消極的語義韻。僅看neurodevelopmental的詞義發現這些是無法獲知的。從以上索引行的分析可知，媒體傾向于采用醫學模式對自閉癥人群進行隱喻式的界定和解讀，將自閉癥人群視為“病人”，需要被“矯正”、被“治愈”。從某種程度上講，媒體在傳播過程中的語言加工也助長了這種“疾病隱喻”（Sontag 1990;Broderick &Ne’eman 2008;O’Reillyet al.2017）的傳播?！凹膊”旧聿⒉豢膳?，可怕的是人們看待疾病的方式,人們往往給疾病賦予了太多本不應當的隱喻、象征乃至污名”（Sontag 1990）。這些“長期的‘原型沉淀’喚醒‘集體記憶’的思維模式”（張潮、張潔2013：138），通過隱喻、表征等標簽化手段進行污名化，使得社會大眾對自閉癥人群的負面、消極印象形成現實化的集體記憶，影響了自閉癥人群的自我認同，“導致其心理和社會功能障礙，使之無法融入正常的社區生活并承擔相應的社會角色”（Goffman 1963：162），進而成為游離于主流社會的“局外人”。根據批評話語分析的觀點，語言是社會建構的手段，也是權力關系的一種工具或媒介（如Fairclough 1995;Wodak &Meyer 2015）。媒體正是通過語言這一權力工具建構了自閉癥人群偏離正常的、病態的、亟需醫療和社會救助的形象。但是，如果能從神經多樣性、文化多樣性等視角“將自閉癥解釋為一種神經多樣性類型或是一種群體文化的觀點，拋卻了‘疾病’‘缺陷’的論斷，樹立的是‘更美好’的自閉癥形象”（曾剛、于松梅 2016：77）。因此，媒體應本著客觀、公正報道的同時，也應堅持新聞報道的人文性，拋卻傳統醫學上的殘疾觀點，尊重和認同自閉癥人群的文化和社會身份（Brownlow &O’Dell 2006；Davidson 2008；Brownlow 2010；O’Dellet al.2016；Cooperet al.2017），積極建構自閉癥人群真實的媒體形象，避免新聞生產中因采用貼標簽的簡單化操作，導致既影響公眾對自閉癥人群的認知和態度，又使之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喪失了自我表達的話語權力，淪為被歧視、被邊緣化的群體。

表2 圍繞autism的高頻搭配形容詞neurodevelopmental的索引行

此外，媒體除了將自閉癥人群建構成“病人”并貼上病癥標簽外，還“夾雜著‘受難’與‘負面行為’敘事”（姚曉東、秦亞勛 2016：175）。下面我們以圍繞autism的兩個語義相反的搭配形容詞high-functioning和low-functioning為例，進一步分析探討其話語建構特征。下面展示了具有代表性的詞語索引（見表3和表4）：

表3 圍繞autism的高頻搭配形容詞high-functioning的索引行

表4 圍繞autism的高頻搭配形容詞low-functioning的索引行

從表3和表4可見，high-functioning和low-functioning兩個高頻搭配形容詞傾向于同具有消極語義特征的詞匯共現（如nervous、miss、misunderstanding、vulnerable、anxiety、bullying、awkwardness、incapable、worst等）。通過進一步考察上下文語境還發現，字里行間彌漫著較強的消極語義韻，隱含著負面、否定的評價意義。與4.2.1的分析結果相似，表3和表4索引行的語境信息也說明，媒體傾向于采用片面、消極的報道方式，且存在歪曲或污名化自閉癥人群形象的現象。如表3和表4例證所示，媒體將自閉癥人群建構成“受難者”形象，即有疾病征兆、遭受疾病困擾的受害者是脆弱的（如表3的第7行、第9行和表4的第2行、第4行）；存在社會交往障礙（如表3的第1行、第8行和第10行）；由于生理缺陷，是學校排斥對象（如表3第4行）、同伴欺凌對象（如表3第5行）、是家庭的沉重負擔（如表4第1行、第3行和第4行）。需要注意的是，雖以往研究（如Jones &Harwood 2009，Huws &Jones 2010，Holtonet al.2014）已說明媒體報道存在污名化自閉癥人群形象的現象，并常將其與暴力事件相勾連，是危險的、不可靠近的。但查看表3第8行的索引行的語言實例，卻發現媒體否定這一說法，但言外之意卻暗示了媒體報道中確實存在污名化自閉癥人群這一客觀事實。

5.結語

本文以NOW語料庫中自閉癥人群的媒體報道為研究對象，運用語料庫和話語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從定性和定量兩個方面考察自閉癥人群的媒體話語特征以及在此基礎上構建的自閉癥人群媒體形象。研究結果表明，相關報道數量逐年攀升，說明自閉癥人群受主流英語媒體的關注度高；從圍繞autism高頻搭配動詞和形容詞的分析上看，兩者皆用于否定語境中，具有較明顯的消極語義趨向和較強的消極語義韻，說明主流英語媒體報道存在片面、消極的報道趨向；自閉癥人群在話語中被建構為脆弱的、偏離正常的、病態的、亟需醫療和社會救助的形象。媒體通過話語運作的方式強化了自閉癥人群的弱勢形象，體現了媒體的敘事動機和立場。以往的研究（如Orta 2016）也表明，對自閉癥人群負面或缺乏公正、善意的報道，有可能會加深社會大眾對自閉癥人群的偏見和歧視。因此，媒體作為信息的傳播者，也是人文精神的體現者、倡導者，在自閉癥人群報道中，尤其要重視人文關懷，并“堅持科學、客觀、嚴肅、認真的態度，盡力塑造客觀、全面的特殊人群的媒體形象，提高報道特殊人群媒體形象的專業性，引導公眾的正確認知”（李慧冉等 2019：80）。

注 釋

1.詳見https://www.autismspeaks.org/science/science-news/cdc-increases-estimateautism%E2%80%99s-prevalence-15-percent-1-59-child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