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改編權的權利界限探析

張依

[摘要]在如今IP流行的時代，原作者往往會授權他人改編自己的作品以運營成大型的IP產業鏈，進行更大范圍的傳播，獲取更多的收益。此時，從法律和實踐層面厘清作品改編權的權利界限至關重要。衡量改編人享有改編權的權利界限，除了著作權法規定的“不得歪曲、篡改”的主觀標準，還應當引入是否損害原作者聲譽的客觀標準;同時，在實踐層面，應合理限制原作者享有的保護作品完整權，或以鼓勵當事人自愿達成合意的方式來界定改編權的權利界限。

[關鍵詞]改編權;改編權權利界限;著作權

隨著現代網絡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IP（知識產權）成為文學藝術領域的一大熱點問題。由于其涉及的領域廣泛、技術性強、投資大、成本高，原作者無法對作品在各個方面的運用進行控制，往往會將自己所享有的著作改編權轉讓或許可他人實施。但參與IP運營的改編人對原作品的理解千差萬別，甚至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導致在某一環節中的改編有違原作者的本意。這種有違原作者本意的改編行為有可能使得原作者對其智力成果所享有的權利受損。因此，從法律層面有必要明晰改編權的權利界限，以此規制改編行為。

一、正確厘定著作改編權的要義是明確權利界限的基本前提

改編權是作者本人或許可他人對其作品進行改變，使其成為具有一定原創性的新作品的一種財產性權利。國際上主要有兩種改編權的立法內涵：一是英國在法典中明確列舉對原作品的改編方式，未明確列舉的即不視為對原作品的改編行為;二是美國版權法明確凡是對版權作品的再創作行為都屬于改編行為[1]。

我國著作權法采用的是開放式定義，“改編權，即改變作品，創作出具有獨創性的新作品的權利”?！吨腥A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所保護的是作者作品的權益，是無實質形態的智力成果，往往難以明確劃分。而改編權本身與其他著作權存在難以明確界分的競合，即改編權、修改權與保護作品完整權的界限常模糊不清。改編權、修改權與保護作品完整權之間的三者關系產生權利沖突的主要原因是，改編權授權過程往往未對保護作品完整權的權利行使加以限制[2]。首先，從法律性質上看，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屬于人身權，其側重于保護作者的精神權益;而改編權是一項財產權，其保護作者在智力成果轉化過程中應享有的財產權利。其次，從內容上看，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涵蓋對作品任何細微、局部、外在的改變，如排版的改變;改編權則側重于對作品全局性的改變，如增刪大段情節、改變部分故事結構等，是一種再創作行為。

二、合理界定著作改編權的邊際是劃清權利界限的關鍵環節

改編作品的實際價值應當包括原作者對原作品的創造性貢獻和改編人在改編過程中的創造性貢獻。改編作品在原作基礎上進行再創作，具有了新的獨創性，既具有與原作相似的部分，又具有獨立于原作的部分。

改編作品與原作構成實質性相似，是改編作品與原創作品相互區別的特征。即使是獲得許可或授權的改編人在對原作進行改編時，仍需要以原作為基礎進行再創作。實質性相似是判定著作權侵權行為的主要標準，用以認定被控侵權作品與原作在思想表達層面是否具有同一性。判斷實質性相似主要運用抽象分離法和整體觀察法，前者側重于比較原作具有獨創性且受著作權法保護的部分，后者側重于以一般非專業人士的角度來評判作品整體。例如瓊瑤訴于正案，采用的是抽象分離法為主、整體觀察法為輔的實質性相似判斷標準。法院將瓊瑤小說《梅花烙》與于正電視劇《宮鎖連城》的具體情節進行分離比對發現，兩者故事背景相同、人物設定相似、情節設置大同小異，且以一般觀眾的角度來看，兩部作品通篇相似。因此，法院認定兩者構成實質性相似。而對用于判斷實質性相似內容的標準適當放寬更有利于改編人的再創作，即對原作非主要部分的情節構成實質性相似也可以認定為改編作品[3]。以小說《瑯琊榜》和劇本《瑯琊榜》為例，劇本《瑯琊榜》修改了小說《瑯琊榜》中女主角的情感對象、創設了男女主角之間的感情線劇情，已然改變了原作的感情情節、人物關系架構，其應當不屬于在原作基礎上的改編作品。但劇本《瑯琊榜》無論是從抽象分離出的大量相同情節，還是在普通觀眾認知程度上對其整體性相似觀察，其都與小說《瑯琊榜》密切聯系，符合實質性相似的判斷要求。

改編作品具有其新增的獨創性。獨創性是一個智力成果之所以成為作品、具有藝術價值、被法律保護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作品最主要的構成要件。相較于原作而言，改編作品應具有新的創造性內容部分，與原作存在相當的差別。這種差別是改編人對改編作品的原創性貢獻，是專屬于改編作品的獨創性。例如，在將一部小說改編為相同創作形式的劇本時，改編人會對情節設置、人物關系、對白描寫等進行再創作，以適應影視作品的行業規則、拍攝要求、敘事角度等。再如，文學作品的續寫行為，雖然我國著作權法沒有明確規定作者享有“續寫權”，且在司法實踐中其也多以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判決。但本文認為，在原作已有的世界觀、人物關系、前后呼應的情節設置下，所續寫的成果既與原作構成實質性相似，又具有一定獨創性，應當認為此種續寫行為屬于改編行為之一。

三、科學設定著作改編權的界定標準是維護權利界限的重要基礎

前文已經探討過改編作品所應必備的特征，但是改編不是胡編。在與原作實質性相似的基礎上，改編人若對原作進行歪曲篡改、違背原作精神內核、過于夸大的改編往往會侵害原作者所享有的著作人身權。行使改編權的行為在什么情況下會構成對原作品的侵權、改編權的權利界限又如何界定，目前在學理和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三種不同的權利界定標準。

其一，主觀標準：改編內容是否符合原作者真實意愿。對改編權的權利界限，法律規定較為模糊，《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只明確了“著作權人許可他人將其作品攝制成電影作品或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視為已同意對其作品進行必要的改動，但是這種改動不得歪曲篡改原作品”。即改編人若對原作品進行了不必要的、不符合原作者本意的歪曲或篡改，就超越了改編權的權利界限。該標準一般多適用于作者權主義的國家，他們認為作品中包含作者本人的精神內核、精神寄托，凡是有違作者本意，割裂作品所蘊含的作者的“精神烙印”的行為都是侵權行為。

其二，客觀標準：改編行為是否損害原作者聲譽。域外立法例以及國內的部分學者認為，除了對原作品進行修改的行為，還應當以原作者的聲譽是否受到影響作為改編權的權利界限標準，只有修改行為有可能損害原作者的聲譽，才被認為是對原作的歪曲篡改[4]。在司法實踐中，采取客觀標準界定改編權權利界限的案例很多，我國最高人民法院也比較傾向于客觀標準。這一標準多適用于版權主義國家，他們更多關注作品所能夠產生的經濟利益，對改編權的權利界限規定較為寬松，只有該修改行為導致原作品被貶損、原作者的聲譽或名譽受損，才被認定為侵權行為。本文認為，這種標準的引入是有利的，無論是對原作品進行同種形式的改編，還是進行不同種形式的創作改編，其所形成的整個IP產業的受眾是基本相同，且密切相關的。改編人清楚其所創作的改編作品的預期市場與原作的作品市場至少是有部分重合的。在當下大量網絡小說影視化的熱潮下，一部熱門的網絡小說能夠給劇作所帶來的受眾數量和關注熱度是巨大的。例如2016年上映的電影《盜墓筆記》，正是由于其原作《盜墓筆記》系列小說市場火爆、書迷群體龐大，該電影最終收獲十億的票房。因此，IP產業鏈的每個環節的聲譽都會實質性地影響到整個IP產業鏈的聲譽，進而影響原作者的聲譽，從客觀上其很難完全劃分開來。如果該改編行為已經損害原作者的聲譽，那么原作者確有必要也應當有權維護自己及其原作品的權益。

其三，主觀過錯標準：判斷行為人的主觀過錯。有學者提出，可以根據我國國情，引入特殊的界定改編權權利界限的“主觀標準”[5]，即判定該行為超越改編權權利界限，構成對作者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侵權，應先判定改編人在主觀上是否具有惡意，包括故意與過失。如果認定改編人在主觀上存在侵權惡意，那么無論其行為是否可能造成原作者聲譽受損都應該判定為侵權。主觀過錯標準的提出具有其合理性，符合我國侵權責任法中對一般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的規定。但本文認為，界定改編權權利界限不應過多考慮改編人是否存在主觀惡意，重要的是該行為是否造成了實際損害。

四、完善量定著作改編權的方法是保證權利界限的有效途徑

作品作為人的智力成果涉及很多思想層面的問題，權利界限存在模糊不清。從典型的天下霸唱訴《九層妖塔》案來看，目前我國著作權法中關于改編權的權利界限仍然尚待明確，本文擬探討幾個可能的完善方向。

一是合理限制保護作品完整權。關于改編權與保護作品完整權存在的權利界限模糊的問題，即使作者權主義國家也不主張過于擴大保護作品完整權的權利界限，因為主觀標準有可能導致權利濫用。而改編行為涉及對原作品進行刪減、取舍，這是改編行為的意義所在，也是鼓勵創作與再創作以及發展科學文化事業的立法精神所在。一方面，如果對原作進行刪減和取舍的改編行為面臨對原作者其他著作權利侵權的風險，那么改編人會無從下手，也無法激發其創造積極性。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改編作者與原作者頻繁溝通，完全按照原作者的意見和想法對作品進行改編，會給原作者和改編作者都帶來很大的實際困難。同時，對保護作品完整權的合理限制，并不是原作者因許可或授權他人的改編行為，而無法享有此項權利。但是合理的、必要的改編應當被允許，而改編人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歪曲篡改原作品，甚至侵犯原作者聲譽的行為則仍然應當被禁止[6]。

二是統一著作改編權權利界限的標準。首先，主觀標準的過于嚴格適用可能會導致權利的濫用，也不利于激勵改編人再創作的熱情。其次，只以客觀標準為改編權的權利界限容易導致改編權與保護作品完整權發生競合，后者喪失其應有的保護功能。再次，以主觀過錯為判斷依據的特殊主觀標準，本文認為不必引入著作改編權的權利界限標準中。綜合適用主觀標準與客觀標準，在個案中界定改編權的權利界限問題[7]，這可能更符合當前實際。但目前我國的法律體系并未明文將客觀標準納入著作改編權權利界限的判定中，若一旦納入，其既能在一定程度上統一各地法院的司法裁判標準，又使得改編人明確改編行為的界限，盡可能地減少糾紛的產生。

三是鼓勵當事人就改編權權利界限達成合意。根據目前的IP改編行業現狀，絕大部分的授權改編行為是通過版權開發合同完成的。根據我國民法典的自愿原則和合同自由原則，對我國著作權法沒有明文規定的、可能引起糾紛的改編權權利界限問題，鼓勵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先行就改編權的權利界限、改編人改編的形式、方向、范圍等做出約定，這有利于解決可能產生的糾紛。以民事版權開發合同或《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規定的默示許可方式[8]完善著作改編權的權利界限問題，有利于充分體現雙方當事人的意志自由。

四是探索著作權精神權利的有限轉讓與放棄。有學者提出司法實踐可以允許著作權精神權利的有限轉讓或放棄，以平衡改編權與保護作品完整權的權利界限問題，解決改編作品中的權利沖突。保護作品完整權作為一種著作人身權，其性質并不同于民法上的人身權。民法中的人身權是人與生俱來享有的、“與人身不可分離”的權利，而著作人身權則是一項“與作品不可分離”的權利。就保護作品完整權本身而言，由于其與改編權具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且存在一定的經濟性，其有限轉讓和放棄不失為解決文章所述問題的一種方式。

五、結語

對現有作品的改編行為是再創作的一種行為模式，是發散創作思維、豐富精神文化成果的一種行為模式，與著作權法鼓勵創作的立法初衷相符合。國內外一部部大火的小說改編電視劇、漫畫改編電影動畫片無一不在證實IP產業鏈所具有的巨大發展潛能。對現有作品的改編現象是無法避免并且會成為常態的。因此，我國法律體系必須要緊跟社會發展步伐，將新事物、新現象納入法律體系的規制當中。然而，改編權本身彈性的保護范圍使得改編權的權利界限難以界定，學理和司法實踐都對此產生了許多不同看法。從我國的社會實際和經濟發展狀況出發，法律應鼓勵雙方當事人積極協調，就改編行為的邊界達成合意，如若付之訴訟，目前司法實踐可采取主觀標準和客觀標準綜合適用的方式對個案中的改編權權利界限進行界定。

[參考文獻]

[1]符詩.改編權相關基礎問題研究—以《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為視角[J].知與行，2017（05）： 56-61.

[2]孫山.改編權與保護作品完整權之間的沖突及其化解[J].科技與出版，2020（02）： 86-90.

[3]王遷.著作權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4]盧純昕.作品改編的合法性邊界[J].中國出版，2018（01）：58-61.

[5]尹衛民.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行為判斷之標準—以《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草案送審稿為視角[C]//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2015年年會論文集.廣州：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2015：431—438.

[6]胡海濤，曾莉.論改編權與保護作品完整權的沖突與協調—以IP改編影視作品為背景[J].安徽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8（06）：78-81.

[7]張俊發.論影視改編侵犯網絡文學作品完整權行為的認定規則[J].科技與法律，2018（05）：74-81.

[8]蔡琦琦.全版權開發許可合同的法律規制[J].黑龍江生態工程職業學院學報，2019（03）： 6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