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輿論與刑事司法的辯證統一

奚軍慶

摘要：媒體對刑事案件的關注會形成或正或反的輿論效應。從客觀性與真實性、社會角色和價值取向兩個層面梳理公眾輿論與刑事司法的對立統一中，并通過媒體報道時間軸的限制、司法對媒體報道真實性的干預以及媒體報道與司法審判在法律制度上的融通三個層面探求公眾輿論與刑事司法和諧共生的路徑。

關鍵詞：公眾輿論 刑事司法 媒介審判

近年來，在刑事司法的實踐過程中，由媒體報道而引發公眾強烈關注的案件不在少數。公眾輿論對刑事司法的既有正向的作用，也會對其產生消極影響。媒介報道帶來的輿論監督會形成所謂的“媒介審判”，這無疑對司法審判的獨立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公眾輿論與刑事司法的對立統一中尋求二者的和諧共生的路徑是極具理論與現實意義的。

一、公眾輿論與刑事司法的對立統一

1.客觀性與真實性的對立統一

公眾獲取的案件信息從客觀性評價有真實和不真實兩種情況，從信息范圍的角度審視有全面和不全面兩種情形。公眾所獲得案件信息的全面性和真實性將直接影響到輿論能夠在刑事司法活動中發揮正向作用。真實而全面的信息獲知會使得公眾對案件有著較為客觀的認知，繼而引發的輿論也會相應的客觀和公正；反之，則不要期待公眾輿論會對刑事司法實踐活動發揮正向作用。

其中，影響大眾獲知信息真實性的因素主要體現在事件調查的動態性、媒介信息傳播的選擇性和司法信息傳播的延遲性三個方面。

首先，事件調查的動態性。由于刑事案件的司法調查過程是階段性的，所以公眾對案件信息的獲知也是階段性的，這就導致公眾對案件信息真實性和全面性的認知一直處在動態變化之中。尤其是在偵查階段，案件信息的進展可能會發生顛覆性的變化。如果公眾過早的介入案件，那么獲取的信息就是片面和虛假的，進而會形成錯誤的價值判斷，從而有可能會干擾司法調查活動的正常開展。

其次，媒體信息傳播的選擇性。由于媒體對信息選擇的不同，同樣對公眾的引導方向也是不同的。因為媒體自身的逐利性，在進行信息傳播時，為了吸引公眾的注意力，往往會著重報道那些能引起公眾強烈共鳴的細節。甚至有些不良媒體在利益的驅使下會編造嚴重違背事實的虛假信息去誤導公眾，進而對司法活動掀起強大的非正當的輿論攻勢，試圖以“媒介審判”代替“司法審判”，從而達到干擾司法活動正常開展的目的。

第三，司法信息傳播的延遲性。司法機關相較于媒體或者公眾在獲取案件信息方面有著非常明顯的優勢，然而其出于保密需要或者刑事司法的程序性要求，往往對案件相關信息的發布較為滯后。這種信息傳播的延遲給不當輿情的傳播制造了時間和空間上的便利，進而導致錯誤輿論的發酵、升溫，最終對司法機關形成了足以扭曲裁判公正的壓力。雖然在司法信息傳播公信力的作用下，錯誤的輿論會被澄清或者排除，但是公眾的感情被浪費的同時，信息獲知的真實性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2.社會角色與價值取向的對立統一

從本質上講，我國的司法機關是由人民代表選舉而來，其終極目的就是為人民負責。輿論監督是指公眾利用各種傳播媒介，采取多種形式，表達和傳導有一定傾向的議論、意見及看法，以實現對國家公權力和社會組織及成員偏差行為的矯正和制約。在法理層面，言論自由與監督權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這就決定了公眾與司法機關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另外，從新聞專業主義來講，媒體的價值追求是傳播真實、真相和真理。這與刑事司法活動的公正性是一脈相承的。

公眾輿情對推動刑事司法公正具有積極的一面，但其對刑事司法活動消極影響也是不能忽視的。媒體監督是一種社會監督，它反映出社會輿論的導向。媒體的不當監督容易引起公眾對法律權威和司法權威的質疑、藐視和抵抗等消極反應?！懊襟w監督”不是“媒介審判”，二者有著嚴格的“度”的限制?！懊襟w監督”是媒體行使監督權的正當途徑；而“媒介審判”則是媒體作為監督者已經嚴重超越界限，以發動社會輿論的方式對司法審判的結果做出預先的帶傾向性的判斷，進而干擾司法機關的獨立審判，致使司法機關對案件的裁判被“民意”所綁架。換言之，即使媒體大眾獲得的信息是真實全面的，對相關案件的法律了解是全面透徹的，但如果信息發布者缺乏良好的道德修養，媒體引導的公眾輿情照樣可能走向歧途。由此可見，“媒介審判”是一種偏離了正常的輿論監督的軌道的“絕對的自由”。從實質上看，公眾對刑事司法活動的參與是有限度的，只能“事后監督”而不能“事先預判”。

公眾輿情與刑事司法在承擔的社會角色既有關聯性又有區別性。除此以外，二者對刑事案件的價值評判標準亦是如此。媒體與普通大眾畢竟不同于專業的法律人士，對法律知識的熟知程度要大大弱于專業的警察、檢察官、法官，特別是對專業性很強的刑事司法活動更是知之甚少，除了專業的法律人士，媒體大眾對刑事司法活動的認知或評價多是從倫理道德或社會情理的角度。即使媒體大眾從法律的視角對案件進行剖析評論，往往也是一知半解，出現與真實法律規定錯位的現象。

二、公眾輿情監督與刑事司法公正的辯證統一

由媒體信息報道引發的正當的公眾輿論監督對刑事司法活動的公正有著不可或缺的促進作用，反之則侵蝕了司法審判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媒體與司法既有相互需要的一面，也有矛盾沖突的一面。如何讓二者形成和諧共生的局面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1.在媒體報道時間軸層面上的限制

基于時效性對媒體報道的重要作用，諸多媒體都是從司法案件伊始就能夠迅速介入到案件的報道中去。然而，在這一階段媒體能夠獲知的案件信息是表面和有限的，尤其是錯綜復雜的重大案件。如果僅從獲得的表象信息去推斷案件的前因后果，就有可能形成與真實原因相悖的情形。因此，媒體報道的節奏要與司法的訴訟程序同步，不得逾越司法程序進行審判預測等報道，更不能單憑媒介的一己好惡和道德標準作“單向度”的炒作，要給法律事件中的雙方各自說話的機會，力求達到公正報道。司法案件審判程序是逐步推進的過程，媒體應該及時更新對案件的信息報道，以便公眾能夠獲得更加全面真實的信息，進而讓公眾輿論建立在相對客觀的基礎上。

在司法機關對案件進行最終判決之前，媒體在對涉案言論進行報道時應該考量其是否會影響到司法審判的獨立性，尤其要避免提前對案件進行公開的預先判決。由于公眾有盲目信任權威的趨向，“意見領袖”更應謹慎發表對案件的看法。一旦公眾人物的不客觀的言論被公眾所認可，就會對刑事司法活動產生不良的輿論壓力。只有在司法最終判決之后，媒體和公眾才能就案件的具體情況展開大規模的討論。也只有此時，媒體的信息傳播才更為真實，其言論才更具有監督性，才能夠具有糾正司法偏差的正向力量。

2.司法對媒體報道真實性層面的干預

媒體對司法案件的報道有時并非完全遵循司法公開的信息，有可能會處于自身利益的需求而對司法案件信息本身進行擴展或者延伸，這就導致了信息傳播的失真。在這種情況下，司法機關應該出面發布案件的真實信息，起到扭轉輿論錯誤走向的作用。然而，在司法活動實踐過程中，由于司法機關沒有能夠及時發布真實的案情信息對媒體傳播并正在形成輿論的錯誤信息進行糾正引導，進而導致公眾輿論建立在了非真實的信息基礎上，造成了對正常司法秩序的破壞。因此，在司法實踐活動中，司法機關應該設立專門的信息發布與管理部門，一方面發布與社會公眾關注度較高案件的真實案情信息，另一方面與可以對媒體報道中案件的不實之處進行糾正和澄清。

在媒體報道中，個別新聞媒體可能為了獲取不正當私利，采取夸大或掩蓋事實、編造虛假事實的方式發動群眾形成利己的不正當輿論優勢，欺騙公眾感情，干擾正常的司法審判秩序，給社會造成了極壞的影響。而一旦信息被證偽，其往往僅是收到道義層面的譴責，在無形之中助長了信息傳播中的歪風邪氣?；谝陨?，如果能夠通過刑事立法的方式對上述行為進行司法層面的合理規制，必將會凈化社會輿論環境，促進媒體與司法的和諧共生。

3.媒體報道與司法審判在法律制度上的融通

目前，我國的司法機關在審理具體案件時的主要依據是現行的法律制度。然而，隨著社會生活的快速發展以及社會價值觀念的多元化，案件中的很多行為并不能完全被法律條文所規定。在最終裁量刑罰時往往會出現不明確或者具有爭議的情形，尤其是備受公眾關注的案件。此時，媒體報道所引發的公眾輿論監督在間接層面上推動了司法實踐的改革與進步。因此，公安司法機關在具體適用過程中有一定的領會解釋空間。法律適用過程涉及合法性與合理性兩個方面，有些判決可能合法但不一定合理，媒體帶動的大眾的司法監督正好可以對法律適用的合理性發揮平衡器的作用，成為在法律適用過程中彌補法律空缺的必要成分。所以，媒體與司法的和諧共生，不僅是司法對媒體行為的限制，還包含司法對媒體輿情合理性的吸收。

近年來，刑事法律制度的革新是很快的，這說明法律制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要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與時俱進的，出現的法律沒有預設的新事物需要跟進制定新的法律，原來不符合實際、不合理的法律制度也要進行革新完善。媒體行業正好可以發揮法治進步助推器的作用。所以，司法機關在與媒體報道在法律層面產生沖突的情況下，想到的不應僅是抵制，還應該接納其合情合理的方面上升為法律，促進法律的發展，讓法律更恰當的體現人民的意志。

三、結語

公眾輿論與刑事司法能否實現和諧共生，不僅僅取決于媒體對司法信息報道能否堅守客觀性和真實性的初心，還取決于二者在不同的社會角色扮演下能否恪守價值取向的共性。唯有把握好媒體對司法信息報道時間軸，掌控好司法對媒體信息報道的干預，發揮好二者在法律制度層面的融通，才能做到真正的辯證統一，最終形成和諧共生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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