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深化“四史”學習中了解百年檔案管理史

張會超

2020年6月2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第四十七號主席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已由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修訂通過，自2021年元旦起施行。這是《檔案法》從1987年頒布以來的第一次修訂，將為我國檔案事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法治保障。當下全黨正在開展“四史”學習教育活動，不論是黨史、新中國史，還是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都能從檔案中獲得認識，并且近百年來的檔案管理過程也充分證明，只有加強黨的領導，才能建立健全完整的檔案事業體系，才能帶領全國檔案人再創佳績。有鑒于此，本文試從檔案管理百年發展歷史的角度來深化“四史”學習。

一、中共一大檔案的“失而復得”

眾所周知，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然而關于黨的生日和黨成立之初的具體內容，后來卻不為人知。今天我們將7月1日作為黨的生日，這是由于延安時期確定下來的結果，而真正的建黨日期要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才考證出來。

為什么會確定為7月1日為黨的誕辰紀念日，毛澤東同志于1938年5月在《論持久戰》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當時在延安參加過一大會議的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均記不清確切的開會日期，加上缺乏檔案材料，所以1941年8月中共中央發文，把“七一”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來紀念，之后便沿用至今了。

那么，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的檔案呢？實際上在中共一大召開之時，是有檔案產生的。當時毛澤東同志擔任書記員，記錄下了會議召開的情況和決議內容。而這些檔案由于種種原因沒有保存下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黨成立之初的國內外形勢和人們的檔案意識。由于革命斗爭的需要，很多文件在革命中散失，或遭到敵人破壞。而今天我們之所以還能見到中共一大的檔案文獻，這與共產國際有密切的關系。

2011年，國家檔案局楊冬權局長在《黨的文獻》上發表文章《破解中共一大之謎——中央檔案館館藏中共一大檔案介紹》，該文詳細介紹了中共一大檔案“失而復得”的過程。1957年蘇共中央把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移交給中共中央，這批檔案存放于中央檔案館。經過整理和翻譯，在其中發現了一大會議本身形成的文件，另外還有一大參加者后來的回憶材料。借助這些珍貴的檔案材料，可以大致說清一大的主要情況，還原一大的主體面貌，基本解開了一大的歷史之謎。這批檔案就包括《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董必武給何叔衡的信》和《陳潭秋回憶黨的一大》等材料。這批檔案在20世紀80年代公布，成為黨史研究的重要材料，至今還不斷被提及和引用。①楊冬權:破解中共一大之謎——中央檔案館館藏中共一大檔案介紹，《黨的文獻》2011（3）:21—28.

二、“中央文庫”在上海的接力保管

1927年由于“四·一二”和“七·一五”兩場反革命政變，導致中國共產黨處于白色恐怖之中，斗爭形勢嚴峻。中央秘書處加強了文件和檔案的保密和保管，當時的文書科科長張唯一負責文件保管處的工作。這批檔案多達20多箱，為了確保文件的安全，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請瞿秋白起草一份文件保管辦法，于是就有了目前所發現的黨中央最早關于檔案工作的指導性文件——《文件處置辦法》。

按照該辦法的設想，“如可能，當然最理想的是每種二份，一份存閱（備調閱，即歸還），一份入庫，備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周恩來審閱后批示，“試辦下，看可否便當”。1931年，工作人員根據該規定，對文件保管處的文件和檔案進行了分類和整理，還制定了分類方案，并有文件目錄和索引功能的《開箱必讀》。

1931年4月顧順章被捕叛變，向國民黨交代了黨中央機關所在地和領導人住址。幸好這一消息被潛伏在中統的錢壯飛獲悉，讓其女婿劉杞夫連夜從南京趕到上?；鹚偻ㄖ芏鱽?，周恩來指揮中共中央緊急轉移，并要求妥善隱藏和保護中共中央的文件與檔案。張唯一趕緊雇了黃包車把重要文件運往自己家中保存。

1933年中共中央撤離上海，中央秘書處文件保管處繼續留在上海保管檔案，并為了與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秘書處文件保管處區別開來，就稱之為“中央文庫”。因為張唯一要負責上海執行局秘書處工作，無法繼續保管中央文庫，組織選派陳為人保管中央文庫。陳為人將文件秘密搬運至住處，將文件存放于閣樓之中。

陳為人、韓慧英夫婦為了確保文庫安全，不斷搬家，以免被敵人發現。1935年2月，張唯一被捕，陳為人妻子韓慧英去接頭時也被捕，陳為人發現妻子沒有及時回來，馬上轉移中央文庫，但也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系。沒有經費，又不能出去工作，所以陳為人帶著三個孩子生活困難，僅以紅薯度日。等重新和黨組織恢復聯系，陳為人的身體已經拖垮了，黨組織就把文庫保管工作交于徐強和李云夫婦，而陳為人已經病重不起，于1937年3月病逝。

從1937年開始，中央文庫不斷變換保管人。1939年徐強夫婦調至延安工作，劉釗接管中央文庫。一年之后，劉釗調離，繆谷稔接受保管使命。1942年繆去接頭，差點被捕，出于安全考慮，繆迅速將文庫安全轉移，繆也因此病倒，身體越來越差。1942年夏，黨組織決定由陳來生保管中央文庫。陳來生動員家人，把文件和檔案陸續運至家中，放到閣樓上，并設置了夾壁墻來保護。這時候上海地下黨組織和中共中央恢復了聯系，黨中央多次調用檔案，陳來生不顧炎熱，努力尋找黨中央需要的文件，并抄寫成副本，由地下交通員安全送至延安。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9月初陳來生押著一輛膠輪車，將全部檔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組織部為陳來生出具了證明:“茲收到陳來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負責保管的從我黨誕生時起至抗戰時止的各種文件、資料，計104包，共裝16箱”，這些文件、資料“未受到霉爛、蟲蛀、鼠咬等半點的損傷”。9月18日華東局收到中央辦公廳發來的由毛澤東等領導人簽發的電報:“大批黨的歷史文件，十分寶貴，請你處即指定幾個可靠的同志負責清理登記，裝箱，并派專人護送，全部送來北平中央秘書處，對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員，請你處先予獎勵?！彪妶笾小坝泄Φ娜藛T”最初的表述是“有功的同志”，毛澤東親筆做了修改，意即對保護文庫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屬，都應表彰獎勵。1949年10月13日，《解放日報》刊登了中共上海市委給陳來生的嘉獎信，市委組織部派人員慰問了陳來生家屬。①“一號機密”中央文庫是如何完好保存下來的，https://www.thepaper.cn/news Detail_for ward_8389512，2020年10月28日檢索。

1950年2月下旬，華東局將再次清點登記、裝箱的中央文庫全部文件運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書處，中央文庫的使命就此完成。

三、國家檔案事業體系的建立健全

中華民族有八千年的文明史，而且從未中斷，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然而八千年的文明史并非都完全清晰明了，我們目前一般對五千年來的文明了解較多，以良渚文明為例，因為有了考古發現，所以才被世人逐漸認識和接受，而良渚古城遺址也在2019年7月順利通過審議，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今天我們對于中國早期文明的了解，有賴于考古發現。然而考古發現并非是萬能的，我們今天只能零星地對原始社會時期有所了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與文字的使用和記錄傳承有關。今天我們對商代的歷史了解的較多，這與甲骨文的發現有密切的關系，而之前的歷史只能是管中窺豹。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夏商周的斷代工程和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先后啟動，說明了我國早期檔案的斷代和缺失。根據考古發掘和整理可知，商代有較為成熟的文字和完善的書寫系統，因此留下了大量的甲骨檔案。從商代開始，中國便產生了檔案，并有了相應的檔案管理工作。從商代到唐代，檔案管理一直是統治階級的重要工作內容之一，但并不突出，而且只是皇家和官方的眾多工作之一，直到宋代架閣庫體系的建立，才凸顯出了檔案工作的深化和專業性，說明檔案工作不斷規范和發展。我國的檔案工作踏著時代的步伐，烙下了歷史的腳印，于20世紀90年代最終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系統的在國際檔案界頗具影響的國家檔案事業體系。國家檔案局原副局長劉國能認為這個體系來之不易，如果從新中國成立時算起，經歷了近半個世紀，如果追溯到檔案的產生，便經歷了檔案——檔案工作——檔案事業——檔案事業體系這樣四個階段；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以及社會主義社會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檔案記錄著人類文明史，人類文明哺育著檔案事業，國家檔案事業體系的形成，就是這一歷史的印證。①劉國能:體系論——中國檔案事業體系，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年版.

從檔案的產生到國家檔案事業體系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從檔案事業體系的提出，到這個體系的最后形成和論證，也經歷了幾十年時間。國家檔案事業體系的闡述和論證，其意義猶如對“來源原則”理論上的論證。如果這個理論能被我國檔案界所接受，被國際檔案界所認同，或成為發展國家檔案事業的一種模式，則將在整個檔案事業和檔案學領域中產生重大的影響。檔案學泰斗吳寶康先生在為劉國能《體系論——檔案事業體系》一書作序時如此高度評價了“國家檔案事業體系”理論的建立。

由零星的記錄向系統的記錄發展，由不自覺記錄向自覺的記錄發展，并把它刻在龜甲和獸骨上，以便保存和利用是檔案新城并有所發展的主要標志和物質基礎。所以把檔案的形成定在奴隸社會是較為合適的。一般地講，有了檔案就會有檔案工作，但完全意義上的有意識的檔案工作，應該說從封建社會開始。而我國的檔案事業逐步發展，從孕育它的社會形態和社會基礎來看，應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形成和發展的。檔案事業體系是從檔案事業發展起來的，檔案事業及其發展為檔案事業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準備了條件。檔案事業體系的最后建成是新中國成立以后，說得更具體一些是20世紀90年代，因為這個時期構成國家檔案事業體系的基本成分已經形成。

然而，劉國能先生在論證國家檔案事業體系時也存在著前后不一致的情況，比如在《體系論——國家檔案事業體系》第21頁明確認為國家檔案事業體系的基本成分和框架——檔案行政管理（包括管理機構、法規等）、機關單位檔案工作（檔案室）、各級各類檔案館、檔案科研、檔案教育、檔案宣傳出版、檔案理論研究和檔案外事共8個方面已經形成；而該書第171頁卻將國家檔案事業體系概括為檔案事業管理、機關單位檔案工作、檔案館、檔案教育、檔案科學技術研究與推廣、檔案宣傳與出版、檔案學術研究和檔案學會，以及檔案外事工作。前后矛盾說明“國家檔案事業體系”理論內容在該書寫作時還處于初級階段，所以前后的敘述有不盡一致的地方，更反映出該理論需要不斷完善。

2008年全國檔案工作會議上，國家檔案局正式提出實現“兩個轉變”、建立“兩個體系”，即“轉變重事輕人、重物輕人、重典型人物輕普通人物的傳統觀念和認識，重視所有涉及人的檔案的價值，建立覆蓋人民群眾的檔案資源體系”，“轉變檔案工作中重機關團體利用、輕個人利用，重為機關團體服務、輕為群眾服務的傳統觀念和認識，像重視機關團體利用那樣重視人民群眾利用，建立方便人民群眾的檔案利用體系”?！皟蓚€體系”建設是對我國檔案工作時間新趨勢的新總結，也是對以往檔案工作薄弱方面的加強。

建立“兩個體系”，即建立覆蓋人民群眾的檔案資源體系，建立方便人民群眾的檔案利用體系，是我去年秋天開始提出來的。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琢磨，檔案的最大價值應該是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各種需要，檔案工作的終極目標應該是為社會中最大多數人提供他們需要的檔案服務。這就需要做到兩點:第一點，檔案資源體系應該覆蓋所有被檔案記載過的人，否則，有的人在檔案資源中就是空白，當他需要利用有關他的檔案時，檔案工作者就無法滿足他的需要；第二點，檔案利用體系應該方便所有想利用檔案的人，否則，即使檔案資源中有他想利用的檔案，他的利用愿望也會落空。①貫徹以人為本 建立兩個體系——國家檔案局局長楊冬權在2008年檔案工作者年會上的講話（摘要）《蘭臺世界》2009（1）:29.從國家檔案局局長楊冬權在2008年檔案工作者年會上的講話可見“兩個體系”的提出和深化。

而2008年汶川地震的發生，促使檔案界反思檔案的安全與保護，2010年5月全國檔案安全體系建設工作會議在四川召開，部署“建立確保檔案安全保密的檔案安全體系”，之后，國家檔案局把“三個體系”建設作為當前和今后檔案工作的主要內容和努力方向。②鄧小軍:建立三個體系 促進檔案事業發展——全國檔案安全體系建設工作會議在成都召開，《中國檔案》2010（6）:21.

檔案資源體系、檔案利用體系和檔案安全體系的提出和完善是檔案工作在新時期貼近民生、走向民生，貫徹“以人為本、服務先行、安全第一”的三大戰略思考，也是我國檔案工作理論體系的創新?！叭齻€體系”的提出與實踐，促使檔案工作的思維方式、管理理念和工作方法發生重大轉變，會對我國檔案事業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由此可見，從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提出國家檔案事業體系這一理論，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從理論到實踐，均實現了這一目標，所以可以把檔案事業體系的建立和實現從不同方面來理解和把握，而不是簡單地歸結到某一時間結點上。

2020年2月2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在十一部分“文化旅游、衛生健康和體育”中明確公布:“年末全國共有檔案館4136個，已開放各類檔案14341萬卷（件）?！眹覚n案局于2020年9月4日在官方網站上發布了《2019年度全國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和檔案館基本情況摘要》，公開了檔案事業統計的詳細內容和具體數字。從上述數字中可知我國事業發展的成就和具體情況，各種統計數字彰顯出我國檔案事業建立和健全的程度與成績。綜上所述，無論是1954年國家檔案局的成立，還是1959年中央檔案館建成，亦或者是1987年頒布《檔案法》，都是檔案事業發展中的巨大成就。今年《檔案法》進行了修訂，要求加強檔案信息化建設，這是新時代對檔案工作提出的要求和發展方向，也是檔案工作者努力的目標。當下全黨開展“四史”學習教育活動，結合檔案學專業對近百年來檔案管理的重要內容進行回顧與總結，可以更加深刻地認識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堅定檔案工作為黨管檔、為國守史和為民服務的信念與原則，也為以后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奠定良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