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治理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

景維民 祝德生

摘要：環境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一環，對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利用2007—2019年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以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為切入點，通過雙重差分模型研究發現，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提升了企業研發投入;異質性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主要提升國有企業和中西部地區企業的研發投入。在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上述結論依然成立。環境治理對企業研發投入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相關部門應推廣低碳城市成功經驗，因地制宜制定低碳城市發展規劃，引導企業通過技術創新來減少環境治理帶來的短期成本。

關鍵詞：環境治理;企業研發;低碳城市;雙重差分模型

中圖分類號：F062.2?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1502（2021）03-0035-11

引? 言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面臨日趨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工業化的推進和能源需求的增加帶來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以二氧化碳為代表的溫室氣體排放加劇了全球變暖現象，嚴重威脅人類安全。中國出臺了如《“十三五”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等低碳政策以促進節能減排，走可持續發展道路。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指出，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于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環境治理是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環，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系統性工作。中國正在大力推行以環保約談、排污權交易等為代表的環境治理政策，以應對我國頻發的生態環境問題，促進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些環境治理舉措對國內經濟發展和微觀企業具有何種影響？對這些環境治理政策的評估有利于我國實現綠色健康發展。

根據治理形式的不同，現有環境治理方式主要分為命令控制型環境治理工具和市場激勵型環境治理工具。低碳城市政策作為一種新型綜合性環境治理政策，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融入城市發展當中，能夠顯著激發城市的創造力和創新能力，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1] [2]。低碳城市作為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一種發展模式，能夠顯著降低城市霧霾污染[3][4]。本文以這一具體的環境治理政策為切入點，通過分析低碳城市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探索性分析環境治理政策在企業發展過程中的作用。

本文利用2007—2019年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通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和雙重差分模型，實證分析了環境治理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并從企業產權和所屬地區兩個方面進行異質性分析?？赡艿倪呺H貢獻包括：首先，通過試點實施的低碳城市政策，檢驗了市場激勵型環境治理工具在中國能否實現“波特效應”，從理論與實踐上拓展了環境治理與企業研發的相關研究;其次，系統分析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從微觀企業層面上探索了這一綜合性環境治理政策的影響，豐富了該政策實施效果的相關文獻;最后，從企業產權性質和地區兩方面探索低碳城市政策效果的異質性，以探究該政策在不同主體上效果的差異，為政策實施提供建議。

文章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為政策背景與文獻綜述;第二部分為數據說明和計量模型;第三部分報告實證結果，并對實證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第四部分從企業產權性質和地區兩方面進行異質性分析;最后總結全文，并提出對策建議。

一、政策背景與文獻綜述

（一）政策背景

為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減少環境污染，實現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健康發展，國家先后出臺了多項環境治理政策。在此背景下，2010年國家發改委印發了《關于開展低碳省區和低碳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2010年首批試點地區包括廣東、遼寧、湖北、陜西、云南五省與天津、重慶、深圳等八市（共包含82個城市）;2013年開始第二批試點，包括海南省及北京等29個省區和城市;2017年開始第三批試點，包括烏海等45個城市（區、縣）。低碳城市政策要求各試點地區根據自身基礎，形成可復制的低碳城市發展經驗，并逐步推廣至全國其他地區。

（二）文獻綜述

環境治理對企業研發影響的相關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點話題，眾多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本文以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為切入點，分析低碳城市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有兩類文獻與本文研究密切相關。因此，本文從環境治理對企業研發的影響和低碳城市相關研究兩方面進行綜述。

環境治理對企業研發的影響。Porter和Van der Linde認為設計良好的環境規制能夠激勵企業創新能力[5]。部分研究驗證了波特假說，認為環境規制能夠激發企業研發創新活動[6] [7] [8] [9]。Johnstone等基于25個國家1978—2003年的跨國面板數據，研究發現環境規制促進了能源企業的技術創新[10]。景維民和張璐運用工業行業面板數據的研究表明環境管制能夠轉變技術進步方向，從而有利于中國工業的綠色技術進步[11]。Rubashkina等基于歐洲國家制造業數據，研究支持弱波特假說即環境規制促進了企業創新，但不支持強波特假說即環境規制并未提升企業生產率[12]。蔣為利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調查數據，研究中國環境規制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發現環境規制顯著提升了中國制造業企業研發創新的拓展和集約邊際[13]。齊紹洲等利用上市公司數據研究了環境權益交易市場能否誘發企業綠色創新，結果表明，排污權交易試點政策激勵了試點地區污染行業內企業的綠色創新活動，其中非國有企業激勵效果更加明顯[14]。胡珺等利用2013年中國碳排放權交易機制試點，通過雙重差分模型，發現市場激勵性環境規制提升了企業的技術創新水平，碳市場的流動程度越高，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提升也越高[15]。也有部分學者的研究發現環境規制不利于企業研發創新[16] [17]。Wagner基于德國制造業數據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對企業創新具有抑制作用[18]。Ramanathan等利用結構方程模型研究環境規制、創新和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發現短期內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具有負面影響[19]。徐彥坤和祁毓通過雙重差分法實證研究了環境規制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認為環境規制通過降低企業創新能力等中介機制降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20]。涂正革和諶仁俊認為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并未能實現波特效應[21]。最后，部分研究認為環境規制對企業研發創新的影響呈現非線性關系[22]。蔣伏心等利用江蘇省制造業動態面板數據，使用兩步GMM研究發現環境規制與企業技術創新的關系呈現先降后升的U形特征[23]。李園園等利用中國重污染企業上市公司數據，基于Hansen面板門檻回歸方法的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具有正向的非線性影響，但這種正向效應呈現邊際遞減的特征[24]。

低碳城市的相關研究。低碳城市的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研究集中于低碳城市的概念、現狀、發展規劃和測評方法等方面[25] [26] [27]。Shimada等則構建了一種長期發展低碳經濟的方法[28]。畢軍總結了低碳城市的內涵和現狀，系統分析了低碳城市的建設路徑[29]。戴亦欣系統論述了低碳城市的概念，并指出低碳城市建設的治理模式和制度模式[30]。另一類研究主要評估了低碳城市試點對環境污染和經濟發展的影響。Wolff利用雙重差分模型，實證研究了歐洲低排放區政策對空氣質量的影響，研究發現低排放區政策顯著改善了當地空氣質量[31]。Gehrsitz則研究了低排放區政策對空氣質量和嬰兒死亡率的影響，研究認為低排放區政策顯著降低了地區空氣污染和嬰兒死亡率[32]。宋弘等系統評估了低碳城市對空氣污染的影響，發現低碳城市顯著減輕了城市空氣污染，具體機制為減少企業排污、降低重工業比重、促進產業創新和增加節能型車輛占比，通過成本效益分析發現，低碳城市建設的收益遠高于建設成本[3]。王華星和石大千則從新型城鎮化的視角得出相同的結論，低碳城市建設減輕了城市空氣污染[4]。任亞運等通過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結果顯示，低碳城市建設顯著降低了試點地區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排放強度[33]。逯進和王曉飛通過地級市面板數據，研究發現低碳城市通過增加科技人才數量、研發資金投入和產業結構升級等傳導機制提升了城市技術創新[1]。逯進等通過PSM-DID實證分析了低碳城市對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研究認為低碳城市通過財政分權、技術創新、綠色消費觀念等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2]。龔夢琪等實證研究了低碳城市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研究認為低碳城市顯著提升試點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資，但具有地區和城市等級的異質性[34]。

二、數據說明與計量模型

（一）數據來源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國制造業企業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研發投入數據和企業財務數據來源于萬得（Wind）數據庫和國泰安（CSMAR）數據庫，各變量數據來自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合并數據（上市公司年度合并報表）。為保證數據的合理性，本文對數據進行如下處理：1.由于ST、PT股票為被特殊處理的股票，故剔除在樣本期間內的ST、PT樣本;2.剔除員工人數小于8的樣本;3.由于第三批低碳城市試點時間為2017年，故剔除2017年之后上市企業;4.剔除資產負債率小于0和大于1的樣本;5.為消除極端值對研究結果的干擾，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在1%和99%水平上縮尾處理。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研發投入。參考現有研究，本文使用上市公司研發投入作為被解釋變量，由于部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規范性較差，研發投入數據缺失較多，參照國內外通行做法，如果上市公司未披露當年的研發投入數據，則將它們取值為0?；鶞驶貧w中使用企業研發投入加1取對數，在穩健性檢驗中，使用研發投入與總資產的比值和研發投入與營業收入的比值作為替代變量。

2.解釋變量

低碳城市。本文將企業所在城市在政策實施年份后是否為低碳試點城市作為解釋變量，其系數可以度量試點城市和非試點城市企業研發投入的不同。若系數顯著為正，則說明低碳城市政策有利于企業研發投入。

3.控制變量

參照現有文獻，本文同時控制了可能影響企業研發投入的變量。包括：（1）企業規模，現有文獻認為企業規模是影響企業研發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說，企業規模越大，企業的研發投入規模越高[35]，本文使用企業總資產的對數衡量企業規模;（2）企業年齡，通常企業成立時間越長，其研發投入的意愿越大，本文使用企業成立時長的對數衡量;（3）現金資產比率，企業現金資產比率體現了企業的資金充裕程度，企業資金充足，則可能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研發活動中，本文使用企業經營活動現金流與總資產的比值衡量;（4）利潤率，利潤率反映了企業的盈利能力，企業利潤越高，越有動力提高研發投入，本文使用營業利潤與營業收入的比值衡量;（5）固定資產比率，本文使用企業固定資產凈額與企業總資產的比值衡量;（6）資產負債率，本文使用企業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值衡量;（7）資產報酬率，一般認為企業資產回報率越高，研發投入也越高，本文使用企業凈利潤與總資產的比值衡量;（8）資本密集度，本文使用固定資產凈額與員工人數的比值衡量;（9）兩職合一，本文使用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為同一人衡量。表1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三）計量模型

為了解決現有文獻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雙重差分模型分析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能否增加企業研發投入。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目前共實施三批，第一批開始于2010年，包括五省八市共計82個城市;第二批于2012年底實施，包括29個城市和一個省區共計33個城市，由于試點范圍公布于2012年12月26日，本文將這批試點城市的開始時間設定為2013年;第三批于2017年開始，包括45個城市（縣、區），其中地級城市35個。參考宋弘等的相關研究，采用漸進DID模型，本文計量模型設定如式（1）所示[3]。

其中，i表示企業，t表示年份，RDit表示上市公司i在t年的研發投入，本文包括三種度量方式。Treatit表示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變量，若企業i所在城市在年份t屬于低碳試點城市，則Treatit=1;若企業i所在城市在年份t不屬于低碳試點城市，則Treatit=0。Xit表示一系列公司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企業規模、企業年齡、現金資產比率、利潤率、固定資產比率、資產負債率、資產報酬率、資本密集度、兩職合一。β1是雙重差分項的系數，也是本文關注的重點，若β1>0，則表示與非低碳試點城市企業相比，低碳城市政策提高了試點城市企業的研發投入。β2表示控制變量的系數，？啄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μi表示行業固定效應， ？著it表示隨機擾動項。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本部分主要考察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并進行一系列的穩健性檢驗。

（一）基準回歸

基準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第（1）列和第（2）列為僅控制低碳城市項的回歸結果，第（3）列和第（4）列進一步控制了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第（2）列和第（4）列同時控制行業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本文主要關注第（4）列的回歸結果。由表2可知，低碳城市項的回歸系數均為正，并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顯著提升了企業的研發投入。同時，第（2）列和第（4）列的系數小于第（1）列和第（3）列，表明存在行業層面的其他因素影響企業的研發投入。在加入控制變量、行業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之后，低碳城市的顯著性稍有降低，系數變小，但依然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第（4）列的回歸結果顯示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使得試點城市企業研發投入的對數提升了9.8%。研究結果與現有學者的研究具有一致性，逯進和王曉飛的研究發現通過增加科技人才數量等機制促進了城市技術創新[1]。

在控制變量的結果中，企業規模對研發投入具有正向影響，并在1%的水平上顯著，與現有研究一致;企業年齡對研發投入的影響為負，并在1%的水平上顯著，可能的原因是年齡較長的企業大多屬于傳統企業，研發投入較低[35];現金資產比率和利潤率的系數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其不是影響企業研發投入的重要因素;固定資產比率對研發投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資產負債率對研發投入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資產報酬率對研發投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符合預期;資本密集度對企業研發投入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兩職合一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為同一人正向影響企業研發投入。

（二）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采用更換被解釋變量、縮減研究樣本、排除其他政策等方法，驗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第（1）列為將被解釋變量更換為研發投入與總資產比值的回歸結果，第（2）列為將被解釋變量更換為研發投入與營業收入比值的回歸結果，回歸系數均為正，并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本文的回歸結果是穩健的。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實施于2010年，考慮部分企業上市時間較短對回歸結果的影響，剔除2010年之后上市的企業樣本，回歸結果為表3第（3）列所示，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并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說明本文結論相對穩健。在實施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時間里，國家也出臺了其他城市層面的政策比如智慧城市建設等，進而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效果可能會受到干擾。為排除其他政策的影響，盡可能得到穩健的結果，本文在基準回歸中加入智慧城市建設的虛擬變量，回歸結果如表3第（4）列所示，回歸系數稍有下降，并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效果被高估，但不影響政策對研發投入的正向影響，表明本文的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四、異質性分析

由前文可知，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顯著促進了企業研發投入。但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城市環境、經濟發展程度、地理區位等存在較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是否會影響到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效果？我國企業產權性質的不同，帶來企業運行機制的差異，這些產權特征是否會對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造成影響？為了進一步探索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適用性，本節將從企業產權性質和所在地區兩個方面進行異質性分析。

表4為異質性檢驗的回歸結果。第（1）列和第（2）列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子樣本的回歸結果，回歸結果顯示低碳城市對企業研發投入存在產權性質層面的異質性。其中第（1）列為國有企業樣本的回歸結果，回歸系數為正，并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國有企業的研發投入具有正向影響。第（2）列為非國有企業樣本的回歸結果，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對于低碳城市未能提升非國有企業研發投入水平?？赡艿脑蚴菄衅髽I在經濟發展中的社會責任更強，面對環境治理，會更加積極應對，提高研發投入。表4第（3）（4）（5）列分別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子樣本的回歸結果 ，第（3）列結果顯示東部地區回歸系數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第（4）列結果顯示中部地區回歸系數在10%水平上顯著，第（5）列結果顯示西部地區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這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顯著提升了中西部地區企業研發投入，但對東部地區企業沒有顯著性影響，表明中西部地區企業面對低碳城市政策時會通過提高研發投入積極應對可能的影響。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環境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一環，對中國經濟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7—2019年A股制造業企業上市公司數據，以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為切入點，將企業研發投入作為被解釋變量，利用雙重差分模型分析了環境治理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能夠提升企業的研發投入，在更換被解釋變量、縮減研究樣本、排除其他政策等穩健性檢驗后，研究結論依然成立。異質性分析結果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能夠提升國有企業的研發投入，對非國有企業沒有顯著影響;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能夠提升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企業的研發投入，對東部地區企業的研發投入沒有顯著影響①。本文結論進一步證明了環境治理對我國企業研發創新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同時豐富了低碳城市政策效果評價的相關研究。

（二）政策建議

首先，積極推廣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本文研究發現，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提升了企業研發投入，促進企業的綠色低碳發展。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環境治理政策，本文的研究表明合適的環境治理政策不會擠壓企業的研發投入，反而會激發企業的研發動力，促進企業研發投入的增加。相關部門可以總結低碳試點城市的成功經驗，并向其他城市推廣，以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促進企業的綠色發展，打造低碳產業體系，形成低碳發展模式促進創新、創新改進低碳發展模式的良好循環。

其次，因地制宜制定低碳城市發展模式。異質性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具有企業異質性和地區異質性。我國幅員遼闊，各城市的地理區位、自然環境、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模式、創新水平等具有較大的差異。因此，各地區在制定低碳城市發展規劃過程中，需要綜合考慮各地區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編制低碳城市發展規劃，形成一套可推廣可復制的低碳綠色發展模式和發展路徑。

最后，引導企業通過研發創新適應環境治理政策。研究發現企業能夠適應政府制定的環境治理政策，通過提高研發投入逐步實現低排放、低污染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表明市場化的環境治理政策具有良好的有效性。政府在制定環境政策時需要綜合考慮企業的承受能力，給予企業一定的適應時間并保持政策的連貫性，減少企業調整損失，制定相應的政府扶持政策，如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引導企業通過技術創新減少環境治理帶來的短期成本，從而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治理的雙贏。

注釋：

①本文所指的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遼寧省、山東省、江蘇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海南省;中部地區包括黑龍江省、吉林省、山西省、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西部地區包括陜西省、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云南省、貴州省、四川省、重慶市、西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

參考文獻：

[1] 逯進，王曉飛. 低碳試點政策對中國城市技術創新的影響——基于低碳城市試點的準自然實驗研究[J].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6）.

[2] 逯進，王曉飛，劉璐. 低碳城市政策的產業結構升級效應——基于低碳城市試點的準自然實驗[J].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

[3] 宋弘，孫雅潔，陳登科. 政府空氣污染治理效應評估——來自中國“低碳城市”建設的經驗研究[J]. 管理世界，2019，（6）.

[4] 王華星，石大千. 新型城鎮化有助于緩解霧霾污染嗎——來自低碳城市建設的經驗證據[J]. 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9，（10）.

[5] Porter M.E.， Van der Linde C..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4）.

[6] 黃德春，劉志彪. 環境規制與企業自主創新——基于波特假設的企業競爭優勢構建[J]. 中國工業經濟，2006，（3）.

[7] Lanoie P.， Patry M.， Lajeunesse 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Testing the Porter Hypothesis[J].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08， （2）.

[8] Lee J.， Veloso F.M.， Hounshell D.A.. Linking Induc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vidence from Patenting in the US Auto Industry[J]. Research Policy， 2011， （9）.

[9] 劉曄，張訓常. 碳排放交易制度與企業研發創新——基于三重差分模型的實證研究[J]. 經濟科學，2017，（3）.

[10] Johnstone N.， Hai?I.， Popp D.. 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vidence Based on Patent Counts[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0， 45（1）.

[11] 景維民，張璐. 環境管制、對外開放與中國工業的綠色技術進步[J]. 經濟研究，2014，（9）.

[12] Rubashkina Y.， Galeotti M.， Verdolini 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 from European Manufacturing Sectors[J]. Energy Policy， 2015， （8）.

[13] 蔣為. 環境規制是否影響了中國制造業企業研發創新？——基于微觀數據的實證研究[J]. 財經研究，2015，（2）.

[14] 齊紹洲，林屾，崔靜波. 環境權益交易市場能否誘發綠色創新？——基于我國上市公司綠色專利數據的證據[J]. 經濟研究，2018，（12）.

[15] 胡珺，黃楠，沈洪濤. 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可以推動企業技術創新嗎？——基于中國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的自然實驗[J]. 金融研究，2020，（1）.

[16] Jaffe A.B.， Peterson S.R.， Portney P.R.， et 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S Manufacturing： What does the Evidence Tell U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5， （1）.

[17] Dean T.J.， Brown R.L.. Pollution Regulation as a Barrier to New Firm Entry： Initi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1）.

[18] Wagner 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Patenting： Evidence from German Manufacturing Firms[J]. Research Policy， 2007，（10）.

[19] Ramanathan R.， Black A.， Nath P.， et al..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the UK Industrial Sector[J]. Management Decision， 2010， （10）.

[20] 徐彥坤，祁毓. 環境規制對企業生產率影響再評估及機制檢驗[J]. 財貿經濟，2017，（6）.

[21] 涂正革，諶仁俊. 排污權交易機制在中國能否實現波特效應？[J]. 經濟研究，2015，（7）.

[22] Daddi T.， Testa F.， Iraldo F..A Cluster-Based Approach a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lement the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ssistance Programme： Evidence from Some Good Practices[J]. Local Environment， 2010， 15（1）.

[23] 蔣伏心，王竹君，白俊紅. 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影響的雙重效應——基于江蘇制造業動態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 中國工業經濟，2013，（7）.

[24] 李園園，李桂華，邵偉，等. 政府補助、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投入的影響[J]. 科學學研究，2019，（9）.

[25] 劉志林，戴亦欣，董長貴，等. 低碳城市理念與國際經驗[J]. 城市發展研究，2009，（6）.

[26] 劉文玲，王燦. 低碳城市發展實踐與發展模式[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4）.

[27] 蘇美蓉，陳彬，陳晨，等. 中國低碳城市熱思考：現狀、問題及趨勢[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3）.

[28] Shimada K.， Tanaka Y.， Gomi K.， et al. Developing a Long-Term Local Society Design Methodology towards a Low-Carbon Economy： An Application to Shiga Prefecture in Japan[J]. Energy Policy， 2007，（9）.

[29] 畢軍. 后危機時代我國低碳城市的建設路徑[J]. 南京社會科學，2009，（11）.

[30] 戴亦欣. 中國低碳城市發展的必要性和治理模式分析[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3）.

[31] Wolff H.. Keep Your Clunker in the Suburb： Low-Emission Zones and Adoption of Green Vehicles[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4， 124（578）.

[32] Gehrsitz M.. The Effect of Low Emission Zones on Air Pollution and Infant Health[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7，（5）.

[33] 任亞運，程芳芳，傅京燕. 中國低碳試點政策實施效果評估[J]. 環境經濟研究，2020，（1）.

[34] 龔夢琪，劉海云，姜旭. 中國低碳試點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9，（6）.

[35] 譚洪濤，陳瑤. 集團內部權力配置與企業創新——基于權力細分的對比研究[J]. 中國工業經濟，2019，（12）.

責任編輯：鄧?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