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動因探析

陳鳳林

（寧夏社會主義學院，寧夏 銀川 750002）

伊斯蘭教進入中國后，作為客位文化，沒有與中國本土主流文化對立，自然平和地走上了中國化道路，這其中哪些因素發揮了作用，應當作為伊斯蘭教中國化的歷史經驗予以研究和總結。梳理伊斯蘭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筆者以為，歷史上伊斯蘭教的中國化，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主動適應的態度和立場，是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內在動因

宗教的傳播與發展，也有一個“適者生存”的問題。適應社會是宗教生存與發展的黃金法則?？v觀世界，一部宗教發展史，就是各宗教不斷調適自身、主動適應特定地域和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歷史。宗教能超越它所發端的地域向外發展，一定是能不斷調適自身，在政治、文化和社會方面適應所置身社會的結果。當然，一些宗教適應社會，不是其實踐主體天然地發現和掌握了“適者生存”的規律，天然就有“主動適應”的自覺意識，而是在與所置身社會的不斷接觸、矛盾、沖突甚至挫折后，不得已作出“適應”的選擇。

從政治視域看，歷史上各宗教的發展都經歷了“主動適應”的過程。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的最初幾百年，強調佛法大于王法，主張沙門不敬王者，難以被中國社會認可。后來認識到“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改變立場，積極順應統治者，才得以立足?；浇踢M入羅馬初期，不能積極主動順應本土社會，曾經遭到羅馬統治者的迫害。后來主動順應，確立“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的立場，才逐漸被羅馬接受。

從文化和社會視域看，各宗教也是普遍經歷了一系列“處境化”的過程。佛教傳人中國以后,適應中國本土，發展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系統。在漢地與本土文化融合形成漢傳佛教；與藏族傳統宗教苯教融合形成藏傳佛教。南北朝以后，佛經的大量翻譯，出現了諸多佛教學派，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八大宗派?；阶诮逃瑟q太文化圈進入希臘羅馬文化圈，拉丁化、希臘化是它在羅馬立足、向“普世”宗教發展邁出的第一步，也使它由“東方宗教”變成“西方宗教”。中世紀基督宗教與歐洲封建制度結合發展出教階制。16-17 世紀的宗教改革和基督新教的產生則是基督宗教順應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做出的自我調適。

人類社會就是一所學校，早于伊斯蘭教的佛教、基督教的“適者生存”之路，成為伊斯蘭教適應社會之路上的樣本。伊斯蘭教進入中國后，作為伊斯蘭教的實踐主體，不同時期的穆斯林群體，對伊斯蘭教外來文化、非主流文化的身份，有著較為清醒的認知，在政治上理性地主動適應，提出了順主忠君的思想，確立愛國愛教的原則，與統治者建立起了良性關系。文化社會方面，積極融入中華文化、積極順應中國本土社會，走與中華本土相融合的道路，最終以一種自然平和的方式，實現了由外來的伊斯蘭教向中國伊斯蘭教的轉變，得以在中華大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伊斯蘭教義理與中國傳統文化在社會價值觀上有一定的契合性，這是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基礎條件

兩種不同思想文化體系之間的交流、融合，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礎和條件上的，即兩種不同的思想文化體系，內在的社會價值觀必定有相通、相契合的地方。伊斯蘭教進入中國以后，能夠與中國社會主流文化交流交融，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伊斯蘭教思想文化體系和中國傳統文化在社會價值取向上有很多相通、相契合的地方。

中國古代傳統哲學思想主張“合”“和”，不強求一致，主張和而不同、多元通和。這種哲學思想孕育出中國本土文化開放包容、中道理性的精神氣質，能夠包容外來文化。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本土化發展，得益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和氣度。

伊斯蘭教按照形成時間先后有哈乃斐、馬立克、沙斐儀、罕百里四大教法學派。一般認為，中國穆斯林普遍遵行哈乃斐學派。伊斯蘭教在中國之所以能夠發生“以儒詮經”、“漢譯經典”，一步步融入到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中，與哈乃斐學派教法寬容靈活、理性求變的精神特質密切相關。

在社會倫理和道德規范的價值取向上，伊斯蘭教與中國傳統文化有相契合的地方。比如：伊斯蘭教和中國傳統文化都以愛國為行為準則；伊斯蘭教是主張和平的宗教，儒家主張和而不同、多元通和；儒家崇尚孝道，伊斯蘭教主張“順親”，“人子之天堂，在父母膝下”[1]；儒家崇尚“仁”，伊斯蘭教倡導寬容友善?！豆盘m經》強調：當孝敬父母，當優待親戚，當憐恤孤兒，當救濟貧民，當親愛近鄰、遠鄰和伴侶，當款待旅客，當寬待奴仆（4：36），等等。

關于伊斯蘭教與中華文化的契合性，明代思想家王岱輿言：“其說本于天，而理宗于一，與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亦不廢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序，而潔己好施，更廣吾儒所不足?！盵2]清代劉智也說“圣人之教，東西同，今古一”[3]，“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與中國圣人之教理同道合?！盵4]

正是彼此有相契合之處，伊斯蘭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才有了溝通對話交流的基礎。

客位文化主動適應主流文化的文化自覺，是伊斯蘭教中國化的主觀條件

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始終有著清醒的文化自覺，對自身客位文化的身份認知認識清醒。主動順應本土社會、融入中華本土文化的文化自覺是伊斯蘭教中國化的主觀條件。

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有自己的特點，在傳教上是保守審慎的，始終只是在穆斯林群體中繁衍生息，沒有向“教外”傳教。同時，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也有別于阿拉伯半島、中亞、北非，那些地方幾乎是靠武力征服實現擴張與發展。在中國，通過穆斯林群體的繁衍生息代際傳承的。無論是唐宋時期的“蕃客”，還是蒙元時期的“回回人”，還是明清以后本土化的穆斯林群體，清醒地認識到自身客位文化的處境，在與中國本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關系上，始終堅持主動順應、主動適應的立場和態度。伊斯蘭教理性放棄或淡化伊斯蘭文化中一些與中國本土文化習俗不一致或者相抵觸的內容，同時吸收中國本土文化中的一些元素，使伊斯蘭文化增添新的內容，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伊斯蘭文化。

作為客位文化、非主流文化，伊斯蘭教在中國社會求得生存與發展的智慧，就是隨順本土文化，擱置分歧，求同存異。明清時期的王岱輿、劉智等學者在“以儒詮經”學術活動中，審慎將伊斯蘭教義教法的論述限定在穆斯林的宗教禮儀和日常生活的倫理道德層面，提出教法遵從國法的理念，對政教關系的良性互動發揮了積極作用。

伊儒會通的穆斯林知識分子的引領，是伊斯蘭教堅持中國化方向的關鍵

伊斯蘭教的中國化，穆斯林知識分子的引領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縱觀伊斯蘭教中國化的歷程，從經堂教育到“以儒解經”，到近現代新式教育，正是有胡登洲、王岱輿、劉智、張中、馬注、王靜齋、哈德成、達浦生、馬松亭等穆斯林知識分子精英，審時度勢，將伊斯蘭教引向中國化正道。

明清時期興起的“以儒詮經”活動，穆斯林知識分子用儒家學說對伊斯蘭教進行本土化的詮釋，借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使伊斯蘭文化得到中國社會的承認和接納，并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共存于中華大地。穆斯林學者在編譯教法學者著作時，不是全文翻譯，而是審慎選擇。附會儒家、異中求同是當時漢文譯著的重要選擇。穆斯林知識分子皆側重闡述伊斯蘭教與儒家相通之處。劉智提出：“圣人之教，東西同，今古一”[5]，馬注也指出：“回之與儒，教異而理同也”[6]。通過回避，化解消弭了可能發生的矛盾，表現出了中國穆斯林在主動適應中國社會的歷程中顯示的非凡智慧和中正之道。

“以儒詮經”中經學大師們還重點闡述了真主權威與世俗君主權威的統一性。劉智在《天方典禮》中論證穆斯林忠于君主的合法性：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王者體主，若影之隨形。[7]君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也。[8]將忠君與順主統一起來。民國時期，學者馬以愚將穆斯林遵守國家法律上升到“天命”的高度，指出：“回教人遵從所在國法令，固屬天命也?！盵9]穆斯林學者理性規避了國法與教法之間的張力，引導穆斯林遵守世俗法律，引領中國穆斯林認同國法大于教法，主動適應中國社會。

封建王朝的政治整合，是推動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外部力量

封建王朝的政治整合是推動伊斯蘭教中國化的重要力量。

大一統是中國傳統社會系統的基本特征?？v觀中國古代社會，封建王朝的集權政治體系是塑造大一統的核心力量。封建王朝在政治上以“一統天下”為目標，思想上以儒家人文學說為主導意識形態，文化領域實行包容開放多元共存的文化政策。歷代封建王朝都不遺余力地將國家治理的目標，推行到王朝治下的各民族各地區。

唐宋時期，王朝包容穆斯林“蕃坊”自治，通過其首領來進行間接管理。元代“回回遍天下”，元朝政府將穆斯林納入大一統的整合范圍內，在中央設置“回回哈的司”，地方設置“回回哈的所”。明朝對各族穆斯林實行漢化政策。大明律規定，凡蒙古、色目人許與中國人結婚姻，不準本類自相嫁娶。明朝同時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切斷了中外伊斯蘭文化自然交流的通道。清王朝繼續推行同化政策。在封建王朝同化政策和閉關鎖國大背景下，伊斯蘭教走本土化的道路成為必然的選擇。

本土信仰主體的形成，是伊斯蘭教深入中國化的內在動力

信仰主體由“蕃客”向本土穆斯林轉變，回族等本土信仰伊斯蘭教民族的產生，“本土化”信仰主體形成，這是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內在動力。

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主要是教內代際傳承，不向教外人傳教。伊斯蘭教的信仰主體，唐宋時期主要是移居中國的“蕃客”，元代信仰主體發生了變化，大批東來的穆斯林落籍中國，成為入籍封建王朝的臣民“回回人”，明初回族等本土穆斯林形成。本土化的信仰主體使得伊斯蘭教本土化更加深入。

伊斯蘭教信仰主體的本土化，以回族最具代表性。

回族從孕育到形成大約經歷了五六百年的時間。眾所周知,回族具有多元族源的特點,其中有一定數量阿拉伯人、波斯人,較多數量的中亞各族人,通過婚姻方式與漢族人、皈依伊斯蘭教的蒙古人等民族融合,在華夏大地上最終形成了回族。

所使用語言的本土化是宗教本土化至關重要的一環。外來宗教的宗教語言一旦采用本土語言，尤其是宗教文本的本土語言轉換，宗教思維的本土化會迅速發展，深層次的文化交融隨之而來。正是對漢語普遍掌握才使回族群體內部得以交流和溝通,得以認同和內聚,才使群體內部的各種差異在宗教和語言的共同作用下逐漸得以消除和溶解。所以，漢語言的逐漸使用是促成回族共同體的重要動力之一。當回族以民族共同體的形態出現時漢語遂成為其共同語言,在此之前不曾以其它任何一種語言，作為形成中的民族共同體的普遍交際工具，即使是阿拉伯語也沒有發揮這樣的作用。

就伊斯蘭教信仰主體來說，本土穆斯林和外來穆斯林，不是一個概念。本土穆斯林，自帶本土文化基因，這些本土文化基因通過穆斯林自身滲透到伊斯蘭文化體系內。比如在中國大地上形成的回族、保安族等西北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深受漢族等本土民族的影響，語言、服飾、生產生活方式、甚至部分生活習俗等甚至就保留了漢族等本土民族的特點?；刈遄鳛楸就聊滤沽?，與漢族交錯居住，在與漢民族的相處中，主動與漢文化溝通，即在保持本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積極學習和吸收漢文化,學習和掌握漢語言文字,捧讀漢書、鉆研漢文化中的深層理性成份，在這個過程中，推進了伊斯蘭教中國化深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