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方式在中年肺癌患者知覺壓力與睡眠質量間的中介效應

李曼莉，夏廣梅，郭文萍

(徐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 胸外科，江蘇 徐州，221000)

肺癌屬于惡性腫瘤，其多數起源于肺部支氣管黏膜或腺體，發病率和病死率均較高[1]。應對方式是指個體在面對刺激事件時所表現出的行為方式，積極的應對方式有助于減小知覺壓力和保持心理健康[2]。知覺壓力是指個體在感知威脅或危險時所經歷的復雜心理體驗，知覺壓力過大與心理和身體健康狀況較差有關[3]。據研究[4]，知覺壓力還與睡眠質量存在相關性。目前，關于中年肺癌患者應對方式現狀及其與睡眠質量、知覺壓力間的關系研究較少。本研究重點探討應對方式在中年肺癌患者知覺壓力與睡眠質量間的中介效應，以期為患者預后的改善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經徐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采用方便抽樣法選取2020年5月至2021年1月就診于本院胸外科的120例中年肺癌患者為研究對象，并對其進行問卷調查。納入標準：① 符合肺癌的診斷標準[5]；② 年齡40～59歲；③ 神志清楚，答問正常；④ 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 存在睡眠障礙。② 臨床資料不全。

1.2 方法

1.2.1 調查工具 ① 一般資料：應用本科室設計的一般資料問卷，內容包含患者的婚姻狀況、文化程度、月收入和慢性病數量等。② 應對方式：采用醫學應對方式問卷(MCMQ)[6]對患者的應對方式進行評價，包括適應(得分范圍為0～32分)、回避(得分范圍為0～28分)和屈服(得分范圍為0～20分)維度，其中，適應屬于積極應對方式，回避和屈服屬于消極應對方式。MCMQ總分范圍為0～80分，某維度得分越高表示個體越傾向采用該種應對方式。③ 知覺壓力：采用知覺壓力量表(PSS)[7]對患者的知覺壓力進行評估，包括失控感維度和緊張感維度，得分越低說明知覺壓力越小。PSS總分范圍為0～56分，其中0～28分表示知覺壓力正常，29～42分表示知覺壓力較大，43～56分表示知覺壓力過大。④ 睡眠質量：采用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8]對患者的近期睡眠質量進行判定。PSQI總分范圍為0～21分，得分越低表示睡眠質量越好。

1.2.2 資料發放和回收 入院時，由責任護士將一般資料問卷、知覺壓力問卷、應對方式問卷和睡眠質量問卷向患者發放。在問卷發放前需培訓責任護士，培訓內容包括盡量采用統一的話術采集資料，以及如何在采集資料過程中保護患者隱私等。責任護士在發放問卷時需確?；颊咧獣员狙芯康哪康?、意義及相關注意事項；在發放問卷后囑患者采用不記名的方式自由填寫，并在患者填寫完畢后立即回收。本研究共發放120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100%。

1.2.3 質量控制 對于存在文字閱讀障礙的中年肺癌患者，由責任護士用統一的語氣在會議室協助其完成問卷填寫。質量控制要求每份評估問卷可以準確地代表患者態度；收集的資料均由2名研究者確認，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真實性。

1.3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120例中年肺癌患者的一般資料

120例中年肺癌患者中，男82例，女38例；年齡40～59歲，平均為(51.33±7.55)歲；未婚0例，已婚120例(包括離異和喪偶)；文化程度為小學至大專，受教育年限為5～15年，平均為(9.53±2.14)年；月收入為2 000～30 000元，月收入中位數為4 400元；慢性病數量0～4種，平均為(1.62±0.66)種，其中，慢性病以高血壓和糖尿病為主；其他詳細一般資料，見表1。

表1 120例中年肺癌患者的一般資料

2.2 120例中年肺癌患者MCMQ、PSS和PSQI得分

120例中年肺癌患者的MCMQ、PSS和PSQI得分情況，見表2。

表2 120例中年肺癌患者MCMQ、PSS和PSQI得分分)

2.3 MCMQ、PSS和PSQI得分的相關性分析

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PSS總分與PSQI總分呈正相關(r=0.502，P=0.021)；積極應對方式評分與PSS總分呈負相關(r=-0.626，P<0.001)，且與PSQI總分呈負相關(r=-0.304，P=0.008)；消極應對方式評分與PSS總分呈正相關(r=0.402，P=0.019)，且與PSQI總分呈正相關(r=0.198，P=0.036)。

2.4 應對方式在知覺壓力及睡眠質量間的中介效應

將應對方式作為中介變量、知覺壓力作為自變量、睡眠質量作為因變量，應用極大似然法估計參數，具體影響路徑，見圖1。模型擬合情況結果顯示：χ2/df=1.422，GFI=0.959，CFI=0.956，AGFI=0.923，TLI=0.944，RMSEA=0.047，由各項擬合指數可知該模型擬合度良好。

圖1 中年肺癌患者應對方式在知覺壓力與睡眠質量間的中介效應

120例中年肺癌患者知覺壓力對睡眠質量的直接效應為0.502，適應的中介效應為0.190(0.626×0.304)，回避的中介效應為0.067(0.312×0.216)，屈服的中介效應為0.097(0.523×0.186)，進一步使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程序檢驗中介效應，抽樣次數設置為2000迭代，結果顯示，直接效應、間接效應與總效應的95%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證明該中介效應成立。由此可知，知覺壓力與睡眠質量間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均成立，應對方式在知覺壓力與睡眠質量間存在中介效應，間接效應=適應(0.190)+回避(0.067)+屈服(0.097)=0.354，占總效應的41.35%(0.354/0.8561)。

3 討論

肺癌患者在承受知覺壓力的同時，還要承受因疾病誘發的焦慮和悲觀等負性情緒，而這些情緒又將影響睡眠質量，進而誘發失眠[9]。有研究[10]發現，消極應對方式也會對肺癌患者的睡眠質量產生負面影響。故探討肺癌患者應對方式、睡眠質量和知覺壓力間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本研究120例中年肺癌患者的適應維度評分為(19.48±3.81)分，回避維度評分為(14.44±2.97)分，屈從維度評分為(8.81±3.17)分，提示中年肺癌患者在接受疾病的過程中以適應應對方式為主。中年肺癌患者因處于心智完全成熟的階段，故在面對較大心理壓力時，會盡量轉換應對方式和調整心理壓力。本研究結果顯示，患者的PSS總分為(33.22±7.14)分，超出知覺壓力正常范圍(<28分為正常)，提示患者的知覺壓力較大。本研究120例中年肺癌患者的月收入中位數為4 400元，患者在面對高額的治療費用時，會產生較大的經濟壓力，進而導致其知覺壓力偏大。目前，一般以PQSI評分≥8分為檢出睡眠質量問題的標準界限[11]。本研究結果顯示，中年肺癌患者的PSQI總分為(13.35±3.42)分，提示患者的睡眠質量不佳，這可能是因為患者在知覺壓力增大時，容易產生身心不適及緊張感，進而對睡眠質量產生不良影響。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PSS總分與PSQI總分呈正相關，即知覺壓力越大，發生睡眠障礙的可能性越大。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還顯示，積極應對方式評分與PSS總分呈負相關，且與PSQI總分呈負相關；消極應對方式評分與PSS總分呈正相關，且與PSQI總分呈正相關，提示患者若采用積極應對方式面對疾病，則在改善睡眠質量和減小知覺壓力方面能獲得收益。因此，醫護人員在關注患者知覺壓力的同時，還需協助其科學地管理情緒，鼓勵其積極面對疾病和治療，促使其睡眠質量獲得改善。本研究中介效應模型結果顯示，應對方式在知覺壓力與睡眠質量間存在中介效應。知覺壓力對睡眠質量的直接效應為0.502，不同應對方式在知覺壓力與睡眠質量間存在中介效應，適應、回避和屈服的效應值分別為0.190、0.067和0.097。這提示科學管理知覺壓力，有助于減少失眠狀況的發生，使患者維持良好的睡眠質量；同時積極應對方式有助于患者不良情緒的緩解，進而改善其睡眠質量。楊淑琴等[12]指出，文化程度越低的癌癥患者越傾向于選擇回避、屈服應對方式面對疾病。本研究120例中年肺癌患者的文化程度為小學至大專，受教育年限為5～15年，平均為(9.53±2.14)年，文化程度偏低，故臨床護理人員需對這類患者多采取針對性的宣教措施，鼓勵其積極面對治療，可有效減小知覺壓力，改善失眠狀況。

綜上所述，本研究納入的120例中年肺癌患者應對方式較積極，知覺壓力較高，睡眠質量較差。應對方式在知覺壓力與睡眠質量間具有中介作用。醫護人員應協助患者管理知覺壓力和應對方式，以改善患者的睡眠質量。