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信息繭房”：互文性視角下數字媒介的范式控制

屈濟榮

摘 要 從互文性角度來看，“信息繭房”與“回聲壁”實際上是超鏈接、搜索引擎、算法等數字技術通過構建互文性文本網絡的方式為受眾實施的一種范式控制。相互指涉、相互滲透的文本網絡有效地將受眾隔離在固有認知、文化或意識形態“繭房”之中，在充滿偏見的同質化的信息文本中進行互文性認知。

關鍵詞 互文性；信息繭房；數字媒介；范式控制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23-0001-04

基金項目：本文為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課題“數字媒介的互文性特征及其影響與對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XSP21YBC323）。

20世紀60年代，茱莉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互文性”這一概念來闡釋文本間相互參照、相互滲透的關系，指出“任何文本的建構都是引言的鑲嵌組合；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 1 ]?；ノ男岳碚摻沂玖诉@樣一個事實：每個單獨的文本總是出現在一個更大的文本網絡中，所有文本都會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引用或參照其他文本?；ノ男运沂镜奈谋镜拈_放性首先體現在它的混合的一面，它以詞語或者文本片段鑲嵌組合的方式，表明了文本在意義上與外部世界存在聯系的可能。如果將文本的概念推廣至所有意義載體，互文性就是一種混合認知能力，即人類關聯知識元素的能力。

今天人類正在經歷著信息的數字化變革帶來的深刻影響，數字媒介幾乎控制了所有的意義輸入與輸出，“不僅過去的一切媒介都是互聯網的內容，而且使用互聯網的人也是其中內容，……互聯網是一切媒介的媒介”[ 2 ]。

1 作為數字傳播技術控制范式的互文性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媒介帶來了人類傳播模式的變革，也深刻影響了人們的認知實踐。數字媒介傳播體現了人類智慧與人工智能的統一，技術層面形成的互文性是它的內在品質?；ヂ摼W的開放性與去中心化的特點使得它的文本網絡直接呈現了互文性的特點：每個文本都作為文本網絡的一部分而獲得意義，讀者和文本與其他文本之間存在或明確或含蓄的關聯[ 3 ]。因此互文性理論所揭示的文本暫時性與多維聯系特性本應該在互聯網中得到最好的體現，然而現實情況卻并非如此?；ヂ摼W與數字傳播并沒有完全展示出它應有的自由，而是不可避免地遵循了既有的程式設定。進入受眾視野并參與互文性認知過程的，也只能是經過算法過濾、選擇的文本。這個時候數字技術所產生的互文性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范式控制”，而且這種新的控制范式可以很容易地在人們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它的受害者。正如加塔里所言，“隨著微處理器投入工作的時間性，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處理大量的數據和問題，從而使新的機器主觀性繼續超越他們所面臨的挑戰和利害關系”[ 4 ]。這種互文性導致的范式控制將人們根深蒂固的分歧分隔成封閉的社區，受眾在反饋、循環中強化了他們自己的理念和態度。

互文性理論能很好地解釋數字技術對傳播的隱秘控制。就拿最能體現人們求知欲望與主動性的搜索引擎來說，算法的控制權力盡顯無遺。人們在接受搜索結果的文本序列時，通常會忽略這是在算法干預下的安排。不會追問搜索引擎囊括了多少數據庫，也不會質疑它究竟是按照什么樣的規則輸出這個序列，但它們最終都將以彼此互文的方式進入人們的認知領域?？此品浅Ｗ匀欢陀^的搜索結果，對人們的認知產生的影響卻是至關重要的。所有的條目秩序井然而又默默無聞，不帶有任何算法自身的痕跡，但每一條對我們理解事物都提供了基本的材料和條件；就算我們不懷疑算法可能會刻意隱瞞重要的內容（事實上這也完全可以做到），但處于這個序列靠后的內容，人們可能沒有機會見到；這個序列不僅僅是一個序列，它還存在著文本間的上下文關系，形成文本間的對話關系，互為印證或者互為駁議。搜索結果的外部維度上就體現了一種直觀的互文性關系，它既取決于我們搜索的關鍵詞與句子，也取決于算法的規則和檢索的數據庫范圍。而這一切，都將最終影響到人們對真相與真理的認知。

2 互文性與“信息繭房”

數字技術與互聯網空前擴大了信息的鏈接能力，但也帶來了信息過剩的問題?；ヂ摼W太大，大到有可能導致我們無所適從，因此媒體為人們量身定制信息可能是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但是這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個隱秘的信息操縱，這就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所說的“信息繭房”效應——“我們只聽我們選擇的東西和愉悅我們的東西的通訊領域”[ 5 ] 8。當然這只是一個隱喻式的概念，它旨在解釋這樣一個事實：投其所好的信息文本將人們束縛于自我興趣的桎梏中，對世界的理解將會變得愈加偏頗，認知也將愈加狹窄。對此，戈薩特（Cédric Gossart）總結道，在信息繭中，信息被過濾并根據人們的口味和流行觀點進行調整。人們試圖通過忽略與自己有太多不同的觀點和論點來解決這些問題，這種鴕鳥式的回避有可能導致認知貧乏，并減少與特定意見領域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交流，結果就是相互激發并固化他們的既有觀點[6]。

信息繭房是受眾在數字時代的一種認知上的自我孤立行為，當算法根據用戶信息選擇性地猜測用戶希望看到的信息時，可以通過個性化搜索或者推送達到這種效果，例如位置、過去的點擊行為和搜索歷史。結果，用戶與那些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信息分開，有效地將他們隔離在他們自己的文化或意識形態“繭房”之中[ 7 ]，在充滿偏見的同質化的信息文本中進行互文性認知。信息繭房鞏固了受眾虛幻的信念，給了他們一種合法性的氛圍，并助長了與現實的分離。

數字技術使我們能夠以非常有效的方式構建互文的信息網絡。超鏈接、搜索引擎、算法推薦等技術并沒有直接改變文本的內容，但卻以構建一個互文性系統的方式改變人們的認知過程與結果?！靶畔⒗O房”效應可能導致嚴重的后果，因為大部分情況下，算法滿足人們互文性需求的定制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人性弱點的迎合，信息的定制總是以犧牲意義與價值觀的多樣性為代價的。

3 從“信息繭房”到“回聲室”

相比于“信息繭房”，桑斯坦提出的另一個術語“回聲室”[ 5 ] 7，則更能表達互聯網中文本網絡的互文關系引發的這種偏見性認知?；芈暿沂菍x擇性交流情境的又一個隱喻性描述，同樣表達在信息傳播中因社群聚合造成的同質化交流趨勢。這種現象描述了一種越來越普遍的情況，即受眾只能看到加強他們當前政治或社會觀點的內容，而不會挑戰他們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網絡社區的建立使我們能夠直接與那些擁有共同理念和價值觀的人交談，促使我們將信息消費限定在那些通常會加強我們現有信仰的來源上，因而產生了所謂的“回音室”現象。

胡泳對“回聲室”的發生機制做了這樣的描述：“一個信息傳播者做出某種宣稱，許多想法類似的人跟進呼應，往往用夸張的甚至扭曲的形式重復該宣稱的核心信息，直到大部分人認為所描述的某種極端的變化版本是真實的?！盵 8 ]在這種情境中，觀念通過相對封閉系統內的交流和重復得到放大或加強。身處網絡交流的“回聲室”中，人們能夠找到加強其現有觀點的信息，可能是無意識地強化了已有偏見。那些激進甚至極端的敘事或者觀點，在同質化的群體里，這些聲音被相互贊同和支持下被回聲室效應放大和扭曲。

正如帕里澤（Eli Pariser）所言，“一個由熟悉的世界構建的世界是一個沒有什么可學習的世界……（因為只有）無形的自我宣傳，用我們自己的想法灌輸我們?！盵 9 ]通常而言，認知行為是指對新的知識的吸收和與不同觀點的交流，而不是對已有知識與觀點的確認和強化，那么“回聲室”所揭示的現象則違背了認知的基本要求?；匾羰抑械娜烁鼉A向于在沒有沖突意見的氛圍中參與交流，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意見將更容易被回聲室中的其他人接受。它可以源于在社交環境中符合并被其他人所喜愛的愿望，這種偏見在基于社交關系的群體環境中尤為普遍。在“回聲室”傳播環境中，人們認為自己群體的集體意見與較大群體的意見相匹配，由于小組成員達成共識而很少遇到那些提出異議的人，他們傾向于相信每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思考。

之所以說“回聲室”這個術語比“信息繭房”與互文性理論有著更多的契合，是因為“回聲”這個詞語更能揭示文本間的相互映射關系。從外在上來看，“回聲”一詞也是對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給互文性所下的定義的一種回應。在巴特的定義中，互文性是“完全由引語、參照、回聲、先前或當代的文化語言（有什么語言不是？）編織而成，……每個文本所蘊含互文，其本身位于另一個文本的文本間（text-between）”[ 1 0 ]。從巴特的這個定義可以看出，文本間的相互回應是形成互文性的一個重要特征，“回聲”是互文性應有之義。從互聯網早期門戶時代的深度和專業報道的內容到今天算法驅動的被動接收，數字媒體中的分享經常伴隨完全不靠譜的假新聞。因為“回聲室”效應的存在，分眾化的社區傳播有可能將這些假新聞放大，成為影響眾人的事實材料。

“回聲室”可能存在于一切傳播場景中，但數字媒介的傳播方式無疑是它最直觀的體現。受眾的信息獲取更多的是依靠算法聚集而成的同質化文本，從而導致選擇性地接觸與自我認知互相支持的那些內容。如今數字媒體上的幾乎所有內容都是通過一種算法進行策劃，并通過一種算法向人們展示。越是有效的算法越是精心設計的，旨在通過這種方式向人們展示媒體認為你喜歡內容，并期待這些內容使人們的參與度達到最大化。換言之，數字化趨勢則進一步擴大了“回聲室”效應。

數字技術形成的互文性讓網頁上的文本實現了三個文本世界的交匯：當前頁面文本、讀者的記憶文本以及所鏈接的文本。所有其他文本對當前文本在意義上進行了滲透，影響力來自相似或相關文本之間的相互聯系，塑造和影響受眾對文本的解釋。這些文本網絡呈現了各種可能，在復雜的算法支持下，控制信息的轉換，引導受眾進行敘事與意義的組合。數字媒體的各種鏈接形成的路徑實際上是為受眾在網絡中的文本選擇進行導航，開啟了一個巨大的交互指涉的文本場域。而受眾的最終意義獲得，可能直接取決于他在網絡文本迷宮中互文的結果。

數字媒介依靠自身的特殊語言與鏈接方式構建的復雜文本網絡，如同為人們創建了一個互文的、多模態的隱喻。隨著人工智能和云服務的普及，數字媒體用于構建的個性化算法預計將變得更加普及，也將對受眾認知的文本提供系統產生決定性影響。數字技術以文本推薦的方式，對人們的認知起到了塑型功能。特別是當今處于壓倒性優勢的社交媒體和網站也可能以一種使用戶難以確定內容來源的方式呈現內容，從而使他們需要自己判斷并裁決信息的真偽。

如同前面分析的那樣，有學者們已經開始從算法倫理的角度考慮數字技術構建的互文性對社交媒體用戶的影響，特別是關于個人信息自由、認知偏見、與文化安全的領域[ 1 1 ]。社交媒體和個性化搜索網站中用于組織、策劃、分發內容的算法，體現的是算法主導地位，它決定用戶看到的特定內容，但通常沒有保證用戶的知情權，也沒有取得他們同意或許可。因此有批評者推測，個人可能會失去對自己的社交媒體體驗的自主權，并且由于算法控制的普遍存在而影響到用戶的社會身份構建[ 1 2 ]。因此人們應該認識到這種影響，并評估它在多大程度上將一部分人排除在充分的社會認知與公共事務的討論之外。要做到這一點，我們應該在文化、歷史和社會背景下清楚認識到基于數字技術建構的這種新的互文現象，以及它給人們的認知帶來的負面影響。

“回聲室”與“信息繭房”這些概念不僅展示了人們如何在數字媒體文本模式的相互作用下認知世界的方式，而且還解釋了人們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與特定社會成員的相似觀點相互投射，從而將自己與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背景隔離開來。它源自人們在社交環境中被其他人所認同的期望，這種偏見在基于社交關系的傳播環境中尤為普遍。在群體環境中，由于小組成員達成共識而很少遇到那些提出異議的人，他們傾向于相信每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思考，由此斷定自己群體的集體意見與更大群體的意見相匹配?！盎芈暿摇迸c“信息繭房”現象影響我們的對意義的接收與闡釋，在算法的指引下根據已有的觀念來認知世界：用已有事實解釋未知事實，在同質化的經驗中不斷互文。而且這種狀況幾乎貫穿于人們的所有數字傳播實踐——無論是新聞、論壇、音樂、電子購物，還是數字媒體分發的任何信息。

數字化革命、新的傳播范式與社會觀念變化之間的相互作用，共同促進了以自我為中心的個性化社會的崛起。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以自我為中心的個性化意味著社區、工作場所、家庭等現實領域所擁有的影響力在日漸衰落。數字媒介雖然不會導致現實的終結，但必然會導致社會關系的重建，在個人的基礎上的認知、興趣、價值觀以及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都會隨之變化。對于數字智能技術對人們認知與價值觀的影響，有學者指出，在媒介語境下的信息生產、信息分發、互動反饋各個階段，價值觀以一種如何定義關涉理性的方式被嵌入到了智能技術之中[ 1 3 ]。但智能技術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的應用和發展不是一個中立的線性路徑，并不存在一個客觀的正確選擇，因而具有很多可能性。

“信息繭房”與“回聲室”效應都在表明，數字技術正在為人們構建完全具有互文性特征的文本系統與意義生產過程。所有這一切要求我們理解算法如何成為日常實踐的一部分，理解算法及其所屬的系統的重要性；理解數字媒介為人們構建數字互文性的深層機制，理解它給人們的認知帶來的功能失調。

4 結語

過度單一的信息渠道最終將人引向狹隘，人的全面發展需要多樣性的知識和觀點。不合理的算法與互文性將我們鎖定在永久的部落主義之中，并對我們的認知造成有形的損害。當然，我們也可以有一些樂觀的理由，畢竟現在的電腦技術還沒發展到機器自主意識的境地，算法規則終究是受人控制的。因此前景取決于人們在商業利益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平衡，取決于我們對更美好世界的定義。幸運的是人們已經認識到它潛在的危險，一些媒體人開始承諾努力改變這種狀況。2019年4月，鳳凰網CEO劉爽在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率先提出要給冰冷的算法注入人性的溫度，讓技術肩負媒體的責任?！霸谒惴〞r代，我們不會一味迎合人性的弱點，從而失去對內容價值的信仰。我不會聲稱算法沒有價值觀，就放棄對媒體理想的擁抱。我們不會因為網絡世界低俗化的趨勢，就放棄對文明世界的追求?！盵 1 4 ]

如果真的希望數字媒體和互聯網能夠幫助我們更有意識地融入這個世界，那么只是將大量信息傳播到社會中是遠遠不夠的。所有的信息生產與鏈接應該以全面準確為核心。社交網絡也應該與一個更開放、客觀的搜索引擎相關聯，并且確保它提供了全部有利于我們認知世界的內容。這要求所有數字媒體不能僅僅以商業利益作為自己經營的基礎，還應該為人們提供全面的交流場所、進行自我審視的機會?；ヂ摼W的理性認知應該以質疑精神與互信為基礎，樂觀和自信不應該化為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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