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新形勢下出版業的公益精神與社會擔當

李震

[摘要]在新形勢下，出版業要積極承擔社會責任，通過出版活動更好地為群眾福利事業做貢獻。出版業堅守公益精神，踐行社會擔當，具有行業、社會、縱深發展的必要性，其路徑包括在編輯環節策劃公益性質選題，滿足多樣閱讀需求;在復制環節利用數字網絡技術，踐行綠色出版理念;在傳播環節創造媒介接觸機會，盡可能縮小“知溝”。此外，政府和相關管理部門應加大對公益出版單位和公益性出版物的支持力度，完善相關評價標準，推動出版單位自覺堅守公益精神，踐行社會擔當。

[關鍵詞]出版業;公益精神;社會擔當;社會效益;實踐路徑

黨的十九大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當前，國內外形勢復雜多變，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國發展面臨的挑戰不斷增加。與我國的各項事業一樣，出版事業也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在新形勢下，樂于公益付出，勇于擔當作為是出版業實現新目標、應對新挑戰所必需的精神內核。

一、公益精神與社會擔當的內涵

公益是指公共的利益，多指衛生、救濟等群眾福利事業。公益精神則是一種對公共利益、群眾福利事業極為關注和重視的意識理念，是一種社會責任感。社會擔當是為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在公益精神引導下的實踐活動，能夠更好地體現社會擔當，落實到出版業中，即出版主體要積極承擔社會責任，通過出版活動更好地為群眾福利事業做貢獻，其要在出版活動中堅守公益精神，踐行社會擔當。

二、出版業堅守公益精神，踐行社會擔當的必要性

在新形勢下，出版業堅守公益精神，踐行社會擔當的必要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它是我國出版業特殊屬性的本質要求。第二，它是適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目標和任務的內在要求。第三，它是應對后疫情時代的新挑戰，推動出版事業向縱深發展的必然要求。

（一）出版業特殊屬性的本質要求

出版物具有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雙重屬性，精神產品屬性是其本質屬性。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出版的雙重屬性表現為相應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出版提供精神文化產品，傳播思想信息，擔負文化傳承的使命，在任何情況下，出版業都應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社會效益優先是我國出版業始終強調和堅持的方針原則之一。出版的社會效益是指出版活動對社會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或所產生的有益效果。我們強調出版的公益精神與社會擔當，實際上就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出版的社會效益。

出版的雙重屬性與社會效益優先原則決定了我國出版業必須堅守公益精神，踐行社會擔當?；仡櫄v史，我國出版業自誕生起就具有公益精神與社會擔當的“先天基因”，許多著名出版家都具有強烈的公益精神和社會擔當意識。例如，出版家鄒韜奮先生是最早提出出版事業性和商業性問題的人。他提出，出版業具有雙重屬性，要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結合?？箲鸨l以后，鄒韜奮先生積極參加上海文化界與新聞界的抗日救國運動，并在這時開始醞釀創辦《生活日報》，確定該報以“救國救民”為宗旨，將辦報刊與民族解放緊密聯系在一起，強調出版企業的公益性，注重為大多數民眾謀福利，不以贏利為最后目的?！拔覀儎撧k日報既非志在賺錢，不過欲為社會增一民眾喉舌?！盵1]由此可見，公益精神和社會擔當意識是出版者應有的理念。

（二）新時代發展目標和任務的內在要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在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這是黨和政府賦予出版業的光榮使命，也是出版業在新時代的目標和任務。新時代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和新時代出版業的目標任務，都要求出版業必須堅守公益精神，踐行社會擔當。

公益精神強調對弱勢群體、群眾性福利事業的關注、關愛和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對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017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布的《全民閱讀促進條例》遵循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原則，對促進全民閱讀提出一系列要求，其中強調要重點扶持邊遠地區、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全民閱讀工作，重點保障未成年人尤其是農村留守兒童等群體的基本閱讀需求，加大對城市社區、農村地區等基層出版物發行網點、閱讀設施建設和服務的投入，促進全民閱讀均衡協調發展。這體現了國家對全民閱讀事業的高度重視，而出版業是促進全民閱讀事業最重要的責任主體之一。出版業要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推進出版事業更平衡、更充分地高質量發展，這要求其就必須堅守公益精神，踐行社會擔當。

（三）應對新挑戰的必然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經過各方共同努力，我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我們所面臨的風險絲毫不能忽視。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疫情和世界經濟形勢，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受疫情影響，出版業在短期內也受到了不小的沖擊。開卷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圖書零售市場碼洋規模為970.8億元，同比下降5.08%，這是自2001年以來我國圖書零售市場規模首次出現負增長[2]。面對越來越復雜的國際形勢和經濟下行的壓力，出版業除了要應對挑戰，克服困難，推動產業恢復發展外，還擔負著修復人們精神世界的使命和責任。出版業在傳播防疫知識、弘揚抗疫精神、緩解焦慮、鼓舞人心、提振信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都需要出版業堅守初心和公益精神，通過積極有為的社會擔當來實現。正如聶震寧先生所說，無論什么時候，公益精神在出版業里總是第一位的?！皞b之大者，為國為民?！痹谄匠Ｗ龀霭娑家羞@樣的公益精神，更不要說非常時期，災難在前，國有危難，公益精神勢必成為我們的全部[3]。

三、出版業堅守公益精神，踐行社會擔當的實踐路徑

出版是編輯、復制作品并向公眾發行的活動，編輯、復制和發行是出版的三個主要環節。在媒介融合時代，出版物到達受眾的渠道增多，筆者認為用“傳播”來描述出版物信息傳遞的過程更為準確。因此，筆者將從編輯、復制和傳播三個環節來探討出版業堅守公益精神，踐行社會擔當的路徑。

（一）編輯環節：策劃公益性質選題，滿足多樣閱讀需求

出版業是內容產業，出版業的公益精神要通過其產出的內容產品來體現。因此，出版者應審時度勢，結合自身優勢，多策劃和出版有利于衛生、救濟等群眾福利事業，具有公益性質的選題。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此次疫情，正是考驗我國出版業的公益精神與社會擔當的時候。不少出版者也擔負起出版抗疫的責任，通過策劃和出版各種出版物為全國抗疫貢獻力量，表現了強烈的公益精神與社會擔當意識。例如，人民衛生出版社在2020年1月30日推出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編寫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公眾防護指南》，該書為公眾提供了正確、權威、專業的防護知識，引導公眾正確認識、做好防護、消除恐慌、理性應對。該書包括圖書、電子書、網絡版讀物等多種形式，圖書出版后被緊急送往武漢抗擊疫情第一線，而電子書、網絡版讀物在學習強國、健康中國、人衛健康、掌閱等多個網絡平臺和微信公眾號進行公益傳播。

人民出版社策劃和出版多種以戰“疫”為主題的圖書，包括《最美逆行者》《中國疫苗百年紀實》《戰“疫”日記》《新中國重大疫病防控中的政府協同及實現機制研究》等?！蹲蠲滥嫘姓摺贩从沉巳珖鞯蒯t護人員馳援湖北、抗擊疫情的無私奉獻精神?！吨袊呙绨倌昙o實》記錄了中國百年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防疫史?！稇稹耙摺比沼洝犯M式地展現了廣大醫務工作者、社區工作人員以及武漢人民為阻止疫情蔓延做出的巨大奉獻。人民出版社策劃和出版這些圖書，旨在增強抗疫決心與信心，升民智、養靜氣，更好地助力疫情的防治。

出版業除了要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發揮公益精神和社會擔當，還要格外關注眾多弱勢群體、困難群眾，他們的閱讀需求也同樣需要得到滿足。例如，面對視障患者、盲人群體迫切的閱讀需求，出版社可以策劃有聲大字書等選題。天津人民出版社曾為低視力人群策劃和出版有聲大字書《美文悅讀》，該書集結廣播電視、網站、出版、學校、公益組織等多方主體力量，最終以公益眾籌的形式出版并全部免費捐贈，為低視力人群打開了閱讀之窗[4]。

（二）復制環節：利用數字網絡技術，踐行綠色出版理念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其實就是把可持續發展提升到綠色發展高度，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生態文明建設與出版業關系密切。出版業是紙張的重要消費者，紙張用量事關全球森林保護。傳統出版的復制手段以印刷為主，而部分印刷企業又會或多或少地面臨環保問題。2019年，北京市將部分印刷企業納入安裝在線監測系統名單，監測企業廢氣排放是否超標，并處罰違規企業。環保政策的加強，旨在引導印刷企業進行升級改造和綠色轉型。由此可見，出版業的環保舉措將會帶動上游造紙業和下游印刷業的環保投入。具體來說，出版企業可以在印刷過程中選用更加環保的材料，如再生紙、環保油墨等，并推行按需印刷，減少資源浪費。出版業更要充分利用數字網絡技術向數字化轉型，進一步發展電子書、電子報、數字化期刊、網絡出版物等。

數字出版產品相對傳統紙質出版物而言更加環保，其要充分利用數字網絡技術完成對綠色出版的時代要求。另外，出版業對文化和社會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如果出版業能以自身的改變促成積極的環境效應，其必然能夠在公眾中產生熱烈的反響，引起全社會對環境保護、綠色消費的關注。因此，出版業需要承擔起保護生態的責任。

（三）傳播環節：創造媒介接觸機會，盡可能縮小“知溝”

發行是出版工作的最終環節，出版發行是通過一定的渠道把書刊發售到讀者手中。出版發行也是一種信息傳播活動，在數字技術和信息網絡技術蓬勃發展的今天，出版發行已非傳統的“售賣”模式。筆者認為“傳播”的內涵能更準確地定義這種把內容產品傳送給目標用戶的過程。因此，從出版物的傳播環節來看，多創造媒介接觸機會，盡可能縮小“知溝”，是出版業堅守公益精神，踐行社會擔當的重要路徑。

傳播學中的“知溝理論”是關于大眾傳播活動帶來的社會分化的一種理論假說。該理論認為，隨著大眾傳媒向社會傳播的信息日益增多，處于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獲得媒介知識的速度是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將比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獲取同類信息。因此，這兩類人之間的知識差距將呈現擴大趨勢，特別是在信息網絡技術迅速發展的時代，“數字鴻溝”更拉大了這種差距?！爸獪侠碚摗眴l我們更需要高度關注相對貧困人群和地區的知識需求。

2020年，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消除絕對貧困任務完成以后，我國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胺鲐毾确鲋恰?，文化扶貧是我國脫貧攻堅戰略的重要抓手。作為大眾傳播的重要主體和文化扶貧的主要力量，出版業有責任盡可能縮小“知溝”，為鄉村振興事業做出貢獻。具體來說，出版業應增加相對貧困地區和人群的媒介接觸機會，用出版物支持貧困地區的文化建設，選擇適合貧困人群的傳播方式，激發貧困人群的求知欲，培養其媒介使用能力。例如，出版業可以積極參與“書路計劃”“農家書屋工程”等公益性項目。

“書路計劃”是由中國扶貧基金會與亞馬遜共同發起的創新型公益項目，旨在幫助閱讀資源有限的鄉村學校建立電子圖書館。2018年，相關調查顯示，我國中西部貧困地區兒童的課外閱讀資源匱乏，高達74.0%的受訪鄉村兒童一年閱讀的課外讀物不足10本，更有超過36.0%的兒童一年只讀了不到3本書;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16年城市兒童年均閱讀量在10本以上的已經占到了64.2%[5]。面對這種現象，出版業可以有計劃地為貧困地區的兒童公益捐書，其可以參與類似“書路計劃”的公益性項目，讓貧困地區的兒童能夠接觸到更多的書籍。此外，出版業應積極配合國家的“農家書屋工程”的實施，為農村地區提供合適的出版物，有效地滿足農民群眾的閱讀需求和文化需求。

四、結語

出版作為社會文化活動，擔負著文化選擇、文化創造、文化傳播和文化積累的使命。出版的社會效益優先原則，新時代的發展目標和任務，以及后疫情時代的各種挑戰，都要求出版業必須堅守公益精神，強化社會擔當意識。出版者要始終堅持“為國為民”的理念，增強自身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出版工作的各個環節踐行公益精神和社會擔當。除了出版業自身的努力與擔當，黨和國家也應加大對公益出版單位和公益性出版物的支持力度。例如，黨和國家可以給出版單位撥付相關事業經費，增強公益性出版單位的實力，提高其公益服務的水平，并加大對搶險救災、重大疫情、突發事件等公益性服務和產品的扶持力度。此外，出版行政管理部門在對出版單位進行社會效益評價考核時，應加強對公益行為的重視，完善相關指標體系和評價標準，推動出版單位自覺堅守公益精神，踐行社會擔當。

[參考文獻]

[1]鄧向陽.略論鄒韜奮出版經濟思想[N].光明日報，2010-04-06.

[2]新華社.報告顯示：2020年全國圖書零售市場規模出現負增長[EB/OL].（2021-01-08）[2021-08-08].http：//www.xinhuanet.com/book/2021-01/08/c_139650938.htm.

[3]聶震寧.聶震寧給青年編輯的十二封信（11）：公益精神和社會擔當[N].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0-03-10.

[4]劉夢琦.公益出版在路上—有聲大字書《美文悅讀》出版紀實[N].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16-01-18.

[5]艷梅.“鄉村兒童閱讀報告”聚焦中西部[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