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意蘊

■蔣天倫 胡大平

【提要】一部現代中國的歷史，便是在新的歷史條件民族新創造的歷史，是在新的條件下不斷豐富和深化文明內涵的歷史。當代中國的成就，既見證中華文明的韌性，又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這兩者的結合，正是中國式現代的文明意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既是一種歷史要求，又充分體現了當代中國的“四個自信”。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日益接近完成，中國越來越接近于世界舞臺的中心，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問題也愈益受到全球關注。關于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從全球學術的角度來說，絕不是新的話題，而是一種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便被持續關注的令不同研究者興奮而又沮喪的話題。[1]至今，學術主流經歷了多次重要的范式意義上的認知轉變，在今天談論這個話題，焦點已經明顯地從與東西方差異轉向了新文明的可能性。正是在這個學術語境中，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新文明形態創造問題，具有特殊的意味。

中國對自己走過的道路、對自己的文明歷史、對自己的制度自信，已經充分地融入了今天的發展理念、理論和政策實踐之中。正是這一原因，關于中國式現代道路的探討，既是回顧歷史，又是面向未來的創造。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一部現代中國的歷史，便是在新的歷史條件民族新創造的歷史，是在新的條件下不斷豐富和深化文明內涵的歷史。當代中國的成就，既見證中華文明的韌性，又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這兩者的結合，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意蘊。

一、中國奇跡提出的問題

國際關于中國現代化的理論關注，從20世紀60年代的現代化、70—80年代的比較現代化、90年代的東亞奇跡，到21世紀的中國奇跡，主題一直在發生變化。最初，西方人關注的是作為歐美對手的前景以及將中國納入歐美主導的世界體系之可能性；后來，則是面對一個不可思議的另類。當西方學者談論北京共識或者“當中國統治世界”的時候，則是在面對這個現實問題：隨著中國的崛起，一種全新的國際秩序是否開始形成，歐美如何應對？在這個過程中，外國人是否真的能夠體會到中國人的感受，理解我們的追求，以及更深把握到了中國特性，不必計較。他們從自己的利益來考慮問題無可厚非。

馬丁·雅克強調：“迄今為止，任何一個新的全球霸權力量的出現，都會導致國際秩序的重大轉變，英國和美國的情形都是如此。鑒于中國的崛起勢不可當，自身又與西方迥異，因此人們很容易接受一種看法，即中國的崛起最終將預示著一種全新的國際秩序的誕生?！盵2]大國崛起改變世界，這是世界歷史的基本事實。不過，在這種西式眼光中，包含著明顯錯失的東西。雖然，研究的重心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奇跡研究已經不同，但錯失的東西是一樣的。其重心都在于一個足以挑戰歐美的力量之崛起。它并不關心這種力量是否正在挑戰歐美的霸權，而只是在意這種力量一旦形成，隨時就能夠挑戰他們的霸權。因此，在西方的眼光里，中國人“掙”了一定是他們“虧”了，他們無視中國通過自覺地融入世界在全球勞動分工中通過建設世界工廠實現GDP不斷增長、為世界的貢獻甚至付出的、具有屈辱性質的成本。在世界經濟體系中通過廉價勞動力贏得社會總剩余不斷增加的機會，這仍然是不平等交換。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拉美的發展經驗證實了這一點，不平等交換理論、依附論等反殖民理論都深刻地闡明了這一點。但我國并沒有陷入拉美經驗所呈現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困境。一方面，通過合作共贏為世界經濟發展做了自己的貢獻；另一方面，通過促進國內市場發育和活躍來實現了全體人民而不是少數人的福祉。這都見證了中國發展的原因、品質和世界影響在西方眼光之外。這也正是中國成就被視為“奇跡”的理論原因。然而，我們還是要談論奇跡：占世界1/5人口憑借自己的力量實現了現代化；在現代世界上，如此巨大規模的現代化，實現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沒有實現的經濟、社會和人的均衡發展。從起飛到全面小康社會，無輸者的改革、人民的勝利，不只是近40年發展，而且自歐洲揭開世界現代化的500年來，世界歷史重新燃起了新文明的希望：改變到目前為止對抗性（世界）社會的可能性。

奇跡是由中國人創造的，但它并不僅僅屬于中國，而是世界歷史的。在此，需要追問的是：為什么是中國？我們將沿著這兩個事實去尋求答案：世界上唯一綿延不絕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它的韌性與活力；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懈奮斗的社會主義，它的道路和制度優勢。

二、文明的韌性與活力：世界現代化比較視野下的中國與世界

從世界歷史看，中國特色恰恰體現的是既有歷史經驗和理論都必須面對的地方創造性。當然，就如“奇跡”說所表明的，在理論上，對這種創造性往往很難產生共識。例如，分別描述歐洲和東亞資本主義崛起的“歐洲奇跡”和“東亞奇跡”現象。然而，在世界歷史上，這不止一次發生，文明正是在一次又一次類似的奇跡中不斷深化的。這個現象本身構成文明自我理解的重大歷史課題。因此，“奇跡”正是理解文明發展之地方創造性的入口。

文明是在地球上多個地方起源然后齊頭并進發展的。盡管在15世紀之前文明之間的交流、碰撞和整合已經是個普遍的事實，但世界歷史并沒有真正展開。世界歷史的展開乃是歐洲向外殖民擴張的結果。馬克思將之稱之資產階級的貢獻，隨著世界市場的形成，“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3]。值得注意的是，與這種全球一體化趨勢相并行的是全球分裂，在歐洲光芒照耀下，早先呈現地域性特征的多樣性文明，它們的差異不再屬于自然歷史的范疇，而直接就是商品和大炮的產物。正是在新的世界歷史舞臺上，歐洲、中國、印度、阿拉伯、美洲開啟了在同一力量作用下的不同命運。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在資產階級用商品和大炮按照自己面貌塑造世界的過程中，那些古老的民族和文明沉寂了。正是在這一背景中，歐洲之外的地域之崛起表現為奇跡。

中國乃是這種奇跡之中的奇跡，因為它并非按照歐洲的軌跡行至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引領者地位的。盡管它歷經屈辱和苦難，但它頑強地保存了自身的同一性，成功地實現了自己的歷史轉型。它的故事，全球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所能相比。包括歐洲各個國家，它們在現代社會也經歷了許多的起伏，但它們的故事不過是歐洲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中老大地位的移來移去，并沒有敞開超越既有歐洲眼光的新東西。我們可以簡要地看一下這個故事的主線。當15、16世紀的法國和西班牙在競爭時候，還沒有哪個歐洲國家能夠一家獨大。17世紀的荷蘭定義了故事的主線。1588年荷蘭聯合共和國成立。17世紀，三無（無資源、無歷史、無人口）的新興國家成為航海和貿易強國，替代曾經作為“世界珠寶盒”的威尼斯，成為引領世界的“海上馬車夫”。其次是18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的英國。一個海上小島（今日面積和人口相當于江蘇?。?，建立了“日不落帝國”。再次是20世紀中期至今的美國，一群沒有歷史的烏合之眾，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獨霸全球的“世界警察”。這個主線描述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大和中心轉移。在這個歐洲國家競爭世界市場中心的故事之外，被掩蓋和壓抑的是其他民族的苦難，那些苦難是歐洲造成的。因此，歐洲變得文明了，但世界并沒有變得文明。今天的多數國家，都是在歐洲國家殖民擴張中被迫屈從于這個體系的，以民族國家身體進入這個體系并通過與其他國家的競爭來重新開辟自己的歷史。中國并非例外。中華民族之所以在近代衰落，這個體系的作用是直接原因之一，我們的復興也不是外在于這個體系的。但中國的問題遠不像其他國家那樣簡單，因為在資本主義體系主導世界之前，中國是不弱于歐洲并與之有別的另一種文明體系。這種兩體系之間的關系，便構成現代世界歷史的重大主題。在今天，需要我們追問的是，今天的中國，是否喪失了既有的文明韌性，成為與美國無異的民族國家，并因此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霸權中心的轉移中成為潛在的新中心，在與既有的霸權（美國）和其他挑戰者（歐盟或日本）的競爭中陷入戰爭模式？這個問題，著名世界體系分析學家阿銳基曾非常明確地提出過。[4]

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立足這個前提：盡管近代以來中國改變了自身歷史發展的慣性，但它從未被歐洲列強征服過，在選擇自己新前進方向和道路時，它接受了站在世界歷史高度審視文明的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選擇了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道路，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基于本國的實際進行改造，持續不斷地進行民族復興大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大業。從革命到建設再到改革偉大實踐，“是一個接續奮斗的歷史過程，是一項救國、興國、強國，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完整事業”。世界上唯一綿延不絕的古老文明的現代化，不僅是中國人的生存和發展新道路，而且是繼續為文明做出自己的貢獻。這個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5]。

20世紀美國著名漢學家和政治家白魯恂的立意，我們不一定認同，但他稱中國是一個以國家形態出現的文明，這個觀點值得重視。因為，作為一名西方人，他清晰地看到了中國是與西方民族國家不一樣的一種國家，在它身上始終體現了文明的一般特征。不客氣地講，中國人之所以比西方人更具有天下和人類的情懷，正是老祖宗們把天下國家和大同世界“烙”進了我們的文化基因。正是從這個角度說，盡管在18—19世紀的兩個世界體系（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和以英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競爭中，中國落后了，被迫開始了現代化的轉型，但中國的現代化走出自己的道路時，我們亦也可以自豪地說，在現代化歷程中，通過接續奮斗和持續不斷的創新，中華民族再度占據了文明的制高點。中國不只是世界文明大家庭的最重要一員，而且始終體現著文明最深刻的內涵。

三、社會主義：歷史“奇跡”和制度

在談論當代中國創造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奇跡的時候，不能忽視這個事實：中國的崛起，一個富強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是在所謂工業革命4.0語境中進行的。也就是說，主要發達工業國不僅沒有停下自己的現代化角度，而且在不斷地加速科技、教育、產業以及企業管理等方面的創新。這意味著什么？

在經濟和科學技術相對落后的條件下，我們用100年的時間，走完了整個歐洲500年走的路（當然，這既不是說我們重復了他們的路，也不是說在今天我們已經全面超越了歐美）。無論如何，這種速度對比給理論提出了問題。資本主義世界不僅沒有停下了等我們，而且恰恰相反，它一直如馬克思所言，處在革命狀態，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生產的組織模式，創新速度不斷加快。換句話說，我們騎著自行車在追趕西方的汽車！今日中國巨大的成就，既不是什么后發優勢的表現，更不是因為搭上了所謂經濟全球化的便車。如果需要一個簡單回答，那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優勢，它不僅關乎國家經濟增長問題，而且關乎現代社會發展問題，關乎文明的未來問題。

關于制度優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做出了全面的概括，大量研究亦從各個方面揭示了其具體的內容。在此，我借由新制度學派關于歐洲經驗的研究，從宏觀上提出一個問題。實際上，從經濟增長角度緊盯所有權安排和激勵的制度經濟學本身囿于歐洲市場制度的視野，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在起點、落腳點以及發展視野上都超越了歐美的歷史經驗，開辟了現代化的新道路，因此通過改革開放而不斷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內涵亦深刻地表明了新文明的特征?？梢哉f，中國奇跡代表的就是新文明優勢。

歐洲率先揭開并引領全球實現了現代性轉型，這是不爭的事實。關于這個事實的原因，理論界有著廣泛的爭論。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諾斯等人從經濟學角度提出一種解釋。在他們看來，“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6]。諾思等人認為，西方的富裕是一種新的和獨有的現象，這種現象能夠從有效的經濟組織角度得到解釋，歸根結底是以所有權為中心的制度安排造成的刺激或激勵。這一解釋依賴于一個前提性假設，即所有權使從事社會生產性活動成為合算的，便會出現經濟增長。而這個假設與斯密以來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假設又密切聯系在一起。諾思認為，他的觀點繼承了斯密和馬克思的思想，“但是馬克思未能認識到經濟增長并不是必不可免的，而亞當·斯密則沒有告訴我們怎樣保證有效率的政府會發明和維持一組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所有權”[7]。較之其他研究，諾思對歐洲發跡史的解釋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但亦不能將其結論視為定為一尊的教條，毋寧說，其只是以一種合理的邏輯解釋了歐洲經濟增長的原因，更不能由此將歐洲道路神話。畢竟，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內涵比經濟增長要豐富許多。

在一般意義上，包括產權、財稅以及其他各種降低交易費用的體制和機制創新，亦可謂改革開放的基本內容，可以從諾思關于有效率的經濟組織角度對我們取得的成就做出解釋。但必須強調的是，中國的探索遠遠地超越出了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和社會學理論。例如，從20世紀80年代的鄉鎮企業，到今天的國有大中型企業，以個體廠商身份活躍在市場上的集體經濟組織，除了贏利動機之外同時亦包括了集體福利的目標。而在國家層面上，共同富裕而不是贏家統吃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而保障它的政府和市場雙重決定作用機制則是在西方經驗中不能想象的制度安排。這些至關重要的方面都表明，中國實現的不單純是經濟增長而是社會發展，這種發展不是抽象的普遍福利的提高（即平均數的提高）。正如脫貧攻堅戰這場世界反貧困史上的壯舉所表明，我們的發展不是贏家統吃，而是不讓一個人掉隊。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并不是試圖通過自發的市場來實現這個目標的，實際上自發市場從來都不會實現這樣的目標，所以我們讓政府充分發揮其保護公共利益的職能。這就是說，我們在目標和道路選擇上都超越了15世紀以來資產階級的社會發展和文明視野。奇跡般的效率見證了以新文明為目標的制度安排優勢，而其成就品質同樣顯著地表明了這一點。在邏輯上，實現西方水平的經濟增長，不可能不付出相似的成本和代價，但我們確實極大地避免了。如此巨大人口規模和如此快的速度，實現了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的協同，實現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實現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實現人與自然的共生。這些成果歸結為制度，歸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翱梢哉f，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除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外，沒有任何一種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能夠在這樣短的歷史時期內創造出我國取得的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這樣的奇跡?！盵8]

結語

正如多數人在理論上看到的，一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是一個規模無與倫比的、因為厚重的歷史而包袱無與倫比的、又因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而在國際環境壓力方面無與倫比的前所未有的創造性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是現代世界歷史中心線索之一。只是在現代化認識中，它構成歐洲眼光的盲區。20世紀80年代，在?？碌募钕?，諸如薩義德等人對東方學進行了系統的質疑，打開重新認識世界歷史的窗戶?，F在，該是徹底敞開它的時候了。在敞開這個問題的時候，無論是世界，還是我們自己都必須重新面對這個問題：中華文明五千年傳統、社會主義制度、世界歷史背景是有機地統一在一起的，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乃是理論所面對的真正難題。這個難題也是理解現代中國人的創造性的中心問題。

雖然我們離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還有一段路要走，但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路，這條路，無論是目標還是實際進程，都不同于既往的西方現代化，它自始至終貫穿新文明的要求和實踐。2022年，習近平再次強調：“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盵9]這也充分說明了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自覺。黨的二十大報告突出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0]，更加表明了當代中國的自信。

無論中華民族過去是什么樣的，中華文明過去是什么樣的，在今天，從國家制度來講，選擇了社會主義（并賦予其獨特的民族內涵）。不過，就現代社會主義來講，它恰恰又是歐洲資產階級開創的世界歷史產物，一種超越了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及其文明視野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和制度實踐。中國的崛起，不只是改變了社會主義史，也不只是在改變了社會主義史意義上改變著世界歷史，而是再度重新提出那個因為社會主義失利而被忽視和壓抑的世界歷史問題：資本主義之后將是什么？或許，在今天談論資本主義之后仍然嫌早。但不能忽視的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里，非資本主義的現代文明不再是理論，而是一個堅硬的事實！

注釋

[1]興奮乃是因為中國是超出歐美世界歷史敘事模式和經濟社會理論的挑戰性課題，沮喪乃是當代中國的改革和創新遠非能夠用任何現成的理論加以預測。概括起來，可以用美國學者白瑞琪的觀點來解釋，即“反潮流的中國”。白瑞琪套用毛澤東“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這個名言來描述中國共產黨領導新中國發展特征是值得肯定的。其著作結論強調，“在談及中國的未來時，社會科學可以幫助我們決定從何處著眼，但在得出結論時卻作用有限。也許人們最好是睜大雙眼，期待著未料之事發生，因為中國在過去的150年里屢屢表現出喜好逆流而動，且往往有驚人的創新和改革”（【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國》，孟慶龍等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頁）。這中肯闡明了中國現代化道路不是按照任何教條或框框進行的，而是一種全新的創造過程。

[2]【英】馬丁·雅克：《大國雄心：一個永不褪色的大國夢》，孫豫寧等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第xxxv頁。

這是一個“中國通”老外寫的有價值的參考讀物。不過，其價值并非如出版界在“中國夢”這個噱頭下的營銷所鼓吹的那樣，更不是對“新時代”的深入研究。它作為一本條理清晰而邏輯一致的關于當代中國理解的國外學者視角，確實值得我們關注。本書原版名稱是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2009)。

不能忽視這本書出版的國際政治和思想背景：蘇聯和東歐垮臺之后，整個20世紀90年代至新千年第一個十年，關于新秩序、意識形態的終結、歷史的終結、文明的沖突等問題吸引著人們的眼球，眾聲喧嘩。馬丁·雅克的這本書雖然沒有明說要加入這種合唱，但其意圖及其影響也是顯然的。他希望西方承認自身遭遇挑戰和中國崛起的事實。作為一個相當敏銳的資深媒體人，他十分熟悉中國，但并不一定理解近代以來中國人的追求和中華民族復興的意義。他對于中國的基本判斷之一，便是白魯恂的那個名言：中國是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這個名言也為主張文明沖突的亨廷頓所欣賞。更廣泛地說，它實際上已經是西方思想家關于中國的典型看法之一。這種看法解決了西方政治學和歷史的一個難題：秦漢以來，中國一直維持著大一統，而羅馬帝國則滅亡了，歐洲分裂成一個個相互對峙的國家，中國是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無法比擬的“國家”，如何按照歐洲標準的來定義中國？亨廷頓便利用這種觀點來宣傳其全球對抗論。他非常明確地指出，冷戰結束后，當意識形態不復成為沖突的理由，文明便開始承載著這樣的功能。這似乎正好解釋了中國的挑戰以及伊斯蘭與西方的沖突。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后兩者現象恰恰都是歐洲制造的，無論是其殖民遺產還是當代對抗的后果。在基本政策和文化心理上，新大陸發現之后，歐洲及其產物的美國，從來都沒有放棄過對歐洲之外國家的敵意：無論是恐懼，還是居高臨下的傲慢。用中國古話來說，看不得鄰人的好日子。馬丁·雅克并不主張搞文明對抗，他倒是希望西方理解中國并接受中國崛起及美國霸權衰落的事實。不過，“中國的崛起必然會改變我們今天熟知的這個國際體系”這個基本結論，正是今天西方“恐中國癥”的理由。因此，可以說，在直接的意義上，馬丁·雅克利用“中國通”身份為既有的文明沖突論做出了一種通俗的解釋。這正是需要我們加以注意的。所以，我不主張過高地評價這本書。勿寧說，它提出一個問題，如何真正打破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和政治見解來理解世界和中國。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頁。

[4]【意】阿銳基：《漫長的20世紀》，姚乃強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9]《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奮力譜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嶄新篇章》，《人民日報》2022年7月28日。

[6][7]【美】道格拉斯·諾思、羅伯特·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厲以平等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第194頁。

[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4頁。

[10]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