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言景觀研究熱點的多維取向

陳睿

摘要：語言景觀研究作為相對新興的跨學科領域，為研究城市語言多樣性和多語言現象的映射提供了一種跨學科創新路徑。梳理國內外語言景觀研究，探討語言景觀最新定義和主體范圍，結合語言政策差異化、少數民族語言商品化、語言身份認同、共時和歷時聚合、實體和虛擬空間交互及語言資源的跨局域化多維熱點問題，探析現代社會語言景觀研究熱點的轉變和延伸，提高全球化城市治理過程中語言互通服務的規范性和科學性，可為中國特色語言景觀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鑒。

關鍵詞：語言景觀;研究熱點;多維取向

中圖分類號：H0?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1-862X（2021）06-0187-006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語言凝聚力量和釋放能量，提升語言服務能力。語言景觀反映和描繪了社會語言使用的現實狀況，在空間語言和社會復雜的交互過程研究中有潛在優勢。20世紀70年代，我國學者已開始對語言景觀內容的研究，但當時并未引入國外“語言景觀”這一概念，而后為國內語言學界正式提出[1]：公共道路標志、廣告牌、街道名稱、地名、商業商店標志和政府大樓上的公共標志語言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特定地區、地域或城市群的語言景觀。[2]該定義符合現代民族語言假設，即用某種特定語言與某特殊的社會或種族往往存在一致性。2015年首次出版的國際期刊《Linguistic Landscap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提出了一個更為廣泛可行的新定義：語言景觀試圖理解在公共空間中的動機、用途、意識形態、語言多樣性和爭議各種形式的“語言”[3]191，取代以前的定義。

近年來，語言景觀研究受到國內外學界廣泛關注。國內學者多聚焦于兩個層面：一是對國內外研究方法、理論基礎相關研究的綜述，如吳劍鋒、章近勇《國內語言景觀研究現狀、熱點及趨勢》[4]，孔珍《國際語言景觀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分析》[5]，李麗生《國外語言景觀研究評述及其啟示》[6]，徐茗《國外語言景觀研究歷程與發展趨勢》[7]，夏娜、夏百川《國內外語言景觀研究與展望》[8]，閔杰、侯建波《基于Citespace可視化分析的國內外語言研究比較》[9]以及張杰《語言景觀研究成語言學新增長點》[10]等，主要回顧國內外語言景觀研究現狀，對比國內外語言景觀研究的特點與不足，厘清研究熱點問題和前沿趨勢。二是對實體語言景觀的共時個案描述性研究，為國內學者分析城市語言服務規范和公示語翻譯問題提供了借鑒。但對歷時性、移動性多模態景觀及深層次社會權勢、身份認同和經濟、文化因素等問題聚焦不足。國外語言景觀研究領域不斷擴展，與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及地理學等交叉融合，如Biró在《More Than a Facebook Share： Exploring Virtual Linguistic Landscape》一文中對動態移動性虛擬社區開展了深入研究[3]181-192，Gorter認為不僅要研究符號語言的純經濟價值，也要考察非市場價值和多語言主義的附加價值[11]，重點關注共歷時多模態語言表征、虛擬空間及社會權勢地位、語言政策和語言實踐的落差等宏微觀研究前沿。通過對國內外語言景觀研究成果的梳理，透視語言景觀研究最新熱點問題及取向動因，探析全球各地多模態語言景觀如何反映復雜的社會語言現實及語言角色，可更好地服務國內語言景觀建設與發展。

一、語言景觀研究熱點問題的取向內容

語言景觀創新研究推動了定義和研究對象分類的更新和延伸，研究問題熱點呈現多維取向，主要體現在語言政策差異化、少數民族語言商品化、語言身份認同集體化、語言資源共時和歷時的聚合化及教育環境的跨局域化等層面。

（一）語言政策差異化：有意識的景觀塑造

對公共標志語言使用的研究，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的語言政策和規劃領域。公共語言符號研究是探索和塑造城市多元文化生態的語言管理工具。語言景觀作為城市語言多樣性表征，重點關注公共領域中語言文字符號的使用和語言政策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語言景觀是語言政策施行效果的具體體現，在不同民族語言社區的社會沖突背景下，以語言劃分空間的方式被認為是解決或緩解社區間摩擦的制度化策略，表面上反映了特定群體中語言的多樣性，實際卻使某些語言意識形態和地位永久化，如日語在大連的多語言景觀中的高可見性，反映了語言政策對語言景觀的影響。[12]大多官方語言政策都暗示了特定的環境中誰負責或掌握權力，官方存在過度使用標識語言的做法，如歐洲許多少數民族地區的語言活動人士經常把寫錯的標牌涂上顏色，發出爭取語言權利的信號。

另一方面，官方語言政策規定會影響標準通用語、外語和方言的語言實踐。語言政策研究者應該重點關注語言規劃中自下而上的語言實際使用情況[13]，結合國家語言政策提出規范化的建議。在種族沖突的背景下，由于公共空間有些獨特的規則和規定，官方標志的語言使用可能具有高度的象征價值，政治和社會領域有爭議的語言景觀往往會違反公開的政策，扭曲政策施行的效果。語言景觀曾成為意大利一些城鎮的政治戰場，當地通過立法禁止漢語出現在商店招牌上，確保意大利語主導地位。

因此，語言景觀成為政府施行政策的方式之一，利用公開的權力控制和引導語言選擇與使用，優先考慮某些語言群體，規定使用某些語言，排除或減少其他語言群體的存在，進而嚴格管制其他語言。世界范圍內語言景觀政策存在兩個極端案例，加拿大魁北克的“法案101”保護了法語在所有官方和商業公共標識的可見性，而東京采用沒有法律約束力，且限于行政管理的日語語言政策建議和指導方針。[14]全球大多數城市、地區或國家的語言政策，規定在官方標志上使用官方語言，而商業和私人銘文則不受約束。大型跨國公司使用全球標牌呈現國際公認的形象，本地的商業企業可能需要符合當地政策，個體商戶可能會根據自己的語言能力和預期讀者進行選擇。國家權力往往與企業利益相混合，官方自上而下和非官方自下而上的標志之間的區別越來越模糊，使得政府標識語言與私人標牌語言之間的差異成為語言景觀研究的焦點之一。

政府語言政策、規章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對公共空間的標識語言有很大的影響，可以了解一個特定的城市、地區或國家的語言景觀是如何被有意識地塑造的。

（二）少數民族語言商品化：非忠實的可見性

全球化背景下，語言和種族的商品化涉及所有的語言種類和說話者，少數民族語言景觀體現群體社會話語權力和意識形態的復雜性。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分析民族語言景觀，將符號看作是社會政治結構領域內的族群多模態交際的歷史痕跡，探求不同社區不同民族存在和所有權的社會語言超多樣性動態過程。

少數民族語言景觀的可見性受語言政策具體實施效果的影響，是少數民族語言社區的活力和語言技能的象征，直接反映特定環境下語言群體的力量和地位。一方面，語言景觀作為一種評估工具，反映了特定語境中少數民族語言受支持或限制的程度，是少數民族語言意識形態建設和談判的工具。有力和積極的語言政策可以保護當地少數民族語言，對商業產生先富帶后富的涓滴效應。[15]另一方面，語言景觀作為保護少數民族語言的手段，如將少數民族地名包含在標牌中，確保少數民族語言在語言景觀中的可見性來影響人們的語言行為。但該可見性多為經濟因素，被視為一種異國情調的象征或裝飾，該語言頻率的增加也并非實際語言行為或語言活力的反映，僅服務于休閑和消費主義。東巴文作為一種瀕危文化資源，政府期待通過旅游復興東巴文景觀，但流于形式，成為僅具有象征功能的旅游商業符號，缺乏支撐語言活力的信息功能。[16]

語言景觀的呈現與社會經濟分層有關，在政治和經濟因素基礎上探究語言景觀構建的經濟動因和政策規劃，把主導語言和多語價值最大化。[17]奢侈品店標準化的語言標牌服務于上層社會，必需品店的手工制作標牌面向社會低層次人群。近現代少數民族社區的商業化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語言和種族的分離，如華盛頓唐人街漢語商品化，漢語標牌是當地華人社區充滿語言活力的直接體現。華人遷出后，為了繼續凸顯其具有象征意義的中國特色，當地政府制定了漢語標牌保護政策。

分析不同語種在公共標牌使用上的差異和地位，不同語言族群使用不同的語言景觀表征，反映了社會種族文化與種族隔離的狀況。少數民族語言往往為可見性而掙扎，但并非忠實語言本身，一方面可能會為少數民族語言開辟新的領域，創造衍生商品化效應，增加新的經濟價值。另一方面，瀕危語言或少數民族語言的減少至僅有象征功能，可能使該語言在當地、國家和全球語言市場地位的進一步下降。

（三）身份認同集體化：社會權勢地位的映射

多語社區的符號聚合如何塑造社會環境，是評估和研究語言景觀多語言現象和跨語言現象的最佳方式。語言景觀是識別身份流動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了個人、集體和國家的身份，不同背景的人通過語言使用、運用和協商身份，形成新的群體身份。白俄羅斯、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經歷了巨大轉變，其國家意識形態塑造著語言景觀的發展和分層。[18]國家意識形態的決策者與私人景觀的設計者之間權力不斷地斡旋，語言景觀在地方和全球之間扮演了調解者角色，其超多元性、移動性和標準性的全球化傾向明顯。[19]

在政治沖突和爭議激烈的地區，公共空間語言景觀的存在是群體爭議的來源之一，一些語言群體比其他語言群體更有機會在公共領域顯示，反映了集體身份的認同。從言語社區理論看語言景觀的分類標準，進一步證實了“官民不同、內外有別”語言景觀分類標準具有科學性和普遍性。[20]語言景觀被視為語用學言語行為理論中的一種言語行為，店鋪以設計者身份按照游客預期放置標牌，展示國家身份以吸引游客，滿足其身份認同的需要，創造旅行記憶。隨著國際化程度加深，公共空間語言文字指數競爭性凸顯，反映了民族、文化、政治和集體國家認同身份的關系。

語言景觀研究是多元文化接觸中社會權力和地位關系變化的重要指標。不同社會權勢層級與語言景觀政策有著錯綜復雜的關聯，會將自身語言利益最大化。分析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潛在思想、意識形態、沖突和權力斗爭，發現語言表達的多樣性并不總是如實反映于當地環境中的語言景觀。城市多語景觀作為社會過程中特定語言群體身份所有權的展示，是空間所有權和合法性、政策和意識形態不同權力斗爭的結果。

（四）歷時共時聚合化：時空的移動和延伸

語言景觀兼具靜態和動態符號語料集合，是地區景觀系統和空間的必然組成元素，是對空間具有標示作用的寶貴語言資源。根據標牌的顯示方式和語言的使用方式的變化，分析多語言社會演變的歷史痕跡，反映現實社會語言狀況。

1.歷時研究：記錄語言分層的長期變化

語言景觀是不斷變化的公共空間中出現或陳列的文本，具有歷史維度，在某種程度上也屬于文化遺產研究。對不同時段的可見性語言標牌進行歷時調查，明晰語言標志分層現象的成因，如華盛頓唐人街語言標牌的歷史發展與演變、上海南京路一百多年間的語言景觀歷時考察。[21]語言景觀的歷史與文字的歷史一樣悠久，如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22]，以歷時方法研究不同時期視覺景觀的長期變化及影響語言變化的因素，包括過去的痕跡壁畫、硬幣、手稿、圖片、自己照片中的標牌以及類似考古研究或旅行者回憶錄。

2.共時研究：多模態語言資源的高度移動

特定物理位置的多模式符號是不同規模資源高度移動的結果，將空間視為符號化過程中的一個活躍因素。語言景觀受多語言主義的語境重構影響，成為蘊涵潛在意義的移動資源。目前互聯網虛擬語言景觀研究尚少，虛擬環境不斷變化交互，語言被重新定位和包裝，虛擬語言生活成為新時代話語的傳播地。新的傳播方式與舊的傳播方式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從大都市到世界邊緣，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重塑現有的傳播經濟。虛擬和真實環境融為一體，線上和線下世界的區別正在變得模糊。

技術革新、全球化、移民、少數民族語言的復興和旅游業發展，促使人們參與公共空間多語種信息互動，不同語言資源對標牌的順序重新區域化和語境化。不斷變化的視覺和文字，成為目標受眾溝通和共享內容的一種有效方式。商家希望人們直接參與到可識別的數字互動中，如線上直播購物，社交媒體上分享公司信息等，以分析公共場所的公眾參與行為，提供個性化的實時廣告。用手機攝像頭掃描獲取二維碼符號背后的內容及信息，比如網站或視頻，很快會為人工智能識別軟件所取代，獲取源源不斷的信息、文本、靜止圖像和視頻。

語言智能高速發展時期，人機共處模式促進全球語言治理。傳統的地域性語言田野調查模式轉向互聯網、社交媒體平臺在線標牌信息的研究，大量網絡平臺的在線訂閱者，播放多語言的服務視頻，其線上影響力遠遠大于現實生活中的影響力。在線學習和使用活力不高的語言，對保護傳統瀕危語言資源有重要意義。

增強現實技術應用場景非常廣泛，真實世界與數字數據的疊加可改變人們對語言景觀的感知和體驗，路人或潛在的客戶可以直接與數字環境進行交互。根據預期用戶的主導語言間接和被動地進行語言選擇，影響和改變周圍的語言環境，如虛擬街景可對所有地方進行虛擬訪問以添加旅游信息;VR頭盔使用戶沉浸在三維的人工世界，谷歌眼鏡將環境投射到用戶眼中，附加物體信息并自動翻譯，為用戶提供需要的單語或多語景觀版本。

線上線下虛擬語言景觀是網絡社區中描繪語言共同體的身份標牌，提供文本訪問和語言表達的選擇，含蓄地引導語言使用者的意識形態，隱射集體語言選擇之間的地位和權力關系。但個人的語言選擇和社會行為受周圍語言環境影響，無法忠實反映真實的語言生態，應結合語言實際，用語言智能支撐語言景觀的創新。

（五）教育環境跨局域化：語言資源的優化配置

語言景觀研究對象轉向為具有前景的半公共語言空間，如政府大樓、圖書館、博物館、醫院和學校，反映了符號置放區域人們的語言儲備。語言政策影響語言教育，進而塑造著校園語言景觀，校園語言景觀反作用于語言教育。語言景觀研究記錄特定社會背景下的多語言主義，可評估當地語言政策及其爭議，在鼓勵居民提高語言學習能力的行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是語言服務的有力工具。

教育領域多語標牌的出現與第二或第三語言習得意識相關，語言環境會對學習者的語言知識和語言使用產生影響，教育環境拓展了語言景觀研究的視野，為語言意識和讀寫能力的培養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途徑。語言景觀在二語習得中，作為額外真實語境的語言輸入來源的作用，如開展閱讀語言景觀的項目，采用多語言的讀寫實踐教學策略。公共空間符號語言影響著第二語言學習者對語言地位的認知，影響著人們語言意識和語言行為，有助于人們進一步了解生活的社會政治環境。結合類型學和多模式理論，分析張貼在微生物學實驗室的標牌組成，了解知識流動過程和科學探究的程序，反映集體意識形態及其傳播科學和教育理念的學習目標。[23]以人類學田野調查法分析學校語言環境的不同符號，描述不同年齡段學習者通過學習語言景觀共同構建語言意識的活動，有助于探析地區語言在豐富民族文化，象征歷史痕跡的同時，為大學生提供語言學習的渠道。

語言景觀被應用為多語言學習和解釋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教育工具，結合多模態和多語言的各種跨學科理論解釋教育機構空間中的語言景觀文本，可以使人們親身體驗和思考教育環境中的語言實踐，了解現實語言生態。

二、語言景觀研究熱點的取向動因

隨著經濟和科技要素全球化的流動，語言景觀研究熱點逐漸轉向標牌背后的身份認同、語言政策和權勢關系等問題，其動因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時空差異使語言景觀呈多樣性的分布。不同地域由于行政區劃、地理環境、經濟水平及文化傳統等因素影響，城市語言規劃建設與發展速度不同步，城市居民語言生活出現社會分化，各階層對城市語言的態度和使用狀況存在差異，成為族群身份、地位、邊界的重要標志。

二是身份認同是動態變化的過程。身份認同和語言使用的關系密切，語言景觀的語言選擇對不同層級的語言關系有影響，同時加強了語言群體層級的分類。不同語言地位的差異、語言資源的掌握和語言能力的強弱會導致身份認同的變化。

三是多方互動產生的話語賦權結果。不同社會和文化背景的人群不同程度地重塑著語言景觀的形態。每個社會成員既是語言的使用者，又是語言的生產者，不同群體成員對不同語言資源的使用和評價存在差異，呈現于語言景觀中的可視性和突顯性，反映各語言群體占有社會空間資源的程度。

四是語言資源的不平衡發展。語言資源的分化加劇和地位差異的凸顯，使少數民族語言在優勢語碼夾攻之下語言活力偏低，甚至被邊緣化，自我認同感偏低，傾向于通過學習優勢語碼構建新的身份認同，出現了語言轉用的現象。

五是線上和線下公共空間交錯的復雜聯系。隨著全球化深入和數字通信技術的發展，數以億計的個體參與到復雜多模態虛擬空間交際中，語言選擇呈現多元化開放和多樣非物質性特征。語言景觀功能的范圍延伸至定制化、移動性和流動性交互式語言空間，與用戶的語言庫、語言知識和語言使用聯系起來，產生不同的符號意義和社會經濟價值。

三、語言景觀研究熱點取向的影響及意義

全球化以及城市化的縱深發展，語言景觀概念、術語逐漸規范化，跨學科理論研究視角豐富多元，使研究熱點轉向全球化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和經濟語言學視角，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首先，拓寬跨學科研究視角。語言景觀是分析特定調查地點所蘊含的宏觀和微觀、長期和短期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因素話語聚合的描述性工具。民族語言活力、語言資源全球化、語言身份認同和二語習得等問題的研究，豐富了語言景觀的分析框架，多角度跨學科的研究推動了語言景觀發展。

其次，展現多維的語言現實。根據不同環境和不同群體的現實需求，轉向關注全球化、城市進程中語言發展與語言景觀共歷時演變的特點和規律，考察開放多元的非典型實體和虛擬社交空間的多語使用狀況。語言智能對語言景觀支撐服務能力的提高，使語言呈現的物質載體和形式也日益多元化。拓寬語言景觀研究對象，超越實體標志，擴展到公共空間的語言文本、圖像、物體、時空位置，包括半公共空間實驗室、涂鴉以及人類自身，有助于加深對經濟全球化、城市現代化等人文地理過程的理解。

再次，制定科學的語言政策。語言景觀研究反映地區對國家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政策的貫徹實施情況，對語言政策的制定有積極的反饋作用，為城市管理部門提供現實依據，提高語言規劃和管理的科學性，協調不同階層、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語言問題，促進集體身份認同。

語言景觀的演變影響人們對城市的集體記憶，并預測未來發展趨勢。在國家戰略高度進行科學的規劃和指導，保證語言景觀統一性和多樣性的協調發展，才能發揮語言服務于社會的整合實效，構建和諧的語言景觀生態。

結 語

隨著社會公共空間中語言作用的不斷變化，語言景觀研究對其他領域理論兼收并蓄的能力使其蓬勃發展。語言景觀熱點問題為傳統語言研究領域注入了新的研究視角，國內語言景觀研究要逐步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景觀體系，重點關注歷時和共時聚合、實體和虛擬空間交互、身份認同和權勢差異等宏觀視角以及不同場域表征的微觀視角，加深對城市語言使用者和社會多語現象的多維動態性理解，有助于構建國際話語體系，提升全球治理過程中我國語言服務研究的創新性和前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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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黃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