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國家社會模式地位論

郭東升

摘 要：檔案事業國家模式，是由國家主導建立具備國家規模的檔案事業，屬于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檔案事業社會模式應是由社會力量主導建立起來具備整個社會規模的檔案事業。學界流行的所謂檔案理論和實踐正經歷著從“國家模式”向社會模式的轉變，實際只是局部規模的檔案事業模式，以檔案事業社會模式概念衡量，并非檔案事業社會模式。

關鍵詞：檔案事業;國家模式;社會模式;范式;檔案機構;檔案學會;職能轉變

徐擁軍、李孟秋二位先生在《檔案管理》2020年第3期發表了《再論檔案事業從“國家模式”走向“社會模式”》的文章。拜讀頗受益，卻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在此提出討論。

1 關于檔案事業國家模式與檔案事業社會模式的概念

要討論檔案事業從國家模式向社會模式過渡問題，當然應該首先明確其國家模式、社會模式概念。

何為檔案事業國家模式？徐擁軍、李孟秋二位先生文章中說：“傳統檔案事業由國家公權力主導，用以服務國家各項事務，是國家上層架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睆亩幌壬脑捓?，我們可以讀出檔案事業國家模式的本質，那就是：檔案事業國家模式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什么是檔案事業國家模式呢？我們說，檔案事業國家模式，簡而言之，就是由國家力量主導建立起來，具備了國家規模水平，并不斷發展的檔案事業。

何為檔案事業社會模式呢？徐、李二位先生引用特里·庫克的話說，“20世紀末期公眾對檔案的認識，或至少對用納稅資金建立起來的檔案館的認識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即檔案現在是‘屬于人民，為人民服務，甚至通常由人民管理”。特里·庫克這話雖然說得有點模糊，甚至有些吞吞吐吐，但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看出檔案事業社會模式的本質。那就是：檔案事業是社會力量主導建設發展的事業，是社會事業的一部分。那么，什么是檔案事業社會模式呢？我們也可將其定義為：所謂檔案事業社會模式，是由社會力量主導建立起來，具備了整個社會規模水平，并不斷發展的檔案事業。明確了兩個概念，我們便好來討論兩種模式之現狀。

2 檔案事業國家模式與檔案事業社會模式之現狀

我國的檔案事業國家模式，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是不存在的。有人會說，全國解放前，難道沒有檔案和檔案工作？當然有的。但它并沒有形成全國規模的檔案事業。民國時期，舊政權連一個國家檔案館都沒有建立起來，檔案事業國家模式無從談起。

中國檔案事業國家模式，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一代又一代中國檔案人的艱辛工作，用幾十年的努力建立起來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檔案事業國家模式，大概是從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后才有的。

總之，現今不乏各國檔案事業國家模式實例。那么，檔案事業社會模式又如何呢？筆者尚不知道有哪一個國家建立起來了檔案事業社會模式。當然，西方有不少頗具規模的檔案企業，甚至是跨國大公司。但那也是企業規模的，非我們討論中稱之社會規模的。至于徐、李二位先生稱特里·庫克認為的檔案理論和實踐正經歷著從“國家模式（國家范式）向社會模式（社會范式）”的轉變，筆者沒有看到，倒是零星聽聞有域外國家檔案館關門，檔案館人失業的案例。

這里，應強調一下，筆者并未否定局部規模的檔案事業社會模式案例存在，這種規模者肯定有的，但它的事業范圍畢竟屬于局部，以檔案事業社會模式概念衡量，它不夠規模，不能算是社會模式，最多也只就是國家模式為主體加社會補充模式，實際仍是國家模式。

3 檔案國家模式與社會模式在國家社會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

從上述討論中，我們看到，檔案國家模式與社會模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檔案事業國家模式屬于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屬于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由國家力量主導建立起來的具有國家規模的檔案事業。它既然屬于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在國家消亡之前便會為社會模式所代替，就難以說通。那么，國家消亡之前，檔案事業會不會從上層建筑領域向社會層面轉身呢？也許會。但是在現在，還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檔案事業有此轉身跡象。

全世界現今有一個國家模式的檔案事業成功轉化為社會模式了嗎？沒有！若敢如此嘗試者，這個國家怕是也要壽終正寢了。人言：檔案是國家的根本，關系國家存亡。整個社會規模的檔案事業完全可以由社會力量主導了，那國家還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有人會說：檔案國家模式轉變為社會模式，是檔案事業發展進步的表現，這跟國家的存在與否有什么關系呢？怎么能沒有關系呢？怎么可以沒有關系呢？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的根本區別是什么？最根本的區別就是：國家力量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強制性力量，這種力量是非常強大的，它本能地凌駕于社會和社會力量之上。

遠的不說，就我國檔案事業，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今天，離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那是不可想象的。當然，檔案事業需要社會力量，需要社會的廣泛參與，但這種參與無論程度多高，它都是參與，而不是主導。主導者，只能是國家。中國的檔案事業是我國各項事業的基礎性事業，是國家管理、國家治理的利器，是國家、民族、人民事業的根脈和靈魂，檔案事業建設國家模式是不可動搖的。

筆者這樣說，并不否認社會、社會力量在我國檔案事業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沒有人民的廣泛參與、社會力量的支持，檔案事業失去社會基礎，肯定是辦不好的。但無論如何，它都是支持參與，而不會是什么替代國家模式而自行主導。

4 檔案兩種模式與檔案機構資源關系——檔案學會會取代國家檔案機構嗎？

徐、李二位先生文章談到黨和國家對于檔案行政部門的職能調整。他們認為，以往的局館合一模式轉變為局館分立模式，改革后，部分職能將轉交社會承擔，檔案學會的定位與職能轉變，是檔案事業從國家模式向社會模式過渡的路徑。筆者以為，這議論甚為不妥。

以往，我國檔案局館合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履行著檔案行政與檔案保管利用兩種職能。這次局館分家，是貫徹黨和國家關于行政事業職能分開的方針政策。兩塊牌子分掛，兩種職能分解至兩套人馬各自行事，檔案行政部門專管行政，檔案事業單位專事事業，這里，改革前后的國家檔案機構性質并沒有絲毫的改變，只是個重新明確分工問題。

檔案學會的定位與職能轉變，基本與此風馬牛不相及，與檔案事業國家模式向檔案事業社會模式過渡毫不相干。是的，以往的檔案學會雖曰社會組織，多是依附于同級檔案行政部門。這跟過去的局館一體有什么關系呢？以往，許多市級檔案學會不過就是個聾子的耳朵——擺設。更有許多縣級檔案行政區域內，從來就沒有過什么檔案學會。局館合一時如此，如今局館分設了仍然是外甥打燈籠——照舊。

筆者以為，檔案學會應是社會參與檔案事業建設的重要組織形式，不是可有可無，而應該是不可或缺，舉足輕重的。檔案學會應是有權威性的社會公益力量。但這檔案學會的權威來自自己的工作，不是當地檔案行政部門給予的。最關鍵的是，它絕不可能取代國家檔案行政部門而來執掌檔案行政事務，檔案學會不可能取代與檔案行政部門同級的國家檔案館。徐、李提到廣東省檔案學會工作經驗，誠然是好。但筆者敢斷言，廣東省檔案學會是不可能取代廣東省檔案局的。

5 檔案資源結構因素是檔案國家模式向社會模式過渡的基礎嗎？

徐、李二位先生文章中說：現代國家范疇內，檔案資源結構出現較為明顯的變化，一是“非公化”，二是“平民化”。以此，他們斷定：“檔案館結構的多元化，為檔案事業從‘國家模式向‘社會模式過渡奠定了基礎?！笔裁唇凶龇枪?？他們說是“來自非權力機關的個人與團體所產生的記錄，并為法律明文認可”，并列舉我國“非公檔案主要包括個人檔案、家庭檔案、家族檔案、社群檔案、社會團體檔案、非國有企業檔案等”。

關于檔案平民化，他們引用學者們的話說：“在舊中國的檔案中，基本上是帝王將相的歷史記錄，大量的普通百姓的歷史記錄被排斥在外?！薄半S著個人權利意識增強，檔案館藏開始向普通民眾傾斜，越來越多的平民敘事進入檔案館藏中，成為館藏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所述，所謂非公化、平民化檔案，就是相對于國家機關、國字號的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及其他組織形成的國字號、公字號檔案以外的，非公組織個人形成的非國有、非公有檔案。文章以此推論認為：館藏非公、個人形成的檔案資源多，檔案事業模式就要向社會模式過渡。

筆者以為，推論是站不住腳的。這里關于檔案資源公與非公，平民與非平民，就有三個問題與檔案館館藏現狀實際對接情況要討論。一是形成者的公與非公;二是形成內容的公與非公;三是所有權的公與非公。

首先說形成者的公與非公。我國非公形成者數量無疑是非常之龐大的，國家公有檔案形成者數量是與其不成比例的。這沒錯。但是這其中被或可能被劃入進館范圍的檔案形成者檔案又是極少的，是與被劃入進館范圍的國家公有檔案形成者形成的檔案數量不成比例的。為什么？因為檔案館進館檔案以檔案價值為依據，它保存的是對國家與社會具有長久價值的檔案。非公形成者形成的檔案，對國家與社會具有長久價值者并不多，一般不須進館。

其次是形成內容的公與非公。非公形成者形成的檔案，以非公檔案內容居多，涉公內容也有，但是很少。更多的單單就是個人價值、家庭價值，很少對國家與社會有價值，對國家與社會有長久保管價值者更少。如此，其中的多數和大多數價值不夠進國家檔案館條件，一般還應保存于家庭、私有單位。

最后是檔案所有權的公與非公。所有權非公檔案，有的內容為公。所有權為公檔案，也有內容為私。按照檔案館進館價值標準，無論形成者公有非公有，其中對國家與社會有長久價值的檔案都符合進館標準，都應該進館。但檔案權力非公者所掌握的有進館價值檔案，往往是不肯進館，其價值越高，越是如此。讓這部分檔案資源國家代管或征購條件不成熟，也只好實行個人模式、單位模式。其入國家模式都有困難，更不要說社會模式了。這是現實，檔案館人對此是最有體會的。我國是公有制國家，土地完全公有，但檔案并不完全公有。非公有檔案即使是對國家與社會有長久價值的，也不能像國有單位檔案那樣，依法強制進館。當然，筆者是非常贊成我國檔案像土地一樣完全公有的。但現在還不能的。

以上，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從館藏檔案資源結構非公、平民基礎而得出檔案國家模式向社會模式過渡的結論是與實際不符，靠不住的。

6 檔案事業國家社會模式與檔案服務社會化服務對象公眾參與諸因素

6.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檔案事業的人民性。前文說到，舊中國檔案，基本上是帝王將相的歷史記錄，大量的普通百姓的歷史記錄被排斥在外。不僅如此，舊中國，并沒有什么國家檔案事業可言，更沒有什么檔案事業國家模式可言。當然，也沒有什么檔案事業社會模式可言。

我國檔案事業國家模式，是在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建立起來的。我國各級國家綜合檔案館館藏的主體內容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和政府、企事業單位、社團組織為人民服務的歷史記錄，是新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建設新中國的歷史記錄，都是黨領導人民為實現中國夢而進行艱苦卓絕奮斗的歷史記錄。

新中國的事業是人民的事業，其檔案事業是人民事業的一部分，自然屬于人民的。我們的各級檔案局館，都是黨和人民政府組織的一部分，完全是代表人民管理檔案事業的。比如臨清市檔案館保存的檔案，主體是1945年9月1日臨清解放并成立臨清市以來形成的檔案。檔案記錄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臨清人民建設臨清，為臨清人民服務，為臨清人民謀幸福的歷史，是臨清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盡其聰明才智創造美好生活的內容。特里·庫克先生所說的“20世紀末期公眾對檔案的認識”“檔案現在是‘屬于人民，為人民服務，甚至通常由人民管理”，這在中國，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起，已經如此了。

我們這里說的新中國的檔案事業屬于人民，為人民服務，由人民管理，當然與特里·庫克先生上述描述是不同的。這里所說的由人民管理，是在為人民當家作主的中共各級黨組織和中國各級人民政府領導下實現的，而不是什么通過所謂社會管理來實現的。特里·庫克先生所說的檔案通常由人民管理，實際是說檔案完全由社會管理。這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中，不過是空想。中國特色的檔案事業模式，乃是屬于人民、為人民服務、社會廣泛參與的國家模式。這樣的模式，跟我們前面討論的檔案事業國家模式概念相吻合。

總之，中國特色的檔案事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由國家力量主導建立起來的，國家規模的，不斷與國家各項事業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檔案事業。絕不可能是什么由社會力量主導建立或接替主導整個社會規模的檔案事業。

6.2 關于檔案工作公眾參與檔案服務社會化與檔案事業兩種模式。徐、李文章中說：“檔案工作的公眾參與有利于實現公眾訴求，是檔案事業從‘國家模式向‘社會模式過渡的重要體現?！边@句話，前半句是對的，后半句就不對了。

檔案工作需要公眾參與，應該積極爭取公眾參與，這是沒有問題的。檔案館有社會力量的參與，肯定利于完善國家檔案資源建設。但是，由此得出檔案工作的公眾參與“是檔案事業從‘國家模式向‘社會模式過渡的重要體現”，就說不通了。

利用社會力量，引入市場機制，開展多方位合作，形成以檔案部門為主導，多種形式參與的檔案服務提供機制，筆者非常贊成。但由此得出是“檔案工作從‘國家模式向‘社會模式過渡的又一力證”不科學。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業是人民的事業，一貫發動和依靠人民，但這并沒有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由國家事業模式轉化成了社會事業模式，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模式，其本質是國家模式。檔案事業是其中之一，同樣仍是國家模式。徐、李文章中說：“檔案服務的社會化有利于充分發揮檔案價值，是檔案工作從‘國家模式向‘社會模式過渡的又一力證?！边@句話前半句對，后半句是不對的。

檔案來源于社會，其保管目的，從根本上說就是要服務于社會。服務對象寬，利用角度廣，自然會促進檔案價值的實現發揮。但服務者主體還是服務者，服務對象主體還是服務對象，不會是服務者過渡為服務對象。檔案工作服務社會程度的提高決不等于是檔案工作國家模式轉身為社會模式。我們黨和國家一貫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服務，不存在向社會模式轉身的問題。我們的檔案事業致力于積極地、最大限度地開發檔案價值，也決不能因此說它由國家模式向社會模式轉身過渡了。國家事業如此，國家檔案事業亦如此。

總而言之，檔案事業需要公眾參與，但參與程度無論多高，參與就是參與，主管仍是國家檔案部門單位，其所謂模式仍是國家模式。檔案服務社會面無論多么廣泛緊密，主管服務者就是主管服務者，零距離服務對象仍是服務對象，決不存在什么檔案工作國家模式變社會模式問題。在本歷史時期，現在社會條件下，檔案事業社會模式取代國家模式不過是主觀臆造之空想。

（ 作者單位： 山東省臨清市檔案館 來稿日期：2021-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