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儒生教育走向“官本位”的政治環境影響

趙新宇 張磊

摘? ?要： 儒家思想，沿承千年。經過漢代儒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的御用統治學說。隨著“官本位”政治文化的衍生和影響，儒家思想的本義和真正的文化精神內核逐漸異化，對后世影響甚大。本文閱讀文本，加以總結，探析儒生教育的內核如何異化為“官本位”，闡釋教育應當實現“民本”基本目標。

關鍵詞：儒生? ?儒家教育? ?官本位? ?政治環境

一、儒生教育中“官本位”思想概要

“官本位”，是一種通俗的說法，但它確確實實是一種政治文化，一種以官位高低作為評判人的價值尺度或以追求官位作為人生最高目標的心理意識。

中國的“官本位”思想始于春秋末期，隨著這一時期“士”階層的崛起而出現，自秦皇嬴政一統六國，實現大一統后正式成型。官職的設置，本意是為了“選賢舉能，致君澤民”，然而在現實社會中，一方面，處于社會中低階層人們為了追求富貴、私欲而迷戀官位，不擇手段之風頗甚，完全偏離了原有的含義。另一方面，處于統治階層的君王、公卿百官，把設置的官職作為自己對別人的私恩之工具，既可以彰顯自己的權勢，又可以獲得受職官位之人的感恩戴德。由此官場的政治環境逐漸異化，“官本位”思想趨勢愈演愈烈。

自傳統封建社會伊始，至高無上的君權賦予身居官職的官員的權力、榮譽及由此衍生而來的財富、人脈等，讓普通民眾對官位普遍具有一種崇拜意識，將追求官位作為一生所追求的最高目標[1]。隨著世襲爵位制度到科舉制的重大變遷，人們開始重視通過科舉走上官場這一道路，自然重視儒生教育，只是這種重視下儒生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走向官場、謀取官職，與原有的儒生教育出現偏差，側重點不是教育本身，不是因材施教、啟發思維，是整齊劃一、熟讀死記的應試。這種“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哪怕是辛亥革命后，封建專制統治的帝制解體，這種“官本位”思想的影子依然可見，這種意識依然存在。

二、中國傳統封建時期統治階層對儒生教育的主流政治扶持

（一）帝師教育下的統治者普遍重文輕武

自儒家學說占據主流的官方意識形態，儒生教育可以說是“帝師教育”，漢代伊始獨尊儒術，使得儒學成為正統學說，后科舉制的盛行，使得通過科舉走向仕途成為最普遍的方式。隨著朝代更替和社會向前發展，統治者逐漸重文輕武。

唐朝末年，皇權式微，各地兵變不斷，百姓流離失所，苦不堪言，統治階層難以維持社會的安定?！按蟮治宕匀√煜抡?，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造成了先秦以來的儒家文化受到很大的沖擊，使得當時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發生改變[2]（50-57）。

在唐末五代，統治階層講究身世，崇尚武力，當時的宋太祖并沒有顯赫的家世，也非勇武冠絕的項羽之輩，宋太祖開始有了推行重文輕武的想法，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基礎，也為了讓宋朝統一時間盡可能長久，當時最行之有效的辦法是推行重文輕武的國策，樹立政治權威，自上而下重視文化教育，利用思想意識形態的控制弱化兵權在國家政治統治中的重要地位。并且通過改革科舉選官制度，放寬錄取標準，大量選拔文人士大夫，并給予儒生文士優厚待遇，使儒生的社會地位提高，儒生教育得到重視和加強[3]（129）。宋太祖意識到只有重視文人知識分子、重視文教建設，通過提倡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價值觀念，規范臣民的思想和行為，通過重視教育、圖書典籍等文教建設的措施引導社會民眾的思想意識形態，才能達到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目的。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兵權失控，局面混亂，宋太祖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收歸兵權、打壓武將的措施，同時提升文臣的地位，達到長遠穩定的治國目的。宋太宗時期，制約武將的舉措是用文臣擔任地方長官。宋太宗期間，科舉取士的人數不斷增多。還采取了一系列以文官抑制武將的措施，如在軍隊中設置監軍，在州府里則設置通判，監軍、通判對武將的牽制作用是很大的。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大的調整是以文臣換武將，用近臣取代武職。這種措施的實行不僅奪了節度大將的兵權，還奪了武將的政權和軍權，使他們只剩下徒有虛名的空銜，并沒有實際權力。

（二）儒生教育在中國傳統社會天然具有生存優勢

儒家學說的教育理念具有較高的普適性，可以在全社會展開，或者說整個社會的民眾和統治者都能接受，其他學派的思想個性化較強，不適宜在全社會整體層面實施，并且實行起來會受到不少阻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利于君主集權和引領民眾的思想意識形態。

儒家學說中的“禮治”思想，是社會政治學說的核心。中國自古就被稱為禮儀之邦，“禮”可以看作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鬃訌娬{“為國以禮”，并且在周游諸國、推薦儒家政治思想時，把“禮”作為治理國家的主要方針政策，優勢在于比起單純地靠政令刑罰更能讓社會民眾自覺遵守，不會過多地導致強烈抵制的心理意識，形成良好有序的社會秩序，既便于統治階層的管理，又有利于社會的長治久安?！岸Y治”是把貫穿于社會整個生活過程的從個人的言行舉止到涵蓋整個社會階層的人際關系等方面的行為準則等逐漸落實為規章制度，“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逐漸影響民眾并根植于民眾心田[4]（5-14）。各種行為準則的培養和踐行，對規章制度的遵行和敬畏需要通過教育推行。這恰恰正是統治階層希望看到的，因為通過教化，儒學教育的推行，不需要自上而下的強制打壓，教化之力，本就是春風化雨、潛移默化，讓民眾自覺形成對禮法、規章制度、等級權力、人際關系等的認知理解，并自覺遵守和維護，使儒學教育得到重視，儒生的社會地位不斷提高，社會民眾通過讀書入仕途的愿望無比強烈，希冀通過科舉改變自己的命運。

儒家學說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載體，在當時來說它的內容充實、體系完備、現實可行。最初是《詩》《書》《易》《禮》《春秋》，此后逐漸增多至“十三經”及相應的注疏，其中“四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成為首要學習典籍?？鬃佑质亲钤甾k學教導弟子的，到荀子時，主張“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并對經典的學習價值做了系統的概括。此時儒家已經奠定了經典教的實踐基礎，在漢代尊崇儒術后，儒家經典便成為封建統治時代教育的基本學習內容，使儒學和儒生得到統治階層的重視。

（三）儒生官員內薦門生是必要的選拔手段

漢朝至隋唐時期，官員的選拔基本由世族門閥內定，擁有強大實力的家族門閥往往掌握了地方官員甚至中央官員的選拔權力，甚至可以干擾皇族的選擇，這些門閥往往是儒生士族、經學世家出身，儒生大派掌握了很長時間的任官權力。

雖然隋唐開始實行科舉制，用一種較為公平的方式選拔官吏，從表面上打破了世家大族壟斷仕途的局面，讓普通百姓中的讀書人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做官，擴大了官吏階層的來源，但實際上已經在朝中做官的儒生還是會通過推舉手段組織勢力，皇權需要這些勢力之間互相制衡，寒門子弟雖然有渠道進入仕途，但其發展還是依賴于有影響有實力的朝廷官員[5]（154-160，192）。比如武則天時期，狄仁杰及其弟子張柬之在朝中吸納的門生勢力龐大，季后神龍政變的發生實際上是儒生維護正統的表現，說明了儒生官員內薦門生依舊是選拔的重要手段。

明清時期，采八股取士的手段實際上大大限制了儒生的思維，導致體制僵化，在此條件下，朝廷官員實則更容易內薦門生，康乾盛世買賣官爵的現象風靡一時，只需要將準備好的八股文章交由考官，門生進入官場幾乎順其自然。盡管儒生受教育時幾乎都渴望正派，但封建官場上的腐化往往十分迅速，儒生來不及做出選擇就已經淪為權力的附庸。

三、中國封建時期民眾階層對儒生教育的信任支撐

（一）儒生推廣“有教無類”

孔子提倡有教無類，使得普通百姓也有受教育的機會，教育不再是貴族獨享的物品，民眾的反饋恰好反映了推廣教育是適應需求的。而后的儒生在推廣儒學的過程中帶給了普通民眾更多機會，學生通過學習儒學有資格進京趕考，受教育的機會成本大大降低。儒家思想所提供的大環境是適合普通民眾接受教育的，但寒門子弟的發展需要更加強有力的支持和其他機會。

普通百姓將儒家學問當作翻身的資本，實際上證明了他們認同儒生的身份，也就是認同讀書的作用，認同讀書能帶他們進入仕途。同樣，新的儒生進入仕途后，會帶動下一批儒生求官的欲望，周而復始會使儒家地位固若金湯，民眾階層難免對儒生教育及儒生階級產生向往，民眾的重視會促進儒家地位的提升。

（二）儒生教育到走向仕途

隨著儒學教育和儒生得到統治階層的重視，科舉制度成為普通民眾入仕的唯一途徑，民眾普遍存在通過讀書提升社會地位，獲取自己想要的一切的心理。根據《寶佑四年登科錄》所記載：寶佑四年錄取進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的184人，平民階級就有417人?？梢?，在當時社會，平民百姓如果要進入仕途，唯一的途徑是通過科舉考試?？婆e出身的士大夫擔任高官較多?！吨袊糯x官制度述略》一書記載：整個北宋共有71名宰相，有64名宰相是進士或制科出身，真正不是通過科舉任宰相的人只有3人。通過這些可以看出宋朝時，文人士大夫的社會地位之高[6]（61-64）。

從分封制到郡縣制的變遷、世襲爵位制到科舉制的變遷，都促使普通民眾對官位的渴望，尤其是士大夫社會確立以來，為官者，憂君之事，愛民之本的原義發生異化，為民逐漸異化為追逐個人私利，形成追名逐利的官僚意識[7]（23）?？婆e考試選拔人才的本義被異化，成為權力者手中的工具，許多人以權謀私，走向榮華富貴之例眾多。但是民眾在認識到科舉異化的同時，私以為自己進入仕途的機會變多，因為這意味著不僅僅只能依靠學識，以至于他們更加渴望通過各種手段入仕途，積聚財富，改變自己的命運。

四、結語

官本位，實際上隱含的是民本觀念被官本觀念逐漸取代的一個過程。對于普通民眾而言，他們本身并不理解什么是“民本”。即便有部分儒生了解，也是維護皇權至上。所以，構建民本的任務就交給了封建統治者[8]（105-111）。也就是說，古代民本的基礎，是在皇權統治下的以民為本，實則是馭民手段。在社會穩定的時候，向民眾灌輸對民眾的親切與尊重，事實上官貴早已橫行府間。一旦社會出現動蕩，民本就是空有其表。朝代的更迭，只會讓民眾更加屈服于官威，更向往官威。儒生甚是熱愛追逐名利，希望通過學習得到權力與地位。

中國封建社會史，可以稱作農民史。因為，最廣大的民眾屬于從事農業活動的階層。農業生產本來就是依靠自然，所以農民生活穩定、能解決溫飽問題，已經屬發展良好。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統治者依然壓制商業的發展。商業的生存空間小，民眾自然不能跟官方抗衡，只能寄希望于讀書做官。一旦進入仕途，普通民眾就成了達官貴人。這種追求更好生活的方式，更加放大了民眾的欲望。他們的身份地位發生改變后，每每不會真正為民眾謀求更好的生活，而是先擴充自己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從而穩固自己的家族門楣。社會資源向官員的傾斜程度，是民眾遠遠無法比擬的[9]（60-65）。

在現代視野看來，“民本”應當把普通百姓作為建設國家、發展國家的基礎。但是，封建時代的民本，把普通百姓作為官以下的執行工具，皇權至高無上，普通民眾遠遠不可及。民眾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只是統治者在道義上為了滿足自己的正義感才稱其為民本。所以，民本走向官本，從封建統治的基因上看就是必然事件。儒家將內圣外王之道宣傳至登峰造極。但是，儒家從本質上是排斥法家思想的。盡管董仲舒做一些改動，所謂法律的約束從來沒有涉及中央權力的根本，法律只對普通民眾起到威壓效果。統治者變相帶動了官員為所欲為的思想，無論上級怎樣宣傳尊重民眾、以民為本，都無法動搖官員的權威。民眾從內心認同官威，實際上就是服從王權。封建王權覆滅，民本的實現才有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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