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目的論指導下的外宣文化翻譯策略探究

李海俠

引 言

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正轉向文化軟實力的競爭，這主要是通過對外宣傳完成的，而外宣翻譯正是對外宣傳的主要方式，也是世界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然而，我國外宣翻譯在譯者的主體文化認知，主體性、材料的處理和譯語讀者的接受性等方面還存在不足。鑒于此，文章將以翻譯目的論為指導，以譯入語讀者的視角嘗試外宣翻譯的新策略，以期實現更精準的譯文，使譯語讀者能夠更準確地獲取信息，從而促進我國優秀文化的對外傳播。

一、翻譯目的論與外宣翻譯

翻譯目的論由德國功能派翻譯理論家們在20世紀70年代創立并不斷發展和完善。目的論認為，一切翻譯活動要遵循的首要原則就是“目的原則”，即翻譯應潛入譯入語情境和文化中，按譯入語讀者期待的方式發生作用[1]。這就要求譯者在將源語文化用于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不僅要遵循“信、達、雅”三個原則，而且要重視交流性和文化性兩個屬性。翻譯目的論打破了過去一味遵循原文的束縛，譯者不單純只是語言轉換的機器，也需要根據譯語讀者的感受性和接受性去發揮主觀能動性，提升譯文在譯入語社會文化語境中的交際功能。

外宣翻譯是將與中國相關的對外宣傳材料翻譯成他國語言，并利用圖書、報紙、雜志、電視及互聯網等媒介傳播出去，讓譯語讀者可以更直接更容易地感受中國文化，認識并了解中國，從而實現外宣材料的交際功能和宣傳目標[2]。其實，外宣翻譯與其他翻譯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是結合概念內涵、風俗文化、語境語氣等方法實現語際轉換。但不同的是，外宣翻譯具有宣傳作用，目的性和實用性很強，因而在目標上有所側重，標準上有所差異。要想真正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站在目的論的視域下，充分了解譯者和譯語讀者各自所在的社會文化在語言習得和思維方式上存在的差異，最大限度保留中文美感的同時又不失翻譯目的論的原則和要求，實現雙語讀者期待的交際功能。

二、當前外宣翻譯存在的問題

(一)譯者主體文化認知

譯者的主體文化認知在外宣翻譯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也是影響外宣翻譯的一個重要因素。眾所周知，每種文化都有其鮮明的民族個性,不同民族的文化會呈現不同的形態和特質,譯者對文化概念的理解不同，就會存在譯者主體文化認知與目標語文化的客觀地位不相符的情況，反映到語言層面,則表現為語言表達方式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是一個民族在其漫長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累積而成,深深地烙上了民族文化特質的印記，所以再優秀的譯者也不可能窮盡所有文化知識和內涵[3]。此外，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形成了多元文化背景，這給譯者了解和學習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多國文化帶來了巨大困難。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不僅要完成最基本的語碼轉換，而且還要考慮異域的表達方式能否最終被譯入語文化的讀者所接受，能否使源語在文化認知上無限靠近目標語，從而做到有效的語際轉換，實現外宣翻譯的對外傳播效能。

(二)譯者對材料的處理

外宣翻譯材料的閱讀對象是譯語讀者，而各民族在意識形態和文化上都存在較大差異，因此譯者在創作時要慎重考慮這些因素。中國式意識形態領域的認知要想更好地被譯語讀者所接受，譯者就要通過巧妙的語言處理，盡量弱化甚至避免在意識形態上的碰撞，使傳播過程更加順暢和愉快。此外，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價值觀、宗教等都有可能成為文化交流與溝通中的障礙，特別是在一些新詞以及缺詞的處理上，譯者總是需要絞盡腦汁找到一個合適的替代詞?；ヂ摼W的使用也衍生并涌現出來許多潮詞，這也給翻譯工作增加一些困惑。這就要求譯者在翻譯前做大量的學習并深入了解譯語文化風情，對此類情況和材料做恰如其分地處理，既讓譯語讀者通俗易懂，又避免產生歧義和誤解。

(三)譯者的主體性

譯者主體性是指譯者在忠實源語信息的基礎上，合理發展主觀能動性，對譯文進行修改，加工和潤色，呈現最佳翻譯效果并實現譯語讀者的期待。外宣翻譯工作具有使命感，譯者不僅是翻譯的主體，同時也是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播者。但在具體實踐中，外宣翻譯過多強調其宣傳效果，對譯者的主體作用未做重點強調，導致其地位逐漸邊緣化。此外，受我國長期文化多元觀念的影響，譯者工作的難度也隨之增加。為了讓受眾群體更準確地理解譯文信息，譯者需要充分了解多元文化背景，根據源語信息提取精華，然后通過語言的調節和轉換進行合理加工，既做到保留中文的美感又充分考慮譯語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思維方式，從而實現更加精準的譯文，使其達到對外宣傳和交流互鑒的目的，這也是外宣工作的最高期待。因此，譯者的主體性要做重點強調。

(四)譯語讀者的接受性

外宣翻譯的基本目標就是實現譯語讀者的可讀性和接受性。因此，在強調譯者主體地位的同時，也必須重視譯語讀者的主體地位和感受。翻譯信息的受眾群體可能是電視觀眾、書籍讀者或網絡讀者，因此譯者要分析受眾群體的心理狀態、文化認同以及信息接納程度。外宣翻譯材料的受眾接受性在一定層面上取決于讀者的文化底蘊和知識結構，還取決于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大致了解和認同。所以面對不同的受眾群體，翻譯過程中處理信息的方式就有所不同。如果在不考慮讀者背景的前提下一味按照譯者的想法將信息傳播出去，那么外宣翻譯的效果會大打折扣。因此，做到因人而施，采用恰當的翻譯策略，提高讀者感受性和接受性，這樣才能增強對外宣傳的效果。

三、翻譯目的論視域下的外宣翻譯策略

基于以上問題，以翻譯目的論為指導的翻譯策略可以更全面，更有效地實現外宣翻譯的語際轉換效果和目的。

(一)增補

增補的方法很多，但最能體現目的論首要原則的就是針對性地補充一些重要的歷史文化背景或地域性的風俗習慣，避免跨文化交際中因知識漏洞引起的理解障礙[4]。例如，在寧夏回族自治區，每年人們都要宰羊，炸油香來隆重慶祝古爾邦節。此句可翻譯為“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people slaughter sheep and fry oil pancakes every year to celebrate Korban Festival, also known as the feast of the sacrifice, which is a traditional festival celebrated by over ten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who confess Islam”。此句中的Korban Festival指“古爾邦節”，是中國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傳統節日，如果直接對等漢語將其翻譯出來，外國讀者會很難理解，因此采用增補法對這一傳統風俗和節日進行解釋說明，增加跨文化性的理解，增強了譯語讀者的感受性和接受性，實現了跨文化交際的效果和目的。

還可以通過轉變語法的方式實現譯語讀者的期待。如“宮殿內禁止吸煙”，這是旅游景點的一個標識語，是無頭句，不能直譯和硬譯，譯者需要根據語境采用被動語態來處理，可譯成“Smoking is not allowed in the Palace”，這樣不僅能傳遞漢語的嚴肅和權威，而且也符合譯入語的表達習慣。

(二)刪減

刪減包含刪除和弱化。刪除就是在遵循源信息的基礎上將一些華而不實的修飾詞或者重復冗余的部分刪掉。讀者所處的文化背景不同，對信息的接受性也有所不同[5]。中國人歷來具有含蓄委婉的性格特征，而外國人則比較直接爽快，所以中文里那些帶有顯性重復的表達方法在翻譯成英語時可以進行刪除。例如“我們強烈要求美國政府就此事件向中國道歉”。翻譯成“We demand that US government should apologize to China for this incident”。 情態動詞should就足以表達應該履行的責任和義務，但如果在譯文中加上strongly或seriously 等詞表達“強烈之意”反而畫蛇添足，如果省去不譯反而使語氣不卑不亢，嚴肅莊重，恰到好處。再比如“皇城相府”，有“huangcheng xiangfu”和“the palace of emperor and the residence of prime minister”這樣的譯法。由于文化障礙，會讓譯語讀者認為這些譯名指代不同的地方，因而譯者在翻譯時，利用刪減法去除重復的翻譯，把重復的信息進行整合，再添加介詞，就形成了“The Palace of Royal Prime Minister”這樣的翻譯；還可以使用名詞所有格，翻譯成“Royal Prime Minister’s Palace”，簡潔明了。這兩種譯法均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更能被譯語讀者所理解，從而避免因文化障礙而引起的誤解。

弱化則是強調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國家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往往都會成為溝通交流過程中的阻礙，所以對于一些敏感詞匯或華麗辭藻可以進行淡化處理，替換成更加簡單明了的詞語即可，譯語讀者可以清楚準確地了解信息的實質內容。國家主席在進行國事訪問時經常講的一句話“我們親身領略了貴國歷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安┐缶睢痹谶@里如果翻譯成“extensive and profound”，表意顯得冗余和模糊，更有夸大其詞或嘩眾取寵的嫌疑。采用弱化降格的方法，即用一個詞“rich”來做處理，言簡意賅，低調且含蓄，回味悠長。

(三)改寫

改寫在外宣翻譯中也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譯者需要了解源信息的歷史、國情、語言文化和民族習慣后，按照譯語讀者所熟悉或易于接受的方式對源信息進行重組和改寫，能夠提升其接受度和認同感，使其更好地順應譯語讀者的閱讀習慣，中國文化的內涵也能更準確地為譯語讀者所理解，同時也符合翻譯目的論的要求。比如“亞洲最小的國家新加坡是一個熱帶國家，原是一片洼地，面積為225平方英里，遠不如香港的一半大?！盵6]翻譯成“Singapore, the smallest nation in Asia, occupies a 225 square mile expanse of swamping, tropical islands--- an area about the size of Trenton, New Jersey.”。此句中“遠不如香港的一半大”到底是多大，不清楚香港面積的譯語讀者會很困惑，如果用他們熟知的新澤西首府“Trenton”來解釋則更加直接形象，更容易被譯語讀者所接受和理解。再比如聞名中外的“三孔”(“孔廟、孔府、孔林”)不能直接按順序翻譯為“Confucius Temple, Confucius Family Mansion, Confucius Woods”，這樣的翻譯太長并且無法確切表達中國文化的內涵。因此，在翻譯前，先弄清楚其代表的歷史意義，孔廟為孔子的故居，孔府是孔氏后代子孫的私邸，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翻譯時可以按其重要性進行排序重組，先是府，其次是廟，最后是林，語法上三者明顯共屬一“孔”，可譯為“The Confucius Family Mansion, Temple and Woods”[7]。這樣的改寫更加簡練和準確，更能被目標語讀者所接受和理解，充分實現了翻譯目的論的最終要求。

(四)類比

類比是外宣翻譯中一種必要翻譯策略，在外宣翻譯過程中，譯者常會遇到一些頗具中國特色的表達方式，如果直譯，譯語讀者會感到陌生，難以理解。如果能在譯語文化中找到一個恰當的事物與之有相同特性，并且是譯語讀者耳熟能詳的事物，就能大大降低翻譯的難度，也能使譯語讀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8]。

例如“牛郎和織女每逢七夕在鵲橋相會”，此句中富含的中國文化比較濃厚和深遠，在理解上容易對譯語讀者造成困惑。句中的“牛郎和織女”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民間故事，大多數外國人對此一無所知。如果在翻譯中要追根溯源解釋清楚這個故事，就會使翻譯效果喧賓奪主。然而，在英語國家，羅密歐和朱麗葉的愛情故事人人皆知，所以采用類比的方法，把牛郎和織女比作中國的羅密歐和朱麗葉，那么譯語讀者很快就能理解。此句可以翻譯成“The cowhand and the Weaver Maid, also known as Chinese Romeo and Juliet, were allowed to meet each year on the bridge built by magpies on the 7th of the 7th lunar month” 。這樣的譯文充分體現了譯者的主觀能動性，也提高了譯語讀者的感受性和接受性，實現了跨文化語際轉換的目的和效果。

例如：The world’s largest startup has been luring users and advertisers away to its addictive apps like news aggregator Toutiao and video platform Douyin, TikTok’s Chinese twin.此句中的TikTok’s Chinese twin形象地向英語讀者解釋了Douyin其實就是中國版的TikTok，這對中國抖音短視頻陌生的英語讀者來說一目了然，這種類比更能考慮譯語讀者的接受性和感受性，再現翻譯目的論的內涵和目的。每個國家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內涵，想讓譯語讀者對中國的文化內涵有更加深刻地理解，就要從譯語讀者的文化認知出發，使行文既便于理解又有親切感，從而激發共鳴。

四、結語

綜上所述，翻譯目的論強調的外宣翻譯的受眾群體是譯語讀者，所以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善于發揮主觀能動性，充分考慮譯語讀者的文化背景、意識形態和語言習得，結合翻譯目的論指導下的翻譯策略，保證譯語讀者的接受性和理解性的同時，還能最大限度地保留中文的美感，真正實現外宣翻譯的根本目的，使中國文化在世界舞臺上大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