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帶來的文化變量

霍軍光 蔣繼春

（1.吉林省商務信息中心，吉林 長春 130061；2.長春理工大學,吉林 長春 130022）

翻譯不但帶來了語言變量，而且帶來了文化（包括行為準則、文化價值、意識形態等等）變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目的語文化的空白。伴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人們急需了解各個國家之間、各個文化圈之間的差異，急需理解文字差異、政治制度差異、習俗差異等顯性差異，還要理解心理上的、文化上的隱性差異。由于目的語文化受到了異域文化的沖擊，保留、理解、消化這些差異往往來自翻譯的真實目的。而一個民族的行為方式和目的是最容易受到價值觀操控、最易于變化、最容易在本土文化氛圍內得到解釋，經過翻譯后的這些差異促進了一個民族的行為方式和意識形態的創新和改變。目的語文化通過接觸異域的文化資源，逐步形成了彼此既沖突又協商的疆界和陣地，例如，中華文化之生存的不竭動力在于三次大規模的翻譯高潮：一次是東漢到唐宋的佛經翻譯；二是明清之間的科技翻譯；三是“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和科技翻譯。這3 次翻譯高潮中，譯入的各種異域文化因素使中國文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使人們擺脫了原來固有的、約定俗成的思想束縛，產生了基于人們心理的新的文化價值、意識形態為外形的價值客體，以及新的以行為準則為外形的法律、習俗、宗教儀式等。

當然，在翻譯過程中遇到處理本土文化和跨文化或異域文化的差異時，要進行精心的處理，對異域文化中優秀的成分要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如何對異域文化做到“洋為中用”?首先，文化之間交流應該試圖縮短距離，減少疏離感，做到近距離交流。其次，各個文化圈的行為方式和意識形態距離過大，它們之間既有重合，又有距離和差別。因此，主動地對它們進行梳理、分類、借鑒、擇優、融合、貫通，主動地處理好它們之間的動靜關系至關重要。各個文化圈的行為方式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差距和距離是靜態的，而翻譯的主動調節是動態的。只有有效地、能動地吸納異域文化的優點和長處，并且保留民族文化固有的優勢，才能匯集成民族文化不斷前進的、永不干涸的河流。再次，本土文化和異域文化之間融合的最佳方法，莫過于即通過大量的翻譯行為來達到增加本土文化與異域文化的接觸次數，這樣無疑有助于意識形態距離的縮短和消解，有利于沖破文化之間的隔膜或隔絕狀態。實際上，從宏觀的角度，翻譯所動態引入的文化包含先進的政治、法律、教育、經濟體系，用于創立新的國家體制；從微觀的角度，翻譯所動態引入的文化包括哲學理念、文化理念等來更新人們的思想。文化間的交流往往通過以下幾個途徑。

一、文化的擴張

任何一個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它的政治，經濟，宗教及社會制度都需要更新，因為社會文化內部體系充滿了約定俗成，更新本身不能在內部體系中產生。所謂的文化本身的改進只是內部的微調，進一步革新則需要外部文化的刺激和改造。當“外力刺激”足夠大時，翻譯順理成章地成為這些更新的渠道催化劑。有鑒于此，譯者在把外語翻譯成母語時，應該把外來文化的差異（優秀的文化成分）吸收進來。通過翻譯借鑒各個民族的文化，并和其他民族文化進行比較，這樣才能看清本土文化自我的短處和缺憾，吸收優秀的養料來促進各個文化的共同發展。當然，在吸收異域文化因素的同時，翻譯對目的語文化的消極作用也不容小覷。例如，翻譯促使中國的文言文走向衰敗，意味著承載文言文背后的腐朽的封建思想迅速衰敗，甚至成為歷史塵埃。

眾所周知，漢語對日語的影響、漢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意義深遠，那一階段的漢文化是優秀文化，日本奉行的是“拿來主義”文化策略。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在基于漢文化的基礎上，又引進西方先進的文化、經濟制度和科學技術，削弱了漢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極力宣揚西方文化的優勢，因而，一直走在東亞文化經濟發展的前列，成為亞洲國家借鑒西方文化的典范案例。為了翻譯的便捷，更為了使西方文化的成功引入，日語竟利用漢語創造大量漢字外形的日語詞匯，如“文化”“政黨”“主義”“制度”“經濟”等詞匯就是詞匯為文化服務的鮮活展現。這些詞匯由于是運用漢字造詞，具有便捷的使用特點，同時又是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及其他方面缺乏的空白之處，它們后來被直接引進漢語中并且在漢語獲得穩定的地位，竟然成為中國文化中的代表性詞匯。這些詞匯引入漢語可以說是“再移植”的典范，也可以說是國家文化制度上的需求造就了“再移植”的成功。翻譯后引進的理念、詞匯及文化因素成為中國國家文化建構和經濟制度建構的一環。

一方面，有關社會制度的外來文化詞匯在目的語中的引入對社會的發展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覷。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看到的文化，詞匯差異程度遠遠超越普通人的想象。許多譯者把文化和語言的差異性看作文化補給的良方，他們有意識地引進了目的語文化缺失的文化、語言成分。以中國為例，自五四運動以來，通過翻譯引入的文化成分對中國的社會文化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科學技術知識和西方先進的政治體制的引進對中國的影響是翻天覆地的。徐光啟、嚴復通過翻譯引入西方的科學知識，對中國各個理科知識的建立和傳播功不可沒。西方的經濟政治制度通過翻譯的引入，對中國現代化經濟制度的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如果僅僅把翻譯充當語言成長的催化劑，那么它對文化的催化作用將被極大地低估。

另一方面，按照巴別塔的隱喻，Shem 人被上帝流放到世界各地，讓他們到異域傳播自己原有的語言和文化。遷移到世界各地的人們為了生存而天天進行翻譯活動（無論他們對翻譯是否精通），為了適應新的語言和文化環境來生存，他們可以說兩種或三種語言，翻譯在此不再是專業人士從事的活動。他們帶給了新的地域文化的差異和不同，同時，他們即會保留自己的原來文化傳統。因為他們依舊會懷念“母文化”，而一再堅持的一些原有文化特性，這些經過不斷重復的原有文化往往成為當地文化的一部分。就像猶太人一樣散居世界各地，卻依舊信奉基督文化，開辟了龐大的基督文化版圖，文化疆域也從地域擴張到全球。

二、文化的融合

從某種程度來說，翻譯的任務是確保原語及原語文化的生存。滿族語言及文化極少被翻譯成漢語，由于缺乏翻譯作為滿族文化和漢文化必要互動的橋梁，滿族文化及其語言逐漸邊緣化，甚至面臨滅亡的處境。然而，與此恰恰相反的是猶太文化卻因為翻譯而獲得勃勃生機。由于圣經的多個語言（幾千種語言）翻譯，曾經的一種邊緣文化并未因為猶太人由于飽受迫害和散落在世界各地而消散，反而《圣經》成為各國人民了解猶太文化的橋梁和途徑，基督文化成為世界的文化組成部分。當經過翻譯后的《圣經》得到其他民族認可時，翻譯便成為“文化互動”的一種方式。翻譯前的《圣經》來自猶太文化，但是翻譯后的它已經融入了各種文化成分，已經具有世界文化的品質，基督文化在各個國家得到延展和文化融合后的變化。如同各個文化河流共同沖擊下形成的“三角洲”，它的成分具有各個“河流”帶來的土壤和泥沙。這些“三角洲”由于受到多條“河流”的滋養而獲得勃勃生機，而翻譯正是這些滋養成分的源泉。有些詞匯雖然源于某個文化，它們起始定位為文化獨特詞，但是它們通過翻譯這座橋梁后，已經具有全球通用詞的性質，它們正在逐漸脫離文化的獨特性，漸漸具有文化的趨同性,成為各個文化交流的“三角洲”，如中國的詞匯“陰”“陽”“孔子”，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美國夢”等文化詞匯由文化獨特詞演進成為世界文化符號，它們以文化獨特性的身份進入世界文化的大家庭，但隨著各族人民對其認可度的提高，它們已經成為本國文化在異國文化土壤中的延伸、生根、發芽和成熟。和其他事物的生長變化相比，文化和語言的更新換代是緩慢的，但是它們卻一直悄然進行著，翻譯正是它們更新換代和前行發展的引擎。

文化本是人類永遠的瑰寶，各國文化之間本不該有隔閡和壁壘，它們的沖突和融合是為了更好地存在、更加地豐富、更快地發展。通過翻譯，文化的獨特性向趨同性的轉變使全世界的人具有更廣闊的文化視域，增強了人們對文化的敏感性、敏銳性和分辨力，更好地理解了文化間的差異及各自的文化價值觀。在世界一體化的情況下，多元文化格局刺激了民族文化的發展，也促進了文化共享、宗教共享和制度共享的理念形成。世界上的各種文化通過翻譯而打破任何界限，類似巴別塔內的文化及語言由于封閉早已沉默或消失，而經過翻譯后的文化和語言經過融合后往往傳承下來。文化的跨域傳承正如珍珠的形成過程：一顆沙粒在進入一般的生物體內會遭到劇烈的排斥反應，牡蠣和蚌體內的珍珠貝由于受外界的刺激，分泌出珍珠質對異域“入侵者”并不是立即排出掉，而是一層層的將其包圍。只有牡蠣、蚌才能夠經受住痛楚，同時使“入侵者”不但頑強地生存下來，而且適應了牡蠣和蚌的體內環境，最后“融合出”璀璨的明珠。最富有創意和活力的文化重視和青睞其他文化的優點和長處，并且通過翻譯，向另一種文化借取文化要素并且融合到自己的文化中。只有經過融合的文化才能提供給人們動感、多維、充滿活力的清新文化圖景以及世界文化的全景展望。

翻譯經歷了語言學向文化的轉向，譯者傾向于歸化和異化的文化翻譯策略而不是拘泥于直譯和意譯翻譯方法，即譯者的認知維度已經從語言維度上升至文化維度。而翻譯過程中多數譯者采納歸化和異化結合的翻譯策略，絕對的歸化和異化翻譯幾乎不存在，故而文化融合在譯者的筆下已經開始了。

三、民族文化和語言的保留

在國外文化大量進入及融合本土文化的前提下，我們是否對本土文化及語言的流失抱有悲觀態度？實則不然，只有妥善地保存本土文化及語言的精髓，民族文化才能在吸收各國文化的滋養后愈加璀璨。

目的語文化在得到異域文化及語言豐富和滋養后，提倡其枝葉繁茂而其根苗卻務必留存。否則，其文化精髓及語言會通過翻譯而被吞噬。例如，中國滿族人入關以后，滿漢交流由最初的“并存”到后來的“棄滿從漢”，大多數滿族人通過翻譯學會了使用漢語且適應了漢文化，忽視了其自身語言及文化的傳承，忘記了本民族有別于其他民族的自我特性，最終，其文化和語言因融入到漢文化中而消失殆盡。因此，翻譯帶來的差異和變量不應該完全改變目的語文化及語言之根基，而只能在其根基完整地基礎上才能完成“文化輸血”和“語言輸血”。否則，文化及語言將越來越邊緣化或者消失。

保護住本民族文化的根苗，利用通過翻譯引入的異域文化的優質成分使其根繁葉茂才是翻譯的根本目的所在。德國的馬丁路德為了推動宗教改革，他用土生土長的地方語言來翻譯拉丁文本的《圣經》。在翻譯的過程中，他運用拉丁詞匯及短語改造和規范地方語言，完成了現代德語的書面表達規范。同時，翻譯過的新版《圣經》不再基于老版《圣經》的一些內容，即無論何種具體的外在特征都可以得到上帝的救贖。新版《圣經》強調在基于民族文化的內心真誠的基礎上的救贖，從而否認了羅馬天主教的壟斷性，逐步成為德國宗教改革的基石，通過《圣經》的翻譯，他不僅改變了基督教的一些教義，而且促使西方政治思想開始進入自由主義時代，使得人們的創新活力大大激發，認識和開拓世界的進取精神彰顯開來，新版《圣經》的翻譯影響了整個西方文明的進程。通過保留本民族語言和文化中的思想精髓這種翻譯策略，即巧妙運用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一方法來完善文化和語言更新過程，又穩定和弘揚了民族文化及語言在世界文化大家庭的地位。

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由于區別與古希臘文化、古羅馬文化、歐洲文化以及新興的美國文化，才被認為是世界文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由于文化的獨特性，差異性才使全球文化的多元性成為可能，當今的文化多元性即承認文化的趨同性，又借鑒于文化的差異性。趨同性凝聚了各國文化的優點和長處，差異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的生機和活力。在翻譯中，翻譯所帶來的文化和語言壟斷性和霸權性應該是譯者考量的重點，使它們成為“枝葉”，而非“根苗”應該是翻譯的宏觀策略。同時，由“禮、義、仁、智、信”所代表的中國文化精髓應該通過翻譯這個引擎傳播到西方世界，它對西方文化會帶來改進和修正的差異和變量，尤其是對西方科學主義引發的精神危機及道德危機頗有益處。就華夏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而言，英漢翻譯的數量遠遠超過漢英翻譯的數量應該改觀。只有通過大量漢英翻譯，才是保留中華文化、傳承中華文化、發揚中華文化的良方。

結語

巴別塔的停建，說明了此類建筑結構不能達到盡善盡美，達到通天塔的超驗結構，必然逃脫不掉遭到解構的命運。單一語言在和其他語言相比是不完善的，它需要其他語言的補給和滋潤、支撐和參照、對比和研究，翻譯正是各種語言和文化相互促進的催化劑。翻譯從語言層面上帶動了目的語（如漢語）的詞匯，語法，語音的發展。從文化層面上，它推進了目的語經濟制度、教育制度、審美觀點、宗教信仰等全方位的變化。翻譯不愧是世界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