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散文創作中的文化意蘊

曲美潼

蕭乾是20世紀“京派”作家的代表之一，憑借《籬下集》《夢之谷》等小說的創作受到了文壇的關注，他在小說中進行的多種寫作風格的嘗試，傳達出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意識。以往對于蕭乾的創作研究中，對其小說創作方面的探索和發掘相對深入，但在散文創作領域的研究相對較少——蕭乾的寫作主要集中在20世紀3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兩個時期：前期主要以小說創作為主，散文寫作為輔；“復出”之后的寫作則主要以散文隨筆為主。散文寫作貫穿于蕭乾的整個文學生涯，其散文領域的成就值得受到更多的關注并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蕭乾曾經對散文這一文體表達過這樣的認知：“散文同小說相比，除了不完整、不成形(指情節)之外，我認為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書寫本人的感受?！盵1]167在他自己的散文創作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蘊含著強烈的自敘傳抒情特色：從20世紀30年代《憂郁者的自白》到90年代的《八十自省》，作品中記錄著作家的人生軌跡和自我心路歷程的變遷，表現作家的文化心態和文化選擇，這些都是蕭乾創作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本文通過對蕭乾前后兩個時期的散文創作進行研究，挖掘其中蘊含的文化內涵，試圖探尋作家在漫長的創作歷程中心態上發生的轉變，揭示出作家在其散文創作中展現出的獨特文化品格。

一、前期散文寫作：傳統與現代文化交織下的審美追求

蕭乾第一階段的散文創作主要集中在20世紀30年代末期，以游記、哲理性小品和展現內心獨白的散文為主，整體上呈現出“憂郁”的寫作氣質。在談及自我創作中的“憂郁”時，作家表示自己與生俱來擁有對“撲朔迷離的生命”的惆悵，這與作家的成長經歷有關。蕭乾出生于1910年，自幼生活在北京城東北角的“羊倌胡同”(在有些散文中也寫作“羊管胡同”)，這里屬于北京城中的貧民區，蒙古族人的寄居者身份和貧寒的家境使蕭乾從小帶有一種自卑感，并時常感到被忽視的疏離感。在《憂郁者的自白》中，蕭乾還談及了遺傳基因和成長經歷對他的影響：父親的悒郁被繼承，母親的去世將他生命中愉快樂觀的因素抽走。此后，作家在創作中便經常投射出自我的“晦暗的影子”，由此奠定了作家陰郁的創作氣質。這種“憂郁”的風格和作家在傳統與現代文化影響下形成的審美心態共同構成蕭乾前期散文寫作的標志。

一方面，蕭乾的寫作受到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在文本中展示出舊式風俗和文化傳統，在思想上也表現出古典傳統的審美傾向?！兑槐就噬南鄡浴分?，蕭乾對自己早年的生活進行了回憶，他六歲時曾進入私塾學習，跟先生學習四書五經，他最初建立起的人生觀念來自家中大堂姐講述的民間故事和演義，最早接觸的藝術啟蒙源自北京胡同中藝人們的說書唱曲。作家自幼便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因此，在最初的寫作嘗試中自然將目光聚焦傳統并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一時期蕭乾的游記散文中包含大量對原始景色的描寫：《雁蕩行》中對原始群落舊式風俗的刻畫表達作家對于史前生活的向往，《過路人》中對現代海上之旅的記錄闡發內心對傳統和故鄉的依戀。在這類散文中，作家試圖通過自我游歷中的見聞和感受揭示封建社會“吃人”的傳統，抒發“瑰麗的山水，晦暗的人間”[2]71的感慨，同時對傳統中的優秀特質投射出懷戀和期待。在另一類表現自我心境的散文中，蕭乾對他這一時期的自我創作觀念進行了說明：傳統的民俗曾向作家播散恐懼，使他對世界存有戒心，讓他看到周圍更多的陰險和生命的脆弱，然而在寫作中他卻表現出向傳統回歸的傾向，試圖展現人性的善良本質，傳達出幽靜平和之美。作家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以散文創作回歸傳統，展現相對溫和的創作姿態和古典的審美追求。蕭乾這一時期的散文創作向傳統的回歸從某種程度上也助力了京派知識分子自由獨立文化品格的形成。

另一方面，現代化思潮的沖擊和影響也體現在蕭乾的散文創作之中。五四運動前夕，新學盛行，作家曾進入“新式”學堂學習，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隨后考取北新書局的練習生，在參與工作的同時受到《語絲》等現代雜志的文學浸染，并接觸到大量的西方現代性創作。在這一時期，蕭乾逐步跳脫出傳統文化的局限性思維，反帝反封建的現代意識開始逐步形成，這為作家之后的創作奠定了思想基礎。1935年，他進入《大公報》當記者，隨后成為文藝副刊的主編，工作期間得以接觸到時下更多的文學寫作，他自己也開始嘗試進行散文創作，在1936年寫下了《嘆息的船》《從午夜到黎明》《苦奈樹》等作品。這些文本普遍呈現出灰暗抑郁的基調，記錄了作家外出游歷過程中看到的東西方現代化差距，表達了作家對舊中國落后文化以及“奴隸”心態的批判。在這些寫作中，作家也對傳統的語言習慣進行了調整，試圖“躲開現成的通行的語言”[2]389，落筆帶有“洋味”，將“土洋結合”作為語言突破的目標，現代化的寫作意識開始逐步形成。20世紀40年代，蕭乾大部分的時光都在英國度過，他曾進入劍橋大學學習文學，師從喬治·瑞恰茲，對域外視角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劍大的“讀劇會”也使作家對西方原作有了更深入的體會。在這一階段，蕭乾還對外國文學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譯介工作，對伍爾芙夫人的意識流創作表現出青睞，但他自己在散文創作領域幾乎沒有成果出現，究其原因，我們有理由認為，作家對現代性的理性審視使他看到了自我創作上的不足，因此，作家選擇暫時停筆，進行理性的思考和沉淀。蕭乾在他晚年的自敘性回憶散文中表示，現代化思潮的引入確實引發了他創作上的轉變，但他也表示，要“吸取一切流派的優點，要做它的主人，而不當它的奴隸”[1]144，反對盲目的學習和全盤的接受。從最初直接的創作嘗試到20世紀40年代的暫時停筆，現代化在蕭乾的創作中完成了從接收到理性審視的過程。

蕭乾在1936年創作的散文《憂郁者的自白》中表示，“憂郁”已經是自己的“不治之癥”，會不經意間顯露于自己的創作之中，但“幸而憂郁以外，我還不缺乏一腔對社會的熱情，一顆未枯嚇麻木的心?！盵1]38蕭乾前期的散文創作受到傳統文化和現代性思潮兩方面的深刻影響，作家借寫作表達對社會人生各領域的廣泛思考，在文本中表現出古典與現代并存的文化審美；再加上作家獨特的“憂郁”氣質，共同奠定下蕭乾前期散文創作的風格。

二、后期風格轉型：中西文化沖擊下的民族本位創作立場

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蕭乾的創作經歷了近30年的停滯，在經歷了生活中的一系列苦難和波折后，蕭乾在晚年逐漸回歸創作行列，重新開始寫作。蕭乾復出之后的寫作嘗試從散文領域開始，作品中仍舊帶有濃厚的自傳色彩，主要涵蓋了兩大主題，一是對他以往生活和創作經歷的回顧，如《往事三瞥》《美國點滴》《改正之后》等創作；二是對當下時代變遷的體悟和人生旅程的總結，如《八十自省》《關于死的反思》《我的年輪》等。經歷了多年的反思與沉淀，蕭乾這一時期的散文創作風格有所改變，不再將傳統與現代交織下審美的選擇作為關注的焦點，而是對自我的寫作立場進行了進一步的確立。作家在文本中輸出了大量描寫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感受性文字，將自我對待異質文化的態度進行了總結，并逐步凸顯出他民族本位的積極樂觀的創作立場。

蕭乾對異質文化的態度在這一時期的散文創作中得到較為明顯的展現。在1990年創作的《在十字架的陰影下》中，蕭乾記錄了自己對待宗教的看法：他表示，自己并不反對宗教本身，而是反對打著宗教旗號的異質文明的剝削和侵略。20世紀80年代以來，作家逐漸感受到異質文化影響下西方現代化進程和文學領域的飛速發展，因而，對異質文化的優長進行了重新的審視。在對自我寫作進行回顧和總結的散文中他表示，異質文化需要引起創作上的重視，但在引入異質文化的過程中，應當警惕其中的殖民色彩和壓迫傾向，堅守創作中的民族本位價值立場。蕭乾“復出”后的大部分散文創作在對異質文化進行吸收的基礎上，試圖將中西文化融會貫通，表現出對多元文化的寬容和認同。

在談及自我的創作時，蕭乾表示，自己將始終堅持民族本位的創作立場。一方面，蕭乾傳承了儒家文化的思想立場，在散文創作中體現出他所追求的“事在人為”的人生哲學?！拔粗?，焉知死”，與西方宗教文化的強調“來世”不同，傳統儒家文化強調“現世”，認為當下的生活需要靠奮斗才能獲得幸福。蕭乾深知自己做不成隱士，他通過寫作向現實發聲，并積極表達自己對世界的看法：《透過活物看人生》中，作家表達了這樣的因果論觀點，“人一輩子像是在同社會及自然的環境對局”，我們所獲得的一切結果皆與自我做出的選擇有關，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我們必須承受每一次選擇所帶來的結果。蕭乾在散文創作中體現出積極“入世”的心態，通過見聞傳達出自己對生活的思考，并借此表明自我堅守的立場。另一方面，蕭乾在創作過程中逐漸明晰了自己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場。蕭乾在20世紀30年代的散文創作中曾經將當時的中國比作艱難行進中的“破車”，他的寫作尚處于徘徊和猶疑中，缺乏堅定的文化立場；到了20世紀80年代，作家記錄了一系列自己在游歷他國過程中的見聞和感受，敘述中更多的是海外游子割不斷的民族情懷，此時作家的民族本位創作立場逐步確立起來：《美國點滴》中，作家通過刻畫他鄉游子的思鄉情，感嘆民族情感的深刻性，通過海外華僑在他國出色優異的表現贊揚其對發揚中華文化做出的貢獻，“民族的紐帶”成為這一時期蕭乾散文創作中重要的表現對象?！锻氯场分惺捛v述了自己所見聞的發生在不同時期的三個場景：一是1921年在北京街頭排隊打粥的“老毛子”受到本地人的驅趕；二是1939年法國游輪上一個沒有國籍的人對戰爭爆發的期待；三是1949年作者做出留在祖國的選擇。蕭乾在這一階段的創作中已經深刻意識到明確的自我身份歸屬和創作立場的重要性，并決心將“自己投入到祖國重生這一偉大事業中?！盵2]149蕭乾晚年對中國文學有了更多的肯定，認為我們民族深處始終存有一種積極樂觀的品質，支持我們不斷前行，我們民族的文學受到這種品質的影響，也“總是鼓勵人們向上，為弱者鳴不平”[1]175，并能觸及到廣深的生活領域，對人們的生活進行指引。雖然我們的文學在發展中也經歷過波折，但民族本位的立場始終為創作者提供強大的能量和不竭的創作源泉。蕭乾“復出”后的散文創作將關注點轉移到中西文化差異對文學的影響，并從中發掘出自我民族本位的創作立場，由“憂郁”轉為豁達，由此完成了作家散文創作風格的轉型。

三、貫穿創作始終的自由主義思想宗旨

蕭乾的散文創作跨越兩個不同的分期，在風格上也有所轉變：前期主要呈現傳統與現代文化交織下的“憂郁”審美追求，后期在中西文化的共同沖擊下逐漸確立起積極樂觀的民族本位創作立場。但在蕭乾的整個創作過程中，有一點始終未曾改變，就是他對自由主義創作思想的堅持。

作家在20世紀30年代的寫作中受到京派知識分子“和而不同”文化立場的影響，堅持創作上的獨立自主，不人云亦云。在蕭乾的散文創作中曾經提到自己對“風箏”的喜愛，“風箏”象征自由，暗示自己對自由主義的向往；在1932年創作的《題一個人的照像》中，蕭乾給自己的定位是：“他最珍視自由，為那個，他甘心把鐵飯碗打破?！盵1]111蕭乾在前期的創作中已經表現出對自由獨立思想的重視。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文壇掀起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浪潮，大量作家針對這一系列主題進行創作；蕭乾“復出”以后，并沒有追趕文學寫作的熱潮，而是從散文領域入手，對自我的人生和寫作經歷進行回顧和總結；可見蕭乾對于寫作有著自己的態度，并在創作中捍衛自己自由選擇的權利。他這一時期寫作的散文大部分抒發了自己對人生的體悟，表達對生死、苦難的態度和看法：《八十自省》是蕭乾復出后對70多年歲月的回顧和沉淀，在這篇文章中作家表示，對于曾經做出的選擇從不后悔，對曾經受過的苦難也從不抱怨，并將自己的心態概括為“居安思危，樂不忘憂”。在《一個樂觀主義者的獨白》《關于死的反思》和《我的醫藥哲學》等散文中，蕭乾表明了自己對生命的熱愛以及對面對死亡的豁達。此外，在《達豪余生》《看待二十一世紀中國》等作品中，蕭乾還站在世紀末的角度，對不同區域文化的發展進行了梳理，并對其發展前景做出了自己的預測。蕭乾后期散文創作涉獵的內容十分廣泛，并以相對輕松的筆調表達自己的觀念和想法，從中可以看到自由主義創作思想的延續。

蕭乾散文創作中對自由主義的堅守體現出知識分子從一而終的文化立場。這里有必要對蕭乾所追求的“自由主義”進行說明，所謂“自由”，并不是說可以在寫作中隨心所欲，任意而談，而是指在創作過程中為自己創設的一種相對自由的心境，通過寫作使自己展現出相對輕松的心態并表達出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同時也是對自己“言必由衷”寫作原則的堅守。蕭乾表示，自己在創作中并非完全不設限制，在創作之前，他會先為自己設立一個模糊的目標作為預期要達到的標準，并在此基礎之上進行創作。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蕭乾的散文創作始終堅持自由主義的思想立場，向我們見證了作家對于自由主義的堅定態度，為當下的散文創作樹立了標桿，有著很高的參考價值。

“京派的文化構成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他們對傳統精神心馳神往，又不排斥現代文明的魅力?！盵3]蕭乾作為20世紀京派文人的代表之一，其散文創作中自然也蘊含著京派文化的構成特點，將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文化特色融匯于一爐。蕭乾在晚年創作的《我的年輪》中，對自己的一生進行了簡要的回顧和總結，他將自己的人生看作一場沒有地圖的旅行，將自己定義為“一個不帶地圖的旅人”。在他的散文創作中，向我們展示出他的生命歷程和思想演變的軌跡，無論是他前期創作中表現出的傳統與現代文化融合下的審美追求，還是后期轉變風格后，在中西方文化的沖擊下逐步確立起的民族本位的創作立場，文本中展現出的文化意蘊反映出散文寫作上的演變歷程。評論家丁亞平認為，蕭乾的散文是“他的自我的最高表現，也是他人格的最純粹的結晶”。[4]蕭乾的散文創作跨越現代延續至當代，并始終執著于對文化的探尋，在他的寫作中我們看到了他思想和情感世界的經歷和轉變，可以說蕭乾的散文寫作既是他在文體創作上的不斷嘗試，又是一部記錄他自身文化觀念變遷的歷史。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蕭乾散文創作中的文化意蘊會得到更加深入的挖掘，為當下的散文創作提供更多的借鑒和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