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文化視角下數字勞動的主體性解讀
——基于嗶哩嗶哩彈幕網UP主的勞動過程分析①

孫冬鑫，劉鳴箏

一、受眾勞動議題的兩種理論視角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資本剝削

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一些傳播研究的重要議題煥發了新的生機，其中就包括受眾勞動議題。受眾勞動議題的研究始于達拉斯·斯邁思“受眾商品”理論的提出。(1)Dallas W. Smythe,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3,No.1(1997), pp.1-27.他認為受眾觀看電視的活動即是促進傳媒產業資本積累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受眾成了受資本剝削的免費勞動力。達拉斯·斯邁思認為，在研究大眾傳播時，首先要了解傳媒產業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延續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正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傳播學研究所忽略的“盲點”?！懊c”問題的提出，開辟了受眾研究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進路。

進入網絡時代，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催生了新的受眾形態與勞動模式，也帶動了傳統媒介產業資本向數字資本轉型。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產消者”(prosumer)概念，預示在第三次浪潮中消費者被卷入傳統生產部門，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界限日益模糊。(2)阿爾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黃明堅譯，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185頁。這一預言在Web2.0時代得到充分驗證?？死锼沟侔病じ？怂拐J為，網絡時代的受眾在消費信息產品的同時，不僅無償貢獻了其時間和精力，他們的人口資料、網絡行為、社交網絡和生產的內容都作為商品被出售給了廣告商。(3)Fuchs C., Dallas Smythe Today: The Audience Commodity, 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 Prolegomena to a Digital Labour Theory of Value, Triple C：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10, No.2(2012), pp.692-740.受眾同時扮演著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雙重角色，數字資本對受眾的剝削以一種更加隱蔽的形式展開。

西方學者開始使用“數字勞工”這一概念凸顯信息產業對勞動者的剝削。馬里索爾·桑多瓦爾將數字勞工定義為將信息通信技術和數字技術作為生產資料的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包括生產者和使用者。(4)Sandoval M., Foxconned Labour as the Dark Side of the Information Age: Working Conditions at Apple's Contract Manufacturers in China, Triple C：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11, No.2(2013), pp.318-347.國內學者也對公民記者(5)吳鼎銘：《“公民記者”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反思——以“數字勞工”理論為研究視角》，《新聞界》2015年第23期。、帶貨主播(6)欒軼玫、張雅琦：《人設奴役與數字勞工——異化理論視角下的直播帶貨》，《傳媒觀察》2020年第10期。、移動游戲產業中的“玩工”(7)袁瀟：《數字勞工：移動游戲中青少年玩家的非物質勞動研究》，《當代傳播》2020年第5期。等數字勞工群體展開個案研究，借用西方理論分析其勞動過程中技術和資本對人的剝削和異化。馬里索爾·桑多瓦爾對數字勞工的定義將數字勞動這一概念延伸至一切與信息產業相關的勞動過程，本文沿用她對數字勞工的定義并重點關注互聯網使用者的非物質勞動部分，因此本文討論的數字勞工特指以互聯網用戶為代表的生產性消費勞動者。

(二)大眾文化研究視野下的文化參與

從達拉斯·斯邁思的“受眾商品論”到互聯網產業中的“數字勞工”，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學者揭露了受眾從電視時代作為商品被出售給廣告商，到網絡時代網民的一切信息和行為都被納入互聯網產業資本增殖過程中的現實，為我們批判性地理解受眾勞動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單一的剝削框架排斥了勞動過程中的意識形態因素，忽視了對勞動者主觀體驗的考察。對于數字時代的勞動問題，有必要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角度進行研究，全面分析用戶數字勞動的經濟意義、政治意義和文化意義。

在網民的知識文化生產和消費活動中，文化上的參與和滿足同樣值得關注。美國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費斯克認為，如果我們的注意力僅僅集中在對消費式資本主義產品的宰制力的批評上，就忽略了同樣重要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領域，而且最終將會困囿在悲觀主義的狀態中，從而喪失批判力。(8)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王曉玨、宋偉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頁。一如他對達拉斯·斯邁思“受眾商品論”的評價：“此論固然精當而敏銳，但它仍固定在社會的經濟基礎方面，并把意義或意識形態，僅僅解釋為那一經濟基礎機械決定下的產物?！?9)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第33頁。

約翰·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為數字勞工主體性研究的發展提供了一條社會文化路徑。他認為，體制只提供文化或物質意義上的商品，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消費這些商品的過程，就都可差強人意地被描述成大眾只能聽憑工業巨頭的擺布、被商品化為同質化之群眾的過程。無論是以行政管理研究為路徑的學者，還是對前者持批判態度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派，都將受眾看成是被動的存在。從大眾文化的角度審視數字勞工，可以看到，他們不僅是阿爾文·托夫勒筆下被卷入生產部門的“產消合一者”，也是大眾文化的生產者。大眾文化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持續抵抗，維系或提高著體制內大眾自下而上的權力，并維持了他們的自尊和身份認同。

二、嗶哩嗶哩彈幕網UP主的數字勞動與主體性解讀

與其他信息產品消費者一樣，在視頻網站、論壇上傳音視頻文件的UP主(uploader)同樣受到信息產業資本的剝削，他們的內容生產活動被納入到平臺資本增殖的過程中。在國內，UP主這一稱呼最常出現于嗶哩嗶哩彈幕網中。本文以嗶哩嗶哩彈幕網UP主為例，從約翰·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研究視角出發，對用戶的數字勞動做出主體性解讀。通過對UP主具體勞動過程的分析，關注UP主數字勞動的內容生產過程，以及作為文化參與者的UP主的主觀體驗和主體性建構過程。

(一)數字資本對UP主的勞動剝削

嗶哩嗶哩彈幕網(以下簡稱B站)最早成立于2010年1月24日，其前身是由“bishi”(徐逸)于2009年6月成立的Mikufans。早期的B站是ACG(Anime、Comics、Game)內容創作與分享的視頻平臺。隨著用戶群體的不斷擴張，現在的B站已經發展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亞文化社區，匯集了7000多個垂直興趣圈層。(10)李心語：《B站的2018：與資本共舞的二次元帝國》，https://news.pedaily.cn/201811/438285.shtml，2021年6月25日檢索。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B站月均活躍用戶達1.97億。2018年3月，B站在美國納斯達克成功上市。隨著資本的不斷涌入，B站從一個ACG文化小圈子轉變成了巨大的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消費平臺。

在內容構成上，B站視頻主要由專業用戶自制內容(Professional User Generated Video，PUGV)組成，UP主在B站的不同分區下制作并上傳原創或者非原創的視頻。根據B站2020年三季度財報顯示，PUGV內容占B站整體播放量的91%。(11)新華網：《嗶哩嗶哩2020年Q3財報：營收32.3億元，同比增長74%》，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20-11/19/c_1126759389.htm，2021年6月27日檢索。UP主上傳的視頻內容構建了B站的整體內容生態，也成了B站賴以生存的基礎和推動平臺資本增殖的核心引擎。網絡通信技術的發展使信息內容實現了全球范圍內的實時流通，隨著B站的上市，UP主的勞動也逐漸被納入全球市場體系中。

UP主既在平臺上消費著信息產品，又為平臺生產著內容，是典型的“產消合一者”。因此UP主在兩個層面上受到平臺資本的剝削：作為消費者，UP主與其他用戶一樣，在B站觀看視頻、評論、轉發、通過彈幕互動，他們通過這些活動為平臺貢獻了自己的注意力和個人數據，成為算法推薦內容和算法推薦廣告的基礎，為平臺的流量變現提供了用戶資本。作為生產者，UP主以投稿的形式在B站進行內容生產，專業用戶自制視頻構建了B站的內容生態，UP主的視頻內容生產和用戶的彈幕互動搭建了基于視頻而存續的趣緣網絡社區，構成了平臺持續發展并吸引用戶的核心邏輯和資本積累的主要源泉。

UP主在B站進行視頻創作和分享，踐行著一種依托于網絡平臺的“零工工作”模式。隨著互聯網的發展，“零工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用工模式在全球范圍內受到追捧?；ヂ摼W時代的零工經濟，是以網絡平臺為基礎，以獨立自主且有特定能力的勞動者為主體，以碎片化任務為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地點、方式靈活，最大程度實現供需匹配的新興經濟模式。(12)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北京字節跳動公共政策研究院：《互聯網時代零工經濟的發展現狀、社會影響及其政策建議》，https://www.tioe.tsinghua.edu.cn/info/1109/1801.htm，2020年11月12日檢索。零工經濟創造了大量工作崗位，但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零工工作者無緣企業社保和福利、工作機會不連貫、零工收入兩極化等問題亟待解決。(13)鄭祁、楊偉國：《零工經濟前沿研究述評》，《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9年第5期。

以上問題在UP主身上表現明顯。2018年1月，B站推出了“Bilibili創作激勵計劃”，擁有1000粉絲或10萬累計播放量的UP主可以加入該計劃獲得一定的經濟收入，視頻每1000播放量將獲得3元錢報酬。除少數簽約UP主和粉絲基數大的UP主有固定工資和廣告推廣等收入之外，其他UP主在B站的收入主要來自創作激勵，UP主面臨著收入兩極化、收益不穩定等問題。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UP主選擇“用愛發電”，在社區文化和彈性興趣工作機制的吸引下，無償貢獻著自己的時間和精力。

興趣愛好的勞動化使得平臺資本得以將UP主的有償勞動和無償勞動都融合進服務于平臺發展的過程中，從而剝削其作為生產性消費者的剩余價值。對于B站而言，其作為共通話語空間下內容和用戶集散地的社區屬性在一定程度掩蓋了其作為商業網絡平臺的資本屬性，也因此B站用戶的數字勞動常常被解釋為一種興趣行為，其勞動過程中被剝削的一面也常常被文化上的參與和滿足所遮蔽。但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UP主的數字勞動具有深刻的文化意義和政治意義，因此在分析B站UP主的數字勞動時不能忽視其作為文化參與和公共參與的文化生產過程。

(二)大眾文化視角下UP主的意義訴求與主體性建構

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UP主是受平臺資本盤剝的數字勞工。而以一種主體性的視角審視UP主，他們也是大眾文化的生產者。即便其勞動不可避免地滑向資本增殖的航道，但其為建構主體性所進行的文化生產，以及為反對主流商業文化規訓所做的文化抗爭，不應該被有關剝削的理論所貶低和消除。約翰·費斯克認為，大眾能夠將資本主義提供的文化商品轉變成自身的文化資源，并使文化商品的意義和快感多元化，規避和抵抗文化商品的規訓。(14)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第34頁。這種實踐在意識形態上是具有生產性的，在經濟上是逃避于體制之外的。從大眾文化的角度考察UP主的文化生產實踐，能夠為解讀數字勞動的動機和價值提供一種新的視角。

2020年5月3日，B站聯合央視新聞等多家主流媒體發布視頻《bilibili獻給新一代的演講〈后浪〉》(以下簡稱《后浪》)，獻禮五四青年節。在視頻中，國家一級演員何冰登臺演講，他認可、贊美與寄語年輕一代，在引發刷屏的同時，《后浪》也引起許多爭議，視頻所描繪的消費主義圖景以及對社會邊緣群體的忽視招致許多年輕人的不滿。一時間，《后浪》成為他們表達不滿情緒的宣泄口和話語庫存，在B站引發了大量的二次創作。

費斯克認為大眾文本是“生產者式”的文本。(15)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第128頁。在對《后浪》二次創作的過程中，UP主通過選擇、拼裝、戲仿等方式生產屬于自己的文本，對《后浪》進行生產者式的解讀。他們通過對商業文化資源的偷襲和盜獵，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自下而上的抵抗。約翰·費斯克認為，大眾的抵抗主要由快感所驅動即生產出屬于自己的社會體驗的意義所帶來的快感，以及逃避權力集團的社會規訓所帶來的快感。(16)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第58頁。因此，大眾的快感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躲避式的快感，另一種是生產諸種意義時所帶來的快感。

1．躲避式的快感

躲避式快感是一種身體的快感，它使人們從自我與社會的雙重控制中逃避出來。約翰·費斯克用震耳欲聾的搖滾樂、迪斯科舞廳閃爍的燈光、藥品的使用等，來描述這種提供物質感官的、逃避式的、冒犯性的快感。(17)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第63頁。他認為，身體快感所進行的抵抗是一種拒絕式的抵抗，而不是“符號學暴動”式的抵抗。它的政治效果在于維持一種社會認同，該認同脫離或者對抗著社會規訓所喜歡的認同。(18)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第65頁。

多媒體形式的網絡視頻，同樣能夠提供圍繞生理感官的身體快感。UP主“宇智缽啥是gay” 在對《后浪》的文本和結構進行挪用后再創作的作品《獻給飯友們的演講〈后廚〉》(以下簡稱《后廚》)，截至目前播放量超過150萬。該作品將原視頻中何冰的原聲替換成游戲主播的聲音，并通過剪切游戲直播的片段與原視頻拼接，形成新的文本。在《后廚》中，原視頻《后浪》與其他視頻素材畫面的不斷變換、精彩的游戲操作，都刺激著觀看者的視聽神經，使其產生快感。同時觀眾通過彈幕等形式進行互動，建立起基于小眾文化的身份認同，該認同與主流文化相異，并有意無意地逃避著主流話語的規訓。在約翰費斯克看來，躲避式的快感存在賦予權力的可能性，從而成為生產有關自我的意義以及一個人的社會關系的意義的基礎。(19)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第66頁。

2.生產意義的快感

生產意義的快感圍繞的是社會認同與社會關系，它通過對霸權力量進行符號學意義上的抵抗，而在社會的意義上運作。(20)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第68頁。大眾可以創造性地、有識別力地使用資本主義提供的資源。在二次創作的過程中，《后浪》成了UP主對主流商業文化的規訓進行消解和抵抗的話語資源，“生產者式”的UP主通過挪用《后浪》的文本進行重新解讀，在再生產的文本中寫入自己的意義，從中建構自己的文化。

約翰·費斯克使用雙關語這一概念解釋大眾文化對語言的使用：人們在找尋并解決雙關語的語義過程中獲得快感，并且，當人們從相互撞擊的話語中取得適合自己的語意時，將會獲得更大的快感。(21)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第132頁。UP主“calodie”創作的《libilibi獻給爺一代的演講〈前浪〉》(以下簡稱《前浪》)，截至目前播放量超過86萬。該作品剪輯了多個在亞文化圈子中流行的視頻，對《后浪》的視頻內容進行了完全的替換，僅保留了何冰的原聲解說，供“生產者式”的觀眾在解讀雙關語語義的過程中，結合自身社會體驗和文化理解重新建立意義關系。在原視頻《后浪》中，何冰這樣寄語年輕一代：“你們獲得了我們曾經夢寐以求的權力，選擇的權力?！倍凇肚袄恕分?，這句話的同步畫面被替換成了B站的用戶使用協議和隱私政策的對話框，只有選擇同意才能正常使用軟件，UP主借此暗喻許多人“沒有選擇的權力”，也因此，彈幕中出現了“這才是真正的我們”“這才是B站”等評論。通過對雙關語語意的玩弄和反轉，亞文化群體在原文本的基礎上寫入自己的意義，建立特定的身份認同，表達自身的社會訴求。

三、網絡大眾文化生產的潛力與困境

(一)大眾文化生產的政治潛能

對UP主在文化生產過程中的快感的分析，為我們理解其數字勞動的深層動因提供了一條文化路徑，而不是僅將其解釋為一種興趣行為。勞動者在文化生產過程中快感的獲得，也賦予了其勞動價值以新的文化意義和政治意義。約翰·費斯克認為，生產者式文本具有政治潛能，而大眾文化的政治是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這意味著大眾文化在微觀政治的層面，而非宏觀政治的層面，它是循序漸進式的，而非激進式的。(22)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第190頁。

UP主的大眾文化生產使約翰·費斯克筆下的生產者式文本的政治潛能在網絡時代得到了具體展現。在微觀政治的層面，UP主通過對商業文化資源的調用和再生產，以他們自己的喜好，影響權力的再分配。米歇爾·?？抡J為，“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權力”，“如果沒有話語的生產、積累、流通和發揮功能的話，這些權力關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來和得到鞏固” 。(23)米歇爾·?？拢骸稒嗔Φ难劬Α？略L談錄》，嚴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頁。在社區文化感召下的B站亞文化群體，結合自身生活經驗和文化訴求進行內容生產，不僅在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流通過程中，構建了亞文化群體的話語權，還在與主流文化的對抗過程中，拓展了自身的社會文化空間。

約翰·費斯克認為，在大眾文化生產過程中，一旦個人的抵抗與其他人的抵抗結合起來，聯結到與他人共享的社會體驗上，那么這些抵抗就可以轉化成集體意識和集體性的社會實踐，大眾文化的政治潛能會迅速增長。(24)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第203頁?！逗罄恕返亩蝿撟髯髌吠ㄟ^用戶的觀看、評論、轉發以及通過彈幕的互動等方式擴大了傳播聲浪，從而成功“破圈”，持續在諸如微信、微博和知乎等其他網絡平臺得到傳播和推廣，同時也影響著意見氣候的改變。

二次創作的熱潮在B站激起了更多討論。商業自媒體“朱一旦的枯燥生活”于2020年5月4日在B站發布視頻《非浪》，以模仿的形式對原視頻《后浪》進行解構和戲謔；福建共青團于2020年5月6日在B站發布視頻《或許，這才是大多數普通人的“后浪”》，回應不同的聲音，用戶在該視頻下發送著諸如“中門對狙”“官方對狙”等彈幕(“對狙”一詞來源于射擊類游戲，現多指就某一事件或現象發表相反的意見和觀點)，反映了自己的意見和想法得到支持的喜悅和興奮。商業媒體和政務媒體的加入，與UP主的文化創作活動形成了合流，為青年亞文化群體的社會意見表達提供了強力支持。

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加深了數字資本對受眾勞動的剝削，但互聯網也為大眾文化政治潛能的釋放提供了更廣闊的平臺。技術門檻的降低和傳播渠道的增加，為大眾文化資源的生產和匯集創造了更大的空間。UP主利用商業文化資源進行內容生產，將其轉化成自身的話語資源，在大眾文化生產的過程中完成了社會參與，持續發揮其作為文化主體和政治主體的能動性。在這一過程中，文化訴求的實現和身份認同的建立，都構建了勞動者自身的主體性，釋放了大眾文化生產者的政治潛能。

(二)數字勞工主體性建構的挑戰

在對數字勞動做出主體性解釋時，約翰·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研究為我們提供了理論切入點。但正如單一的批判研究容易陷入悲觀主義漩渦，在符號層面上對勞動者的能動性和主體性做出過于樂觀的解讀，也容易走向自欺欺人的困境。傳播學者趙斌認為，約翰·費斯克將兩種不對等的權力：資本主義的支配權和普通人的選擇權混為一談，將消極的抵抗和放棄解釋為進步的亞文化，這種主觀主義的文化能動論失去了對社會結構的充分認知，側重對大眾文化消費進行單一、狹窄、主觀的解讀，并冠之以所謂的符號民主。(25)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中文版導言，第Ⅸ頁。

在考察數字勞工的文化生產實踐時，尤其要注意互聯網權力關系的影響，這其中既包括商業權力，也包括行政權力，它們作用于大眾文化生產的整個過程。商業權力主要是指傳媒資本對技術的壟斷，用戶的內容生產活動依托于平臺且必須遵守平臺的政策和規則，在對內容和用戶數據的控制上，平臺相較于用戶而言擁有更大的話語權；行政權力則指向對文化產品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審查，這一權力既直接作用于用戶，也作用于網絡平臺，且往往由后者代為行使。

以B站為例，UP主的視頻投稿必須經過平臺審核，不符合審核標準的視頻無法在B站發布，這就導致UP主不能完全按照個人意愿進行創作。在投稿之前，UP主不得不進行自我審查。同時，平臺有權利無條件地對已經發布的視頻限流和下架。UP主“calodie”圍繞《后浪》二次創作的作品《前浪》在發布后不久后就遭到限流，目前在B站已經無法通過關鍵詞檢索到結果。UP主在面對來自平臺的限制和懲罰時往往處于弱勢地位，依靠勞動者個體難以建立有效的反抗策略，也難以形成集體行動以維護自身權益。

UP主與B站之間的博弈映射了當下用戶與網絡內容平臺之間的關系：一方面，網絡平臺通過占有內容和數據對用戶特別是對內容生產者的數字勞動進行剝削；另一方面，用戶利用平臺滿足著信息需求、娛樂需求和文化需求。在勞動剝削和文化滿足之間，如何保護勞動者的能動性和主體性成為關鍵。而對于UP主這樣的網絡產業中的零工工作者，特別是以此為主業的中小UP主，平臺除了作為他們的創作活力釋放的空間，也應給予其更多的勞動保障。除此之外，審核規則的合理化制定、創作者的版權保護等問題也應納入平臺的管理議程當中，這不僅有利于維護創作者的利益，也有利于平臺的持續發展和健康自由的網絡文化空間的建立。

四、從個體的文化參與到集體的社會行動

將數字勞動議題置于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學派的交叉理論框架下研究，有助于我們以多元化的視角對數字時代的受眾勞動問題做出解釋。在工作場景之外，數字勞工并不直接受到資本和國家的控制，學校教育、同鄉支持、社區生活都使他們得以突破狹隘的生產政體，意識到自身受到壓迫的不合理性，進而“鍛煉組織能力、建構團結網絡”(26)姚建華、徐偲骕：《全球數字勞工研究與中國語境:批判性的述評》，《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年第5期，第147頁。。社交網絡為人們提供了更加廣闊的交流空間，也為數字勞動者提供了更多的接觸機會，個體的思想經過傳播和交匯與他人形成合流，進一步擴大了大眾文化的話語空間，并為達成集體行動、傳達利益訴求創造了更多機會。B站等趣緣網絡社區下的用戶，具備共同的文化訴求、更大的共通話語空間和便捷的溝通渠道，在形成利益共同體和數字勞動者方面，他們有其他群體不具備的優勢。

文化參與視角下的UP主是具有文化訴求和意義訴求的大眾文化生產者，盡管UP主的抵抗很容易被商業資本利用或被行政權力打斷，但這種文本抗爭依然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亞文化群體不再是受商業資本和政治權力影響的“被收編”者和被動抵抗者，央視文化歷史類節目如《國家寶藏》《朗讀者》等在B站播出后，在彈幕文化的影響下，主流文化完成了在亞文化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的再造，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反收編。(27)王潤、吳飛：《從“御宅族”到“正氣少年”：彈幕互動中的亞文化資本匯集與認同構建》，《現代傳播》2020年第2期。同時也應該意識到，雖然技術賦能下大眾文化的政治潛能獲得更多發揮空間，但互聯網權力關系仍然制約著網絡內容生產者的文化創作活動?；谖幕瘏⑴c的分析容易走向符號層面的精神勝利，對于數字勞動的研究不能忽視數字資本生產關系下平臺和用戶之間結構化的不平等現象。

盡管B站已經不是當初那個ACG文化的小圈子，但在一眾視頻平臺中，B站依然具有強烈的社區屬性。也因此UP主相較于其他內容生產者更加容易建立群體身份認同和社會關系，也更容易就現實生活中的不公正現象或自身權益問題發聲并形成集體行動。UP主的文化實踐反映了數字時代大眾文化蓬勃的生命力，也為大眾的意見表達和政治潛能的發揮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路徑。對UP主的文化內容生產過程的考察有助于進一步理解用戶的數字勞動過程，加深對用戶勞動的剝削屬性和參與屬性的認識，也有助于構建多主體協同保障用戶權益的相關機制。如何擺脫資本和技術對人的剝削和異化，避免其成為內容生產流水線上的免費勞工；如何釋放內容生產者的活力，保障勞動者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是平臺和監管部門應重點思考的現實問題。而在此基礎上，數字勞工如何通過網絡社區建立勞動者網絡和勞工組織，在與平臺的不對等關系中提升自己的話語權，或許可以成為未來數字勞動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