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與轉變：民國史學觀念演變下的中國民族史研究

張光耀

（中國人民大學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史學家對歷史和歷史學的基本看法稱為史學觀念［1］324，其主要涉及的史學本體論是關于歷史現象存在的本源和性質的觀點或理論［2］20，史學本體論與史學方法論和認識論構成了史學的理論體系①，由此可見史學觀念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學界對民國的史學觀念及其與社會思想演變等關系的研究尚留有很大空白②。本文以民國史學觀念為主線，結合史學方法論與認識論，并考量學術與思想、社會的關系，探討該時期中國民族史研究及其理論和方法的來源與演變。

一、民國的歷史學及其所受西學之影響

民國的史學觀念及民族史研究實現了從傳統到近現代化的過渡。民國與史學相關的最重要的思潮流派包括：梁啟超倡導的“新史學”，以王國維、陳寅恪、陳垣等為代表的近代實證史學（又稱新歷史考證學、新漢學等），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史學思潮，以胡適為代表的“整理國故”思潮，以傅斯年為代表的“史料學派”以及以雷海宗等為代表的“戰國策派”。其中，近代實證史學在繼承清代漢學的同時借鑒了西方近代的科學觀念和方法，成為五四運動后民國歷史學主流。這些思潮與流派的史學觀念、研究方法、領域、范式等均受到了西學的深刻影響。五四運動之前，西學已經在中國有了初步的傳播；五四運動之后，西學在中國迅速傳播并對中國史學產生深遠影響。20世紀20、30年代，傳統的封建史學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在西學的傳播與沖擊下，資產階級史學取得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也在這一時期產生并發展起來，中國的史學觀念發生了深刻變化。下文提煉出民國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后，對中國史學影響最大的幾種海外思想理論。

德國的歷史主義史學、實證主義史學、蘭克史學對民國的近代實證史學、“史料學派”以及“整理國故”運動都有重要影響。馬克思主義思想及其唯物史觀對中國近現代史學更是影響深遠。法國年鑒學派拓展了史學的研究領域與視野，強調“整體”的歷史，并主張“結構功能主義”，同時主張利用社會科學方法對史實進行“共時性”分析，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實證與歸納法，對中國近現代的“新史學”思潮、近代實證史學、“整理國故”運動以及“史料學派”等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以杜威等為代表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及以其作為理論依據的美國魯濱遜新史學，也對中國近現代史學產生了廣泛影響。英國斯賓塞的進化論對中國近現代思想與史學的影響極大，梁啟超的史學觀念就深受進化論的影響。此外，日本在西學影響下形成的文明史學、新實證史學也分別對民國的“新史學”與新考證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傊?，海外理論思想在史學觀念及其主導下的認識論、方法論以及史學的研究領域、范式等方面，對中國近現代史學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其中的進化思想、實證方法，特別是科學主義對中國史學的影響尤為深遠。

二、傳統·西學·近現代化：民國的中國民族史研究

中國傳統史學一直包括對民族史的研究。一方面，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眾多民族政權，蒙古族、滿族建立的大一統政權元朝和清朝，其對本民族及相關民族史實的重視不言而喻，元朝所修《遼史》《金史》即保存了大量契丹、女真及其所建王朝的史料。另一方面，傳統的民族史書寫未獲主體地位，也未形成完整的體系，而多是圍繞封建王朝編纂，并多表現出大漢族主義思想。在民族觀方面，清代“夷夏之辨”總體大為弱化，在晚清，傳統的夷夏觀又出現轉折，“夷”也時指外國人，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朝又以“洋”指稱外國人。

民國建立后，孫中山接受“五族共和”思想，社會各階層對國內各民族為一體的認同逐漸加強，民族平等觀念隨之出現并日益增強。西方“民族建國”等思想在這一時期傳入中國，促使當時的學術界建構“國族”史。20世紀初，中國民族史學是在批駁“中國人種西來說”中發展起來的，同時也在討論中國的民族形成和發展問題。民國時期的中國民族史研究在繼承傳統民族史研究的同時，更多是受到西方進化論等思想理論以及人類學、民族學等新興學科的影響，其在總體趨勢上突破了傳統民族史研究的局限，采用新的民族史學觀與方法論進行研究。西方的“民族”“國家”及相關觀念、理論，德國歷史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民族觀、日本文明史學及新實證史學、法國年鑒學派等提倡的科學主義及其社會科學式的研究方法、美國魯濱遜新史學與美國邊疆學派倡導的綜合研究的理論方法，都對該時期的中國民族史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外，這一時期中國民族史學受海外影響還表現在對域外資料及具體研究方法的采用上，蒙元史③研究尤能反映這一點。比如，繼清末洪鈞與屠寄利用中西史料相參證進行蒙元史研究與撰述之后，民初，柯紹忞以《元史》為底本，在明、清兩朝元史研究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的蒙元史研究成果，將東、西方史料對?；パa，于1920年編成《新元史》④?？偠灾?，民國的民族史研究在時代變革、西學影響以及史學觀念演變下，由傳統的民族史研究轉向了近現代化的民族史研究。

中國近現代民族史研究的學者，以王國維、梁啟超、呂思勉、王桐齡、林惠祥、宋文炳、李濟、呂振羽等為代表，開始重構中國民族史研究的理論體系與研究方法，使中國民族史成為近現代意義上的學科，并為20世紀后半期中國民族史學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學術基礎。蒙古史在民國民族史研究中的地位舉足輕重，王國維、陳寅格、陳垣等是歷史學轉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史學家，其史學研究為20世紀早期中國近代實證史學奠定了基礎。他們的研究涉獵諸多方面，對蒙元史作了大量的考證論文和史籍校注，成績突出，我國的蒙元史研究從他們開始步入了一個新階段。

王國維早年追求新學，研究哲學與美學，繼而攻詞曲戲劇，后來研治史學。他承乾嘉學派余緒，又受西學、日本近代史學等影響，在20世紀初邊疆與民族雙重危機的情況下，參考國外研究成果，對中國北方民族史特別是蒙元史作了深入研究。其中，《蒙古史料校注四種》（包括《蒙韃備錄箋證》《黑韃事略箋證》《圣武親征錄校注》《長春真人西游記校注》）是其所著且在20世紀20年代初印行的蒙古史學力作。［3］陳垣于20世紀20年代寫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從多個方面考辨了元代色目人“華化”的情形［4］，此研究同時也是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史的實證研究。陳寅恪通曉多種東方古代及歐洲的語言文字，精于史實考證，重視歷史現象的前因后果和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20世紀30年代初，其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論文，以蒙古文、滿文、漢文諸本進行對校，運用西學的審音與勘同等方法考釋，推定作者世系、著作時代、版本以及史觀等。［5］陳寅恪突破了蒙元史研究中證補、重修正史的傳統學術路徑，促使中國蒙古史研究步入一個新階段。

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中國民族史的撰述與研究產生深遠影響。李大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民族史問題進行了研究，并發表了《新中華民族主義》［6］等文章。五四時期的民族史研究初步形成了全新的民族平等觀，承認少數民族在我國歷史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客觀評述歷代民族關系與民族政策?？谷諔馉帟r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及其民族史研究迅速發展，陜甘寧邊區生活著回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是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1938年，西北工作委員會設少數民族問題研究室，下置蒙古族和回族問題研究組，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為指導開展了對回族、蒙古族的研究。1940年編寫了民族問題叢書，包括《回回民族問題》《蒙古民族問題》。呂振羽在1947年所著的《中國民族簡史》是中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論述民族史的專著，書中嚴厲批判了國內資產階級的大漢族主義，主張各民族平等。［7］

此外，民族史研究與邊疆史地研究緊密相關。嘉道之際，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后，西北邊疆史地學興起。民國時期，一些與民族史有關的學術機構得以成立。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在日本大舉侵華下，邊疆史研究再次興起，研究邊疆地區的專著、期刊等大量出版，1934年籌建的禹貢學會將邊疆民族問題作為重要研究內容，《禹貢》半月刊出版了多期有關邊疆史的專號。

三、史學觀念及方法論和編纂學：民國時期中國民族史研究及其不足

民國時期，學者對“民族”“中華民族”以及“國族”“民族主義”“民族意識”“種族”“人種”等概念進行了闡釋和探討，為中國近現代民族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里主要論述民國時期，與民族史理論及觀念密切相關的“民族”“中華民族”思想的演變。

中國的“民族”概念有三個基本源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蘇聯和中國傳統的“民族”概念?！懊褡濉币辉~在中國古籍文獻中極少出現，不同于西方的“民族”觀念，中國古籍文獻中的“民族”更傾向表達“民”的含義。梁啟超最先把近現代西方國家的“nation”一詞經日語譯介為“民族”，相關理論也傳入中國，“中華民族”一詞也由梁啟超在1902年最早提出。

晚清，立憲派主要以文化區分民族，而革命派則持種族民族主義，更看重血統對漢民族形成的重要性。這樣的區別與立憲派、革命派不同的“民族建國”主張密切相關，立憲派主張“滿漢一體”，建立包括滿族在內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而革命派則主張“革命排滿”，建立單一的“漢民族國家”。此外，兩派的思想也有相通的地方，即都受到傳統思想與西方思想的影響，都是為了完成民族建國，所以兩派又相互影響。辛亥革命是中國建立民族國家的開端，當時邊疆地區出現了帝國主義制造的分裂危機，革命派的民族思想隨之發生轉變。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摒棄種族民族主義，吸納立憲派思想，確立“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國方針（其“五族共和”仍帶有“漢族本位”思想），并使之成為基本國策。

五四運動前后是“中華民族”思想發展的重要時期。孫中山在此時賦予了民族主義以新的內容，即明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倡導各民族平等，并融合成一“中華民族”。這一時期，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所講的“中華民族”也是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統稱。此外，與立憲派關系密切的知識分子也吸收了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思想，其代表人物梁啟超在1922年寫的《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里指出了“民族意識”的重要性。［8］總而言之，這時期中國主要政治派別的相關思想又一次得到統合，“中華民族”用來表示中國境內各民族是統一的民族共同體的觀念得到確立?？谷諔馉帟r期，民族主義高漲，“中華民族”這一觀念得到全國各族人民普遍認同。綜上可知，“民族”“中華民族”等觀念的形成，與中國政治、社會的發展及國外的情況都聯系緊密；同時，也深受西方思想影響，特別是受到了西方近代“民族”“國家”“民族建國”及“民族主義”等觀念的影響。

這一時期，學者們也認識到了漢族的多源性以及“中華民族”的文化性。1905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提出“中華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產物（這里的“中華民族”指漢族）。［9］同為立憲派的楊度在《金鐵主義說》一文中強調“中華”是一個文化的族名，并提出漢、滿、蒙、回、藏五族同化為一“中華民族”。⑤他們的學說可被看作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的濫觴。吳文藻在1926年寫的《民族與國家》里則認為漢族主義是種族主義，中華主義是民族主義，以種族與民族較，“中華民族”是中國各民族的統稱，以國家與民族較，中華則代表漢族。⑥這一論述可見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思想的萌發，但其指代還不夠清晰。其學生費孝通在20世紀80年代發表的《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及“中華民族”理論的集大成之作。［10］

民國的民族史研究在西學影響下采用近現代的研究方法。傳統民族史中因考察、任職或行商等親歷而作的研究很少，多是摘錄文獻典籍，強調文獻考據。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學的傳入，民族史研究在繼承傳統的文獻考據基礎上，又采用了西方學科理論及其研究方法，并取得研究碩果，促進了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其中，人類學理論及其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在民族史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人類學開始傳入中國，進化論作為人類學第一個學科范式，對一些研究中國民族文化歷史的學者有很大啟發。此外，民國時期中國民族史編撰的指導思想也由傳統的“夷夏觀”向“中華一體”轉變，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學界借鑒西方理論與方法，開始按新的體例編纂中國民族史。

民國時期的中國民族史研究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存在諸多問題。其一，這一時期的民族史研究還未獲得全面、長足之發展，比如在研究領域上，關于中國民族史的史學理論、史學史、歷史哲學以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文獻、民族文化與原始宗教等的研究還很不足。其二，20世紀前期，盡管時代劇變，且中國學者受西學的影響日益加深，但在歷史條件與當時主流思想的限制下，其民族史觀多未能擺脫大漢族主義與正統史觀的束縛，研究重點仍集中于傳統范疇，同時又難以避免地受到帝國主義民族觀的消極影響。其三，從事民族史研究的學者并不十分專業。如王桐齡、呂思勉、宋文炳等學者，是在傳統史學研習之余進行民族史研究的，且沒有受過系統的西方人類學等學科訓練。又如研究者在對域外思想理論及資料的借鑒上也存在局限性，研究元史的柯紹忞并未掌握相關的民族語言，所用域外資料是用西文翻譯了的論著，而其也不懂相關西文，最初的資料經重譯后很大程度上已偏離原意。由于柯紹忞也不懂近現代歷史語言學，在審音與勘同等方面也存在困難。再如近現代民族史的學科規范方面也存在問題，柯紹忞的《新元史》所引用的新資料都未注明出處，以致難以參考引用。此外，在借用西方理論方面也存在很大問題，比如西方建構的單一民族建國理論，在西方國家也難以真正實踐，更不適合中國的歷史、文化與國情。民國的民族史研究也是多史實敘述，較少理論探討，對與民族史研究密切相關的“民族”“國家”等關鍵概念的辨析不夠精準、深入。

四、結語

本文通過論述民國特別是五四運動后的史學及中國民族史研究，梳理其演變脈絡，分析其內在理論與外在影響因素以及二者的互動關系，探究學術、思想及社會的內在聯系?？傮w而言，民國的中國民族史研究經歷了從封建史學向資產階級史學的演變，在不同階段也具有不同特征，其史學觀念、認識論及方法論直接受到了政治運動、政黨派別以及不同學術流派、社會思潮等影響，中國民族史研究開始從傳統向近現代過渡。本文探討了民國時期中國傳統民族史學在時代劇變與海外思想理論沖擊下的演變，并參照中西、新舊、變與不變、保守與激進等因素，探究歷史學特別是中國民族史學與社會、政治，特別是思想之間的內在聯系。通過這些研究，本文以期能較深刻地發掘中國傳統史學近現代化的路徑及與相關因素間的內在關聯，通過史學近現代化探討中國社會的近現代化及其發展特征。

［注釋］

①史學本體論主導著史學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史學方法論是歷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則以及從屬于它們的較低層次的導向性方法或指導準則，史學認識論是關于人們對歷史之認識的理論。

②參見羅志田：《傳承中的裂變——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92—201頁。作者論及“清代以及近代中國學術與思想演變的互動關系迄今尚乏基本的梳理……可以從思想和學術互動的角度考察分析，如果可能的話更應從社會角度考察中國學術怎樣因應西方學術（包括學術分類）的沖擊、怎么調整和確立自身的學科認同”。

③蒙元史包括大蒙古國史、元朝史以及明清蒙古史。

④參見陳得芝：《蒙元史研究與中西學術的會通》，《江海學刊》，2000年第3期。其指出該書“資料搜集大大超過前人，并能吸收乾嘉以來諸家的考訂，更突出的是利用了域外史料·和西方學者、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增補內容甚多，考訂正確者也有不少，與前人重修元史者相比確是面目一新”。

⑤1907年1月，楊度創立《中國新報》，在其上連載長文《金鐵主義說》。

⑥《民族與國家》一文為吳文藻先生于1926年4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學時的作品，載于《留美學生季報》第11卷第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