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為醴陵“國瓷”找原料

陳其林

關于醴陵瓷的歷史，據從被發現的一些陶瓷作坊挖掘出來的瓷器考證，可以追溯到東漢。但直到100年前，醴陵瓷還沒有一個完美的稱謂。

據筆者考證，早在清雍正年間，醴陵還只能燒制“粗瓷”，這些粗瓷還有一個隨意的稱呼“土瓷”，燒制瓷器不管規模如何，都只能被稱為土瓷作坊。

醴陵瓷有正兒八經的名稱是在清末，誕生了釉下五彩瓷，這時的醴陵瓷才有了另一個名稱“細瓷”。新中國成立后才逐漸有了國瓷、毛瓷之名。也就是從這時起，醴陵瓷才有了中國五大名窯之后的“醴陵窯”這個響當當的名稱。

醴陵窯這個名稱似乎并不能滿足醴陵人探索瓷名稱的心態，也才有了民間所謂的“紅色官窯”的提法。因為醴陵瓷被叫了1000多年的“粗瓷”“土瓷”，所以現代醴陵人特別在意瓷的名稱，特別在意“紅色官窯”的宣傳。醴陵人深知“釉下五彩瓷”“國瓷”“毛瓷”這些響亮的名稱來之不易，用心制作瓷器的同時，也在用心打造這幾個稱謂。

關于醴陵“釉下五彩瓷”在新中國的發展，自然離不開毛澤東，因為是毛澤東讓醴陵瓷有了“毛瓷”“國瓷”之名。不過，新中國成立之后，還有一位人物對醴陵瓷的發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人就是耿飚。

新中國成立不久，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陶瓷公司，要求為中央首長試制一批茶杯，來人帶來一件延安時期使用過的茶杯，直筒型，無蓋無花飾，瓷質灰白粗糙。這種形狀的茶杯，在當時被叫作“中山筒”，據說是民國政府機關使用的樣式。來人要求以此為基礎加蓋加彩，改型后使之美觀實用。這就是毛瓷杯的起源。燒制第一批毛瓷杯的時候，醴陵瓷的色調還很單一。這種情況一直到1959年時任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耿飚回鄉探親時才發生改變。

當時，耿飚利用回國休假的機會，回到醴陵。這是耿飚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二次回鄉。在相關領導的陪同下，耿飚來到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參觀。他參觀完即將離開時，主動詢問起了陶瓷研究所在科研方面有沒有什么困難，他能否幫什么忙？時任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所長的李維善馬上搭話說：“從1955年成立研究所起，首先研究恢復了釉下彩，國家很重視。當前主要問題是顏色品種單調，因為在高溫1300度以上燒成，能發色的金屬氧化物不多。最近據國外一些文摘介紹，用某些稀有金屬和稀土金屬氧化物可豐富釉下顏料新品種，但這些物質在市場很難找到，聽說株洲331廠和601廠，他們研究國防工業用品、粉末冶金用品有這方面的材料，那是嚴格保密的工廠，我們很難進去?！惫㈧牶?，欣然一笑說：“這個問題好辦啦！”又說，“331廠的頭是我在部隊的同事，正好我這次回來要順便去看看他們，你明天就乘我的車，和我一塊去吧！”

第二天，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幾位負責人與耿飚一起到了331廠。該廠羅廠長聽了耿飚的介紹后說：“我們這里有沒有這些產品，我先讓倉庫查一下，我可以馬上給601廠掛個電話，他們是搞粉末冶金產品的，應該會有這些原料?！?/p>

在耿飚的過問下，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在株洲兩家國防工廠分別見到了他們急需的五氧化二鈮、氧化鈹、氧化鋯、氧化鈦、三氧化二釩以及稀土氧化物二氧化鈰、三氧化二鐠等這些加入瓷泥中豐富顏色的稀有金屬和稀土金屬氧化物。不過，這些原料除少數品種外，大多數是從蘇聯、東歐國家進口的，價格昂貴，每公斤都在人民幣四位數以上，最貴的二氧化鈰，在那個年代是60元人民幣一克，合6萬元人民幣一公斤，比黃金還貴。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幾位負責人不免心里發愁，這些難得的原料，他們沒有這么多錢購買，肯定拿不回去。耿飚獲知情況后，馬上與兩個廠子的負責人溝通。這兩個廠子的負責人認為湖南省陶瓷研究所也是在為國家做實驗，表示只要他們在出庫單上簽個名，就可以讓他們把這些稀有金屬和稀土金屬拉回醴陵。

經過湖南省陶瓷研究所不懈地努力，一批運用鈹、鎘、鈮、鋯、釩等稀有金屬和稀土金屬氧化物的高溫釉下色料新產品，如“青松綠”“姣黃”“鮮黑”“鋯白”“桃紅”等試制成功。

1976年，醴陵瓷的燒制又有了質的飛躍，為“毛瓷”“國瓷”之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76年12月16日至1977年1月15日，湖南省輕工業廳在湖南省委領導下，在北京中山公園組織了一次“湖南陶瓷赴京匯報展覽”。展出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譚震林，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王震，海軍司令蕭勁光，中聯部部長耿飚以及其他各部委領導均親臨參觀并指導。

耿飚看到家鄉的陶瓷特別興奮。那天晚上7點多，耿飚攜夫人趙蘭香和警衛一行到達展覽館。湖南省輕工業廳陶瓷公司經理陳忠和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李維善等人一起陪同參觀。耿飚看得很仔細，他邊走邊看邊問邊談。當他看到1米高、0.6米寬的大瓷板畫時，高興地說：“這么大的瓷板，又是釉下彩，這還是第一次看到，真不簡單?！边@種大型釉下彩瓷板，在當時，不僅在國內，在國際上也是首創。在陳列釉下餐茶具的柜臺旁邊，耿飚又詳細詢問起采用的稀有、稀土金屬氧化物制作的顏色是哪些畫面。李維善在現場一一作了回答。耿飚對鐠、鈰燒制出的妖艷的黃色和青松綠色特別贊賞，說：“時代在進步，要不斷采用新原料、新材質、新工藝才能不斷進步?！痹趨⒂^快結束時，耿飚對陳忠說：“我是1959年回到醴陵時，在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參觀過，事隔十幾年，這次看到了湖南陶瓷的巨大進步?！惫㈧种貜鸵痪湔f，“確確實實是巨大進步，請你們轉達我對家鄉陶瓷職工，對啦，對湖南的全體陶瓷職工的敬意?！?/p>

1978年，醴陵瓷開發顏色的原料又一次遇到困難，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決定再一次去找耿飚。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耿飚在北京專門接見了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工作人員。當工作人員向耿飚匯報了家鄉瓷業發展的情況以及遇到的困難，請求耿飚幫忙解決一批開發顏色的原料時，耿飚爽快答應了，并立即提筆作出批示，請601廠再次為醴陵瓷業提供一批原料。

這批原料很快被拉到醴陵，分別配發給了群力瓷廠、省陶瓷研究所、星火瓷廠三家單位使用。

此后，耿飚喝茶都是用家鄉醴陵的釉下五彩瓷杯子，而且舍不得用家鄉送給他的那個茶杯。后來，不知是誰不小心把這個杯子的蓋把兒弄斷了，家里人幾次要幫他換，他堅決反對。已是老年的耿飚將軍自己找來膠水，戴著眼鏡，小心翼翼地把這個杯子的蓋把兒粘連好，繼續使用。 這個杯子一直伴隨著耿飚的晚年生活。

今天的醴陵瓷憑著“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被譽為“最榮耀的中國名瓷”，早已走向世界各個角落。在這些成就與光環的背后，我們都不應忽視毛澤東、耿飚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醴陵陶瓷的發展所傾注的心血。

（責任編輯：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