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構建：緣起、比較與進路

李歲科

（中共紹興市委黨校，浙江 紹興 312000）

一、問題的緣起

中國共產黨百年征程，既歷經苦難，又創造輝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在黨的領導下創造的重要政治成果。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盵1]這一新型政黨制度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契合中國社會實際，同時區別于西方政黨制度，有效避免了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對世界政治制度的重大貢獻。

（一）西方政黨制度的實踐困境

政黨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特定階級、階層或利益集團的代表，是為了通過執掌國家政權或政治參與以達到一定政治、經濟目標而形成有組織、有綱領的政治團體。政黨制度是隨著政黨的產生、發展而逐漸形成與演進的。由于現代政黨首先出現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這就決定了要從西方國家政黨的產生與演進來研究西方政黨制度。就西方國家而言，現代意義的政黨最早產生于英國，接著美國、法國等國家也逐步建立起政黨組織。迄今西方政黨制度已有數百年歷史，對于政黨與國家權力關系，圍繞國家政權問題形成的政黨關系及處理原則等，都有著長期探索，進而逐漸在國家層面形成了西方政黨制度。西方政黨制度主要致力于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向國家決策及權力機構輸送本階級精英，并力求掌控國家機器，同時也將“政黨制度作為聯系大眾主權與精英治理的橋梁”[2]。此外，西方國家還憑借在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多方面優勢，將西方政黨制度自詡為世界政黨制度的標準范式。

其實，西方政黨制度并非完美無缺，而是一直問題不斷。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西方政黨制度問題則更為突顯。譬如“政黨之間相互掣肘的缺點，出現‘分裂政府’、內閣更迭頻繁、政局不穩以及‘少數人總統’等現象，以及選舉容易被利益集團操控等問題”[3]?，F今諸多西方政黨，隨著對權力的追逐與腐敗，一些政黨的領導權大多操縱在少數領袖、黨魁人物手中，致使政黨日趨寡頭化和政客化，脫離了選民，失去了昔日組黨時那種代民說話、反映民意的民主色彩，蛻變成了少數寡頭的工具，有時甚至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只論立場不論是非，很難正常履行政黨職能。同時，在一些西方選民心中，不論什么政黨上臺執政，都沒有根本性區別，只不過是定期輪換統治者罷了。因此，由于西方政黨制度長期囿于局限性，不能實現民主本質，它在運行中就易于發生危機或陷于實踐困境。

（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實踐創造與話語依附

“任何國家、任何社會的民主都會在自身的成長中形成相應的制度表達,并通過合適的制度表達來維護特定的民主形式”[4]，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則呈現出實踐探索先行、制度建設跟進、政治成效顯著的特質，其發軔于我國民主革命時期的統一戰線，確立于新中國的協商建國，完善于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實踐，目前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于歷史演進來探討，西方政黨制度歷經了更久的生長，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實踐還較為短暫。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由于國民黨獨裁統治以及反革命力量過于強大，為革命實際需要，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團體、社會組織、無黨派人士等社會進步力量廣泛團結起來，共同進行革命實踐，譬如抗戰時期“三三制”民主政權、解放戰爭時期“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等，可謂是新型政黨制度的萌芽與雛形。1949 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之下，與包括各民主政黨在內的政治組織、社會團體共同召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建立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標志著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國家層面的正式確立。此后，伴隨著國家建設事業的不斷發展，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我國政治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也在實踐中不斷推進理論創新。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不斷豐富、發展與完善，逐漸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政黨制度。1987 年，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中的重要地位。1993 年，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正式把政黨制度寫入憲法，使之獲得國家根本大法的保障，將我國政黨制度向規范化、法律化與制度化方向推進。2007 年，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指出中國實行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制度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2018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委員時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的弊端，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并明確稱之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p>

客觀地說，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實踐中取得了較大發展與豐碩成果，并逐漸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制度體系，但是在我國學術研究層面卻主要借鑒西方的研究范式與話語，自主性研究還較為滯后。與西方國家比較而言，原因在于我們雖有政黨制度實踐，有開拓與創新，但卻缺乏對實踐經驗的提煉與總結，無法將中國政黨制度升華為一種反映國家民主實踐的新型政黨理論范式。當前，我國學術界從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視角研究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還較為欠缺，特別是涉及中國政黨制度的研究大都是借用西方政黨制度概念范疇與理論框架的語境展開。尤其是西方政黨理論仍在世界范圍居于優勢地位的廣泛傳播，以及對中國政黨制度具有著較大理論影響，使得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學術話語的詮釋無奈借助于西方政黨制度話語。在這一情境之下，將嚴重影響學界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正確認知，也易于使我國在與西方國家越發激烈的意識形態較量中，陷于理論缺席與話語缺失的被動狀態。

二、中西政黨制度的比較與學術話語的學理分析

基于比較視角而言，“政黨在世界各國落地生根的過程中，與各國特定的政治社會和歷史文化相結合，產生了具有各國特色、反映各國國情的政黨建設發展模式和政黨政治道路”[3]40。不同國家地區都有著各自不同的文化、理論與制度基礎，基于此因，我國也形成了與西方國家有著本質差異的政黨制度。

（一）中西政黨制度的基礎比較

縱觀我國政黨制度的發展歷程與生成邏輯可知，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既不是機械照搬西方學來的，也不是主觀臆斷編造出來的，而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根植于中國土壤，由社會各界齊心協力共同創造出來的，是契合于中國社會實際的重要政治制度，其與西方政黨制度具有著顯著差異。

1、中西政黨制度的文化基礎不同。中華民族歷史文化悠久，在漫長的文化長河中形成了講求“和合”的社會追求，強調以和為貴、和合并舉、和而不同等為重要內容的傳統文化理念，為中國政治土壤注入了和諧、協作、協商、團結等文化理念。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強調團結、協商、合作，大家通過共同協商解決問題，這符合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和合”理念。在實踐中推進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將更好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創新性發展與創造性轉化，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的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維護不同社會群體利益，實現求同存異、兼容并蓄。而西方國家政黨制度是適應資本主義發展需要，以及應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理念廣泛傳播的結果。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西方國家涌現出一大批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了個體自由、權利價值至上的思想理念，更多強調個體利益對國家與社會的優先性。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強調資本與勞動的二元對立，不同利益主體的沖突與對立，個體價值優先等。在政黨制度中充斥著利益糾紛、選舉競爭、劇烈對抗等，往往易于導致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無休止的分歧與矛盾，甚至為反對而反對、為選舉而選舉，只問立場、勿論是非，甚至出現政治極化也無所顧忌。從中可見，文化基礎差異會體現為對不同政黨制度的不同選擇。

2、中西政黨制度的理論基礎不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各界共同創建、推進與完善的政治成果。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基礎上的”[5]，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之下不斷推進與發展，以實現人民民主為己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成果。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探索契合于中國社會實踐的民主形式，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能讓不同社會群體廣泛參與到利益協調與保障機制之中，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而西方國家政黨制度是在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之上產生的，其顯著特點是實現集團利益最大化，這就決定政黨想要獲得政治權利，就要組織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治團體，來管理或參與國家權力，以保障其群體利益。在此基礎上應運而生的政黨，不僅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而且也是資產階級各階層、集團利益競爭在政治上的體現。由此自由主義、社民主義、共和主義、無政府主義、社群主義等理論在西方社會競相登場，這些理論從不同角度對西方國家民主制度進行探討或加以修補，但從根本上說都是從現行的政黨制度框架下進行的有限修繕，其理論內容雖精彩紛呈，但畢竟受縛于固有政黨框架的羈絆而難以擺脫現行的困局。這也充分顯示出理論基礎的差異會反映在政黨制度實踐上。

3、中西政黨制度的制度基礎不同。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起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民主自治制度，從根本上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制度體系，最大限度地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我國政治制度體系之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國政治制度的最本質特征。中國共產黨在我國的領導地位不是自封的，是歷史與人民的選擇，是由國體性質決定的，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才能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全黨全社會思想上的統一、政治上的團結、行動上的一致，進而構建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新型政黨制度。西方政黨制度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之上，不同政黨體現為不同利益集團的代理人，相互的政黨競爭實質是不同利益集團的較量。在多黨競爭的框架下展開運作，是不同政黨通過競爭性形式為不同集團展開利益角逐，是不同政黨精英為掌握權力而實施的制度設計，因此，在西方政黨制度下難以實現社會各界利益兼容?？梢哉f，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合作型政黨運行模式，而西方政黨制度是競爭型政黨運行模式，各政黨制度的基礎不同，利益導向也存在差異，最終也會體現在政黨制度現實選擇的差異上。

總之，中西政黨制度是世界政治制度的不同選擇，雖然有一些共同的內涵、特質或規律，但在展示民主政治的價值與追求上卻有著本質性差異。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中國社會各界共同在實踐中創造、形成、發展與完善起來的政黨制度，在程序化、規范化、制度化推動下，極具科學性、實踐性與創造性，具有西方政黨制度無可比擬的優勢與特質。

（二）中西政黨制度話語的學理分析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從我國社會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政黨制度，屬于內生性與自創性政治制度，契合于我國社會發展實際?？陀^地說，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歷史進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是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科學性與優越性的最好詮釋，因而其學理闡釋也應由我國民族性、自主性的話語來表達?！霸捳Z既是思想的外在表現形式，又是構成思想的重要元素”[6]，但在我國政黨制度的話語表達中，卻時常出現濫用、泛用、誤用西方學術話語標準來進行“評判解讀”與“規范考量”的場景，進而忽略了政黨制度話語的主動創建，使我們時常陷于被動失語境況。

話語，從表面看是一種解釋交流傳遞思想信息的途徑，屬于日常生活的一項普通內容，但“從現實角度來看，話語在一般的語義交流之外，還具有建設性與批判性功能，具有著強而有力的政治性作用”[7]。特別是隨著人類社會交往的日益頻繁，信息交流的廣泛推進，任何一種話語都隱含著特定文化、思想、價值的導向，都具有著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誰在當今世界的交往交流中掌控話語權，誰就能夠在世界競爭中居于更為強勢有利的位置?；谖鞣絿艺h制度建立起來的理論規范與話語，不僅表現為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等方面的理論內容與知識構建，還暗含著西方國家對價值觀念、政治模式、經濟體制、發展道路等意識形態的思想表達。近代以來，相較于西方國家的發展進步，我國卻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僅是經濟、政治層面的貧弱落后與被動挨打，也體現為思想、文化層面的本土意識薄弱、自主創新不強、制度自信缺乏。國內學術界在知識上經常表現為理論認識、經驗積累、科學創新等方面的不足，缺乏重大理論突破，習慣于從西方話語中尋找理論依據與科學支撐，用西方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與理論規范來裁剪與評判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甚至一些人甘心于做“思想的附庸”。所以，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歷經幾十年的產生、發展與完善進程，在發揮著重大現實作用基礎上，學術上依然存在著以西方政黨制度作為我國新型政黨制度規范的喧囂，基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為基礎的概念、范疇、原則、問題、原理等學理支撐研究仍有待加強。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在實踐中的共同選擇，契合于中國基本國情，機械照搬西方政黨制度理論與話語解釋不了中國政黨制度的特色與道路，更無法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提供權威的學理支撐?？茖W的學理支撐在于深刻揭示事物本質性規律，而不是靠外在的框架來裁剪評判，若單純運用西方政黨理論來解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將會導致對我國政黨制度的扭曲與誤讀，這一方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曾留下了深刻且沉痛的教訓。落后就要挨打，失語就要挨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話語建設的重要性，增強我們話語的主動權和影響力，積極爭取國際話語權，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話語的認同。努力推進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構建，為我國營造良好國際環境的同時，也為世界政黨制度貢獻中國智慧。因此，加強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構建，能增強“四個自信”，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國的政治認同，也有助于打破西方國家政黨制度的話語霸權，提升我國的學術話語影響力。當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構建，是為了用中國政治理論更好地分析中國政治實踐，用中國政治話語更好地闡釋中國政治經驗，用中國學術更好地講好中國故事，在實踐中彰顯中國的政治智慧。

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的構建進路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與西方政黨制度有著根本性差異，要在制度競爭中取得主動，必須改變長期以來話語被動的窘境，在保證實踐先行的同時也做到理論跟進，向世界闡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既是內生性的，同時也具有優越性與創新性?！耙訌妼ν庠捳Z體系建設，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思想，更加響亮地提出中國主張”[8]，因此，我國學術界應從西方政黨制度理論傳播者與話語追隨者的角色中解脫出來，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引，深入開展理論研究，悉心構筑學術框架，打造反映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優勢和特質的話語，并以高度的政治自覺揚棄西方政黨制度，用中國話語解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使我國學術界從西方政黨制度話語的學習者轉變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構建者，以高度自信與自覺的姿態向世界傳播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

（一）提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鮮明特質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植根于中國土壤的政黨制度，是偉大的歷史性創造。從歷史維度考察，我國通過協商建國確立起新型政黨制度，并經過70 多年的創新、發展與完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已經廣泛運用于治國理政，成為我國政治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較為成熟的政治形態與制度安排，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把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民主黨派的進步性有機統一起來，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貢獻力量。但同時也基于歷史原因，長期面對西方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優勢而缺乏自信，跟隨在西方理論之后盲信盲從，缺乏自主性創見，導致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實踐與經驗缺乏系統總結，造成我國政黨制度在西方話語面前的弱勢失態，即便面對西方輿論的刻意歪曲、誤讀，甚至抹黑都不敢針鋒相對，缺乏以我為主的自信彰顯。正如有學者所說：“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上，中國過去一直是各種外來理論的試驗場，其結果有好有壞。但是，中國走到今天，不再應該滿足理論試驗場的角色，而應該成為理論的發源地?！盵9]面對中國在艱難探索中取得的偉大成就，我們應充滿自信，運用中國話語講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故事?！安煌瑫r代的人類實踐活動，必定造就不同的話語方式，形成不同的話語體系”[10]，構建話語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而是基于歷史基礎上的總結提升。我國在新型政黨制度發展歷程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也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話語構建提供了豐厚的歷史經驗與理論資源。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歷史維度提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鮮明特質，以利于科學構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

（二）夯實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化根基

文化是中華民族最具韌性的聯結紐帶，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也是一部文化傳承史，為中華民族浸潤了豐沛的歷史文化。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蘊含著中華文化的基因與特質，鐫刻著中華文明的理念與印記，體現為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因此，必須從傳承維度夯實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化根基，了解我們的政黨制度從何而來，以更好彰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化傳承與現實價值。一是要樹立中華民族的高度文化自信。五千年歷史文明使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夯實著中華文化的深厚根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構建，要立足中國歷史文化，有高度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從源遠流長的優秀歷史文化中汲取智慧與力量，筑牢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化根基。二是能推進中國社會的政治制度創新。政治制度服務于社會發展，隨著社會發展而與時俱進。中國正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社會在不斷發展與變動之中。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要依據社會實際與客觀要求，不斷推進自身發展完善，以深入挖掘契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制度規范與理念內涵，進一步完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三是善挖掘中華文明的特色話語資源。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與特點，以及適合于不同文化的表達方式。中華文明要能準確把握傳統特色與時代語境，運用契合于中華文明表達的方式彰顯活力，傳遞理念。因此，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構建，既要能表現本土特質，又契合于時代精神，還能夠遵循于學術規范。在實踐中創建出反映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本質，又能促進世界政黨制度交流的話語，以助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向前發展。

（三）彰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伴隨著我國革命、建設與改革的歷史進程確立、發展與完善，其作為中國社會土壤里成長起來的政黨制度契合于基本國情。掌握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有必要在立足自身優勢基礎上，適當借鑒他國有益經驗，以更好完善自身制度，擴大國際交流與影響力，進而通過比較優勢彰顯制度自信。一要摒棄對西方政黨制度生搬硬套的做法?！伴L期以來，在研究政治時，我們中國學者已習慣于扮演概念、理論、方法的消費者和進口者角色”[11]。不可否認，西方政黨制度對研究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有影響，但不能將其視為普世標準，而應當進行批判借鑒，用于助推完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機械照搬西方政黨制度的做法，是一種教條主義的做派，不顧中國實際，只會永遠跟在別人身后，甚至造成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誤讀、扭曲乃至丑化。二要糾正認為西方政黨制度毫無益處的傾向。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構建，不能對其他國家政黨制度采取對立思維模式，應適當借鑒西方政黨制度的有益經驗，那種認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與西方政黨制度完全沒有關聯的觀點也不夠客觀，只顧個性而忽略共性的看法也不可取。如果實行關門主義，刻意割裂中西政黨制度之間的交流，就等于主動放棄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國際上的話語權。三要大力挖掘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時代價值。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具有重要時代價值，“與其他政黨制度最大的區別在于它強調用合作取代對抗，用團結、協商、包容取代相互揭短、議而不決的政治弊端”[12]，能將社會各黨派、群體力量有效團結起來，為社會發展凝聚人心力量。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不僅具有政黨制度的基本理念，更具有鮮明中國特色與時代價值，既體現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智慧，也符合中國社會發展要求。

（四）推進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學術支撐

“加強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創新的需要，也是黨的理論創新的要求”[13]，一般而言，話語創新離不開豐富的內容與規范的形式，學術話語是建立在較為成熟的理論之上，有著極具標識性的話語表達。創新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一方面要從分析的角度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展開理論審視，提升理論研究自主性。自近現代以來，西方政黨制度的學術話語源源不斷輸入我國，這為我國學術研究提供了借鑒，同時由于相應學術概念、原理、框架、范式等都源自西方，也容易造成時空錯置，難以客觀反映與科學指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實踐。因此，要運用批評與反思的學術理念，結合實際分析中西政黨制度的優劣長短，推進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研究與話語構建。另一方面要從創新視角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進行學術研究，提升學術研究主體性。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在我國社會土壤里成長起來，只不過總結研究與提升推廣不夠，其“以合作與協商為主的精神價值突破了西方政黨制度以選舉和競爭作為主要評判標準的理論范式”[14]，我們應以自信的主體性認識，著眼于中國政治實際，對世界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進行開拓性思考，透過現象達到本質，擺脫對西方理論的框架依附，形成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的主體構建。圍繞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基礎性、科學性、實踐性等重要方面，在契合中國政治實際的前提下創造性提出新概念、新原則、新方式、新內涵、新框架，展開深入系統的學術研究，彰顯理論性與實操性，奮力構建反映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特質與優勢的話語，也為世界探討政黨制度貢獻中國智慧與方案。

結語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生長于中國土壤，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在政治制度上的偉大創造，在不同歷史時期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因學術界長期運用西方政黨制度的理論話語進行闡釋，以致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話語詮釋中得不到學術彰顯，且易處于被動失語窘境。當前，伴隨著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并大力推進，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應當擁有與國家綜合實力相匹配的話語影響力。因此，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應當立足于自身文化、理論與制度根基，擺脫對西方政黨制度的話語依附，推進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