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接受理論看《歌德談話錄》的重譯

王丹若

早在20世紀30年代，《歌德談話錄》就已譯介到中國，至今已有多個中譯本，其中不乏具有較高名望與深厚翻譯功底的譯家之作。細讀譯本，可以看到不同譯者在翻譯主題與內容的選擇、譯文風格等方面的不同之處，這既有不同譯者對于原作理解和闡釋的差異原因，也有時代發展帶來的讀者語言習慣與社會文化的變化原因?！陡璧抡勗掍洝分刈g現象所體現出的譯者、譯文讀者期待視野變化及其對文學翻譯的影響令人深思。

一、接受理論

接受理論提出之前的歷代作家和文學評論家普遍認為，作者和作品是文學創作的中心。而姚斯1967年提出的接受理論摒棄了以往學者們陳舊的看法，首次把作品和讀者的關系放在文學研究的重要位置，肯定了讀者對于作品意義和審美價值的創造性作用，認為作品的意義既有作者賦予的，也有讀者賦予的，是二者的結合體，而這其中讀者的賦予則更加重要[1]。是讀者的閱讀讓文學創作的價值得以體現，而不同的讀者在原文規定下的不同理解與闡釋給予了文本不同的意義。

期待視野是接受理論的重要概念之一，是指讀者因具有區別于他人的個人經歷、文化背景、獨特的思維方式與既有的知識結構等，在接觸文本內容之前就對作品有所期待與預估。讀者的閱讀并非被動地接受[2]。這一理論的提出讓文學創作開始重視讀者作為接受者的審美。讀者的期待視野包括對文本的形式和內容的期待，如文學形式、語言特色、表達方式、作品主題、人物情感等[3]。

二、期待視野與文學翻譯

在我國，重譯已是近年來翻譯出版界較為常見的現象。許多德語經典文學作品，比如黑塞的《荒原狼》、歌德名篇《少年維特之煩惱》均已有多個中譯本。在文學作品重譯的過程中，譯者重譯的直接動機可能會有所不同，但是從深層次上分析，都可以用接受理論的期待視野影響來解釋。

在文學作品的翻譯過程和譯文讀者的閱讀過程中，譯者也是原作的讀者之一，承擔著為非原寫作語言讀者進行文本初步解讀的任務。譯者因不同的生活和教育經歷所形成的個人期待視野會對文本有獨到的理解與闡釋，在翻譯時會于作品的內容、形式和價值上找到不同的側重點，選擇其認為適當的翻譯策略。因此，同一部作品的譯作便會表現出差異性與多樣性。

譯文讀者的個人期待視野與審美要求雖然千差萬別，但在某一特定的時期，讀者因其相似的時代文化背景會有一種占主導地位的公共期待視野。譯者在考慮譯文讀者的審美時，會主要關照占主導地位的公共期待視野，從而調整自己的翻譯策略，以適應讀者的期待視野而被更好地接受。而讀者的期待視野不是一成不變的，會隨著語言文化、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變化而發展。因此，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時代，由于譯者或讀者公共期待視野的變化都會有不同的解讀與闡釋。

“在譯者、譯文與讀者這三者中，譯者和讀者都不是被動的存在，都是能動的角色?！薄白x者的期待視野影響和決定了譯者對譯文的處理；反過來，譯者通過譯文也保持或改變了讀者的期待視野[4]?！币虼?，一部優秀的作品在不同時期由不同譯者嘗試重譯，也就有其必要的原因。是譯者與譯文讀者的期待視野的變化促使文學翻譯推陳出新。

三、《歌德談話錄》的重譯

歌德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并不再陌生。，由歌德私人秘書艾克曼輯錄的《歌德談話錄》是人們了解、研究歌德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之一。原書四十余萬字，采用對話語錄體，以日記的形式，用平實、輕快的筆調記錄了歌德晚年在文藝創作、哲學思想、自然科學、宗教政治等領域的言論和活動。該書在出版后的近兩百年里傳遍了世界各國，西方各國幾乎都有譯本，且不止一種，堪稱文學類、傳記類著作中的經典，不論對普通讀者還是人文學科學者來說都具有跨越時代的學習、研究和借鑒意義。

《歌德談話錄》的中譯本已頗具規模。1935年，曾覺之先生的譯本《高特談話》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發行，該譯本因年代久遠而難再覓得[5]。1937年，周學普先生根據1912年柏林一家書店的《書友叢書》中梅列安氏(Gerhard Merian)的選編本[6]翻譯的選譯本于商務印書館出版，由于當時戰爭迭起，該書的流傳受到了影響，除了少數藏書者，幾乎不為人所知。2000年3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周學普先生翻譯的《歌德對話錄》。

周學普先生對歌德的文學創作有著十分深入的了解，曾譯有《鐵手騎士葛茲》《浮士德》《少年維特的煩惱》等。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完全是因為“興味上的關聯”才翻譯這本《歌德談話錄》，作為向“莎士比亞般多方面的活動的偉人”的致敬。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總會出于自己審美與興趣的期待對文本的不同部分與內容給予關注。譯者的期待視野甚至影響了譯者對原作內容與形式的取舍，也左右了譯者閱讀與翻譯的重點。周譯本極大地保存了談話錄原有的風格，讓人們在閱讀中仿佛感到它給予人們的不只是理論，而是可以親見的歌德的精神面貌。周譯本的譯文不僅傳神，文學性也較強，比其他譯本尤顯從容優雅，實屬最值得一讀的《歌德談話錄》中譯本之一。

《歌德談話錄》能被中國大眾廣泛接受和關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的朱光潛先生翻譯的選譯本功不可沒。該書印行十余次，流傳最廣，目前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列為中學生課外讀物。朱光潛先生選譯的內容完全依據他自己的標準，用他自己的話說，凡屬于應酬游覽和個人戀愛之類家?，嵤陆圆蝗?，而涉及哲學、美學、文藝理論、創作實踐這方面的議論則包羅無遺。而有些主題，譯者雖博學多才，卻也不甚了解，比如顏色學、植物變形、地址和氣象之類的自然科學內容只能暫放一旁，沒有譯出[7]。

朱光潛先生作為將西方美學介紹到中國的奠基人，在翻譯黑格爾的《美學》時經常遇到提及歌德文藝創作實踐和理論的內容，他也由此認識到歌德對于近代文藝發展歷史的重要影響。因此，譯者把《歌德談話錄》的翻譯工作當作自己對歌德文藝理論思想的一種學習和研究，將選譯內容的重心放在了文藝理論和美學方面。該譯本在譯文風格上，理論性和思想性較強，卻讓本來親切、隨意又具趣味性的對話錄變成了一部正襟危坐的“談話錄”，或者說更像一個文學偉人的語錄，讀罷使人對這位歐洲偉大人物心生敬仰，不愧為名家之作。

以上兩個譯本均為選譯本，譯者所選話題與文本的不同，是由譯者不同的生活經歷、審美觀念與藝術追求所決定的，皆可歸因于譯者差異性的期待視野。譯者作為原作的讀者，在閱讀、理解和闡釋原文的過程中，總會格外關注符合其自身審美與研究興趣的內容部分；而作為譯者，只能在自己的理解與能力范圍內用目標語言為讀者重現原文的內容與意境，這也讓不同的譯本體現出各不相同的譯文語言風格與表達方式。

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讀者更希望讀到內容積極向上、理論性和思想性較強的讀物，而不是有異國風味的作品。不斷滿足讀者變化著的審美期待是譯者的天職。譯者雖有自己的期待視野，但也是身處在某個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社會的人，總會從自己所生活了解的文化出發，來解讀異國的語言文化、社會與歷史。當譯者看到從前的譯作不再能適應和滿足當時讀者的公共期待視野時，重譯將成必然。這或許也是朱光潛先生重譯《歌德談話錄》的理由與意義。

從21世紀開始，《歌德談話錄》的漢譯經歷了一段熱潮。2001年，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吳象嬰先生等人翻譯的“全譯本”。2002年，由南京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洪天富先生翻譯的《歌德談話錄》“全譯本”由南京譯林出版社出版。此外，2000年延邊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君梅先生主譯的另一譯本。到2004年，先后有顧士淵先生等譯者合譯并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王穎波先生翻譯并由吉林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兩個譯本問世。由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楊武能先生翻譯的《歌德談話錄》先由浙江文藝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而后又相繼于2006年和2008年，分別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和四川文藝出版社陸續出版。據此，《歌德談話錄》的譯本達到了三十余種之多[8]。

除了朱光潛先生的選譯本，楊武能先生的“全譯本”當屬目前極受關注的熱門讀本，再版次數也較多。楊先生曾于四川外國語學院的前身西南俄文?？茖W校學習俄文，那時班級盛行讀前蘇聯和法國的翻譯作品，他也深深地被《貴族之家》《獵人筆記》等作品吸引。通過大量的閱讀，楊先生感悟到了譯文優劣的重要性：一部外國作品是否能得到廣泛的傳播，文學翻譯家的職責與貢獻不可忽視——“名著隨名譯誕生而誕生”。自此，楊先生立志成為文學翻譯家，隨后轉而學習德語，并師從馮志先生從事歌德研究。此后楊先生的德語文學研究與翻譯實踐幾十年如一日，也為他帶來了中德兩國的多個重要獎項與學術聲望。

早在1978年朱光潛先生的選譯本剛問世時，楊武能先生就曾將其反復研讀，也多次有過翻譯“全譯本”的設想。朱光潛先生曾謙遜地講明，自己在翻譯《歌德談話錄》的過程中遇到難于理解的方言口語等語言上的問題，便參考了英譯本與法譯本，轉譯成中文。然而，由于不同的語言與文化等方面存在著差異，藝術性較強的文學作品有許多弦外之意難以做到完全對等傳達。經過兩種語言的轉換，原語信息的丟失、誤讀或者誤譯在所難免。從這一角度來看，朱譯本雖是經典譯本，但楊先生以其多年的德語文學研究為基礎，重譯《歌德談話錄》也有其明顯的優勢與意義。

《歌德談話錄》的第一篇談話中，即1823年6月10日篇，有一段對歌德住宅內部裝飾的描寫：

朱譯本：“仆人打開一間房子的門，我就跨過上面嵌著‘敬禮’字樣的門檻，這是我會受到歡迎的預兆?！敝煜壬鷮⒗≡淖g為中文“敬禮”，并將二字由加注標明“原文為拉丁文?！?/p>

楊譯本：“他拉開一扇房門，但見門檻前嵌著‘SALVE’這個預示著客人會受到親切接待的拉丁字?！逼渲械摹癝ALVE”由楊先生保留了拉丁原文，加注標明了其中文語義：“拉丁文常用的問候語：您好?！?/p>

在同一篇談話中歌德與愛克曼談到了一位知名的編輯，朱譯本：“我很快就把它交出去，今天就寫信趕郵班寄給柯達?！逼渲小翱逻_”由朱先生加注，寫明此人為“耶拿的出版商，歌德和席勒的著作都現先由他出版?！?/p>

楊譯本：“我今天就給柯塔寫一封專遞快信，明天再通過驛車寄去裝文稿的包裹[9]?！逼渲小翱滤庇蓷钕壬幼?，寫明此人為“耶拿的出版商，以系統出版歌德、席勒的作品享譽文壇，留名史冊?！睏钭g本對人物柯塔的更進一步介紹，是有意地在向讀者介紹相關的文化背景知識。

從以上兩段譯者對外來文化信息的處理可以看出，朱先生有意讓譯文更具中國特色。然而隨著社會、歷史語境的變遷，國人素養的改變，國際視野的開闊，70年末代的譯本也許不再能吸引那么多的讀者。我國讀者對文本的語言特征與表達方式的期待也逐漸傾向于了解更多的異國文化，愿意領略到外文原文的獨特風情；而對讀本主題內容的期待已經超越了70年代末的愛情主題、政治斗爭、階級斗爭、反封建等主題，更樂于讀到能反映西方社會與文化的讀物。由此可見，楊武能先生的“全譯本”符合當時讀者的公共期待視野，滿足了讀者的閱讀需求與期待。

可以說，某一特定時期歷史文化背景下的譯本只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很難經受住時代更迭的考驗。隨著時代的變遷、文化背景的變化等種種因素必定會造成接受者(包括譯者、讀者)即使對同一話題也有不同的期待。時代的變化帶來了不同的公共期待視野，能動的譯者與讀者讓作品的時代意義也發生了變化。

四、結語

楊武能先生在接受中華讀書報采訪時曾表示，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他首先會選擇耐讀又富有哲理的《歌德談話錄》它不僅是一部雅俗共賞的文藝理論著作，也是一部極富情趣風韻的歌德晚年生活和言論的優美散文。周學普、朱光潛、楊武能三位的譯本皆為經典，而三個譯本的特色與不同也反映并證實了《歌德談話錄》重譯的重要價值。

在文學翻譯的過程中，不僅譯者自身的期待視野會影響到譯本，譯者也會自覺不自覺地考慮譯文讀者的期待視野而選擇適當的翻譯策略。在當今通訊技術與傳媒方式快速變化的時代，互聯網發展和全球化進程讓讀者有了更高效的閱讀體驗，閱讀范圍更為廣泛，中西文化差異也早已不再是閱讀的壁壘。讀者的鑒賞能力在快速地提升，對文學翻譯勢必會有更高的期待，這也就對譯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文學經典的重譯成為必然——而這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譯者所面臨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